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儒教宪政”的了解与期待

作者：张泽石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7月25日

今年五月，一些著名儒学家在郑州召开了“中原论儒”座谈会。最近我从网上读到了蒋庆、王康、余樟法等在会上的发言，受到很大震动。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人对政改的期望增强了，对宪政问题的争论也加深了。我一直比较推崇“美式民主宪政”，并由于看见“美式民主宪政”在台湾实施后，台湾社会在维护人权、发扬人道、回归人性诸方面的进步，便更加相信：尽管美国的两党制宪政存在不少缺陷，但比起其他类型的宪政仍然是最好的一种，也最适宜在中国推行。但是，读了他们几位儒学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变更了原有的看法。

蒋庆先生首先指出：包含美式民主宪政在内的整个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最大的问题和缺陷是那张承载着“民主象征”的选票，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价值。亦即“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但是，合法的民意不一定合理，如果民意不受天道与历史的约束，可能是不道德的，甚至可能是反人类的！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日本的对外侵略，还有英国早期的殖民，都是符合当时的民意的。另一方面，那些争得多数选票掌握了权力的政治家们，并不一定尊重选民们的合理意愿，更可能为了政党和个人的利益去操弄民意。

多年来，我曾经为台湾社会的民主进步高兴，但又有不少困惑与担忧。1994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屏东探亲，正逢他们举行里长（相当于区长）竞选。大街上到处挂着竞选人的巨幅头像；不时有举着旗帜、奏着鼓乐、放着鞭炮的游行队伍号召选举某某人；加上车载高音喇叭的呼喊，那个喧闹，那种耗费着实让我吃惊！我们路过一位竞选人的“助选站”时，被连哄带拉拥入门里，我们一人得到一个请我们带回家再拆看的信封，那个信封里除了竞选人的《恳请书》还有100元新台币。我不禁心生疑问：“这种‘民主选举’能够真正选出‘人民公仆’来么？”。后来见到在“总统选举”中出现种种拉选票的卑劣手段，特别是2004年那次“刺杀陈水扁”的闹剧；加上一些民意代表在“立法院”里常为抢镜头做出不堪入目的表演。这一切使我非常困惑：“为何原本善良、温厚的台湾人，为了争夺选票就变得如此暴戾恣睢？”。

我曾经想过，台湾出现这些乱象可能是由于推行宪政的时间太短之故，美国肯定会强得多。然而，当我仔细观察美国的政党式宪政制度时，发现它的问题更大更多！政党在推出总统候选人之后，除了寄希望于他的高超的笼络人心的讲演口才，还要为他组织庞大的助选班子，“募集”天文数字的竞选经费，那些慷慨解囊的财主们可不是慈善家，他们是要回报的。政党竞选国会议员也手法雷同只是规模较小、花费较少而已。我们看见那些一旦获得多数选票入主白宫的总统和进入国会的议员们，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选举制度下掌握了国家权力后，常常只去做那些取悦于选民和回报“选举馈赠者”的事，以争取本党能连选连任，而将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置之度外。比如，美国金融财团对国会财经政策的干预是2008年灾难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甚至，连民众强烈要求出台一个严格管理民间枪支的法案以避免频发的校园枪击悲剧这样的事，也由于军火集团的干涉在国会屡屡受阻。

那么，西方民主宪政制度这种缺陷的根源何在？蒋庆先生在其发言中，针对孕育了这种宪政制度的西方现代文明做了深刻剖析。他说：

“西方三百年的所谓现代性思想，不管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民主派也好，左派也好，都把“人民主权”看作政治的最高价值标准，但是，西方的这个现代文明，是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它具有强烈的侵略性，他们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就像对物质关系的理解一样，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而所谓理性主义其实只是他们近代文明的外壳，理性后面暗藏的则是强烈的利益驱动与征服欲望。他们把这种理性主义叫普世性，实际上这个所谓普世性就是理性主义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

