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鸣】儒学大众化的理论典范——浅析蒋国保儒学研究的“内在理路”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5-03-20 2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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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众化的理论典范

——浅析蒋国保儒学研究的“内在理路”

作者:陈寒鸣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03月11日19 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初一日乙未

           耶稣2015年3月20日

 

 

 

近年来,蒋国保先生秉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术传统,从哲学角度对儒学进行批判继承和现代诠释,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儒学大众化”的理论架构。它在当前学术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蒋国保的儒学研究,不是把儒学仅仅作为一种知识对象来进行所谓客观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坚信“儒学不仅是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化的命脉所在,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复兴的价值所在”(《儒学纵横论·自序》),这是其儒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乍看起来,这与现代新儒家似无区别,但略作比较,则不难看出蒋国保与他们是有重大差异的。譬如,“现代新儒家始终强调阐发儒学的现代意义对于当今振兴儒学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只要证明了儒学的现代意义,也就不难把握儒学的现代使命,儒学就不难被民众接受”,故其“忽视培养现代民众对儒学的特殊情感”,而这使得“现代新儒家为促进儒学现代化所做的种种努力,只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对普通民众似乎影响甚微”。有见于此,蒋国保指出:所谓儒学的“现代使命,说到底就是对现代民众所面临的任务尽责任。儒学对现代社会尽责任,固然要具有现代意义,但现代民众不从价值上肯定它,它就无从发挥作用,只好空叹生不逢时。”(《儒学的现代困境与未来发展》,收入《儒学纵横论》)

 

蒋国保以着力强调“儒学的世俗化”而著称。本来,“世俗化”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宗教问题,与儒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即便在原始儒家那里,“世俗”不是什么值得赞同的东西。例如,荀子曾经将自己的论敌称为“世俗之论者”,将自己鄙弃的统治者称为“世俗之乱君”,这样的字眼见于《正论》《非相》等篇。当然,蒋国保主张的“世俗化”,并不是原始儒家抨击的“世俗”。

 

毋庸讳言,“世俗化”是个宗教学的概念,带有强烈的二元对立的色彩,它将世界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块: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如果非要讨论“儒学世俗化”这一“不中不西”的问题,就要认真考量一下:儒学是不是宗教?如果是宗教,它是否存在着“世俗化”的潜质?如果儒学不是宗教,那么援引宗教学中的“世俗化”来讨论它的理论转换,能否站得住脚?蒋国保从剖析现代新儒家的理论症结入手,指出:“现代新儒家关于抉发儒学现代价值、现代意义的基本路向,即淡化儒家思想的世俗性而突出其超越性(宗教性)”提出质疑:“即使他们的证明使人相信儒学确有宗教性,我们仍然主张不应将抉发儒学的宗教性作为复兴儒学、推动儒学现代发展的首要事情来做,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儒学所能打动民众情感的,并不是它的宗教性,而是它浓浓的人文情怀,是它的世俗性。”(《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收入上书)

 

其实,蒋国保所以强调“儒学的世俗化”,乃有其现实性的考量,那就是“儒学原本是入世的学问。现在提出儒学世俗化问题,纯属为克服儒学所遭遇的现代困境着想。儒学的价值蕲向与现代民众的精神追求相背离,根源在于儒学之精神发展在原始儒学之后走上了拒斥‘世俗化’、崇尚‘贵族化’的道路”。可见其“世俗化”云云乃是针对着“贵族化”(抑或指代学术价值上的精神贵族)或余英时所谓“超越性”而言的。“儒学的现代复兴必须越过宋明道学,回归原始儒学,重新肯定和推崇原始儒学中人文主义情怀,以人为目的,怜悯人的痛苦、理解人的欲望、承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将原始儒家人文精神真正转化为现代民众内在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取向,儒学才有可能经由世俗化的途径而实现普世化,变成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支柱。”

 

在概念组合上,蒋国保有着不同于西方宗教学家的路数:将原先的“神圣世界——世俗世界”或“宗教领域——世俗领域”的对立关系改换为“贵族化——世俗化”的对立关系,同时将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界定为“世俗化”,进而为儒学走出现代困境指明方向,那就是恢复原始儒学的精神蕲向。蒋国保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确立、偏离与贞定——原始儒学精神历程论纲》中指出,孔子透过对饮食男女、百姓日用的体察,“立足于人的人间性、世俗性来为人立范”时,固然将成仁成圣“作为理想来提倡、倡导,但不能将它作为确保人之所以为人的规范来强调”。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潜书》中借孟子之口表达了民生观念,“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乱,而后风教可施,赏罚可行”。

 

生活在现实生活底层的这些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利益愿望、权利诉求等等,每每为自以为“社会良心”而具“超越性”情怀的知识分子——包括现代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轻忽乃至鄙视。针对这种状况,蒋国保郑重指出:

 

欲培养现代民众对儒学的特殊情感,除了必须抛弃儒学中那些与现代民众情感格格不入的内容,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义喻于利”、“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必须在价值取向上真正转变: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现代民众的世俗要求;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儒学的现代困境与未来发展》,收入上书)

 

这样一种以“世俗化”为手段或途径而使儒学大众化,即使儒学“为现代民众安身立命提供精神支柱”的思想,是对孔子奠定的原始儒学精神的回归,也是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对原始儒学精神的发展。蒋国保的儒学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提供了儒学大众化的理论典范。


责任编辑:葛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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