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个当下性的文化存在
作者:崔茂新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甲午年八月廿四
西历2014年9月17日
对孔子的情感态度,在参与知止读书会《论语》细读活动时,我已经零零碎碎地有所表露,但总有琐屑凌乱、言犹未尽的感觉,所以非常期待这次系统、完整地阐发自己10年读《论语》之体验感悟的机会。白天,和各位同道登舞雩坛,观大沂河,漫步孔庙、孔林,缅怀文化先哲孔子,晚上,在前望颜母山、右靠尼丘山的尼山圣源书院,探寻孔子文化生命的当下性,实在是一件神圣庄严而又很是愉悦的事。
知止读书会的文字资料每每提及我参与读《论语》活动的些微作用,老实说参与知止读书对我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就我而言,绝无陶潜诗文之才,却有其“好读书不求甚解”之癖,读《论语》虽延宕八、九年之久,但在经文本义的深究上用力却远远不够,有思考有感悟但却字句解读不够落实,就比较轻飘而不深沉。读书会把数十种《论语》注本译本放在一起分析比较,是逼迫着我在文本基础上下工夫。对我写《新孔学《论语》解读》之前的资料整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那个环境下,我的很多想法跟钱逊先生发生冲突,我对老先生尊重不够,经常冲撞老先生。就秉性言之,大约相当于孔子的弟子子路之类吧。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孔子:一个当下性的文化存在。意旨就是体察、感悟孔子作为文化存在的当下性,建构自身生命存在的当下性。围绕这个中心议题,我讲三点。
一、搁置真理判断,惟在当下体悟
真正活在当下,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清醒的意识,能够使自己的生命专注于当下,活在持续提升自己生命存在境界的过程中。我说孔子是一个当下性的文化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却不能为当今国人所认同。说到孔子,人们仅仅停留在知识判断的层面,并把这种无生命的干瘪抽象的先定成见当作真理。比如说汉内斯.阿尔文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2500年前就是知识判断,从时间上说是真理,但这就把孔子文化存在的当下性遮蔽了。因为我的生命、心灵在与孔子的生命、心灵真实相遇之际,当下就是一切,就是永恒,我活在当下,孔子同样活在当下,时间的流逝与间隔,在这个精神性的文化空间是不存在的。
钱逊先生在作“漫谈读《论语》”演讲时谈到,读《论语》须采取朱熹“不先立论”的方法,平心细读,以晓圣人之旨,不先立论意味着开始的时候不立论,最终还是要立论,但是无论是怎样的不先立论,等到你一旦立论的时候,你聆听孔子教诲,跟孔子保持心灵对话的关系就此结束。因为你立论了,盖棺定论,一旦立论了,跟孔子对话,孔子作为当下性存在当即就结束和停止了。不先立论听起来不错,朱熹强调平心细读也很有意义,但深究起来,是有问题的。颜回式终身向学地读《论语》,就应该从根本上祛除“立论”之想。我何德何能,竟然要去评论、评价、评判孔子。《五行》曰:“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聆听孔子教诲,从《论语》汲取智慧、德性的滋养,是“有与始,无与终也”之事,焉可妄加评论而中断之?
