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所急与文化布局：香港棋局的切近与深远

作者：弘道书院

整理人：苏鹏辉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初一日癸亥

           耶稣2015年6月16日

（王磊教授）

2015年6月12日，白日的京城天空一片罕见的“北欧蓝”。夜晚的北大，在幽静的法学院凯原楼，围绕时下错综纷纭的香港问题，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端洪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任锋副教授、北航高研院助理教授田飞龙先生飞扬论策，各抒己见。这次活动是弘道书院2015年度“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四场，同时也是北大博雅公法论坛的第十九期活动，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担纲主持。

（田飞龙助理教授）

田飞龙先生首先介绍了香港问题的基本背景，认为冲突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明意涵。九七香港回归，只是主权的复归，而在文化层面，香港与大陆之间始终存在疏离。长期的殖民历史以及在东西方冷战中的特殊地位，滋生了香港部分精英不切实际的民主使命意识；大陆市场经济身份的争议性以及政治体制的殊异，使得认同西方现代文明的香港对大陆始终存在轻视性的认知与想象。所以，从文化落实到法理而言，香港政改就演变成地方民主与国家利益、国内宪制与国际干预之间的冲突。《基本法》中采用居民本位而非公民本位更加容易塑造香港的特殊的地方意识而不利于统一国民意识与共识的形成。依田先生之见，央港之间在政治文化的惟余的共同基础仍是《基本法》，其难点在于，双方对于基本法的法理诠释针锋相对，反对派也总是绕开基本法寻求自身论据，普通民众对基本法存在超文本的理解。可以考虑的是在基本法的前提下，引入中国宪法，引入适度的公民义务观，并据此构建适用于香港青年的权力义务安排，是纾解香港问题的法理关键。而对于香港来讲，也必须摆正心态，思考在新的历史定位中来重估自身的历史机遇与前景。

（姚中秋教授）

不同于田飞龙先生从法理、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香港问题，姚中秋教授则从文化角度切入对香港问题的观察。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古今中西纠葛的历史，在这场纠葛之中，香港处于最前沿。在很大程度上，香港就是中西冲突与交流的产物。正因如此，香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关系。其复杂性可以从三个阶段与三种状态加以理解：

1.香港被割让，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香港的殖民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都是领先大陆的。所以它反倒刺激了如康有为等一批中国近代的改革者。这个时期，香港成为了大陆学习的对象，而大陆却只是一个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这是这一时期大陆与香港关系的基调。2.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由全盘反传统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文化在大陆被彻底扫荡一空。与此同时，香港，也包括台湾在内，则成为中国文化的飞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地方。这个时期的香港影视作品，也大多反映了中国文化特色。这一时期的强烈对比，就是在也许是不自觉地守护了中国文化的香港与完全毁弃了中国文化的大陆之间。3.香港的殖民统治文化自觉的滋生。港英政府开始推行系统的殖民化政策，由此导致许多香港精英逐渐去中国化。产生了与老一辈精英完全不同的现代精英，他们在文化上基本亲和西方，儒学在香港变得完全无足轻重。而与此同时，大陆则开始复兴中国文化。正是由于在第三阶段的区别，造成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冲突。政治上的优越感、对大陆的疏离、亲近英国等西方国家，放弃了在文化上引领中国发展的责任感，这是香港问题中的文化要害。在姚教授看来，仅仅从政治、法律角度来寻求香港问题的解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文化上弥合香港与大陆的情感冲突，才能从根本上推动香港问题的解决。

