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光阴如电，一闪而过，人事尽非，万象更新。读经，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教育运动，划出了十年中国文化的心路，道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声。十年，大陆的读经运动，做为推广的推动者，有多少不可忘怀，又有多少沉浮回忆，有多少精神回响，感慨和交集，任重而道远，或可回首一顾。

 

1994年，国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台湾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振臂一呼，奔走各地，宣讲儿童读经教育，迅速得到台湾社会的高度响应，未几遍布台湾，风行而过，读经之声遍地可闻，各种文化教育团体莫不热烈响应。

 

 

1997年秋，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请王财贵博士到香港，举行一次公开讲演，讲述读经教育的理念，介绍指导儿童读经的具体做法。1997年6月，天平儿童基础教育中心的主持人陈鸿远律师从国际文教基金会听到介绍后，就开办了第一个“经典文学诵读乐园”课程。天平中心不仅自己开展读经活动，而且逐渐向香港其它教育机构推广。特区政府教育署的总督学在考察了天平中心的读经课程后颇为欣赏，主动向其它学校推介。（见《重整中国文化断层的宏图大业》）

 

1997年10月，国际文教基金会邀请王财贵教授前往海南岛，在海南航空总部，进行了第一场大陆的公开读经演讲。

 

1998年春天，ICI国际文教基金会正式在大陆推广读经教育，成立国内最早推广机构——武汉大方文教儿童中西文化导读推广中心，以中西文化导读的名义开始了点火播种工作。1998年的暑假，王财贵老师开始在大陆巡回演讲，犹忆在广西的演讲，从桂林到南宁，从南宁连夜赶往柳州，一夜未休息，次日又开讲两场，晚上又赶往玉林，所到之处，惊醒四座，一片哗然，读经，这个名字迅速传播开来，那时的家长，甚至都不敢认为经典是可以读的，更多的认为经典还是有糟粕的，尽管如此，对教育的反省，可以说是从读经打开了国人教育反省的天窗。

 

天津是国际文教基金会大陆推广的前沿，也是国内儿童读经的里程碑式的起点，得到时任天津河西区的副区长张俊芳的大力支持。1998年4月，在河西区举行的第一场演讲会就来了30多位校长。区政府选了10所小学、幼儿园作为第一批单位，实验期为三年。一年半后，参加实验的单位增加到14个，参加人数近万人。河西区先后举行了两次儿童导读活动展示会，并邀请台湾读经儿童同台表演。他们还专门编印了《河西区中国古代经典导读实验成果集》。

 

1999年，我从四川大学到武汉，负责武汉大方儿童中西文化导读推广中心的各项工作。武汉大方开始全面宣传读经理念，系统挖掘整理经典文化教育的各项领域，涉及中文经典、西方经典、经典音乐与乐教、胎教、儿童礼仪、儿童身心锻炼、儿童开发智能系列教程、师资培训、经典文化讲座等。推广中心一向以低调务实的精神，投入所有的人力和资金，将儿童中国文化导读的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地，还负责向全国各地开展导读的贫困学校、希望小学赠送导读课本。至2005年始终引领全国读经推广的前沿。同期还有厦门的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经风气推广中心，以及2000年底成立的北京四海儿童经典教育教育中心，成为读经推广的重镇。

 

 

1998年，国际文教基金会儿童智能开发中心，与华东师大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在师大附属的幼儿园、小学进行实验教学。1999年8月，双方联合进行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与潜能开发绩效实验。他们选取上海2所幼儿园和4所小学中的几个班级为实验班级，并选定了平行相关的对照班级。对实验班级实行了两个学期的经典导读训练，分别对他们在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智商和人格等五方面的指针进行实验前后差异、对照班和实验班之间差异的比较和检验，作出研究报告。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活动对于同时提高儿童的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和人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的效果是增加识字量。每天诵读15－20分钟的华东师大幼儿园实验班的大班儿童，平均识字比对照班的儿童多129。92个。宝山实验小学二年级实验班的学生比对照班平均多识字289。15个。可以说这些实验已经触及了一个巨大冰山的一角。这份报告书，是对读经运动的推广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实验支持。

