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0世纪的儒者：救国建国、奔走静思

作者：唐文明、黄茜

来源：原载于 南都网

时间：甲午年八月廿七

           西历2014年9月20日

今年8月，《梁漱溟日记》校勘单行本首次由世纪文景出版。日记原稿为梁漱溟现存的全部日记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记录了梁漱溟从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个人生历程。除重新校订文字之外，增补了注释、编制索引、新配插图，并为每一年日记撰写了导读和大事记。

    今年8月，《梁漱溟日记》校勘单行本首次由世纪文景出版。日记原稿为梁漱溟现存的全部日记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记录了梁漱溟从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个人生历程。除重新校订文字之外，增补了注释、编制索引、新配插图，并为每一年日记撰写了导读和大事记。梁漱溟在学界成名甚早，1917年被蔡元培先生聘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左右写成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甫一出版便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使其成为彼时最知名的文化人士。作为文化学者，梁漱溟极其关怀民生社会，作为思想家，他又讲求知行合一。《梁漱溟日记》还原了这位儒学大家的知与行，学与思。近日，南都记者有幸采访到梁漱溟次子、年届86岁的梁培恕先生，通过解读日记里吉光片羽的记述，折射出一段由学者亲眼见证、切肤体验的矛盾人生、沉重历史。

乡村建设“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这个选择被胡适认为是“发神经”。

据梁培恕回忆，北伐前夕国内的气氛非常“左”。孙中山“以俄为师”，请了苏联顾问，共产党又接受第三国际的指令，集体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国民党党籍”。

梁漱溟也在旧交李济深等人的劝说下由北平来到广州。虽然广州的确是一片新气象，但他发现，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上层政治要以社会民生做基础，中国人要找到民族的出路，只能从自己的社会来找。他的想法是要从农村做起。

“农村保存的老中国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老中国的优点要保留，同时西方社会的优点也要吸取。他当时想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他们一部分的民主制吸收到中国来。其他的方面还是尊重中国古老的社会风习。”梁培恕说。

由于其主张为他的学生所支持，梁漱溟先在广州办了一个训练班，训练农村工作人员。这个训练班比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还要早，巧的是二者都将校址定在广州文庙。

后来由于政治空气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梁漱溟刚刚开始的实验被迫结束。随后，他又到河南南阳参与当地“村治学院”的建设，直到1930年，“村治学院”随韩复榘迁往山东邹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落脚于此。

《梁漱溟日记》是从1932年开始的。那是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邹平县的第二年，院长为梁仲华先生，梁漱溟担任研究部主任，以教学为主要任务。这段时间日记极为简略，每日只有寥寥几字，从中可见作者为了研院初建而四处奔走。

比如，仅7月一个月份，就赴上海三次，赴无锡、南京、天津、杭州各一次。如此辗转腾挪，为的是招募人才，又去四处演讲，介绍自己乡村建设理论。

1933年，梁培宽、梁培恕随母亲也来到邹平定居。梁培恕告诉南都记者，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两派人，一个是河南派，一个是支持梁漱溟。“河南派实干起家，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天下。他们总想乡村建设就应该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土豪干掉。我父亲又太理想化，他觉得所有的改变，都要在人身上扎根，才是真的改变。如果只是改了外貌，穿上西服，打上领带，难道就是洋人了吗？”

梁漱溟认为，农村的改造要从教育入手。而他教育的对象，并非黄发小儿，而是农村里扛大梁、管真事儿、做决定的中年人。如果这群人赞同乡村建设，底下的事就好办了。此外，他也反对以行政手段命令农民，认为一切行动都需自发自愿。

然而，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却令人扼腕。生产相关的改革容易行得通。农民以前不知道种棉花，种了棉花后收入增加了，便纷纷要种棉花。其他的方面，梁漱溟真正热心的社会改造，农民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根本抵制。梁漱溟沮丧地总结说：“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