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所具有的“强烈侵略性”，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共产主义”如何输出“革命”，却常常忽略了“资本主义”怎样输出“民主”。其实，自从苏联垮台之后，世界上就剩下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在毫无顾忌地输出“民主”了。“911事件”毫无疑问是本.拉登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但它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文明侵略性的一次反抗和警告。“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并未吸取教训，而是用美国士兵的鲜血与纳税人的巨额经费去建立“民主阿富汗”和“民主伊拉克”。中亚的“玫瑰花革命”与北非西亚的“茉莉花革命”也都有美国的身影。现在为了“关心”西太平洋各国的“民主”进步，奥巴马又在推行它的“重返亚洲战略”。善良的美国人民乃至一些政客都可能真诚相信他们的军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为了消灭恐怖主义而战，甚至是为了用“普世价值”推进人类文明而做出的自我牺牲。但是，不仅阿富汗和伊拉克不断用“自杀式爆炸”来表明他们不欢迎被美国强加的民主，美国国内也有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反对政府的的错误行为。于是，有了反战游行示威；有了“占领华尔街”行动；特别是有了最近的爱德华.斯诺登泄密逃亡事件！斯诺登在他的声明中严正谴责他的政府建立起对全世界无孔不入的监视系统。他说：“我信奉1945年在纽伦堡宣布的原则：‘每个人都承担着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每个公民都有义务违反国内法律，以阻止危害和平和人类的罪行发生。’”

我对美国民主制度走上如此不堪的歧途深感失望和痛心，我相信如果林肯和华盛顿在世，他们会阻止这一切发生的。

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百年历程。中华民族的悲剧是：在20世纪初页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尚未根据中华文明创建起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政治制度，就被西方列强打败了。于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们把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太落后”，以“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为标志，彻底抛弃中华文明、全面转向西方文明。右翼去追求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左翼则拥抱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百年来，我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先后实验过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西方政治制度，其结果是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应该重新审视历史，认真总结教训了！

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拯救中国？如果整整一个世纪的社会革命实践验证了西方文明的两种政治制度都不适合我们，我们现在是否应该转回来从我们自己的中华文明里去寻找答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弄清楚在我们中华文明里，是否真的具有建立世界最先进现代政治制度的文化基因？

儒学家们认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里就具有这样的文化基因。

蒋庆先生阐释了儒家的“王道”理想：儒家不是把政治合法性只放在人民同意上，儒家认为在人民意志之上还有更高更有权威的东西，那就是天道。在主权问题上，儒家认为主权应由天的主权、历史主权与人的主权构成，其中天的主权具有最高的权威。“王道三重价值”，即天道的价值，历史的价值与人道的价值；就是要用道统去约束政统，即用超越神圣的宗教道德去约束现实中世俗的政治权力。这是儒家“王道”的基本原理。

余樟法先生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出了儒家的“贤人政治”、“选贤举能”理念：对比西方文化，中华文化非常有优势，具体优在“三观”，即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世界观的正确是最高的正确，任何文化体系，如果“三观”有偏或错误，其文化品质肯定上不去。自由主义的品质之所以不如中华文化，就差在“三观”正确度不够。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哲学为背景的，个人主义虽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性，但又不够高。儒家是仁本主义和人格主义哲学，高于个人主义，我们认识到世界和生命的本质了。儒释道三家历代大师大德都强调明心见性，就是要明这个本质，明自己的本来面目。

中华文明中，政治文明是第一位的，这是儒家擅长的。尧舜禹夏商周都是儒家文明，相当于六经治国，只是没有儒家政治之名而已，直到孔子集大成的时候才名之以儒家。王道政治三种合法性的统一，其中有浓厚的民主因素，比如领导人的产生，由五岳推荐，天子试用，正式登基之前则必须经过民众选择。尧推荐舜、舜推荐禹，舜禹都让民众认可。中华古文明的先进性现在人很难想像的。五岳推荐就像现在精英集团举荐一样，还有试用期，最后要通过民意认可，否则就不行。

王康先生的看法则是：如果中国回归儒家，对世界是一个重大福音。王道仁政，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群而不党，推己及人，持中调和，道并行不悖，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儒家基本价值可确保中国避免任何极端情绪和激进行为，这显然是消解文明冲突，弥合民族国家裂痕的高等普世价值。一个真正的儒家中国，可以充当全球化时代文明、和平、人权、自由、普遍幸福的重要力量。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上、在儒家理念的基础上去创建一个更为理想的民主宪政制度呢？