 

 

1999年起，大方文教、绍南文化正式计划开始邀请王财贵博士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每年的假期，成了王老师最忙碌的时候。演讲的行程，可以说是相当的凌乱，一个省几天，一天可以插播几场演讲；往往是东边飞了又飞西边，上午在湖南下午就到四川。王老师就像个永动机式的铁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推进一大步。

 

2000年，读经以文化导读的名义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各地既有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也有公立、私立学校自发加入的，还有志愿者自办的大小义务教学班。在武汉、天津、上海、北京、南京、重庆、成都、深圳、广州、济南、淄博、郑州、漯河、南宁、桂林、长沙、株洲、福州、厦门、海口、兰州、乌鲁木齐、沈阳、长春、大连、连云港、昆明、贵州、西安、杭州、温州等地，甚至远到内蒙古的巴盟都有。全国29个省市直接参加读经的少年儿童已达200多万人，受影响的成年人超过700万人。

 

2001年7月24日—8月30日，我还记得王老师应邀在北京高教教育培训中心，国家图书馆，佳木斯大学，以及哈尔滨、西安、苏州、上海、玉溪、昆明、贵阳、长沙、武汉、白银、兰州、深圳、顺德等地巡回演讲，大型报告30余场，小型座谈40余次。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场报告，轰动了教育界文化界，成为日后读经宣讲的经典演讲，号称“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刻录发行达500万张。在王老师的演讲中，不乏上佳之作，可是录制的效果妨碍了广泛传播，深圳沙井的报告也是那么的震撼！

 

2002年以后王老师的暑假演讲，几乎成为惯例，邀请单位已经从民间上升到政府教育机构，可以说是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评选教育明星，或者是最受欢迎的演讲家、教育家的话，王教授当之无愧。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组织扶助农村贫困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而闻名于世。“希望工程”经过近十年的历程，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先的目标大致已经达到，需要提出更高的战略目标。此时，南怀瑾先生向徐永光先生推荐儿童读经活动。1996年十月间，王老师到上海，为希望工程学校校长培训班，主讲了两个上午计八个小时的：经典之美与文化传承－－即：如何教导儿童读经。

 

当时青基会主任徐永光及陈越光两位先生率领几位干部从北京来，参加听讲。他们原先已在香港拜访南怀瑾先生时，受了南老师的鼓励，听了演讲，更为激动，第一天晩上进餐时，两位先生即笃定表示：此事攸关中华民族前途，非做不可，非成功不可。并表示其单位所辅导的希望工程学校在短短几年间己建校五千所，只此五千所，即有近五百万学生。他们将立即甄择一百所有意愿的先做试点，然后在十年间推行到所有学校去，预计将有一百万儿童接受经典教育。

 

但他们决定不用“读经”这个名称，而且选书也不照经典全文。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质疑，让事情较为单纯，所以选编经史子集诸短篇名作为教本，并定名为：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

 

1997年实验了一年，1998年证实大有成效。1998年6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激活。组委会向全国青少年提出“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的口号，确定以“直面经典，不求甚解，但求背熟，终生受益”的方针指导儿童读经。他们原先指定的计划，是开展10年，组织全国的100万孩子参加，但活动一开展，发展速度大大超出预料。最初是学校的热情比教育主管部门高；家长的热情比老师高；农村学校的热情比城市学校高。后来，各地的学生、家长、教师和地方政府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程。并扩及全国其他非希望工程学校。成为大陆推动读经教育甚为有力的政府单位。

 

1998年9月28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ICI国际文教基金会、澳门中华教育总会，台湾由薇阁学校主导，华山书院协办，有二十余位小朋友及家长参加，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四地少年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春节，在北京音乐厅举办10场“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北京8所小学的500名孩子与艺术家同台表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欣赏了朗诵会，对儿童古诗文诵读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2000年12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委会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表彰大会，16个省区的50个单位和150名个人获得表彰。读经活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至2004年12月，已经在全国30个省市的5000多所学校的430万儿童开展起来，己远远超过了原先十年100万的预期（若加上社会其他团体，这那时全大陆己有将近一千万儿童接受了读经教育。）。他们的标语“读千古美文，作少年君子”，己传遍全世界。但是，随着持续升温的读经热潮，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影响及相对地位不断下降。