 “后来他跟毛泽东说起来，毛泽东就说你这条路根本没走对。你要用土改他就动了。最容易使一个人感兴趣，在行动上起作用的，是经济力量，是利益。这是一个太浅的道理。”

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改，以“斗争”的方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土改后不久，接着又搞公社化，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回。

 “毛的这条路一度看起来很成功，最后还是不行。不行的结果，后来就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现在说改革开放如何好，其实也是发动最原始的动力。经济，看得见的实际好处，最能打动人心。”梁培恕说。

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日记从1932年起，至1937年止。乡村建设运动随着日军侵华而告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研读《梁漱溟全集》已有十年，她认为，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一生最主要的事功。吕新雨回忆：“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先生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说‘我不喜欢哲学’，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一生主要是做乡村运动，没有想到自己被看成是学者。”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最后是失败的，日本人一来，他的乡村建设就垮掉了，校长都被老百姓枪杀了，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打击特别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两个层面作战，比如他批判胡适先生，同时又批判共产党，他觉得共产党乡村革命这一套也是对乡村的破坏，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乡村破坏史。他是一个抱着天下观的儒家，但是他做了一辈子的事是要救国、建国。”吕新雨说。

国共斡旋　毛泽东“将来太远，可以不必说”

1938年起，梁漱溟开始为国共两党的团结奔走。是年初，梁漱溟赴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这一年的日记很简略。

访问延安之后，梁漱溟于1月25日返西安，29日离西安，30日到开封。5月5日去曹州，应聘为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每日到司令长官部与李宗仁晤谈，如是者近月。

说起抗战时期的国共联盟，梁培恕认为：“内战结束之后才有的抗日。中国人还在互相打的时候怎么抗日呢？在红军从江西苏区离开进入长征的阶段，他们喊了一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很有感染力的。大家同是中国人，所以国民党不应该打共产党。”

“这个口号再引申一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应该打谁呢，打日本人。当第二句话因为‘西安事变’成为事实的时候，日本人觉得不能再等了，因此有了‘七七事变’。”梁培恕说。

“这时候，我父亲有了一个想法，即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不统一。现在既然有了共同纲领，有了政治上的互相承认，还应该对战争结束后的中国有一个共识。他1938年去见毛泽东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如何巩固现在的团结，如何展望将来。”

而毛泽东的回答是：“将来太远，可以不必说。”

梁漱溟去延安，是要观察中共是不是真正地放弃了内斗。“他看的结果是，大体上是真实的，恐怕从远处看还是不行。对于蒋和毛来说，他们心里始终有一个问题，现在我对你如何，将来我又会对你如何。因为他们彼此为敌太久了，这个问题在心里赶不掉的。”梁培恕说。

吕新雨也认为，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过渡到他的乡镇思想，这其间的勾连和转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他在乡村建设失败之后，介入中共和国民党的谈判斡旋。他强调是团体的思想而不是党派思想，他反对用党派代替团队。军阀混战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封建主义的问题，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整合，所以他讨论革命党和一党的论述，这是他三四十年代特别重要的思想。”

1939年初，梁漱溟由四川大后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线皖、苏、豫、鲁、冀、晋各省，进出于敌后游击区域约八个月。同行者有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建三、翟茂林、张荫平等。梁漱溟当时未记日记，日后根据回忆整理出的《敌后游击区行程日志》，读起来像战地小说般精彩。

比如在行军路上为躲避敌人袭击与村人同避入洞穴一段：

 “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第二天，敌我双方早七时许复又开火。“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真是命悬一线，惊险至极。梁漱溟晚年回忆此次敌后之行，说此乃践行了时人常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吕新雨亦提到梁漱溟在香港脱险之后给长子梁培宽的家信：“他当时说，飞机在轰炸，特别危险，但他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他说儒学是需要他去做的，‘中国的大局乃至于建国工作都需要我，我不能死。’”

“梁先生作为一个儒家大家，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天理解儒家思想很重要的基石。”吕新雨说。