应该看到,“不先立论”也有其积极意义,最有害的态度是对于圣人圣书的冷漠无知,是因袭近百年来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以流俗的偏见谬见对传统文化妄加评断。近日从网上读到军旅报告文学家刘亚洲在一次演讲中说的话:
“儒家从未为中国人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些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
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事实上他是圄于上个世纪初“五四先锋”的偏见谬见,进而当做知识或曰真理接受下来,从而认为根本不需要读《论语》就可以取消孔子文化存在的当下性。他株守先在的偏见谬见之时,他在文化上也就使自身的生命失去了当下性的存在位格,成为失去觉识觉知的“伪生命存在”。
如何破除这种先定成见,使孔子文化存在的当下性得到尊重呢?就是让孔子从《论语》中朝着当下的生活现实活转过来,其凭借就是平心细读,投入自己的生命和心灵一章一章地去读。止读书会就是逐章逐句细读的,我觉得那种很多注本译本对读的方法,有助于夯实文本基础,但还远不是个人与孔子之间的心灵对话,仍是把孔子的文化存在隔阻在当下性之外了。而且,一年零八个月读完一遍,如果以为万事大吉不再去读,就会使自己对孔子的感悟和理解停留在一年零八个月所形成的结论上,从而祛除或曰遮蔽了孔子文化存在的当下性意义。
要破除先定的成见偏见谬见,使孔子文化存在的当下性得到尊重,你需要不间断持续性地去读。你先定和固定的成见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想保持纯净、纯粹的心去读是不可能的,破成见和净化心灵都是一个过程。这次读一点而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就把你的先定成见破一点,下次读又有新感受新发现,先定成见又破一点,心灵也更纯洁一点,始终破除着你的先定成见,始终净化着你的内心空间,孔子作为当下性生命存在就不间断地向你展现,向你走来,这样就能够使孔子的存在真正体现了他文化精神上的当下性。这种当下性有赖于读者自己用心灵体悟《论语》,能够体现出一种终身向学终身听取孔子教诲的意识。既使我们不能在所有问题上终身向学,不能终身解读别的什么书,但终身解读《论语》,终身与孔子保持心灵对话是应做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终身向学的意识,那么孔子的当下性就会被祛除。
这里我想到了颜回。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终日聆听孔子嘉言的过程就是默识心通的过程。我们如能对孔子保持着颜回那种默识心通,就是破除我知的过程。孔子一方面赞扬“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另一方面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并非是故意不助益孔子,而是在悦纳孔子所言的过程中全身心地汲取其中智慧、德性的滋养,从根本上讲,他一直处于当下性的破除我知、终身向学过程。并由此体悟孔子生命存在的当下性。
我们读柏拉图的《理想图》,似乎一直想得到一个绝对完美绝对正确的“正义”之定义,一旦有了这样的定义,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但是我们在《论语》当中没有看到孔子给“仁”给“学”给“道”给“孝”给“政”下这样的定义,对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回答也截然不同,孔子这就是活在当下体悟当下,面对这个弟子在这种情境当中他是这样的回答,换一个对象换另外的情境他是另外的回答。他不是把真理套在任何地方,而是处身特定环境,致力于体悟当下,觉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更合理更恰切更适宜。
孔子作为“圣于时者”(孟轲语),每每置身具体情境体察中和中正之道。孔子不给“仁”下定义,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表述,就是以仁爱之心尊重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仁”的体认,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化弟子对“仁”的领悟,同时也不断地深化他自身对“仁”的领悟,“仁”是真正的人或曰君子无止境的追求过程。孔子作为完全独立的当下性存在,面对具体问题,不是拿先前的结论,照搬到当下情境中来,回答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这一个问题本身而回答。
克里希那穆提谈到,分析问题本身就是回答问题,答案就在问题之内。我们通常请一个名家、名流回答问题,那个名家、名流认为自己是专家、是权威,于是把多年前其他地方的想法拿过来作为答案,搪塞别人提出的当下性问题。问题在当下的此处,答案却来自往昔彼处,却自作聪明自欺欺人地硬安在一起,这叫牛唇不对马嘴。
