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几种思想分析

作者：杨丁宇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2014年3月2日

当代中国，各种思想流派纷呈，不过从总体看来，大致可以分成七类思想，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复古主义（应当叫正统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人叫做马列毛原教旨主义），折衷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

一、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为了反思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带来的弊病，由奥地利思想家哈耶克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人首先提出并逐渐在全世界得以推广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核心主张是“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说，政府只需要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其余一切都得由市场来完成，政府无权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李炳炎先生曾经指出：“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即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为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1这是非常正确的。

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逐渐兴起，并且成为主流经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代表人物可以举出很多，包括厉以宁、吴敬琏、樊纲、茅于轼，年轻一代的则有张维迎、张曙光、杨小凯、哈继铭、汪丁丁等人，当然还有很多人，某些著名的法学家（如江平、贺卫方、张千帆）和政治学者如张鸣、刘军宁（此人最近也有某些变化，提出了“天道自由主义”观念），以及所谓的一批“公知”和社会意见领袖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重要的支持者。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本来是想反思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病，因为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隔离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城市居民享有医疗教育保障，在农村几乎为零。” 2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计划经济对国民管得过死的局面，但是由于他们从计划原教旨主义转成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以后来就一步步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比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实际上走的更远，他们的主张主要包括：社会非调控化，即完全市场化，政府只是守夜人。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应远离宏观调控。其结果就是经济掌控者即垄断寡头操控社会政治。其次是私有化，反对公有制，这一点西方产权学派尤其重视之。但实际上，产权清晰未必必然带来高效率。新自由主义者还主张再一点就是经济自由化，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反对建立国际新秩序，他们要千方百计维护经济金融霸权。还有一点是福利个人化，他们反对福利制度，甚至主张削减福利。这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几个最重要的理念。其代表人物张维迎还主张中国未来应当没有国企。张维迎在一次讲话中把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必须埋葬凯恩斯主义世界才能有救。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干预太多。事实上，正是凯恩斯主义延缓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尽管凯恩斯主义也并不是根治世界经济危机的最优选择。张维迎事实上已经把市场吹捧到了一个神话的高度，但是凡事物极必反，不管是计划原教旨主义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无非就是两种极端的经济制度，长期执行下去必然弊端丛生，根本不可行，说白了，张维迎们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或者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这不仅与多数民众的心声不符，也与中国历史多数朝代的政策都不符。因为中国多数朝代都是国家在先，商人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不可能凌驾于国家、农民和儒家志士之上的，国家往往采取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凡是把商人地位凌驾于农民之上的朝代譬如元代，必然不可持续，而且事实证明“天不变，道亦不变”，即如果只有一个地球，就必须采用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欧美国家之所以商人能够成为管理者，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中世纪一直处于真正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给商人利益壮大创造了条件。所以韩德强等学者甚至批评这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懂市场经济”，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新自由主义是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一种思潮，它的这一系列主张只能将中国带入特色资本主义的泥淖之中，使中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甚至导致中国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所以对这种价值理念必须予以否定。

二、民主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有一种思潮，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在指导思想上，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指导思想，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在经济上，起初以凯恩斯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近年来也有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取向，他们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模式，主张以私有制为主体，在此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并存的所谓混合经济制度。 3并主张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同时在政治制度上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甚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说成是一党专制，主张多党制，鼓吹三权分立。

民主社会主义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谢韬、高尚全、辛子陵等人，当然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并无二致。谢韬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公开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以后， 4受到了不少人的指责与抨击。通读此文，发现他这篇文章确实漏洞百出。

首先，谢文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说：“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把这些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之功，是对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大误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尽管同时问题也很多），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之功，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没有重蹈苏联覆辙，那是因为我们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尽管这十年公有制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谢文完全忽视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根本因素，胡说什么这是因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按照这么说，欧美各国都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为什么欧美各国却没有抵制住金融危机，中国却在历次金融危机当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动乱？就是因为中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谢文对此完全不管不顾，显然是一种曲解。谢文还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然而事实上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体系，是根本不可能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所谓的暴力社会主义其面对的首先是内外危机，由于内外危机而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谢文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包括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而核心则是民主宪政。这些不过是重提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搬入中国来的那一套，而混合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体制根本不同，因为它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如果中国实施这种经济制度，就不叫社会主义。

