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历癸巳年即将过去，甲午年元日即将到来，在这些辞旧迎新之际，《儒家邮报》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愿读者诸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年新气象，事事欣欣荣！

据我们东方传统历法，癸巳、甲午系干支纪年之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天干，其数十；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地支，其数十二。干名“甲→癸”与支名“子→亥”配对，得六十组合，是为六十之数名，此数名或纪年或纪日，周而复始，循环运用。

天干之数十，远古历曾以之纪月（十月制太阳历，即黄帝五行历）。地支十二，起源于十二日一节（周年取整360日分5运10行30节）或周日十二时辰或周年十二朔望月或周年黄道十二星次或岁星（木星）周天十二年等。今支数子至亥十二各以十二动物为号（即生肖或属相），东汉王充《论衡·物势》已记之，或西汉时已有（初源待考），其源于黄道十二星次（十二辰）或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之星占术尤为可能。干支纪年中，生肖虽配称十二年为一轮，但某生肖年的个体命运、邦国命运实与生肖体格、性能、命运等完全无涉。但干支纪年中六十年一纪的历数于个体命运和邦国命运而言，意义却是非凡的，人生或邦国有几个耳顺六十？

上一甲午年是1954年，依次上上甲午年是1894、1834、1774、1714年。1714年，俄国在北方大战中的甘古特海战中战胜瑞典，瑞军撤出芬兰，俄开始逐步称雄波罗的海；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在北美费城召开并通过了《权利宣言》，次年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正式独立建政；1834年，英国律劳卑出任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并曾率兵船强闯虎门、黄埔等，英中军队发生炮击，鸦片战争实从此拉开了序幕；1894年，中日发生甲午战争，次年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4月《马关条约》签署，东亚主导权由中国完全转入日本；1954年，美军释放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世界第一枚氢弹由美国实爆，世界第一艘核潜艇在美国下水，同年中国首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颁行。

300年前俄国在北欧通过海洋战争获得崛起，240年前飘洋过海的北美人通过独立运动获得崛起，180年前中国开始被动陷入弱肉强食的国际角力格局，120年前中国惨败于太平洋边沿的蕞尔岛国日本，60年前中共开始了制宪行宪道路——这些，应是我们纪念“甲午年”的最好素材，也是观望“甲午年”的最好镜子。这些素材或镜子，也预示着中国下一个“甲午年”或下一个六十年的机遇或挑战，2013年所开始的“习李新政”能在这样的机遇下或挑战下完成“甲午突破”或“甲午转型”么？给这样的“新政”五年十年或十二年，或给甲子六十年，新政会延伸到什么地步及会给中国带来什么道路，值得思量。

甲午年是马年，新甲午年马上到来。于国际社会而言，我们希望新年里如俗话说的“天下太平”，希望至少没有规模化的暴力杀戮之灾难和饥饿、疾疫之灾难。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当今地球上有国际间的“争地以战”，但一国内的“争权以战”现象更为严重，百姓涂炭，民生哀危，当政者不该作为而作为及该作为而不作为对此负有首要责任。对于那些直接导致人道、人权灾难以及消极不作为而放任人道、人权灾难的现象、行为、组织，国际社会要继续展开批判与救济。

于中国社会而言，我们希望政治日益清明、民生日益平正。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民事不可缓也……取于民有制。”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裂］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民立政府或民立君主当体现民意与服务民利，否则理应“变置”之，甚至“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于政府或君主之权威，荀子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我们希望政府或国君摆脱荀子说的“狂妄之威”，并逐步超越“暴察之威”，达到“道德之威”的境地，实现“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而非则不修、不明、不时、不形。

于中国知识人（智识人）而言，我们希望诸君成为“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儒者、贵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更不为散儒、陋儒、贱儒、犬儒等俗人、贱品。于真儒真士，应当如荀子所言：“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裁］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有这样在朝美政、在下美俗的儒士，中国社会才有良知和良制，中国社会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朱将“亲民”校作“新民”是颇有道理和意味的。“新民”者，则当化性起伪、注错习俗，就需要《礼记·儒行》说的夙夜强学、澡身浴德以及合志同方、特立独行等。孔子曰：“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孔子阐“儒行”，荀子阐“儒效”，如此儒行儒效，他人“不敢以儒为戏”当是可能。儒被“戏”，当是智识人本身不能令人肃然起敬之故，为智识人宜先自省之，毋为愚昧与势利之徒，毋充当恶俗与恶政的“帮忙帮闲”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今日中国政治，还比不上秦昭王时代的秦国状态：“……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然荀子答秦昭王时丞相应侯范雎之问时依然说“其殆无儒邪”是“秦之所短也”，故荀子曾以“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答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之说，又曾警告和预言过弟子李斯的命运。

《诗经·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民俗美、朝政美才有旧邦“维新”之命。以民俗观之，梁启超《新民说》曰“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是也，此其《少年中国说》所谓：“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以朝政观之，荀子曰：“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此之谓也。”荀子又曰：“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若国君及朝臣皆小人气象、小人行径，甚至如孟子所谓“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则国贼国祸是也，何美之有！

“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霸）……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我们希望2014甲午年之中国，在“习李新政”的推动下，革制变法，整吏任民，开言路纳贤才，富黎民强国力，明中央宪政，兴地方自治，上下康庄，内外知通，效法俄罗斯1714、美国1774之甲午，雪耻中国1834、1894之甲午，以未来一甲子左右实现时言之“中国梦”。苟如此，则中国幸甚，国人幸甚。

（林桂榛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