 

 

儿童读经活动，不仅在中国内陆及港澳台推展，而且波及到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的中文学校都开展了儿童读经活动。马来西亚的儿童读经是从1998年底开始推动的。王财贵博士的演讲，引发当地华人社区留意儿童读经活动，他们还专门组织儿童读经考察团到台湾取经，马六甲文教基金会理事长钟积成老师，是马来读经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98年7月，王财贵博士到美国举行专题演讲，带动了美国的读经活动。美东中文学校协会会长童振邦极力将活动推广到所属六州的中文学校，德州、加州等地区也都先后加入。许多家长亲眼见到小孩朗诵《大学》、《老子》、《论语》都相当惊喜。这些家长也就自觉地成为推广核心。许多人在家自组小班，朗诵经典。1999年5月29日，在波士顿举行的美东中文学校年会上，数十名儿童搭乘巴士赴现场做朗诵示范表演，使儿童读经的影响在美国进一步扩大。美国还成立了“世界儿童智能开发基金会”，希望发展到英文及其它语文的经典导读，同时争取各项文化及国际组织的认同，以便推广到西方文化圈。

 

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只要有华人的国家都有人参与读经，最关切的甚至有国家行为的以东亚和东南亚为甚，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西方则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阿根廷、墨西哥、澳洲、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法国、日本等国的重要媒体也有过报道。此外，海内外的学术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工商学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台湾台中师范学院、哈佛大学等海内外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也积极介入了儿童经典诵读活动的推广。读经在世界华人圈，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真如王老师说的：“凡是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儿童在读经。”

 

 

 

读经最初的播种，少不了千千万万的热心人士，在今日的报章张，也许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是读经推广的大义精神所现，也只能就我的回忆叙述，也希望见证过这段历史的同仁能够记录他们的事迹。

 

许竹如——深圳第一批推动读经的前辈，他说：“我们是两手抓，一手提着钱袋子，一手提着脑袋”，印刷购买了大量读经宣传资料和教材发到全国，因为这个是文化救亡的活动，有人反对经典就可以来砍我，我是个不怕牺牲自我完成经典的人。他的儿子，也是第一个大胆辍学回家读经的。

 

吴量光——台湾了凡学会负责人，每年在台湾募款到大陆印刷大量读经资料赠送，开始是在厦门成立“中华文化研习会”，以人生四阶段的教育理念推动读经，后来转而支持武汉大方，全国第一片的《弟子规》、《三字经》，就是经吴先生支持制作，经由武汉大方广泛发行。吴先生还对第一批的读经课本拼音校对做了大量工作，武汉大方、绍南文化的读经底本基本由吴先生完成基本的工作，他所创立的繁简黑白标注法，也被大陆读经课本通用。

 

郝永军——佳木斯铁路工人，他把自己的所积蓄都拿来做读经推广，买房子的钱，娶媳妇的钱，全部义务捐给了读经事业，他依然是那么的乐观。

 

王福玲——哈尔滨退休教师，推广读经以义为利，自己买课本送城市送乡村，十年如一日，多少进多少出，无价的服务感动了东北。

 

刘建茹——烟台SOS儿童村妈妈，十年的心血全部给了读经，给了儿童村没有父母的孩子，记录的日记叫“妈妈日记”，感动了很多人，她是最有教学经验的妈妈，是读经第一儿童村妈妈。

 

苟华健——成都读经推动第一人，自创“问心斋”，为王教授的精神所感动，“为教育立心”为情怀，从文化开读经理念，为推广读经，辞去经理职务，几近于一个人的文化苦旅。成都自贡地区开展读经的叫唐定春，至今已日蒸其上。

