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义庄：中国宗族公益的最后绝唱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廿八日辛酉

           耶稣2015年6月14日

我以前介绍过范仲淹开创的义庄——一个维持了近千年的宗族NGO。范氏义庄以固定的族产作为可永久生息的基金；族产之产权归阖族所有，任何个人（包括族长）均无权私自处分；族产之收益（如田租、利息）必须用于族人福利或作族内救济金；义庄的运转有一套严密的制度给予约束和规范。这样的宗族救济模式，突破了过去的随意性赈恤，实现了救济组织的实体化、救济机制的制度化。

因此，范氏义庄问世之后，很快便成为宗族救济的典范，为士绅家族所纷纷效仿，尤以江南为盛——“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一份调查材料显示：20 世纪初，江南吴县有64所义庄，除了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还有1所设立于16 世纪，3所设立于17 世纪，10所设立于18 世纪，43所设立于19 世纪，5所设立于20 世纪，1所创立时间未详。常熟县有义庄90 所，其中35所成立于19 世纪后半期，5所成立于20 世纪初。可以说，太平军乱平息之后的19世纪下半叶，是江南义庄的快速生长期。

很多义庄到了民国时期还很活跃，比如无锡钱氏宗族的怀海义庄。七房桥钱家人才辈出，至少走出了六位院士，包括国学大师钱穆、“力学之父”钱伟长、环保学家钱易、经济学家钱俊瑞、物理学家钱临照和工程力学家钱令希，蜚声海内外。钱氏这一惊人的家族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不归功于传统宗族组织的福利—救济机制。钱氏祖训要求子孙后人：“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因而，钱氏宗族置有义庄、学田、族学等族内公益组织。正因为有宗族提供赈济与福利，钱氏族中的贫家子弟才得以免于匮乏，才能够将心力专注于读书。

有些家族尽管不立“义庄”之名，但运用族产设立公益基金的思路，还是借鉴自义庄模式。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老人萧一湘老先生，曾经撰文介绍了民国时湘南常宁县的各类宗族公益基金，当地人称为“公堂”：祭祖有“清明公堂”；救荒有“积谷公堂”；助学有“崇文公堂”、“文昌公堂”等；社会公益有“茶亭公堂”、“渡桥公堂”等；文娱活动有“春灯公堂”、“狮子公堂”等；协助社会治安有“弭盗公堂”，等等。

这些宗族公益基金除了用于族内救济与族人福利，也造福于地方社会，比如“茶亭公堂”修建的茶亭，便为社会公众所共享。据民国湘南的贺氏族谱记载，“（贺族在）河洲五里许之凉水洞，建立茶亭，耗国币400余元，另腴田3亩，施给茶水，永便行人。又凉水洞亭者，路通祁、衡康衢要地，游宾络绎，往往冬寒夏暑、夜雨霜晨，到此极为局促，尤以粤东盐贩为最难。凉水亭建，诸难解焉。”

清末—民国之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科举罢，学校兴，国家要求各地创办新式学校，推行义务教育，以适应时代要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宗族及其公益基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当时政府财政窘迫，无力建设太多学校，便要求将各宗族私有之族产提充区立小学的经费，但能自办学校的宗族可免提充。于是，各地宗族纷纷利用原有族产，创办学校。钱穆兄长钱挚创办的“钱氏私立又新小学校”，便是这类新式族学。

在民国的湖南常宁县，除了县城两所小学是县立学校之外，东南西北四乡的四所学校是士绅与各族联合创办的，其余的学校基本上也是宗族办起来的。大的宗族，由于族产雄厚，可以给入学读书的本族子弟很多赞助，包括提供学杂费、伙食费；小族的适龄儿童，若本族未设学校，也可以到大族设立的学校读书。可以说，如果没有族学支撑，民国的新式教育根本就不可能蓬勃展开。

然而，也是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宗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先是，宗族制度包括其救济机制被举国的激进公知吐槽；随后，宗族组织包括其族产，被汹涌的时代洪流冲毁。但吊诡的是，那些有志于摧毁宗族传统、建设美丽新世界的人，并未能创立任何一种比义庄或者乡曲义庄更有生命力、更有救济力的民间公益组织。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修订的《常宁崔氏五修族谱》前言，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民闭关思想一与欧美文化相接触，烈风迅雷，何止一瞬千里。故急进者，恒矫枉过正，对我国固有之伦理建设、社会基础，施以怀疑疾恶态度，毁之犹感不力，弃之犹恐不速，凡言宗族者、忠厚廉耻者，皆视为封建意识，思想落后，讳莫如深。然前人成法，有可弃者，亦有可存者；有随时代变迁而殁与扬弃者，亦有万古不变永为人类之指南与桥梁者，吾人当具备冷静理智与目光，予以适当之选择。”

——这段话，放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毫不过时。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