“文革”扫街 一拳头打在棉花上

“雅量之争”之后，梁漱溟被当局有意无意雪藏。1966年“文革”开始，8月24日，梁家被抄。梁漱溟在致友人书信里写道，“遭遇不可谓不惨”，“内人被打……脊背血透内衣”，“我未被打而亦被罚跪一次”。

梁培恕回忆道，是日，“父亲打电话叫我回去。我回去一看，整个院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踩，全是东西。没有地方下脚，一下脚不是踩到一本书，就是踩到一个碗。整个家被彻底地翻了个个儿。”

 “红卫兵都不是我们家附近中学的，是一个很远的中学里来的。他们怎么找得到梁家呢？除非有人指示。抄家也不是红卫兵在抄，而是来了一辆卡车拉走的。”梁钦宁说。

而梁漱溟对待红卫兵抄家之事，甚至对待被罚站打扫街道厕所等等，毫无怨气，显得极其服膺柔顺。“他不跟红卫兵硬碰硬，这就像一个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梁钦宁说。

“8月26日星期五，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8月27日星期六，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因开灯失眠”。扫街道被他当成了“日课”。

他的柔顺到了什么程度？为了如厕时忘记关门，被女学生诟病，当晚深刻反省，写了一封检讨悔过书交出去。

梁钦宁至今还记得多年后自己跟爷爷的对话。“我说，爷爷，红卫兵抄你的家，你生气吗？爷爷说，不生气。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不生气？爷爷说，都是一帮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

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未完成的书稿(《人心与人生》前七章等)被人抄走。为此，梁漱溟致信毛主席说：“如不发还抄没之未完成书稿”，“无异宣告我的死刑”。

事实上，在“文革”时期“无一书在手”可资参阅的情况下，梁漱溟全凭记忆，写成了《佛儒异同论》。之后，又相继完成《中国———理性之国》、《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卫西琴传略》、《东方学术概观》等。1975年，其最重要的著作《人心与人生》脱稿。

另一件让他感到窝心的事，大概是培宽、培恕二子的被迫疏远。“10月4日，原期恕儿送线裤来，迟至晚间乃得其来信(给红卫兵的)，说他的机关文化革命小组认为不适当，不能来。”

“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只有两种人，革命的和反革命，一再说没有中间路线。如果不划清界限，就是反革命，但我们又不是。所以我们当时做的是，既划清界限，又不违背人情。但是因为你在划清界限，有些事情看起来就是违背人情。比如，我不能像以前一样每个星期去看他。去了，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一说说好几个小时。”梁培恕说。

“后来我们采取的方式是，父亲可以来看孩子，带着小孩出去逛公园，以此消除他的烦闷。”梁培恕说。在梁漱溟随后的日记里，提到孙儿的时间愈加多起来，不仅是老人溺爱孩童，更是背后有区隔父子的隐形的政治高压在。

修身习静　时时刻刻警省自觉

如果不用心，很容易将《梁漱溟日记》看成一条条“流水账”，每日不过是早起、打拳、散步、如厕、买点心、听广播、读《参考消息》、写稿有所得无所得、挈东儿划船，如此等等。

“这和写日记的人个性有关，也与他写日记的目的有关。”梁培恕说，“蒋介石的日记，听说非常充实，每天发生什么政局上的事情，外交上的事情，他都记到日记里了。以至于现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来读。假如茅盾、郁达夫写日记，又是一个样子。我想可能文学家写日记，感性的东西比较多。”

“对我父亲来说，他的特点就是考虑国家的事，以及儒家的修身功夫。你从他的日记里能够找到一些零碎的证据。”

此外，《梁漱溟日记》增补的注释主要由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和次子梁培恕撰写。大事记则由梁培宽先生执笔。责编何晓涛说，之所以采取如此细密的体例，是因为“梁漱溟先生日记本为个人备忘之用，字句简短且多省略，加之部分年份的日记散失严重，读来令人费解之处不少，故有必要勾勒梁漱溟先生当年主要活动，并对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所交待”。