当下性问题的真正答案,就潜存于问题之内。问题就像花蕾,我们解决问题的步骤是,要让花蕾成为绽放的花朵,绽放的花朵凋谢后结出一个青涩的小果子,然后让小果子成熟,这就是答案。所以每一个问题里面都包含着这个问题最真切、最恰当、最适宜的答案,关键是你要在分析、理解、催熟问题的过程中让答案自然呈显,而不是把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学问搬来搬去,这就是当下性。孔子在面对问“仁”的时候,不同的弟子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回答,面对问“孝”、问“政”的也莫不如此。
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子路和冉有分别问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孔子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答子路,却以“闻斯行之!”答冉有,公西华惑于对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截然背反的回答,孔子则指出,冉有生性退缩,所以激励他勇进;子路过于勇猛,所以提示他谦谨。这就是孔门问答、心灵对话的活在当下,答子路问是活在这个当下,答冉有问是活在那个当下,答公西华问亦是活在当下。孔子生命存在本身就富有当下性内涵,其一生是由一个个当下性存在的节点连成的链条。遗憾的是我们总是把孔子生命流动着的当下性之链条当做一个僵化静止的点来看待,从而取消了孔子作为本真生命精神之体现的当下性,使孔子这一文化上的鲜活生命存在,变成了僵死、抽象的思想和道德教条。从而阻断了孔子文化生命存在与我们当下生命之间建立对话关系的连接点。
搁置真理判断,惟在当下体悟,这样一种生命存在状态,就是颜回不以箪食瓢饮为忧却在全然为学中不改其乐的真切写照。我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的多灾多难与颜回的早死有很大关系,颜回之死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影响有似于古希腊文化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句话展现出孔子沉痛之极悲伤之极的生命情态,颜回好学,体现为“不迁怒,不贰过”。为什么会不迁怒、不贰过呢?因为他活在当下,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当下性的存在。迁怒就是不敢也不愿面对现实,你就是回到过去,从而没有活在当下。贰过也是没有活在当下,首过时没有学到当下应学到的东西,贰过时也没有能意识到或领悟到当下性的情境。所以这是他好学的体现,孔子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意思是痛惜好学颜回短命早死,活着的这些弟子没有称得上好学的了,甚至在我所知的人中间,我也没有听说什么人堪称好学了。这句话的内涵之深、悲痛之重,足足可以让人寻味几千年。
马一浮说:颜子死后无人好学,朱熹死后无人读书。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对我们是警世钟,警示我们如何才能够有颜回好学的万分之一,朱熹读书精神的百分之一。我们越来越欠缺“搁置真理判断,惟在当下体悟”这样一种精神。由此体现出我们不能对孔子作判断,一旦作判断,你体悟孔子当下性生命存在的可能性道路就被遮蔽了。
二、建构真实关系,相遇永恒之你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儒家,认为历史上的尊孔读经造成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诸多问题,我却认为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恰恰在于真正的尊孔读经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或者说,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的尊孔读经还根本没有出现过。
与传统儒学关注孔孟之道不同,新孔学所关注和尊崇的是孔颜人格。关注孔孟之道,就是从孔孟那里借取治国用兵之道,进而打造成政治意识形态的王官之学。关注孔颜人格则是永恒的从孔颜人格里面汲取我们人格成长、人性优化的营养。这里把孔子本身当成一种神圣人格来敬仰,孔孟之道只是好用的方法而已。孔孟之道是后世儒学的观点,我则强调原生孔学,原生孔学是指孔子和他的亲炙弟子包括并至于子思的孔氏学团的学问之路。孟子以下只能是对原始、原生孔学之生命存在、文化存在的阐释。邹城孟庙“道阐尼山”的匾额,就是一个明证。原初孔学是“经”,后世儒学只能是“传”,传只能作为读经解经的参照,而不能混同于经来终身解读。这是新孔学的学术立场。
我们检视一下历史上儒学走过的道路。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经学的突出代表是董仲舒,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就是“六经注我,为我所用”。他的关注点既不是孔子之人,亦不是《论语》之文,只是由他“发现”或曰打造的儒术。这就用终止了现实的尊孔读经之路,也遮蔽了孔子生命存在的当下性。