谢文还说：“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谢文把北欧的那套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理想状态，但事实上，北欧有20%的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5其生活根本没有保障，且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苏联解体已经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高尚全，事实上吴敬琏在有些地方也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高尚全认为中国在文化上要依靠中华文明，但是这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述，高尚全在经济上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民营的经济，但问题是，他这种经济观事实上就是替一小撮私营资本家服务的，同时放弃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理念，同时，高尚全把“私营经济”翻译成“民营经济”是名不正言不顺。所谓的民营经济实际上就是一小撮资本家占有的私营经济，而根本不是代表多数“民”的经济。吴敬琏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等于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却撇开了公有制，因此也是不科学的。

三、新左派

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基于过去理想主义破灭以后，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反思改革弊端和马克思主义前途，从而产生了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其代表人物有崔之元、汪晖、甘阳、王绍光、韩毓海以及韩德强等人（甘阳、韩德强事实上是其中更接近正统主义的人），其阵地主要有《乌有之乡》，崔之元曾经有《自由社会主义宣言》，在一篇接受凤凰网的谈话中，他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理念。他既肯定毛泽东时代的优点，又肯定改革开放的成绩，并对新自由主义作了比较深刻的批判，还批评了海内外各种妖魔化毛泽东的思潮，这些都是十分中肯的。他肯定村民选举，而且也不完全排斥西方，在访谈最后他详细阐述了他的理念是“自由社会主义”，并高度赞赏重庆模式。韩德强著有《碰撞——全球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 6，《中国反思》 7，《整体管理》 8等书。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确实有问题，在《碰撞》中更坚决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反对中国全面加入WTO，主张贸易保护，并提出应当将开放与保护结合起来。同时，对当代“四儒”之一康晓光的理念作了具体分析，一方面肯定其正确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又对其接受市场浪漫主义理念所带来的种种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反思，这些都很有道理。 9他的《中国反思》全面反思西方文化，肯定中国传统，大力批判人性自私论，逆向种族主义。而《整体管理》一书则更提出文化在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批判制度决定论。应该说韩先生是一位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性问题结合的比较好的学者。总的来看，新左派正如程恩富先生所说的，有几点主张，而且我认为这些主张有其合理性：“第一，新左派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第二，新左派批判全球化。”“第三，新左派批判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是私有制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 10但是，全球化并不是只有目前西方引领世界的全球化这一种方式。而且，某些新左派的政治理念架构也不一定可行，新左派如果不能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那也是不行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已经或正在向正统主义回归，这点下文再谈。

四、复古主义

复古主义，其实应叫做正统主义，实际上持所谓的复古主义这批人并不是真正想搞文化复古，所以我认为叫正统主义更为合适一些。正统主义者主张回归中国传统特别是恢复儒家道统体制并将其作为国策，他们鼓吹儒家的天道原则并呼吁将其写入宪法，实现他们理想中的儒家宪政，倡导天人感应并主张将天人合一融入中国现代政治理念。他们在经济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废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实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文化上他们大力推广读经运动。这批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蒋庆和康晓光，此外还有陈明，以及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秋风和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圈”的张祥龙等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实践者。前文已经提到，一批新左派学者也正在向正统主义靠拢，包括王绍光、甘阳、韩德强以及著名作家万松生（摩罗）等人，有人指出：“（一些新左派）对于古代中国及其文教传统的敬意一方面是出于国族建构的考虑，即以追溯性的方式形成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叙事，从而凝聚中国人的国族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之连续性的深刻洞察，即充分意识到由革命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从很多重要的方面来看正是古代中国的现代转化，二者并非仅仅是断裂的关系。” 11说得甚是。还有人认为这种正统主义如果能够很好的利用的话，对中国未来的建设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我同意这种看法。