1956年对梁漱溟来说是转折的一年。梁漱溟曾说：“我是既好动又能静的人。一生之中，时而劳攘奔走，时而退处静思，动静相向，三番五次不止。”1956年正好是“退处静思”的一个开端。

“他完全从过去的生活里脱离出来，重新开始了以后的生活。以后就是全力写书，国家的事情不管了，人家也不让他管，他也不管了。这一年他三次去北戴河，一次去香山，都是去习静。”梁培恕说。

习静的习惯是从早年就有的，到了1956年达到密集状态。“习静我们普通人以为就是打坐，但是在日记里看，也可以躺着做。这个功夫到家的时候，死可以坐着死，可以站着死，甚至可以头朝下倒着死。”梁培恕说。

梁漱溟早年习佛，一生都受佛家的影响。在他的日记里常有茹素、抄经、诵经的记载。虽然后来致力于儒教，与熊十力、马一浮并称“新儒家现代三圣”，却并没有放弃佛家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他始终认为那是最对和最高的。但是，这种最对和最高，在人类当中只有极少数能领悟和实践。任何正确的、好的学问，如果绝大多数人做不到，那就还不到用它、学它的时候。可以说这就是群众观点，他是真正的关心人民。由佛入儒，他是在迁就众生。”

“雅量之争”写了检讨，却无人要看

梁漱溟与彼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心的话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梁先生的冲击非常大，他原来预料毛泽东不可能成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写了一本没有完成的书《建国之路》，在书里深刻反省共产党的成功。他曾说共产党是一个锻造出来的党，有点像基督教。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反思说，共产党锻造了一个阶级，农民阶级是非常纪律严明的阶级，完成了建国大业，这是他对毛泽东非常佩服的地方。”吕新雨说。

在《梁漱溟日记》里，提到毛泽东单独约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23日，“文化研究所稿写成……晚九时毛约谈。”

第二次则是在梁漱溟参观土改归来不久，1951年9月5日，“毛主席约夜饭谈话，章乃器在座。”谈话的内容收入《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梁漱溟全集》卷七)。

1953年，借住颐和园两年多后，梁漱溟一家移居小铜井一号，此处环境清雅静谧，梁漱溟一住就是十五六年。开头的生活颇有雅趣，每日早起到公园散步，在院内培育植株，与友人往来谈儒，并学习俄文。

到了九月，平地突起波澜。9月8日至18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召开两次会议：8日至11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12日至18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体会议。

在9月11日的会上，梁漱溟发言表示，如今的建设重点在工业，而工人和农民的境况有“九天九地”之别。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已不存在此形势。

梁漱溟的发言引起毛泽东不满。9月12日，毛泽东在讲话里批判梁漱溟“不同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9月17日，周恩来亦作长篇发言，认为“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

根据梁漱溟所撰《事情》一文，9月18日开会，梁漱溟登台讲话：“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这个雅量。”

《梁漱溟日记》里大致记下“雅量之争”来龙去脉。“8日，周恩来报告过渡时期总路线”，“9日，周于散会时特意致意希望明日发言，允之”，“10日，午后怀仁堂上发言人甚多，当告周如无时间即不发言，改用书面陈述，周答将延会一日”“11日，午后大会上予发言，提三问题，周似未能接受(李书诚、章伯钧略有所言)”。

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指出，一开始，梁漱溟并没有必须发言的念头，是周恩来督请他一定要发言，并将大会延长一日。“彼时中共刚刚开完两个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爷爷的发言无疑是打横炮。”

日记所记：“13日，晚七时晤毛、周，对于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如此忐忑迁延到17日，周恩来发表长篇讲话“追问(我)过去政治行动。毛随时插言，有所表示。”“18日，午后大会发言被阻止。会上决定我的问题交付全国委员会。”