蒋庆先生提出了“儒教宪政”的制度设计。

他的基本理念是：宪政的根本任务是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以保障民众充分享有其合法权利。而实现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宪政通常是从价值层面与技术层面两个方面去完成。前者应该为后者提供全面的合法性义理基础，后者要为前者提供可操作性的高效可靠的制度安排。“西方宪政”在技术层面上通过三百年的实践和改进，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但在价值层面上由于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造成了难以自我纠正的巨大缺陷！为此，“儒教宪政”在价值层面上推出了“王道三重价值”，并在技术层面上给予相应的制度安排：即“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的“三院制议会”。“庶民院”是为了给广大民众留下政治参与的空间。我设想中的“庶民院”是自由选举的，通过政党政治来竞争议会议席，这与西方议会的区别只在于“庶民院”不是唯一至上的权力机构，它要受到其他两院议会的约束，即受到“通儒院”与“国体院”的约束。我设计的“庶民院”是一个大议会，“通儒院”与“国体院”则是小议会，人数少，主要起到审查限制作用，作用最大的还是“庶民院”。“儒教宪政”与“西方宪政”的最大区别在于“儒教宪政”不只消极地限制权力，更积极地教化权力提升权力，使权力成为实现道德价值即实现善的载体，成为儒家追求的“王政”、“善政”，同时也是用现代宪政的方式来保障“贤人政治”的实现。

我们中华民族在三千年前就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提倡人类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三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实践着这个理想。中华民族本身就是拥有五十多个民族的大家庭。尽管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曾经出现过分裂，发生过战争，但最终各民族都能以宽厚、仁爱、包容的精神团结在一起，在华夏大地上建立起这个星球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众多,并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生产技术等多方面创造过璀璨的中华文明，对人类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家。

近代以来，我中华民族虽然衰落了、且经历了大灾大难。但是由我们祖先历经数千年创建起的中华文明扎根极深，不仅经受住了历史风雨的严峻考验，还促使中华民族从巨大深重的苦难中实现新生，迸发出了惊人的青春活力。最近30年来，尽管阻力不小问题不少，我们仍然在各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进展。目前，人类大家庭把最殷切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民族身上。我们应该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竭尽全力去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现在，儒学家们推出了“儒教宪政”的革新思想，吹响了复兴中华文明的进军号。

台湾保护中华文明做得比大陆好，又在推行民主宪政上比大陆先走了一步。台湾更可能率先实现“儒教宪政”。我殷切期待着海峡两岸中华儿女携起手来，以推进“儒教宪政”革新为起点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就是我的“中华梦”！

附录：

前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张泽石谈他的一生

【张泽石】

祖藉四川广安，1929年7月生于上海，高知家庭出身，少年求学于雅安私立明德中学及成都私立铭贤中学，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7年夏加入中共地下党，1948年夏调往河北泊头镇中共华北局学习，同年秋从解放军返回四川从事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1950年参军，1951年随军入朝作战，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被俘后参与领导战俘集中营里的反迫害反背叛的爱国斗争，曾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1953年秋停战后遣返归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藉的错误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党藉。1954年后历任北京市中学教师、职工大学副校长、科学技术协会总工程师。现为北京市作协、中国作协会员。

感动中国2010候选人物：张泽石 2010年11月26日 央视

张泽石——忠于祖国的志愿军老战士

张泽石，男，祖籍四川广安， 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7年入党，从事地下学运、农运及敌后武装斗争。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第60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

1954年，张泽石作为最后一批交换战俘回国。

回国后张泽石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被视为变节者，开除党籍军籍。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才落实政策，恢复中断了30年之久的党籍和军籍。。。

八十载南柯一梦？---耄耋之年的一点人生感悟

今年春节家人团聚时，孩子们商量要为我举办“八十大寿庆宴”。这件令人高兴的事反倒让我夜不能寐了。八十个春秋如百驹过隙，许多往事不断涌上心头。常言道：“人生如戏”。仔细想，80年来，我在自己人生舞台上扮演过的角色真是不少，也很不一般。

22岁之前，我扮演的大都是喜剧和正派角色：长辈宠爱的乖娃、成绩优异的学童、相当虔诚的基督信徒、抗日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立志要科学救国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子、争民主反腐败学运中的活跃分子、热情奔放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宣传队长、解放军文工队长、志愿军宣教干事等等。

到了1951年5月，我在朝鲜战场上不幸被俘后便开始扮演悲剧和“反面角色”了：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囚徒、拒绝去美国去台湾的“傻瓜蛋”、因参与领导“反背叛”爱国斗争而受到美方特别监控的“死硬共党分子”、巨济岛“最高监狱”里的“刑事罪犯”、“战犯集中营里”的“战犯”；遣返归国后又成为当局眼中的“变节者”、背着开除党籍处分到处求职被拒的待业者、被强行拆散婚约的失恋者、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教书匠、戴着右派帽子的劳改犯、被关进牛棚批斗的“大叛徒”等等，真可谓风狂雨暴、惊心动魄，幸承苍天保佑得以大难不死。我的这段上演悲剧角色的“舞台生涯”长达三十年之久。