（任锋副教授）

任锋先生提出要从多重视角来审视香港问题。他首先谈及在香港求学中的亲身观察与切实体会，发现即便是回归后的香港，普通人对于大陆始终是感觉陌生的，他们不知道如何与大陆接触，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也就无从巩固。任先生提醒我们，作为国人，在面对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乃至边疆问题时，都是无法置身事外的。而透过香港，其实可以审视华夏文明自身的故事。核心的问题就是，在同一的政治体的建构下多样态的制度共存，其条件究竟为何？这是一个历史宪法学的提问，而其解题要点，则是要从儒家参与历史宪法的讨论与生成中来理解国族建构。从中国的国族宪制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作为中国文明构建的根干时期：三代文明。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架构。周的启示性就在于，它成为了后世国人思考大国之维系的典范思想资源，甚至整个三代均为历代儒家秩序思考的资源。2.秦汉形态。秦制确立了持续至今的基本建构、郡县天下的格局。而汉制则是在秦制中复活了经典中那些非常重视地方、礼俗、士大夫为中心的、与皇权共治的政治精神，改造了集权国家。由此形成的秦汉之制一直延续到满清。3.晚清以来的阶段。香港问题恰恰在这个时期作为显著的问题而出现。核心就变成了主权国家体系的问题：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在一个大国内部多种多样的地区的整合问题。思考香港的政治改革要放到这个阶段里面。它给我们现代中国的国族构建带来的挑战？挑战的内涵是什么？可能关键就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确立问题。因为从现实来看，传统文化没有真正进入到香港的政治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中来。所以，要纾解香港问题，首先就需要提供一套根源叙事，以儒家文明为根源的叙事，祛除革命叙事。只有落实一种根源叙事，才能使得香港公民从恰切的自我认知中来思考自身。其次，是要发扬社会治理中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内容，从尊重乡土习惯上生成秩序。第三，重新思考与激活古典的封建精神。如顾炎武讲“寓封建于郡县”，就意味着制度空间可以拓宽，要内在于华夏共同体的秩序中来思考具体的制度安排。最后，则是一个治人主体的问题。这就要靠教育与文化的滋养，培养君子式精英的治理能力与创制能力。总之，理解香港问题，不仅要有国际视野，更要有华夏文明的视野。

（陈端洪教授）

陈端洪教授坦言，香港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讨论的话题，也是一个急切的政治问题。它在当下此刻，尤其需要政治决断的果毅。文化的关注虽然重要，但在此刻并不够急切，目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时刻。而如果要追问，造成香港今天的这样一个僵局，究竟是利益冲突还是文明冲突，这也是可以分析的。大致而言，可以承认其中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文明的冲突。但文明的冲突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更为真实，这就要追问到底是哪些文化要素在发挥作用，而这些文化要素又是如何积淀下来的。陈教授的分析有三点：1.20岁左右的一代人是在不安中出生的，他没有确定性。不确定香港的前途在哪里，充满着焦虑。2.这一代人没有“乡愁”。归回原籍拜祠堂祭祀祖先的礼俗实践基本没有了——他已经没有地方回望了，所以就只能形成香港的本土认同。3.教育问题。回归后的教育与回归前的教育的差别，这其中有一个历史的悖逆，香港曾经是中国文化的飞地，然后却沦为文化沙漠。香港政改对普通人而言是寻求政治身份的定位，他需要确定自身的区别与类别，并因此与反对派有交织的、共同性的一面。现在的政改方案即便按照西方的民主标准都没有问题，但在这个方案下，反对派很难有机会在政治上获得机会。所以，反对派的身份建构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只不过是用普世标准来装饰来表达而已。文化与利益两种因素，在香港政改的各方是纠缠在一起的。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姚中秋教授再度肯认了在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中，多种政治制度如何共存的问题之关键性。而在这方面，中国历史可以提供许多启发，因为传统中国向来都是“一国多治”。所以，通过儒家的文教体系建立政治认同，是体大纲正的思路。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需要为香港公民、香港青年人建立特殊的政治身份，而是需要开放、在大的华夏共同体之中来消融香港人的特殊意识。陈端洪教授也希望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实践，所谓的“一国多治”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进行深入的探索与讨论，对于大英帝国、中华帝国化多为一的政治实践，它们在宪制理论上的启示性，在学理上都有着深入研究的空间。

（活动现场）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