东汉的古文经学走的是“我注六经”之路。与今文经学既忽视“人”又忽视“文”不同,古文经学似乎表现出了某些重视“文”的倾向,但却仅限于文字、典故的考证以及已有注解的折衷采取而已,同样既不见人格气象,亦不见经文深蕴,注者本身也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存在,只是钻在故纸中讨生活而已。
“六经注我”没有体现生命的交融性,“我”是中心,“六经”皆是为“我”作注。“我注六经”,则“六经”成了中心,“我”为六经作注,都没有体现生命的育成性、创造性、生长性,没有当下性的真实人生。
马丁•布伯指出“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关注孔子文化存在的当下性,就是强调“我”、“你”或曰“我们”之“我”要与孔子相遇,在这个“我”与作为“你”的孔子之间形成一种“我-你对话”关系。马丁•布伯认为人类的基本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我-你关系,一种我-他关系。在我-你关系中,是两个人均在场,两个主体面对面通过相互凝视、对话进行交流。在我-他关系中,“我”是主体,“他”只是“我”言说、评论、利用的客体。比如说我和国鹏兄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你关系。但国鹏兄转身走了,有人问我“刚才和你说话的是谁”,这时候国鹏兄这个“你”对“我”就转化成了“他”,我-你关系也相应地转化成我-他关系了。只有我和你面对的时候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如何保持孔子生命的当下性?我认为就是要把孔子作为我们自身生命当中的“永恒之你”,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提到,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我”与“永恒之你”的关系,上帝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永恒之你”。
孔子应当成为中国人生命当中的“永恒之你”。为什么需要这个“永恒之你”呢?这是因为,人活在这个世上是偶然的、孤独的,也是卑微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生命活得很荒诞,很无谓,为使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必然性,活得更真实,我们需要与“永恒之你”保持一种心灵对话。
如果说没有关系就没有真实的人生,但我们又觉得关系是那样靠不住。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父母是最无私的,与子女的关系是肯定的,但是再好的父母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这个现实关系总有断裂的时候。父母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来培养子女,但是子女长大会离开你。恋人或夫妻之间,山盟海誓也好,相伴终身也好,或生离或死别,同样是无法避免的。人生需要关系支撑,而世俗的现实的关系却又很靠不住,这就需要在文化和信仰上建构一种灵性精神的真实、永恒之关系。
就中国文化而言,建构中国人个己生命中真实永恒关系所依凭的“永恒之你”是孔子,也只能是孔子。不必把孔子当成神,但孔子却是“学而不厌”以至于“仰之弥高”的圣,神圣就是值得尊敬,值得永恒尊敬的神圣人格,才能作为建构永续“我-你对话”所依凭的“永恒之你”。
当你孤独的时候,打开《论语》,孔子就会来到你的生活里;当你觉得智慧不够的时候,打开《论语》,与孔子的心灵对话就会滋养你的智慧;当你感觉德性需要提升的时候,打开《论语》,孔颜人格也会滋养你的德性。由此而言,孔子就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永恒之你”。
“我”与作为“永恒之你”的孔子建立起“我-你关系”,就会使得你的生命存在更实在,更真切,更富有意义的光彩。个己生命就会趋向于“全然为学,与道相契,仁爱无私”的境界,使“我”自身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持续性的升华。当个己与孔子建立起我你相契的我与永恒之你的关系,就和孔子、颜回,和周围的人、大自然以及周围情境变成了真实的我你相契的关系。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贤在什么地方?贤在其生命的当下性,面对贫困的生活情境,他以最恰当的方式应对之,跟特定生活情境建立起真实、健康且富有成长性的情感关系,颜回之贤,就在于贫困不能阻止他生命和心灵的成长,也不能阻止他建构和乐幸福的美好生活。他是全然无条件地接受给定的生活情境,而不是苛求一种理想的生活情境。他没有说这个情境不是我要的,我换一种好的情境,这个情境里给我的薪水太低,对我尊重不够,人不够热情等等,这些他都没有要求,而是在与当下情境的契合相遇中建构起一种合理美好的生活方式。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同样是与当下情境的与道相契的真实相遇关系。也就是他和天地、自然以及周围环境建立了生命相契的真实关系。上次唐文明讲了一个题目叫“如何安置孔子”。我认为,当你安置孔子的时候,实际上就取消了孔子生命的当下性,我强调忘掉时间,直接在当下对话中感受孔子,我们不需要安置孔子,孔子就直接活在我们自身的生命中,作为“永恒之你”的孔子,具有永恒的生命当下性。
