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英制、对民主的修正，是儒家能提供给世界的

作者：秋风、干春松、曾亦、白彤东、郭晓东

来源：原载于 澎湃新闻

时间：甲午年九月初一

           西历2014年9月24日

【编者按】

当代儒学，在地域上，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钱穆等人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代表的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学，一支是大陆的儒学复兴思潮。大陆的儒学复兴思潮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开始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其内部相当复杂，一方面有以蒋庆、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他们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激进派；另一方面主要是大陆学界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尊孔崇儒但不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士，属于温和派。

9月22日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白彤东、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亦、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郭晓东在上海对谈“当代思想论争中的大陆新儒学”。五位学者围绕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以及政治儒学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建构具有何种意义，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展开对话。澎湃新闻节选对话中三个重要的面向呈现出来，这三个面向基本上也是当代大陆新儒学无法回避的命题。

9月22日，几位学者围绕大陆新儒家展开对话。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白彤东、郭晓东、干春松、姚中秋。 澎湃新闻 徐萧

蒋庆与中国大陆政治儒学的发端

郭晓东：蒋庆的《公羊学引论》这本书，在当代思想史上意义非常大，公羊学在晚清消失了几十年后，在大陆又冒出来，把儒学引到一个崭新的方向。特别是当代儒学研究中的一个面向——经学的复兴，在这点上来说，蒋庆这本书是开风气之先。

干春松：蒋庆最早引起很大影响，是1989年在台湾《鹅湖》杂志发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讨论中国思想应该回到儒学这样一个轨道里。在圈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则是2004年《政治儒学》的出版，把他在《鹅湖》的观点具体化、制度化，提出一些制度的构想。《政治儒学》具有重要意义，还在于书的出版还伴随着一个会，在蒋庆位于贵州的阳明精舍，蒋庆邀请了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这四个人，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保守主义峰会”。这本书和这个会，后来被方老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前院长方克立）定义为大陆新儒家学派公开集体亮相，认为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政治儒学》这个书名的出来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应的是港台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特别强调“心性儒学”，“政治儒学”是针对心性儒学提出的概念，意味着大陆的新儒学是要谈政治的。

曾亦：我跟郭晓东是做宋明理学的，也就是蒋庆所批评的“心性儒学”。后来偶然读到《政治儒学》，突然就感觉到儒学还有另外一条路。所以，对我们个人而言，蒋庆把我们从心性儒学引到政治儒学。而对于整个大陆新儒学，如果要追溯源头的话，多多少少也可以追溯到蒋庆那里。

郭晓东：蒋庆是想借公羊学来说话，他的公羊学来自康有为，是通俗版的康有为，康有为的问题蒋庆有，康有为的长处蒋庆也有。《政治儒学》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时代。以前我们只知道心性儒学，蒋庆这本书出来后，政治儒学就占据了大陆新一代儒学家的话题。作为一种公共话语，港台心性儒学已经过时了。新的话题就是政治儒学、就是制度。但对蒋庆的具体设计，“通儒院”等等，当代学界能够接受的几乎没有；要么就是觉得太激进，要么就是觉得太空想。

干春松：原来儒学和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血肉的关系。但是近代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以后，那些跟儒家挂在一起的制度纷纷被废除了，像科举1905年废除、新的宪法出现。现在肯定不是简单地恢复那套制度。对于蒋庆所有的策略，我也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如果你了解那些制度是怎么崩溃的，那么你就不会很轻易地推出一套制度。

蒋庆对于现代性的批评，我也不是很同意。对蒋庆的很多主张，我在之前基本不直接对话。因为我和陈明（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圈内有“南蒋北陈”这样的说法）在讨论的时候达成一个基本的立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儒家的力量是相当微弱的，我们做儒学的人有个约定，先不要做自我批评，在公开场合，我们都是很肯定彼此的。因为儒学太弱了，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儒学，同情儒学。

2011年1月12日，高9.5米的孔子像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外亮相。4月20日，这尊孔子塑像迁入国家博物馆雕塑园。 CFP资料图

经学不同于圣言、不同于史学、也不同于子学

白彤东：海外新儒家表面上说的很强硬“老内圣能开出新外王”，就是从儒家的心性能开出民主和科学。但他们骨子里面都是“投降派”，已经认定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是必走之路，在政治上和器物上已经向西方投降，这是我对他们的不满。

郭晓东：经学不同于印度的圣言，经学还是内在论证的，并不是说经书怎么说就照着这个办，它有一套自洽的论证体系。当然经学一定有立场，但立场先行与论证本身是不矛盾的。

曾亦：五经最初不是属于儒家一派的经典，在儒家出现之前，五经或六经都已存在，实际上它们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因为六经和孔子的关系确实比较密切。之所以密切，因为孔子有一套新的思想，对当时有一些改造；另一面，更主要的是孔子还有“述而不作”，大量上古时代的经典，是通过孔子的“述”而保留下来。在先秦其他的思想家那里，根本就没有做到这点。汉武帝尊儒尊五经，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文艺复兴的意思，回到文明文化更古老的源头那里。我们现在面对的时代，和心性儒学面对的已经不一样了。
1990年代末，很多新思潮，关注的都是现实政治层面的问题，这对心性儒学来说，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而经学著作里有大量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它能够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需要。