1981年时来运转，在我落实政策恢复党籍之后，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我再度扮演正面角色：职工大学校长、科技协作中心总工、民办科研所所长、自由撰稿人等等，还拥有了老教授、名作家、离休老干部这些甚为光彩的头衔。我的译作、著作曾盛销一时，我的影像镜头曾多次在电视台的专题片中出现。

正由于我扮演过如此众多的、非一般的角色，不少知情者说我的一生充满值得羡慕的“传奇色彩”！其实如今我已经意识到：无论你扮演的是最可爱的“革命者”、“英雄战士”，或是最可耻的“右派”、“叛徒”，到了你的人生舞台落幕时，你将什么角色也不是，你只不过是人世间一个普普通通的过客、宇宙中一粒随风而去的尘埃而已！而那些你曾以为永远忘却不了的悲欢离合、冰霜血泪，也不会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既然来到人间走了一遭，八十年来又经历过这么多风雨、见识了这么多世面，还是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或许能给我所热爱的中华民族和我所惦记的家族后人留下点什么有益的东西。

我回想起文革中难忘的一幕。1969年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抓进牛棚。当天学校“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对我的声势浩大的全校批斗会，深夜专案组又派“群众专政队”的红卫兵把我押去单独审讯。那位专案组长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张泽石！我们知道你很会演戏，但是孙猴子再会变花招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慧眼，就你这种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人、又在教会学校接受过洋奴教育、还跑到战俘营当翻译成天跟美国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会拒绝去美国、拒绝去台湾！我们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被美国鬼子派遣回来又干了哪些间谍勾当为好！”我申辩说：“我是作为坚决要求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总代表被国家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到军事博物馆去查一下档案就清楚了。”话刚说完，就听押着我的红卫兵喝斥道：“你他妈的还敢臭表功！”随即就感到腿上屁股上被狠狠地踢了几脚。这时专案组长向那个红卫兵摆了摆手，对我说：“我们并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顽固激起了革命小将的阶级义愤，你回去好好写份书面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当我被押回到囚室门口时，那个“革命小将”猛一脚将我踹进门，我趴在地上听到他的怒吼：“我看你他妈的还敢嘴硬！”我在黑暗中爬起来摸到自己的床沿，一边揉搓被撞疼的膝盖一边对自己说：“我他妈的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工农家庭，一定要当个文盲，一定要当个体力劳动者！”又想：“当年你在清华要是老老实实读书，或者被俘后答应去了美国，就不会落得如今的下场，你这才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完全是咎由自取、自讨苦吃！”

那年我40岁，正好到了孔老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但我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疑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何罪之有？”“上教会学校何罪之有？”“当年该不该参加革命？”“该不该参加共产党？”“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当年该不该参加抗美援朝？”“该不该屈服于敌人当了俘虏？”“被俘后可不可以去美国、去台湾？”“我拼死拼活从战俘营回国来怎么反而成了罪人？”“这个国家还值得我去爱么？”……

我带着这些沉重的困惑继续我艰难的人生旅程。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我曾多方努力去寻求它们的答案。有的比较快地得到了解答，有的却长期困扰着、折磨着我的心灵！因为那些问题涉及到了我自幼建立起来的信念，涉及到我对自己在人生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终极评价！

现在，又一个40年过去了，对于那些问题我自认为是基本上“释惑”了！

最容易解决的当然是“家庭出身”问题，只要看看工人农民的实际社会地位，就再不会有人羡慕工农出身了。我十分感激我的祖父。正是老人家的顽强奋斗，使他自己从一个放猪娃成长为一个颇有成就的乡镇企业家，又坚决要我父亲远去北平读大学，才有了后来我的“知识份子家庭出身”，才使我避免了一辈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卵子不挨边”的那种命运！至于上教会学校我要感激我的老爸，正是他尽力送我到教会学校，接受了长达六年的高质量中学教育，才使我得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定了我去搏击风浪、应对危难的人生根基。应该承认：即使在70年前，不少教会学校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上也比我们现在的应试中学教育要好得多。