 

王敬东——山东平原小巨人经典学校校长，听闻了王教授的读经理念，王先生当下就放弃了仕途，全身心投入读经的推广和教学，他的学校，是全国第一所经典学校，成立于2000年9月。历经磨砺，不改其志，山东读经的推广，王敬东是一面东风。

 

惠军、贾正懿——贵阳读经的两个主力，出钱出力，四处奔波，演讲办学送经典到农村，撑起贵州的一片天地。读经广布后，贾遁入空门，令人磋叹！

 

马文仲——河南农村读经义塾第一人，作为一个残疾人，在农村推广读经，义务教学，恐怕也就往来他一个人，他的事迹，在台湾被拍成20集电视连续剧。

 

李梦琳——上海女企业家，读经十年的各种初期活动，她支持了近1/3的经费，没有她，就没有读经的全国性平台。

 

郑军——江苏江阴辅延中心小学教师，将读经引入学校、读经申请成语文课题的重要先锋，没有他，也就没有了民间读经会议。

 

左玉琦——天津最早开办读经班的推广人，获得天津领导的支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吴震东——温州的骨科大夫，是早期最为积极的推动人物。

 

贺益德——湖南娄底师范教师，贺氏家塾创办人，他结合古人的私塾教学经验，总结了读经教育的方法，使得背诵经典有了扎实的功底，他的文章《家学旺，国学兴》负有盛名。

 

其他早期推广人物，都是以奉献精神，支撑了读经推广的一片天地，如：河南淇县王密生，河北行唐傅路江，湖北宜昌艾惠，沈阳周芳，内蒙古锡林浩特刘建成，兰州大学梁一仁，太原张宝通，山西应县吴海峰，甘肃白银张乾栋，河南新密张怀洲，漯河李玉琴，淄博高绪利，云南大学曾小英，洙洲潇童，衡阳陈容初，长沙理工大学谢玉光，西安方波，柳州黄学敏，重庆魏寿忠、王诗繁，新乡葛淑芳，浙江瑞安项锦敏，江苏太昌王燕等等。

 

 

2002年6月8-9号，江苏江阴辅延中心小学，申报江苏省十五重点立项科研课题——“新世纪国学启蒙教育研究”，项目负责人郑军老师，建议把立项会办成第一届全国读经交流大会，经协商联络后，由武汉大方出面组织，在中华孔子学会郭齐家教授的支持下，三方共同在江阴召开了全国读经第一次大会，与会者300余人，上海李梦琳组织了3大巴士人员参会，北大一耽学堂的逄飞参加了本次会议，得到各地读经人士的支持。2001年9月，该立项得到批复，这是第一个读经课题的立项，郑军老师把红头文件复制了500份，发到武汉大方，再发往全国各地，于是，读经，有了第一份红头文件，在那时，红头文件推国学，可以是各地推广读经的令牌了。

 

2003年起，武汉大方获得湖南理工大学谢玉光老师协助，将全国读经会议放在湖南中华文化学院召开，学院副院长刘孝听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全力支持武汉大方的每次会议，读经推广者多属民间有心人士，大家也都非常感谢刘院长的义气。湖南可以说是读经发展的策源地。同时期9月，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委员会与北京四海经典导读中心在山东曲阜举办“首界华人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友谊赛”。月底，央视4套“中国报道”专题报道对王财贵教授、郭齐家教授的采访。

 