正统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理念，其中不少可以为我们吸取，比如蒋庆先生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等书 12，在《公羊学引论》中，蒋先生明确指出，公羊学是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学，并将公羊学的重要思想分别作了概括，比如春秋王鲁，天子一爵，天人感应，夷夏之辨，大复仇等，给人们展示了一种不同于常人印象中的儒学。在《政治儒学》中，蒋庆批判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并指出：必须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人性自私的观念。 13并批评当下男女平等观念是“既不平等也不进步，是以平等为幌子冒天下之大不韪。” 14同时，蒋庆还提出，政治儒学到底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制度，包括正义谋利下的市场经济，忠信仁爱下的契约关系，礼乐制度中的人性尊严等。所有的这些不啻为对西化派的当头棒喝。不过，蒋庆先生对儒家的认识还有相当的误解，比如他总是喜欢使用“儒教”一词，并提出定儒教为国教。但是，儒家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宗教，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人格神。把儒教定为国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另一位正统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晓光有一篇很长的《儒家宪政论纲》，在这篇论纲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儒家宪政构想，客观的说，这篇论纲有其合理性，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其合理之处在于批判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调控的作用，对新自由主义所谓的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这一观念做了有力批判，并提出政府不仅需要保护程序正义，更需要保护实质正义，这些都是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特别的，他强调天道第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个人自由是最后一位的，这与自由派把个人自由和人权列入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地方。缺点是他的政治构想又倒退回了三权分立的架构，而中国是根本不能搞三权分立的。他的这篇文章，笔者有专门评述，可参看。 15

除此之外，所谓“四儒”之一的陈明被某些人认为是“儒家右派”，他的代表著作有《儒者之维》等，他认为儒家是一个大杂烩，什么都可以容，包括自由主义等。他甚至自己也承认自己在儒门中是倾向自由主义的，这一点表现出与强调夷夏之辨的蒋庆之间的强烈不同。当然，对他这种观点，笔者是持批评态度的。从自由主义向儒家过渡的著名思想家秋风著有《重新发现儒家》一书， 16对过去儒家经常被误解乃至一些遭到后人污蔑的思想作了大量的梳理与考证，指出儒家绝对不是像某些人抹得那么一团漆黑。比如儒家不是主张人治，更不是歧视妇女和劳动人民。 17儒家也不是愚民的工具。 18这些都是合理的。另外，新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学者刘仰也是一位正统主义者，他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 19从根本上打碎了过去人们对宋代历史的印象，也打碎了一批人的西方化的美梦。在书中他指出：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制度、法律、宪政思想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而代表儒家法制思想的宋代刑法典《宋刑统》比200年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宋代的儒家治国理念使得其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即使是科技比起西方也毫不逊色。儒家的政治制度确实优于西方的民选总统制，因为它“超越了整个利益集团”。今天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需要向宋代学习，尽管不需要全盘恢复宋代制度。当然，这些人在论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存在某些过于主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这些对历史真实情况缺乏应有的考证的态度也为对手批评他们找到了把柄。 20不过总的来看，这些正统主义者在为儒家正名，为中华文明的重建与复兴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不过，还有一些人比蒋庆先生更加保守，他们是真正的复古主义者，比如国家昆曲院的一个演员（张卫东）就说：“中国不能搞创新，复古就是创新，中国必须回归到孔子时期的儒学”，他甚至把朱子的四书集注以及历代大儒都嘲讽了一遍，认为他们都歪曲了孔子。 21应该说像这种想完全退回到古代，不根据现实对传统做出应有的变通的做法实在是不可能的。这些人想矫枉过正，但事实上矫枉过正最后会陷入新的不正，这种无原则的复古主义在当下肯定是行不通的！