三、周孔孔颜相通,圣我生命相属
《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倡导“终身解读《论语》,活在与孔子心灵对话之中”的依据,就是发现孔子曾经活在与周公的心灵对话之中。从孔子这句话可知,在孔子生命不衰萎之时,他是经常梦见周公的。这种梦周公,就是与周公建立和保持心灵对话关系,这从《吕氏春秋•不论苟•博志》一段话可以得到旁证:
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这里体现出孔子和周公生命的相通。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白天读经典,读周礼等等书,“夜亲见周公、文王而问焉”,晚上做梦就跟周公、文王沟通,进行心灵对话,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在于他读经典的时候用志专注、投入,只要专注、投入,就没有什么事做不成,没有什么目标达不到了。如果你读经典、读古经读到烂熟于心的程度,死去的祖先就会复活过来把他的心思告诉你,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告诉你了,而是你读先圣经典读到精熟、烂熟程度所致。这就是孔与周的心灵相通,也是“终身解读《论语》,活在与孔子的心灵对话之中”的理据所在。
孔子与颜回的生命也是相通的。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回到鲁国,他越来越意识到学习和为学对他生命存在趋向于至高至美的价值和意义,他生命的重点凝结在了学上,于是才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天地间最美好的文章,才有《论语》中孔子屡屡独许颜回好学、悲叹其不幸早死的交厚与悲情文字。孔子对颜回,不是有意识的培养,更多地是一种心灵的契合。他没有对颜回作出特别的指导,他更多地是对颜回的欣赏、赞赏,更多情况下是颜回契合了孔子对生命的理解。因为生命衰老,前不再能与周公进行心灵对话,心灵最相契的弟子颜回又先孔子而去,所以,当孔子因颜回死而悲叹“噫!天丧予!天丧予!”时,当孔子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这也”答哀公“弟子孰为好学”之问时,其悲剧悲情色彩是非常浓重的。孔颜生命有一种相通相属关系。颜回早死是导致孔氏生命之学的真精神得不到很好传承的中国文化的大悲剧。与古希腊文化中的苏格拉底之死一样,颜回之死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意味深长的悲剧意义。
《新约•加拉太书》中保罗坦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耶稣在我生命里活着。”在孔子看来,如果颜回不是早死的话,可能颜回对他而言就是这样吧,颜回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在颜回的生命里活着。《圣经•约翰福音》记载,[约翰的两个门徒说]“拉比,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要常在你里面。”同样,我们也要常在孔子里面,通过我们自身在孔子里面改变我们自身的恶俗、卑陋之气,使我们沾一些圣气,使我们的生命所受到的卑俗、恶俗之气的危害有所减少,这就是我们要常在孔子里面。反过来,孔子也要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不再是孤立、偶然、卑微的生命存在,而是孔子在我的生命里活着,以此增加个己生命的神圣与敬畏内涵,以此保持孔子文化存在的当下性。所以我们今天一些真正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应该是我们要常在孔子里面,通过在孔子里面能够照见我们自身的很多问题、过失、卑俗、不好学等等问题,使我们自身有所提升。
孔子也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孔子的生命存在通过我们对孔子生命的体察,通过一种心灵的对话而存在,所以孔子是复活在我们生命之中的一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以我们说周孔、孔颜相同,圣我生命相属。因此,新孔学最重要的使命是体察孔子的生命之在,而不是把孔子的学说如何用于生活。我们在体察孔子生命存在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自然而然地使自身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如果仅仅是用孔孟之道来达成个己某些具体功利目的,就对孔子缺乏应有的尊敬。