2004年7月，武汉大方召集召开第三届全球经典教育交流大会，到会专家20余位，参会人员500多人，大会氛围热烈非常，南怀瑾先生发来贺电，并委派弟子李真吾、美国人包卓立演讲；到会的还有台湾政要谢启大，以及海外华人代表等。会议引起巨大反响的是阳明书院山长蒋庆先生的报告，开辟了读经与儒家教育的议题，同年底，蒋庆先生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一片读经争议，从平面媒体蔓延到网络争论，其参与人数之多、讨论话题之集中、观点交锋之犀利，为近年来国内文化领域所少有（《中国归来》康晓光），蒋庆先生成为大陆读经运动的一面旗帜。《南方周末》就读经问题整版报道，争议非常激烈；在《南方周末》之前，2002年武汉《长江日报》周末版，每周就有一次关于读经的正反辩论，持续数月，武汉大方并未回应，不了了之。2004年，净空老法师弟子成立海口孝廉国学中心，其弟子蔡礼旭先生开始在海口义务培训读全国经教师，后在北京设立大方广公益网站，随后净空老法师在安徽卢江建立《弟子规》教育基地，为读经运动，大加推动力度。是年，“读经运动”成为2004年最大文化事件。

 

2005年，在长沙的全国读经会议，历时7天，由王财贵教授亲自主持，召开“首届读经宣导员及教师培训”，王老师的百问千答，从那时起就成了会议常曲。

 

2006年，国际文教基金会十年读经点火工作完成，全国读经交流会由湖南中华文化学院继续承办，武汉大方工作结束。是年，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每学期加入30个课时儒家知识。时厦门绍南迁至上海，开办孟母堂私塾。

 

2007年，“孟母堂事件”成为读经教育的分水岭，成为现代私塾取得公平教育权利的著名事件，该事件的最终的处理结果，显示了国家对传统经典的重视程度，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2008年了，读经教育推广十年，成绩斐然，全国上下，读经典几已成为时尚，中央各大部委、各级县政府都很重视经典学习，然而，这是我们推广的读经教育的结局吗？回顾与反思，我们还有更多的路。

 

 

1995年由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个名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016提案）。这九位老人是赵朴初先生，冰心前辈，曹禺先生，夏衍先生，叶至善先生，启功先生，吴冷西先生，陈荒煤先生，张志公先生。

 

焦急万分的老人接着大声疾呼：“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挽救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

 

九位老人认为，仅就师资而言，目前能担负起古典学科教学工作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大多年逾花甲、甚至更老。马上采取行动，还可集中一部分力量勉强对付，再过十年八年，恐怕这样的古典专科学校，想办也办不起来了。

 

然而，要找到一条传乘文化的教育之路是不容易的，必须在教育方法上有所突破，王财贵教授是读经运动的灵魂人物，他的一句“六字真言”“小朋友，跟我读”，一语解纷，使得近百年的教育沉疴得以改善，原本使人敬畏的几乎要打入保护圈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简单的方式下，如此轻松简单的就可以学习了，学的简单，老师教也简单，简单到老师只要有信心，只要会拼音，就可以教孩子读经，甚至以CD做老师。中国的教育，语文当成数学教，断送了几代国人的精神慧命，成为全盘西化的顽固堡垒，就被王教授这一句六字真言，轻松念破，石破天惊。也是这一句话，承担了多少文化继承，反复思量的智慧之言。

 

我常听人说，我教孩子读经，是在王教授之先的，这样的言论，听多以后，初以为比王老师见识远大，后是不太相信了，没有王教授捅破这层窗户纸，有谁能够提出如此简单而深刻的教育理念。

 

读经教育，深入浅出，符合人性，整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可谓是西方人匪夷所思，东方人妄自菲薄。王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洞见，恐怕不是一般学术研究所能虚心理解，这些都是有深刻的文化智慧和承担勇气。十年读经教育的成效，几乎不用去整理成果，反对者置疑者，只要敢去实践，也逐渐变成了支持者。

 

2007年，在青城，听闻王教授“读经教育学”的阐述，甚为深刻，当今的世界，横行天下的教育理念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体系，中国文化，要输出世界，靠功利的教育体系恐怕难有人才出现，中国要出现世界级人才，必须有自己的东方教育体系，教育，这个让人无以言述的话题，是不是要点良心，要点灵魂，为中华未来负责任啊！

 