较难解决的问题是“我当年该不该参加革命？”

中国知识份子历来就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那一代从漫长艰辛的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面对着国家的羸弱、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大都具有革新社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康乐富强国家的强烈愿望，只要有人带领，就会毅然投身革命。我正好考进了有着民主革命传统的清华大学，加上我的热情浪漫的个性，就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正是这场革命，推翻了专制独裁贪污腐化的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政权。后来之所以出现了“该不该参加那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的问题，是因为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如它所承诺那样去执行“新民主主义”、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自由康乐富强的新中国，却反而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

15年前，我去台湾探亲，目睹了我当年要打倒的国民党在台湾实践三民主义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也感受到了我曾参与的那场国共内战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可怕伤痛与裂痕。那时我敬立在台北中山纪念堂孙中山先生的塑像前，遗憾地想：“中山先生，要是您能多活十几年，将国共合作维持下去，建立起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去实行三民主义，就不会出现那场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了，而一个民主自由康乐富强的新中国也早就屹立在地球上了！”只可惜历史不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去改写。

至于“我该不该参加共产党？”“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是困扰我最重、带给我痛苦最深的两个问题，我将放在本文最后去诉说。

先说“我当年该不该参加抗美援朝？”“该不该屈服于敌人当了俘虏？”“被俘后可不可以去美国、去台湾？”……

1951年3月，我和战友们都是满怀保家卫国的激情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跨过鸭绿江的。我们那时当然不知道美军并不打算侵犯中国，更不知道中国是正在为金日成的冒险狂热与斯大林的自私狡诈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我们至今仍然自豪于参加了那场战争，因为它证明了我们是忠贞的爱国者，是坚强的中国军人。

“你既然是坚强的中国军人，那为何又束手就擒当了美军俘虏?”这才是多年来困扰我和难友们的沉重思想包袱。我从战俘营回国后被开除党藉的一条重要罪状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时我确实还剩有一个手榴弹，我因为被身边一个小宣传队员哭喊着阻挡着没有把手榴弹引爆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羞愧，甚至也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只因见到难友们太需要我这个会英语的大学生跟大家一起去共患难，才促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朝鲜战争中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事失利陷于敌后因伤残病饿失去抵抗力而被俘的。我们己经是为国尽力为国受难了！然而，正是“被俘可耻”、“投降即变节”这种违反人道的封建战俘观害苦了我们。它既是促使我们那一万四千名难友违心地背弃自己的亲人故乡去了台湾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年毛泽东对我们这七千名拚死拚活回归祖国的难友给予“开除党籍、军籍、终身控制使用”这种重罚的根本缘由！毛的封建帝王残暴本质也由此可见其一斑。

我初中高中的英语教师都是美国老师，考上清华大学后，更是立志要去美国留学。因此，当被俘后我被邀请到美军第八军司令部担任文职翻译人员并承诺停战后送我去美国上大学时，我真的心动过。最后被我婉言拒绝了，并非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对我来说，那时的美国就是敌国，我要是去美军部队当翻译就是去当汉奸，这是我的人格我的尊严绝对不能接受的！对于当年的这个决定，我至今也未反悔过。我真的庆幸那时年轻的我竟能具有那份坚贞：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做到了拒绝诱惑、心甘情愿去承受战俘营的苦难。

我更庆幸自己能跟难友们一起通过两年多极其艰辛的斗争，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尽管回来后受到过极大的委屈与磨难，但我也获得了只有在祖国才能获得的珍贵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近30年来所享有的学习和创作的权利、尊严与人身自由。我正是在那远离祖国的异国孤岛上、在战俘营的黑牢里，才真正懂得了“祖国”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我弄明白了我们回国后所受的磨难完全是来自那个独裁暴 君，我对祖国就只剩下爱和担忧了！

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去台湾探亲，每次去我都要去看望在台湾的难友，深入了解到他们当年所受到的身心折磨与政治陷害、他们到台湾后所受的歧视和他们对亲人故土的痛苦思念。我不再把他们看成是“经不起考验的懦夫”。我们不能把愤恨和指责放在受到残酷迫害的难友们身上，真正的罪人是那些制定强迫战俘放弃回归祖国权利政策的美国政客和执行这个罪恶政策的美国军人与他们豢养的走狗。同样，如果那时有别的会英语的难友答应了去美军部队当翻译，我现在也不会骂他是“汉奸”，因为他可能对那场战争的看法跟我不同，甚至他可能有亲属在美国，他应享有选择其人生道路的权利。

