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不能只定位为学院派知识分子

       ——谈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儒学座谈会记录之二）

作者：任锋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甲午年腊月初九

           西历2015年1月28日

谢谢彭老师的邀请。如刚刚方朝晖老师所说的，李明辉的发言给学术界又增添了一些话头。但是，背后的问题呢，我想其实倒是涉及到一个中国及儒学的发展问题，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是不同的，存在着道路、角色、整体格局的剧烈变化。如果说十年以前，我们大陆做儒学研究的人面对台湾学者时，或者包括其他的学术领域也一样，可能是有一种稍稍的仰视，因为毕竟台湾和国际学术界结合和交流得要早一些，也内化得程度要高一些。但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大陆学者面对他们时的底气是大大上升了，不仅是儒学研究。这与过去不一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变化，其背后反映了什么。如果我们把台湾和大陆放在世界的格局中看，二者的位重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台湾，毕竟体量较小，而大陆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作用，其内部所蕴含的丰富的议题，对于整体世界发展所提出的一些可能性，这个是台湾地区远远无法企及的。也就是说，以大陆为主体的中国，以后会在整个的人类的生活、社会、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这都是台湾所无法想象的问题。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以李明辉为代表的当代港台新儒家，他们在此历史过程中有其外在的约束。台湾和西方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某种勾连，也使其很难对西方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等价值、世界秩序想象提出一种不同的、新的路向的思考。而大陆则不同，在这方面探索的空间非常大。我们不是说在价值上做一区分，自由民主好，大陆经验不好。我们先不做价值的区分，即使从纯粹现象的描述来看，也能够体会到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说要依宪治国，但又不愿提西方意义的宪政。很多方面，这都可以看出中国在21世纪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代表着某一种新的、不同道路的经验。而这个经验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给很多广阔领域的知识人提出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我觉得港台新儒家有其天然的、外在的约束。去年我曾对余英时先生获唐奖有个评论，像余英时先生这样老一代人也是如此，他在海外对于自由民主价值的认定非常强，以此先在的立场出发来居高临下评判大陆的发展，会出现问题，很多的复杂性可能把握不到。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大陆的很多学人，包括儒学研究，其实面临的挑战相当艰巨。因为我们这个领域的学人，大概属于以文史哲为主的传统学术领域吧。今天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有精神信念方面上的根本问题，也有法政体制、经济秩序方面的公共性问题。那么，单纯的儒学研究，在这些问题面前是不是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就我个人的目前观察，我们的很多学者是没有准备的。其实，我们去年在弘道书院办茶话会的时候，就看到近年出现的很多动向，其实是出乎我们很多观察者、学者的意料。当然，这些动向或者动作有其政治考量，但政治考量背后有一些基本的发展的运势。这些运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边，衬托出儒家学者其实亏空很大。那么，怎样去充电、提升自己的储备，我觉得儒学研究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很多的，不仅仅是知识意义上的增长，而且需要很多范式意义上的转换。

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关注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哲学领域。我觉得这个方面很重要。正如刚才彭永捷兄所讲的，我去年也写了一些文章。你看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如何了解政治传统的。比如，李明辉的路数是很哲学的，在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方面的欠缺是明显的，比如说出现文天祥给多尔衮写信这样的硬伤。我想这其实也是其素来的学养短板。过于偏哲学的、偏康德的、偏形而上学的，过往我们受港台新儒家影响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能也存在此问题。所以不仅仅是要有知识上的增长，而且也需要范式的创新。

说到范式创新，我稍微回应下方朝晖老师刚刚说的“儒家宪政”。其实，我现在想了想，有很多复杂的面向吧。我们马上要出版的一部著作《儒家与宪政论集》，是我和顾家宁博士一起编的，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在序言里边指出，儒家宪政基本有两派，一是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儒教宪政，把儒家作为中国的国教来发展的。一是秋风、我、白彤东所讲的儒家宪政，不把儒家作为宗教，而是作为文教，和其他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也不一定与国教派一样。我说这个的意思是，面对这样一个思潮，学术的面向比较复杂，既有想要应对当下政治的面向，也有学术思想本身的坚实考量，并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论证，或者是说一个现实谋划。大家也都是在摸索的过程中。

说到这方面，我觉得刚才方朝晖兄讲的何为儒家。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现象吧。我们区分知识人，有些是儒学研究者，有的是儒者。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可能是对儒家采取中立的、客观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态度做研究，儒家的价值、信念、实践形态和他个人的生活、安身立命等关系不甚紧密。而儒者则不一样，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进路，而是可能真正的去做学院派做不了的儒者的践行、公共性推广。这两个方面是不一样的。

当然，随着近年来整体的传统气候的回暖，可能会出现一种现象，即越来越多的儒学研究者会被外界划归为儒家。当然，我觉得如果是从整体的传统回归来说，这是好事。如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成为儒者，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个大福音。但是这里面仍然存在这种区分。在这方面，我觉得即使是当前港台新儒家也已经不一样了。我记得十多年前和他们接触，他们其实对自己的角色比较清晰，他们的定位就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而不具有传统的儒者抱负与践履了。我觉得这是蒋庆先生等人为何会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是要真正在社会上践行一些东西，而不是纯粹作学理上的研究。而李明辉他们往往是学理上的研究多些。这个分际还是有的。

成为儒者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会带来很多的公共生活中、公共领域里边的比较大的变化。我们目前看，如果在公共领域传统的左右划分可能已经有点老套了，但是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分化还是有的，情况依然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儒者群体的兴起，其可能带来的一个利好、或者积极的信号是：使以往在现代中国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政治中的激化较为缓和，较为柔化，或者说甚至改变意识形态的紧张、冲突局面。我觉得儒者的兴起可能是蕴含了很多改变的契机。这是我的一个粗浅观察，谢谢。

（以上发言经刘增光整理，任锋副教授审定。）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