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书“季子十字碑”辨

作者：张戬伟

来源：新浪博客

时间：2014年5月21日

季札，常州开郡之祖，春秋大贤。孔子，春秋伟人。有论者以为，孔子曾学礼于季札，此说不谬。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季札出使北方诸国返回途中，陪同的大儿子去世。古代没有冰冻设备，无法长途运输尸体，只好就地安葬。其事见《礼记·檀弓下》：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季札葬子，是王公施礼，在古代，是件大事。孔子带了学生去观摩。于是，中国文化史上当时的一位巨人，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巨人的人，在山东赢、博（今山东莱芜）之间，见面了。那年，季札61岁。孔子36岁。

我对《礼记·檀弓下》的这段记载，一直腹诽。“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孔子讲话的口气，不像是学礼，倒像是批作业！

其时，季札，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吴国的王储，孔子，虽然与齐景公讲过话，与齐太师一起听过《韶乐》，以至“三月不知肉味”，但真实身份，毕竟是一个不进入国家教育体制、没有政府拨款的民办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兼教授。所以，齐国有官员扬言要修理他时，他只能仓皇出逃。出逃时，据载，烧饭的米刚淘洗好，水还没沥干，又舍不得扔掉，提起就走，一路上水淋水拉的，狼狈之极。事见《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

季札长子的葬礼之上，季札是万众瞻仰的中心。刚从带着学生从齐国逃回鲁国的孔子，不过是无数围观者中一个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左支右绌、汗流浃背的看客。季札的做法，合不合礼，轮得到孔子来定论吗？

后来想通了。《礼记》成书于汉代，编纂者是儒生戴德、戴圣。其时儒生已经进入体制，成为政权的组成部份。为维护自己祖宗，说点大话，可以理解。

公元前484年，季札辞世，享年92岁。孔子听说后，为之题写被后世称为“孔子十字碑”的“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墓碑，时年67岁。

事关“至圣先师”之赞誉，历代不敢轻慢。所以，我一直以为，孔子手书“十字碑”，应该矗立在常州市中心。没想到，此碑现在立在丹阳。于此，一直心有戚戚兮。

后来，拜现代传播手段之赐，有幸看到《淳化阁帖》。拜读之间，为之一震——此帖中所收孔子手书，不是目前竖在丹阳的“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是“乌延陵封邑有吴君子之墓呼”。不是10个字，是12个字，内容亦大相迳庭。

圣人遗泽，世所仅存。孰对孰错，兹事体大。且事关桑梓，值得一辨。

《淳化阁帖》，简称《阁帖》，是中国最早的汇集古代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帖共10卷，收录先秦至唐代一千余年间103位书法家的420篇书法墨迹。赵孟頫在《松雪斋文集·阁帖跋》中说——

淳化中，（宋太宗）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

从赵孟頫的叙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阁帖》是宋太宗组织实施的一项国家文化工程。2、《阁帖》总结了自夏商周三代至唐代的中国书法史，树立了宋代书法的标准。3、《阁帖》是皇家征集、收藏后制作的秘籍，是皇帝的赏赐品，仅供皇室与大臣。所谓大臣，必须是丞相与御史二府之人，概不对外。4、一段时间后，就是对皇亲国戚与二府重臣，这种赏赐也停止了。5、《阁帖》之价值，世所共知，所以非常宝贵。

正因为以上理由，《阁帖》成为中国书法史的里程碑，世称“法帖之冠”“丛帖始祖”。

宋太宗是一国之主，要管的事情很多，汉字怎么写才好看，自有教育大臣管，皇帝起这个劲，有点雄鸡下蛋的感觉。但宋太宗铁了心要管，并把它列入国家文化工程。

究其原因，是因为历经晚唐、五代之乱，官学与民间教育破坏严重，汉族文化遭到重创。限于印刷与传播条件，文字书写失去标准，国民整体书法水平低下。偌大一个国家，立朝近百年，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书法家。

书法，目前也许就是一个艺术门类，中国古代，那可是政治家、国家公务人员重要的职业素质。一个王朝的书写，能不能上升到“法”的高度，不仅关系王朝尊严、国家文明，还与官员的履职能力、精神面貌有关。要让百姓信服、四夷受服、天下宾服，书法之道，是为重要手段。