汉儒董仲舒抱定“为我所用”的立场尊儒术,宋儒朱熹“四书五经”体系同样有其自我中心的缺憾。朱熹是用“四书五经”体系印证他的理学体系。说到底他是老板,他要让曾子、子思、孔子、孟子为他打工,最终印证他的体系是大道至简的绝对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取消了孔子生命存在的当下性,而他才是当下最重要的。新孔学则是“终身解读《论语》,活在与孔子的心灵对话之中”。我们永远不利用孔子的学说建构自己的东西,而是终身的谦卑向学之心读《论语》,领受孔子的教诲,领悟孔颜人格对我们生命存在的启发,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往往成为世人“厚今儒,薄先圣”的渊薮。新时代的王者兴起了,原生态的孔学真精神就渐渐地被忘怀被淡化了,而后儒又总是浅尝辄止地抓住从经典里的少量发见建构新的思想体系,以死的学说代替活的学问。所以我所倡导的新孔学就不是思想体系或学说,而是文化行动,这个文化行动就是建构“终身解读《论语》,活在孔子的心灵对话之中”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我少年轻狂的时候,整天提这样的思想体系,那样的思想体系,一段文字、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思想体系,后来我发现这些没有用,只有终身向学,持续性地从《论语》和孔颜人格获得滋养自身的智慧,滋养自己的生命,滋养自己心灵的精神资源,才是最好最本真向学的生命存在方式。
圣我生命相属,孔子的生命是我的,我的生命是属于孔子的,使个己生命保持当下性的鲜活与神圣,也使孔子的生命保持了当下性的文化存在。孔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复活,孔子生命作为当下性的文化存在就得以体现了。
真正的保持、认定孔子作为当下性文化存在,就是不断地解读《论语》,获得新的见地、新的发现。
比如读《为政》子夏问孝章,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参照《礼记•祭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先前我的理解是,能够赡养父母不算难,在父母面前保持颜悦色很难。为什么难呢?你自己整天不太高兴,和颜悦色对待父母就比较难,装着和颜悦色太累,只有真正拥有生命存在的幸福感,才能在父母面前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愉悦、喜悦表情。可最近,我对此有了新的感受和领悟。
前段时间我看上海《东方卫视》“梦想成真”的一个节目,讲述一个没有胳膊的小女孩的故事。,她出场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她那种满脸灿烂的笑容,以至于使我起初几乎没有注意到她没有胳膊。她用脚可以穿针引线,做精美的十字绣。整个节目很感人,但是我始终忘不掉她出场时灿烂、无邪、纯真的笑容。当小姑年经历了那么多人间悲情和不幸之后仍有那么灿烂的笑容,我想那是真正的生命的绽放。后来我就领悟了“色难”的更深涵义,保持生命的绽放状态就是对于父母最大的孝。如果没有当下性事件的启发我就不会有这个领悟。
最后说说我对“学而”章新的理解。一本阅读史的书谈到,读经典最好把第一页撕掉,借以提醒自己无论读了多少页,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第一页。整个读《论语》的过程,也是最大限度接近但却永远也无法达到“学而”章的过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的解释是学了之后温习、诵习、练习,甚或实习等等。我认为,学是觉的意思,学就是生命的觉知、觉识和觉醒状态,处于这种状态及时、适时、不时地采取由这种觉的状态所引发的最恰当的行动,这就是习。“学”既可以是特定情景当中的行动,也可以是生命全然清醒的状态。这是一种淡然无我、与神同在的生命存在状态。
读《论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孔颜人格生命学习之真精神,但另一方面孔子有时候又似乎挺在意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生命抱负。比如说,54岁时离开鲁国而周游列国,“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所有这些,都与孔子对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之赞,与他“发奋忘食,乐于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以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自述,都有些龃龉及不和谐。后来我领悟到,我们不能把孔子一生73年的过程放在静止的时间结点上理解,“学而”章和孔子自诩好学及赞颜回好学,都发生在他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著《春秋》之时,发生在弟子弥众至自远方之时。《论语》编撰者把“学而”放在第一章,其深意在于建立孔子生命与后世孔氏门徒生命的续接点。孔子作为一个当下性的生命存在,他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现真理之后永远的传播这个所谓的真理,而是一生都是在求索过程当中一步步达到其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学而”章代表着其生命所达到的高峰与极致。
