康有为：传统的终结与现代的开启

作者：廖峰

来源：《晶报》2015年8月9日A14 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五日丁巳

           耶稣2015年8月9日

近些年来，康有为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许多学者参与其中，干春松便是较为知名而高产的一位。2015年初，干春松出版了《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和《保教立国》两部著作，为康有为研究热再添薪柴。《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鸟瞰了中国儒学发展史，特别是对20世纪儒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分析了新儒家的“儒学分期”，反思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的批判，最终提出了回归康有为主义的主张。承接此书，在《保教立国》中，干春松分析了康有为的具体主张呢。指出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提出“君主宪政”到组织“孔教运动”，在与章太炎论战中，不断完善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并最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学说。在干春松看来，康有为从古典引发出的现代政治学说，对于反思20世纪儒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干春松大力赞扬康有为，甚至在《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中出现了这样的评价：“如果存在一个儒家的新发展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就只能是康有为。如果你要为儒学的现代发展贡献力量，那么请追随康有为。”认为近百年的儒学发展与康有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认为只有通过康有为才能找到儒学现代化的路径。关于这个观点，曾亦的《共和与君主》与唐文明的《敷教在宽》都似乎印证了干春松的论断；2014

年至今，连续开了三场康有为学术思想讨论会，透露出来的也都是“回到康有为”的声音。

难道说，20世纪百年的历程是虚度，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起点？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对这百年的思想进行简单梳理。

一、作为典范的康有为

由于不满于20世纪儒学现代性的发展，干春松提出要回到康有为来重新审视儒学发展的历程。然而，用康有为来回应百年来儒学发展的问题，这是干春松的问题意识，而非历史的发展脉络。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康有为终结了中国的古典传统，开启了现代性无限的大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典范性的人物。因此，我们也必须从传统的终结和现代性的开启来重新审视康有为的价值与意义。

康有为身处广东，深受晚清对外开放的影响，很早就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经过数次科举失利，他反思认为引进现代思想最大的障碍在于士大夫群体的因循保守。通过思想变革来促进政治变革，这是康有为晚清发动今文经学运动的政治背景。

通过撰写《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得出自新莽王朝之后，中国经学传统就被新莽王朝所篡改的古文经所笼罩的观点。自新莽王朝之后的儒学文化传统就是为王朝专制思想服务，因此需要恢复先秦孔子学说。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则论证了孔子改制思想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统一性，因此恢复孔子思想传统就是实现西方现代性。晚清政治改良就能够以恢复先秦孔子学说为旗帜，有了进行现代性政治变革的正当理由。

不过，很显然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具有双重性质，即在思想文化上激进地否定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将其视作君主专制的思想；在政治角度上，以维护满清政治为目的，进行现代性政治改革。正是由于康有为改良思想的双重性，导致了文化保守派和政治革命派的双重攻击。

二、章太炎与康有为

在文化和政治立场与康有为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章太炎——晚清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和反满革命的鼓吹者。他试图将民族革命与文化保守主义融合在一起。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被迫流亡海外，而其国内影响则被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革命派所取代。

在文化上，章太炎与晚清士绅对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深恶痛绝，认为康氏既不尊重经学传统，也不尊重孔子，因此章太炎一方面撰写《订孔》来批判康有为“孔子改制”之说，另一方面申说“六经皆史”来反对康有为“新学伪经”之论。应该说，正是章太炎对于康有为今文经的清算，才帮助晚清政治革命派摆脱了康有为改良思潮的影响。

在政治上，针对康有为的“保皇改良”，章太炎针锋相对地鼓吹“反满革命”，呼唤起汉族对于满族政权的仇恨，要求恢复汉民族的政权。很显然，章太炎的政治革命并不带有政治现代化的性质，他甚至公开表示了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方案的反感。

晚清政治改良与革命运动和经学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文化斗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化上激进与保守和政治上改良与革命的错位，导致了晚清思想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双重变奏。