宋朝的书法水平，当时处在什么水平？以文坛泰斗欧阳修《跋范文度模本兰亭序》《集古录跋尾·唐安公美政颂》中言——

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余每以为恨。

然余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朝后，亦把书法列入国家文化序列，身体力行、狠抓不放。在其书法著作《翰墨志》中，赵构说——

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若比，视书漠然，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污隆，不可力回也。

此言意思是，我花了40年功夫练字，并号召士人练字。可惜这帮蠢货，实在不可救药。于是，赵构叹了一口气，说——

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书字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真记名姓尔。

理解了这种背景，《淳化阁帖》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宋太宗敕修《淳化阁帖》，是当时皇帝权威、政府形象、官员素质、社会文明的一项重要举措。其重要性，堪比使用军队开疆拓土。

在皇帝的强力推动下，宋朝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高峰。宋朝军队并没有打进日本，宋朝文人的字，却让日本震服——日本的书法史，是由学苏东坡的京都五山、镰仓五山的禅僧、学黄庭坚的临济宗大师荣西禅师、学张即之的曹洞宗大师道元禅师，以及宗峰妙造大师、梦窗疏石等高僧构成。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一项关乎皇帝朝廷权威、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大国家文化工程，一般是不能有差错的。从而引出关于孔子手书的问题——《淳化阁帖》定稿时，认定孔子手书是12字碑，说明宋代以前，季子墓碑前的“十字碑”，皇帝认定，是12个字。古人计数，虚指较多，有12个字的碑，为了叙述方便，称“十字碑”亦无不可。

当然，如要深究，可以反问：“《阁帖》就没有错误吗？”这问题一问一个准——《阁帖》虽然是皇帝亲自抓的文化工程，贵为“法帖之冠、丛帖之祖”，但其中还是有错误的。所以，宋大观年间，徽宗赵佶，也就是书法史上“瘦金体”的创始人，为了纠正他爷爷的爷爷宋太宗建设宋朝文化工程时留下的遗憾，加上《阁帖》传世年久，木板皴裂，不能复拓，就命宰相蔡京另起炉灶，重搞法帖。考虑到木板的保存年代较短，这套法帖的刻制材料，选用石料。

此项文化工程，因立项、动工于宋大观三年（1109年），帖名就叫《大观帖》。完工后，石刻置于宫内太清楼，所以又称《太清楼帖》。后世尊称《大观太清楼帖》。

赵佶是一代书家，蔡京亦大书法家。原来名列书法“宋四家”，据说因为是“奸相”，所以，被另一个姓蔡的、叫蔡襄的替代了。不管怎么说，两个中国书法史上一流高手合作，经费由国库保障，这套《大观帖》，改正了《阁帖》谬误，摹勒谨严，镌刻精工。刻成之日，立即为世所重。后世论者以为，《阁帖》是名义上的“法帖之冠”，《大观帖》才是真正名符其实的“丛帖之祖”。

纠正《阁帖》错误后的《大观帖》，孔子手书，依然是12字。换言之，从宋太宗到宋徽宗，从一个立志挽救皇家文化形象的皇帝，到另一个精通书法、立志纠正祖先错误的皇帝，都认为，孔子留下的季札墓碑，应该是12字。

为什么要强调两个搞书法文化工程的皇帝的看法，是因为此事在古代就有争议。此帖，在《阁帖》《大观帖》的编辑修纂中，肯定有过争论。最后，应该是皇帝一锤定音的。

引几则古代在孔子手书问题上的争议——

1、肯定说

《四库总目·卷八十六·史部·四十二》引宋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

孔子《延陵十字碑》，镇江府既两载，又载於江阴军，又载於昌州。

明代书法家丰坊《书诀·周石刻》——

先师孔子题季札墓曰：“乌乎有吴君子”止之，六字亦大篆，视石鼓差小。王深宁云：“《孔世谱》：‘鲁哀公使宰我聘于越，越王勾践问孔子，宰我具言其圣。是时夫子在陈，勾践因使宰我聘之。夫子行至延陵，闻杀大夫种，遂题札墓而返乎夷仪。’”

清代王英冕《赏析斋类稿》中引陶潜作《季札赞》“夫子戾止，爰诏作铭，谓题有吴，延陵君子。”认为此可证碑为孔子手书。

清代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二》——

究而论之，要当以孔子题延陵吴季子“十字碑”为始。或有疑季子碑为后人伪托者。唐李阳冰初工峄山篆，后见此碑，遂变化开合，如龙如虎，则非后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后，则峄山、之罘、碣石等，虽非冢墓，亦仿之以纪功德矣。