一个国家富裕不可敬，没有文化可耻。教育，你没有教会我们的国民基本的价值观；教育，你成了少数精英阶层的私立职业化标志；教育，你塑造了多少没有精神没有灵魂的工具；教育，你是何等的媚俗；教育，不传道，不育人，不关心实践能力，不关人们的精神死活，不负责人格的塑造，不注重人文关怀的精神；教育，难道就是产业化的赚钱之路；教育，我要怎么样消费你，给你多少钱能培养一个圣贤；教育，你是如何的铲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自信，你是如何的异化我们的民族啊！教育，已经不是教育本身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呼唤教育的灵魂，是要为教育立心，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东方教育体系！读经，是基石！

 

 

王教授就数学问题提出数理读经的观念，大可不是一时读经热头，心血来潮。一个人对世界的观察，大体分为对内在世界的认识，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内在的认识形成智慧，这原本就是语文的基本功能；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原本就是数学的思维，你不可以用数字来评价内心智慧的感受，但是有了内心的智慧，再去认知外在的世界是很容易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先培养起内在智慧的学问，等到真有了智慧的体验，有这样高度的理解，再去学习数学是很容易的，所以学习好语文，数学是可以自学的，有了高度的智慧，才可以开发出高明的数学家，也才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原动力，所以现在的数学，是教不出来大人才的。

 

数理读经的观念，在未来十年是要大力推广的，它可以影响中国科学的进步。

 

 

2002年前后，台北读经协会，有推广快乐读经法，认为孩子在快乐游戏中读经才是解决读经枯燥的唯一办法，这个方法后来传到大陆，一时从者甚众，幼儿园老师纷纷仿效，读经学校认为这是一剂良方。但是很快就发现，与其让孩子在快乐游戏中读经，不如让孩子在游戏中蒙特索利，原来，游戏快乐和读经是两回事，原来，游戏的快乐和读经的快乐是两回事。类似的就好象卡通的读经课本和简单大字黑字的读经课本效果差别太大。

 

游戏的快乐是外放的，读经的快乐是内蕴的，一个人内心的喜悦快乐是永远无法通过游戏来体现的，而内心的喜悦是永恒的，游戏的快乐是发泄的。

 

一些家长时常问我，怎么教孩子读经，我说，很简单，就四个字，王老师说的“老实读经”，“那枯燥怎么办”，“那就枯燥的读下去，哪一天他体会到枯燥的快乐，那是他真开始读经了”，这个就是读经的魅力。一个没有经过如此简单而重复的学习过程的人，起码他是没有深刻的自省能力的，也谈不上读进古人的智慧去，没有专注力的自省，所谓人才都是浮云，这个能力是要“大量读经”养成的。一般的孩子也要一到两年才能养成这个能力，所以读经的全体制推广，我不抱希望，最多增加一点知识；半体制的读经，我也认为费力不讨好，上贴不到应试，下贴不到读经能力的养成，上下空费劲，读经所培养成的学习能力，无须用什么八大智能来衡量，这个学习能力是现行的教育体制永远也教不出来的能力；全日制读经，一定大行其道，如果孩子大了，就教小孩子，教小孩子不如教胎儿，教胎儿不如请妈妈养成这个能力。

 

读经前五年，很多学者为表示自己的主见，非要弄个讲经式的读经，认为孩子一定要理解才能教下去，以区别于只读不求理解的理论，其演说足动人心，似乎有理，几年下来，他依然去解他的经，儿童依然去读自己的经，儿童与他了不相干。哎呀！真是能讲的不能教，能教的不用讲，费一大圈，教学两不相长。由此，不得不佩服王财贵教授果真是贵啊。

 

 