现在来谈谈“我该不该参加共产党？”

我在信仰共产主义之前较深地接受过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的熏陶，甚至笃信过基督教义。然而在我1946年到了清华大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一本薄薄的 《共产党宣言》就把我们这些急于推翻旧世界的青年学子给俘虏了！1947年夏天我就加入了共产党。现在看来，正是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我推进了共产党队伍。1948年夏天，我在冀中解放区住了三个月，看见在那里政府清明廉洁、人民安居乐业，便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绝对没想到全国解放后我们共产党会变得比国民党更加专制独裁，更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会比国民党官员更加贪污腐败！

多少年来，我苦苦地从现实中、从理论上去寻找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质的答案。在我去香港、去台湾、去泰国、去韩国、去美国时，曾经从不同社会制度与历史发展的对比中思考过，但帮助我更深入更全面地弄清问题本质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读到的许多有价值的书籍、资料和文章，让我较多地了解了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真相，特别是共产党主要领袖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迄今为止我得到的答案是：我当年去参加共产党没错。那时我真诚地想参加革命，而那时共产党的表现也让人相信它真是一个要救国救民的革命党。至于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以及“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之后就立即变成了专制独裁政党甚至成为一个无力挽救自身腐败堕落的政党？看来是源自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里既有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理论指导，也有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样板，还有我国两千年皇权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与崇尚“忠”“义”之游民文化的深厚传统，更有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在本身素质上那些先天不足的缺陷！

那么，“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

如果这个党继续这么专制下去、腐败下去，当然不值得信赖了。但是，我还保留着对它的希望，希望它能在历史的推动下、在人民的督促下、在众多优秀共产党员的追求下向好的方向转变：变成一个不需要用枪杆子来维护的，而是由民众真心用多数选票选举出来的清廉、民主的执政党。

我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前的共产党和60多年前我加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大不一样了：党组织的中坚成分已经不再是以农民和游民为主而是以国家公务人员和社会知识精英为主了；广大党员的文化素养、独立思考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今天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跟60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国内，社会进步巨大，人民觉醒显著；在国外，全球化代替了两大阵营对立，五大洲民主浪潮澎湃。当我在台湾看见国民党竟然能够主动将手里的军队归还给国家，并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后继续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甚至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和平政权轮替，我就想：中国国民党能够做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做不到？

应该有那么一天，我们共产党的有魄力又有智慧的中央领导成员们，终于突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并化解了那些因激愤于社会不公要求回到毛时代的同志们的疑虑，成功地在修改党章党纲的党代大会上，以多数票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按照恩格斯的遗愿转换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并正式宣布立即启动民主宪政革新。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活到这一天，好让我带着这个天大的喜讯去会见已经先我西去的亲友、校友、战友、难友们，让大家都含笑于九泉啊！

这些想法我平时极少跟儿女们交流。他们不愿我“苦了一辈子，却守着清福不享，一天到晚瞎操心”，他们希望我“了却尘缘、淡泊人生”。但我却怎么也做不到，真辜负了孩子们的好意！

回顾从我出生至今的这八十年，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我的张氏家族、中华民族、地球星族，都是极其不平凡的八十年！在这八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可怕的战争、灾害、危难，但也催生了巨大的科技、经济、文化进步。我少年时代幻想过的“顺风耳”、“千里眼”已经通过手机、互联网及卫星电视实现了，连美丽的嫦娥奔月神话都已变成了现实。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又让大家惊讶地看见了中华民族乃至地球星族同舟共济的感人情景。80年来，“地球村”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真是有了长足进步。这是整个人类从贫困愚昧快速走向富裕文明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从艰苦危难的阴影中走向辉煌。

我曾经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现在看来应改为“生逢其时”了！

人老了喜欢忆旧，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我儿时山青水秀的故乡，幼年时家长 老师的关爱，少年时快乐的学校生活，青年时的梦想、追求与为信仰而甘愿承受的苦难，中年时跟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同为子女为学生所付出的爱心与辛劳，退休后撰写自己人生经历时的激情，外出游览时所见到的旖旎风光，以及跟亲朋好友聚会共享亲情、友情时的温馨。

由此看来，我已经度过的八十载并非南柯一梦，而是一段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真实人生。

幸哉！足矣！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