2、否定说

《七修类稿·卷十九·辩证类·延陵碑》——

欧阳公《金石录》又以为孔子平生未尝至吴，盖以《史记》世家考之，推其岁月踪迹，南不逾楚之故。复引张从申《疑记》云：旧石湮灭，玄宗命殷仲容模拓以传。是开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欧阳、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书，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观所以疑唐人之所书，有见也。

宋代赵明诚遍访天下名碑，著《金石录》三十卷，“孔子十字碑”未见收录。

清代金坛籍名士王澍，被吴修《昭代尺牍小传》誉为“鉴定古碑刻最精。”王澍《虚舟题跋》中认为：“此十字必非孔子书。”

3、怀疑说

元代金石家吾丘衍《三十五举·辨谬品·延陵季子十字碑》——

人谓孔子书，文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呜呼有吴君子”而已。篆法淳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汉人方篆，不与前六字合，借大圣人以欺后世，罪莫大于此。又且易“君”字作“季”字，汉器“蜀郡”洗，“郡”字半边，正与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易，显见其谬。比干墓前有汉人篆碑，亦有此说，盖洪氏《隶释》、《汉隶字源》辨之甚详，此不复具。

《七修类稿·卷十九·辩证类·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镇江，其文曰：“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世传为孔子书，《学古编》以为古法帖，止云“呜呼！有吴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汉人方篆，不与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显见其谬。盖汉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

《丹铅续论》又谓：陶潜作《季札赞》曰：“夫子戾止，爰诏作铭，谓题有吴，延陵君子。”此可证为古有。据此，则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无此赞，载艺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需要注意的是，《阁帖》编成后，关于孔子手书之真伪，就有争议。争议中，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对此持否定态度。这是一个极有地位的大官、极有影响的一个文豪，极为重要的一个书法家，提出的一条极有份量的意见。这种人物提的意见，一般情况下，皇帝是不能不考虑的。饶是如此，其后，本着纠正《阁帖》错误宗旨的《大观帖》，主编宋徽宗、执行主编蔡京，还是把“孔子手书十字碑”，收录进了皇家文化工程标志性典籍。这说明，宋代庙堂主流文化，承认这12字的“十字碑”，是孔子手书。作为反证，同传为孔子手书的墓碑《比干碑》，“法帖之冠”就没有收录。

宋代，丹阳季子墓前的碑，如果是现在的10个字的碑，因为与两代皇帝定下的、属于“钦定”标准的碑文不一，那是“忤旨”。一旦被告发，地方官要承担责任的。推言之，不仅宋代，唐代遗留的碑文，亦不可能是10个字，因为宋代皇家文化工程搜罗天下圣贤遗迹、尽出内府所藏时，其中包含了唐代文物遗存。

事实上，目前丹阳季子庙前“十字碑”，据《丹阳旅游》介绍，是明代刻石——

延陵季子墓碑在江苏丹阳市延陵镇。此碑始刻于何时无考。现碑是明正德六年（1511年）六月重摹上石……据唐人记载，原有三庙，现只存南庙，庙后为季子墓。庙前立有“呜呼有吴廷陵君子之墓”碑，世称“十字碑”，相传为孔子所写。古人考证原碑只有“呜呼有吴君子”六字，是古篆，“延陵之墓”四字是方篆，两者不同，怀疑是汉人篡人。唐、宋以来多次翻刻。

明代丹阳地方官，限于当时的学习、印刷与传播条件，可能没有见过皇家秘藏《阁帖》《大观帖》，对宋代皇家文化工程经过争论，最后由皇帝钦定的“至圣先师手书”，根本不了解，所以，把季子墓碑刻成了现在的模样。

对于此事，我认为——

丹阳目前所立之“季子十字碑”，是明代地方官员所刻，可称为“明代地方版”。《阁帖》《大观帖》所定之“季子十字碑”，可视作“宋代皇家版”。

孔子手书之真伪，自古就有争论。按中国学术的规则，史料一旦发生争议，以权威论，官方正史为据。以时间论，发生在前为据。如果认定孔子曾手书“季子十字碑”，那么，此碑应该以宋代《阁帖》《大观帖》为准。

如果，常州当年的季子祠，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能尊重历史，恢复原来的名字，或称“季子园”，把孔子手书之12字碑，用上好石料，精工镌刻，立于其中，让天下瞻仰，常州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当可不言而喻了吧。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