五、传统马克思主义

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的人认为应叫作马列毛原教旨主义更为合适一些。这种思想的特点是对社会的批判很多，然而创新很少，甚至只批判不创新。坚持这种思想的主要是一些老左派和底层民众以及下岗工人，主要代表有马宾、李成瑞、韩西雅、巩献田、张勤德、恽仁祥等老干部老党员，当然还有一些底层民粹主义者或流氓无产者的代表，比如黎阳、马门列夫等人。其主要的网络阵地是毛泽东旗帜网。他们的主张是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认为中国应当全盘马列毛化，全盘倒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甚至文革时期，有些极端的人更是主张继续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放言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经济上，他们往往主张全盘废除市场经济，反对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甚至说邓小平是“修正主义”，将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化。在所有制上主张所谓“一大二公”，不要任何私营经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绝大多数人还不能大公无私的同时必须保留一定量的私营经济，增加市场的活跃程度。应该说他们确实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种种恶果，有些批判还是很给力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水平有限，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非常不了解甚至相当无知，所以他们的思想属于非此即彼型的，他们把中国传统历史和现代采用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行处理。他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基本肯定甚至完全肯定的做法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个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以延续几百年的。因此他们这种想法纯属是乌托邦。这些马列毛原教旨主义者正如下面这段话所说那样：“他们拾旧人之唾余而不察其谬，认为孔子所开创的文教传统彻头彻尾为封建专制服务，是吃人的礼教，因而也认为现代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暗无天日。不惟如此，他们还主张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应当继续深入地以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和行为逻辑对文教领域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大力的国家整顿。” 22如果真的按照这些人的路线走下去，中国必然会和按照极右思想治国一样，非乱不可。也应该看到，这种思想的出现，与中国近三十年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密切相关，正是极右的改革倒逼了极左。所以当务之急仍是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釜底抽薪。

六、折衷马克思主义

折衷马克思主义，按照程恩富先生的定义，是“把矛盾双方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把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混同起来的思想和方法。” 23其代表人物有汪东京、王长江。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并高度赞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并只承认人的自私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片面强调效率而完全忽视公平。” 24其实这样的人已经和新自由主义并无两样。还有一些人主张不要多谈社会主义制度，抽出社会主义来谈共同富裕。然而，离开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也将无从谈起。所以总的来看，这种折衷马克思主义是不适应中国国情的。

七、创新马克思主义

这种思想是当下中国的一种重要思潮，其代表人物包括刘国光、程恩富等人。其几大主张包括：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第二，坚持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原则，并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三，坚持公有制为生产所有制主体，主张公有制和私有制共进，第四，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创新马克思主义特点是一手抓批评，一手抓创新。程恩富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可以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和思维方法，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主体或主导，逐步在创新中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不断现代化，而非“洋教条”式地与国际接轨或“土教条”式地搞复古主义。这也符合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学风和变革精神。” 25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论什么理论，都要立足于国情，不断创新，防止教条。既不搞盲目崇拜西方，一味的和国际接轨，同时也要避免完全不根据国内国际情况的盲目复古。但是“马学为体”一说可以商榷。我们应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核心将其不断发展与创新，最终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实现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论著：

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韩德强：《中国反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韩德强：《整体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蒋庆：《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台北：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刘仰：《超越利益集团》，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

秋风：《重新发现儒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张祥平：《制度对话》，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

论文：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网络资料：

程恩富：《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七大思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年4月1日。

康晓光：《儒家宪政论纲》，载自《儒家中国》网站。

唐文明：《古今政教和解之征兆与前景》，载于《儒家中国》网站。

1 李炳炎：《警惕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转自《中国企改新谭》书摘之三。

2 张祥平：《制度对话》，第204页，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

3 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4《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刊入《炎黄春秋》题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5 此为程恩富先生提供资料。

6 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7 韩德强：《中国反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8 韩德强：《整体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9 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143-152页。

10 程恩富：《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七大思潮》，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年4月1日。

11 唐文明：《古今政教和解之征兆与前景》，载于《儒家中国》、《孔子2000》等网站。

12 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台北：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22-123页。

14 同上，第228页。

15 杨丁宇：《评康晓光先生的儒家宪政论纲》，载《儒家中国》网站。

16 秋风：《重新发现儒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17 参见该书第134页。

18 见该书第150页。

19 刘仰：《超越利益集团》，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

20 如秋风先生认为儒家反对重农抑商，但事实上，许多大儒都认为，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汉代大儒贾谊就明确提出农本商末的观点。而刘仰先生在某些问题的系年和论述上，也有明显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21 摘自苇杭书院壬辰年年度会讲：关于“耻”的问题。

22 唐文明：《古今政教和解之征兆与前景》。

23 程恩富：《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七大思潮》，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年4月1日。

24 同上。

25 程恩富：《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七大思潮》，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年4月1日。

责任编辑：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