三、辛亥革命与文化转向

在政治与文化潮流的推动下，辛亥革命爆发。尽管从形式上，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章太炎等晚清革命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但由于革命成果很快落入袁世凯手中，晚清改良派反而在北洋政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对于康有为等晚清改良派来说，辛亥革命固然是一种失败，但是他们很快就调整了斗争方针，将原来的政治“保皇”运动转变为文化“保教”运动，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孔教会”，继续宣传“孔子改制”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

与此同时，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后，就与孙中山的政治革命主张分道扬镳，试图将文化保守主义与民国政府相结合。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康有为和章太炎在经学今古文学术问题上依然具有分歧，但对于保守固有文化问题，他们达成了某种形式上的共识。

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政治上，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等政治保守派所窃取；文化上，康有为和章太炎双双走向文化保守主义，这导致了民国初年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兴起。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上的复辟，在这个背景下，袁世凯一方面要求大中专学校开始读经复古，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恢复帝制。

1915年，首先由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人不适合共和制，然后由杨度、刘师培、严复等人组成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1915年10月6日，袁世凯终于在“民意”支持下，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建立“中华帝国”。

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先是唐继尧、蔡锷在云南公开反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表现在文化上，自然也要清算民国以来的复古保守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此产生。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上反思民国的政治失败，认为晚清所兴起的今文经和古文经运动，已经不能作为民国政治的思想基础，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文化资源作为民国政治的思想基础。

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依然延续了康有为否定两千年来文化传统的思想方式，不同的是，投身其中的人们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回到“孔子的改革”运动了，而是将希望从历史转向了现代的英美和苏联。

五、新儒家与康有为

与此同时，面对民族危机和西化派的挑战，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一方面肯定现代性价值，另一方面开始思考如何接续中国传统文化，这让他们与康有为找到了共通之处。

新儒家虽然不接受康有为的论证，但却接受了康有为的结论。他们共同认为秦汉以下的儒家就已经堕入到专制主义的牢笼，因此需要反本开新来为儒家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与新儒家功分享了对传统的批判，只是在细节上各有差别——康有为认为是新莽王朝篡改经书造成的，新儒家则认为是由于汉武帝独遵儒术罢黜百家造成的专制主义与儒家的结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他们都认为澄清孔子和儒家的真义，是他们儒学研究的目的。

康有为诉诸于返回先秦，通过论证孔子改制的思想，来完成与现代性的接轨。而新儒家则是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的精神内核，发掘心性儒学的大义。通过追溯孟子的良知学与民本学说，来引发宋明理学的“良知坎陷”，从而推演出“新外王”学说——自由民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新儒家从康有为那里受益颇多。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儒家就是对于康有为框架结构的模仿。虽然论证的环节有所差别，但否定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结合的思路却是一致的。

六、马克思与孔夫子

但是，新儒家也无法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如干春松所言，毛泽东从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吸收了不少思想资源，并将其与共产主义理想加以比附。但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康有为还是持批判态度。

那是否就是说，康有为对于毛泽东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呢？事实上，毛泽东对于康有为的学术逻辑非常熟悉，但是并未接受康有为的论证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周秦之际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上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断裂。儒家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法家则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通过阶级分析法，毛泽东颠覆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论证逻辑，用法家的改革取代了孔子的改制，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论证。

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受到了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毛泽东是颠覆了康有为对孔子与儒家对现代性的捆绑，从法家改革开创出一条现代性的道路。

七、终结与开端

康有为通过新学伪经考，终结了中国的古典传统，又尝试通过重新改造孔子与儒学，从而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条道路在新文化运动后遭到了巨大的挫折，新儒家继承了康有为的道路重新创诠释中国传统，尝试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事实表明，他们并没有走通。毛泽东试图通过儒法斗争的历史，来解释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现实的国情，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回首百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程，回眸传统文化的兴衰沉浮，我们很庆幸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固然实现了康有为百年前的梦想，但似乎又与他的现代化方案不尽相同。如何看待百年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成为大家关注的目标。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学人试图重新阐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为儒家的现代化设计一条新路。干春松这部著作，也是跟随先贤，尝试返回康有为，重释近代儒学传统的工作。这种探索，有其价值、值得尊重。然而，晚清以来的大儒康有为们一一失败，今天先贤的追随者能否成功，仍有待历史的检验。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