1998年的时候，在成都购书中心蹲书架，发现一本破旧的关于音乐与儿童潜能开发的书，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沈建军教授写的。来武汉后随即前去拜访了沈教授，沈教授很高兴，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课前音乐教育法，就是挑选符合右脑波段的音乐在上课前5分钟，让学生听，结果发现学生很快就安静下来了，情绪可以控制了。后来沈教授用当时流行的左右脑的名词把这种方法推广发扬，介绍给一些音乐人，其中就包括台湾的陈教授，陈教授就在台湾把它发扬光大成为一个音乐教育方法。沈教授把这个教授介绍给我，后来陈教授来上海推广，我去上海拜见了他，希望把这个音乐的方法介绍到读经音乐教育中。但是听了陈教授的几场演讲后，我发现他严重歧视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回到武汉，与沈教授沟通，沈老也是一直不赞同陈先生轻视中国音乐的做法。后来邀请陈教授来武汉演讲，包括到武汉音乐学院，更是遭到很多人反对，我与沈教授多次劝说陈先生，无奈愈劝愈反，无可调和。当时已经在读经教育中推广他的爱和乐了，这些分歧使得我们重新反省读经的音乐教育。如果只要右脑音乐的脑波，那就直接用电波刺激好了，何必音乐，既然音乐，就不可缺少音乐的经典文化内涵，就如读经的内涵，脑波的刺激成就不了大人才，音乐的文化内涵的经典性才是第一选择，即使论脑波，中国的古琴恐怕是最右脑的音乐了，这个是用脑科学解释简直就是糟蹋古琴，经典、耐听最重要的是文化表现，就是经典音乐。最后我们转而推广古琴音乐，98年我就在川大陈兵教授那里接触到古琴，后来在推广过程中帮助南京古琴家老桐先生出版了他的《琴道》，在全国读经会议上请他演奏古琴，结果大受欢迎；2003年的，我们在武汉召开了可以说是最大的古琴雅集，中州派琴家丁承运夫妇，同台演奏琴瑟和鸣“神人畅”，这是世界首次大型的琴瑟和鸣演奏，我们邀请了武汉所有大学的音乐爱好者和读经家长，有近400人的雅集，鸦雀无声，古琴的魅力震撼了所有的人，沈建军、涂又光教授非常感动，他们说，这个才是中国音乐的精神。艺而无进乎道，不可以作为经典音乐推广的，起码不是最好的选择，后期西安德音的《国乐启蒙》弥补了这个缺憾！我始终认为，音乐的启蒙，与读经相比，虽然没有经的重要，但是选择好的音乐，是中国文化乐教的一个体现，音乐的美，不在旋律，在于心灵和境界，孔子、荀子对音乐的论述足够我们反省的了。一个时代的经典音乐，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水准，游太古，觐伏羲，除了国故精华，又有什么可以入耳？

 

 

2004年的时候，我们就读经教育这个问题，反思乡村私塾的建立问题，当时拜访马文仲先生的时候，就请马老师写过几篇乡村经典文化建设的几篇文章，后来在会议上有所提倡，只是可惜无法继续下去。乡村文化建设，建立乡村私塾乃至于山居私塾是最好的选择。乡村，原本就有这支撑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道德观念，民风民俗，奠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蕴，一个社会良好的道德素养，人生价值观，更大的沉淀者是乡村，如今的乡村，就如同城市的一个小角落，容垢有余，自净无力。08年4月初河南密生先生，邀请参加第一届中国乡村私塾会议，很受感动，我们看到了读经的广大田野。今时的乡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生息长养的农村了，传统文化荡然无存，西方的、城市的腐朽的垃圾观念四处吞噬着原本淳朴的乡民。切不说现实，其实文化的长养我始终认为不可能在城市中培养出大人才的，中国的乡村，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农耕时代的影象，没有了乡村，哪里有生我养我的家乡。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长养的“田地”，现在这块田地荒芜了，文化，难道靠建筑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中生养出来？我想，文化的土壤依然在乡村，失去了乡村文化这个田地，文化的大厦将倾，国之将倾。从梁溯溟到陶行知，他们是真有远见的文化大师，教育家，乡村私塾，是中国社会民族文化自信自醒的标志，没有了乡村的文化建设，我们是文化沙漠，用什么来养活华夏民族？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虽说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但是，没有经典的底蕴，一切文化建设，国家强盛无从谈起，教育，不能再抛弃传统，打倒先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文化既教育，教育即文化，面对着这个世界，教育，你应该怎样作出历史的抉择！应该为中国的教育树立灵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