我期待一种好的生命状态,那应该是生命和心灵一直在成长,然后一步步接近生命存在至高的极顶,然后一下子死掉。常规观念里,人老了要有一段时间卧床,没有意识,植物人等等。但是我非常期待一种好的生命存在,彼得•德鲁克《旁观者》一本书里提到一个亨利伯伯,挺让我感动,亨利伯伯是一个大零售公司的董事长,他104岁的时候生命已经非常衰弱了,在一个天气不好的日子,他装扮好要出门,护士劝阻他,他却说:“不要管我,反正我随时都会死的。”出去了一个小时,他回来了,拿起电话,把总经理训了一顿,说:“同样品牌的女性丝袜在我们竞争对手的店里价格比我们低,你居然没有发现。”训完以后他放下电话,跟护士说:“瞧,我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做点事吧。”说完这句话,把电话放下,头朝着墙壁一低“走”掉了。在他死掉的前一分钟,他还保持着头脑的清醒,还保持着一种活力,一种工作的状态,这就是一种至高的生命存在。我觉得孔子的生命存在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标志着他已经超越了对于建功立业的想法之后达到了平和、知足、无我的喜悦的状态,这就是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也是至高的追求。是对过往生命存在的一种自我超越。或许年轻时体验或追求过别的什么“说”,但这个“学而时习之”的“说”比先前的“说”更高,“不亦说乎”既是自我超越,也还有自我调侃的味道。如果是与别人的对话,就有尊重对方的意味,尊重你生命的喜悦之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明明是我生命至高体验的凝结,却用“不亦说乎”的会商口气,体现了一种他者优先、他者神圣的情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体现了孔子历尽沧桑,参透人生之后的大彻大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相当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完全自由、自在、自足的生命状态。因此,如果只是以自我孤陋偏狭的人生体验领会这句话,而不是拿孔子波澜壮阔博大精深且无比丰富的整个生命历程为这句话作注解,我们所能从中发掘的内涵就肤浅得多,贫乏得多。如果我们用孔子的一生最后达到生命的制高点、生命的胜境、极境、至高之境来看待这句话,这句话就厚重得多,内涵丰富得多。这句话标志着孔子达到了一种与神同在的境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说”,就是和平、知足、无我,就是神的生命存在体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当如是解。在凄凄遑遑周游列国十数年、干七十余君之后,不再有救世、救国之想,孔子才真切感受到,人生最高境界的快乐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灵相遇,生命相通。《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删诗、书,订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当远方的年轻人来到我生命当中,跟我的生命构成一种应合关系的时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有一种谦和的人格平等态度,他没说弟子从远方来,没说小子从远方来,而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他把弟子当成生命学习的同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享受到人生最高的快乐,同样这也是他对早期生命快乐的自我超越。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孔子适逢佛肸、公山弗扰召之时,子见南子、急言“沽之哉,沽之哉”之时,恐怕很难说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孔子生命学习的起点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经历了“下学而上达”的长期为学过程,才达到“知我者其天乎”“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的境界。他早期的一些想法可能跟我们世俗之众差不多,但他终身向学,最终达到了生命学习的至高境界,以至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点点不舒服都没有,你知不知与我何干,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就是“发奋忘食,乐于忘忧”的享受着生命学习的过程的本身。“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是我当下生命存在的最好状态,所以纵然是人于我有所不知,也不会有一丝愠和不平的心湖涟漪皱起。正是在这个状态上我们领悟了孔子作为一个文化存在的当下性、永恒性。孔子的一生我们要从孔子晚年的过程中续接,可以保持孔子作为文化存在的当下性,也使得我们以当下性的心态、当下性的文化情怀面对孔子,使我们体悟当下,活在当下,做一个当下性的文化生命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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