白彤东：曾亦说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发端，那么甲骨文、金文、《逸周书》是不是发端？六经里面哪些是以前的，哪些是加进去的？当说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发端时，已经认定这些是我们文明最本质的东西。另外，关于孔子“述而不作”，但是司马迁说他“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也是由注入他“春秋大义”这方面的。蒋庆的《公羊学引论》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是有很多不正统的地方，但关键是真有所谓经学正统吗？

姚中秋：孔子创立了经学，但是中国很快进入了一个子学的时代——战国时代。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又进入到经学的时代。但根据我的观察，中间都有过断裂，当然最严重的断裂是在近一百年来。大家都提到了，蒋庆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把经学重新带入到中国的学术场域中。我经常跟学生讲，经学是根本。中国近一百年， 虽然有很多创见，但终究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都是在拾取他人的唾余，最终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都没有提出特别恰当的方案，提出的方案通常都是胡搞。

山东尼山圣源书院乡村儒学讲堂。“乡村儒学”派认为自己的精神源头是梁漱溟，认为乡村社会是尝试着重建儒学的重要切入点。

政治儒学的前景：寻求中国传统里不同于西方的制度

白彤东：儒学之所以两千年一直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一直在面对时代的变化，吸收一些好的东西，没有佛教的影响也就没有宋明理学的发展。面对西方不是坏事，但不要想都没想就把西方的东西都接受下来。

其实儒家很认同一个观点，是精英要对政治有足够的参与、说话的权利，这应该是不同儒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种东西恰恰是儒家能够对西方政治提供修正的地方。另外就是，蒋庆太把儒家当成中国特有的，这恰恰是近一百多年来受到西方影响以后贬低儒家的说法。我想儒家是自有一套普世的东西的，对精英制、对民主的修正，是儒家能够提供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这是政治儒学很有前景的地方。

郭晓东：从港台的心性儒学转到我们今天讲的政治儒学，是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发展到今天，很多问题都是基础现实的问题。所以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对政治的关切，而儒家一直就有对政治关切的传统。今天的儒学必须回到政治问题，首先应该是面向我们过去的经典，从经典中、从经学本身出发，从经学本身的问题意识出发，来考虑我们的政治安排。但不是说我们要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要开出这样一个路数。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庆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开出的“药方”我们不一定接受，但他的方向是对的。可能未来的几十年里，儒学很重要的话题仍然是政治儒学，而政治儒学中可能还是儒学对于制度的安排。

干春松：（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的太太李淑珍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台湾后蒋时代看不到儒家的影子，就是说台湾的政治变革中没有新儒家的参与。这一方面可以说台湾新儒家强调心性，所以不关心政治建设；也有可能是新儒家在特殊的处境中失去了行动力。反过来说，大陆儒学中，我更看重的是行动中的儒家。我今年去了好几次山东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赵法生他们的“乡村儒学”，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源头是梁漱溟，认为乡村社会是尝试着重建儒学的重要切入点。他们在那些只有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村子里面，先进行一些儒学的教育，然后是互助、评优等机制。在我们当下还不太容易找到特别合适的制度构想的时候，这些在农村在城市做的各种各样的尝试就很重要。这些尝试虽然看起来是小事，但却是儒学生命力集聚的方式。我相信未来一个好的中国政治格局的建立，必然是各种好的经验积累的结果。

曾亦：我去福建也看过类似的，那里搞了个机构，里面的人都是县委里面退休的人，也就是乡绅、乡贤，他们就是想搞一些具有儒家理念的实践。我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形形色色的老人在背《弟子规》，据说背了之后，村子更和谐了，不和睦的家庭邻里都和睦了。政治儒学关注制度重建的，要建立一套能够在今天行之有效的制度，从上到下都参与。干春松说的山东和我说的福建，都是最基层的制度。而蒋庆的兴趣还是在于上层道路。

刚才干春松讲港台新儒学摇旗呐喊了几十年，但在台湾政治建设中看不到新儒家的影子。港台新儒学并不是没有政治想法，但是他们的政治想法都是要证明中国古老的思想里能够找到现代政治的源头。这套思路落实到现实层面，根本不可能有实实在在寻求制度重建的努力。现在讲政治儒学、制度重建，一定是到中国的传统里面找到同西方不一样的东西，否则讲政治儒学就毫无意义。

姚中秋：儒家学者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本于经，参照历史经验，同时也参照西方制度中好的方面，创制立法。其实这也是当代中国所有的思想者都必须承担的责任，但儒者具有先天的优势。我预言在未来二十年，整个中国思想界都会有一个儒家化的趋势。而且在当下中国，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儒家出发。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