“如果想知道大概，光是日记不够，还至少要看《卷七》里相关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多政治上很微妙的事情。”梁培恕说。

“举个例子，1953年的会上做了个决议，要我父亲写检讨。在决议之后，父亲说我要请假，来思考自己的错误。然后，当时的统战部秘书长李维汉回信，说不存在请假的问题，今后一切照常。原来给你的政治待遇还是一样，工资一样，开会、请吃饭，所有都不变。你来不来是你的事。从共产党这方面来说，没有刻意与过去有所区别。”

“会上决议要写检讨，他也觉得自己有错误。他的错误不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是对待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不好。他写完检讨之后，问政协，我的检讨写好了，什么时候开会宣读呢？得到口头回答，暂缓，不着急。过几个月，问了三次，都不着急。后来他就没有再问第四次。决议要写检讨，但是检讨写了之后，无人要看。”梁培恕说。

专访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唐文明

梁漱溟身体力行更新儒学，是为了给中国寻找出路

南都：作为新儒家早期三大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在儒学方面具有怎样的学术成就？他的新儒学核心思想是什么？

唐文明：梁漱溟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在现代儒学史和现代思想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坦言自己的所有思考都是紧扣中国问题而展开的。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提出了著名的东西文化论，在当时一片彻底反传统的喧声中独树一帜。1930-40年代，他基于乡村建设的实际经验，依据他所理解的周孔之教的文化精神，提出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显示出他极强的理论洞察力。1949年以后，他站在自己所理解的儒家立场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非常独特，在现在仍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概而言之，他比较重视宋儒所讲的“仁者浑然万物一体”的义理和体验，并尽力将“仁”的义理贯彻到他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问题的思考中。

南都：梁漱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其儒学思想有何关系？

唐文明：梁漱溟是个非常注重知行合一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在北大待了几年以后，就毅然决然地辞职，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这个选择被胡适认为是“发神经”。梁漱溟非常认可科学、民主的价值，也笃信儒学对于现代中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想找到一条将儒学的价值与科学、民主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带着这样的动机展开的。也正是在这种接地气的实践活动中，梁漱溟深化了自己的认识，比如，至少到1931年前后，他明确意识到，国权不立是中国乡村社会不能健康更新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原因。在他看来，既然中国的社会是靠周孔之教的文化精神组织起来的，那么，要解决现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就必须直面现代而开展出一种更新了的儒学。这个思路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儒家那里颇具代表性，虽然各自的思想脉络又有具体的差异。因此，我建议用“文化更新主义”来概括他们的思想倾向，而不用学界过去常用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一称呼。

南都：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都是由佛学入儒学，佛学和儒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唐文明：三人都由佛学转入儒学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事件。理解这个事件应当注意到至少有两点：其一，如果说儒学的现代性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的话，那么，佛学的现代性则要轻松得多；而佛学与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亲和性使得佛学能够在古今变革的端口充当儒学现代转换的接引者。其二，佛学———特别是唯识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知识论———的亲和性使得佛学能够在中西易势的处境中充当思想会通的理论工具。当然，这两点能够成立的前提恰恰是佛学与儒学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这种关联是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佛教因充分吸纳、消化儒学的价值观念而中国化，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另一方面，儒教因积极回应佛教的挑战并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了宋明时代的新儒学。这是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关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新的一段了不起的佳话。

南都：新儒家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三代。杜维明、余英时等人的儒学思想与第一代新儒家有何不同？

唐文明：第三代新儒家与他们前辈的思想进路和思想倾向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不同主要在于他们的视野发生了变化。如果你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相比于第一代新儒家，第二代新儒家对佛学的借助就很少了，而是直接从西方哲学的比较性视野展开他们的儒学论述，因为新儒家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西问题。第三代新儒家借助的西方思想资源更多，不像前两代大都紧扣中国问题，因而他们也更突显了儒学的宗教性。但遗憾的是，这种突显还仅仅是义理层次上的，基本上没有扩展到制度层面的思考。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