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林端教授
    作者：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2月21日
    
    
    
    元月21日（星期一）早上，我到教育部参加人文及社会科学指导委员会，中午回到办公室后不久，就接到历史系古伟瀛教授的电话：「林端今天清晨在佛光大学因为心肌梗塞而猝逝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宛如五雷轰顶：林端教授苦心筹办的「韦伯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星期五马上就要召开，他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过世？下午打电话到林家，终于从泣不成声的林夫人吕爱华口中，证实了这个让我震惊万分的恶耗。
    
    韦伯热
    
    我与林端教授结识三十余年，由于两人有共同的学术关怀，在彼此的学术生命里有非常密切的交集。1976年，我从夏威夷大学完成学位，返回台大任教后，开始摸索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1983年，两岸学术界在分隔半个世纪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当时任教于香港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重探〉，我则首度提出〈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
    
    那一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柏格（Peter L. Berger）在日本发表了一篇题为〈世俗化：西方与东方〉的论文，提出了所谓的「两型现代化论」，认为东方的现代化发展有回异于西方的独特模式，引起了台湾学术界的注意。1984年，柏格教授应邀来台访问，《中国论坛》社为他举办了一个「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座谈会。刚从台大社会系毕业不久的林端，那时在《中国论坛》担任编辑助理的工作，我则是《中国论坛》的编辑委员。我们两人都参加了那场研讨会，那场研讨会也影响了我们后来学术研究的方向。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研讨会纪录发表后，台湾学术界立即针对这个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不仅只是「儒家伦理」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是如何正确解读韦伯学说，形成所谓的「韦伯热」。
    
    儒家伦理与行动理论
    
    论战告一段落，叶启政教授在《思与言》上，发表了一篇〈韦伯热的回顾〉，指出所谓的「韦伯热」可能只有「媒体效果」。我也认为：这种争论方式不可能获致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家思想像空气一样，它无所不在，但却没有人说得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当时参加讨论的正、反双方都在讨论儒家伦理，什么「政治化儒家」、「世俗化儒家」（vulgar confucianism）等等，如此重要的概念，却无法用严谨的社会科学方法定义清楚，再怎么争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口水战」。
    
    1986年，我在国科会的资助下，到密西根大学利用一年的时间，集中全力，撰成《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一书，其中第二章讨论「韦伯学说与儒家伦理」，1988年出版。这本书虽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太多重视，但却是我日后推动「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源头活水，我以此作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
    
    在那段期间，林端先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完成硕士学位，接着又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师从韦伯的嫡传弟子Wolfgang Schluchter教授，攻读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他几乎是西方学术界中唯一尚肯为儒家文化奋战并承认韦伯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学者。林端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古代中国儒家伦理与支配的正当化》，为了撰写这本博士论文，他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读我的出版作品，并撰成〈儒家伦理与行动理论：与黄光国教授对话〉的一篇论文，刊登在1992年四月出版的《当代》之上。他把这篇长达二十页论文寄给我，由于这是台湾学术界对我的研究工作所作的第一篇回顾性论文，所以我一直珍藏至今。
    
    超越的本体
    
    1990年代中期，「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研究路线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的阮新邦教授办了一份《社会理论学报》，邀请两岸学者到香港举行座谈，讨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方法论问题，并在该刊上发表论文。那时候，林端教授再度回顾我在这阶段所作的研究，又写了一篇二十余页的论文：〈「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与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知识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观点〉，刊登在2000年出版的该刊之上，我因此写了一篇〈「多元典范」的三层意义〉，作为回应。
    
    台湾社会科学界愿意投入本土化运动的人，原本不多；对社会科学本土化方法论有兴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和林端一起住在温州街社区的台大宿舍里，我们两人都有晨泳的习惯，所以经常见面，讨论相关学术问题。
    
    2008年，我所主持的「华人本土心里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结束，我又和他一起参与杨国枢教授主持的「华人社会中的人观和我观」研究计划。在这段期间，我们经常讨论：美国学者郝大维（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Ames）出版专书，对新儒家滥用西方哲学中「超越」（Transcendence）概念的批判。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推动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因此深刻感受：对西方文化中「超越」观念缺乏相应的理解，是华人科学研究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所以决心写一本《超越的本体：牟宗三的科学观》，批判牟宗三、殷海光和胡适三人的科学观。
    
    韦伯的迷阵
    
    我一向认为：要落实华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必须先建构「自我」及「关系」的普世性理论。「卓越计划」结束之后，我整合相关研究结果，出版《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和实征研究》一书，将该书译成英文后，准备撰写一本专书，讨论《儒家文化中的自我修养》。
    
    2011年八月，林端和香港浸会大学的Barbalet教授一起来找我，表示：2013是韦伯名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出版一百周年，他们准备在台北召开一项「韦伯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希望我能参加。当年我在撰写《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时，便发现韦伯这本名着有许多谬误之处。这本书出版了一百年，西方汉学界甚至形成所谓「韦伯学派」，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出面反驳，简直是中国学术界之耻，所以毫不迟疑地答应写一篇论文，在研讨会上宣读。
    
    撰写论文期间，重新阅读韦伯著作，发现三十年前自己学术根底尚浅，惮于韦伯盛名，不敢对他多作批判。如今我对中国及西方文化已有定见，所以动心起念，干脆将《儒家文化中的自我修养》一书，改写成《良心与尽己：破解韦伯的迷阵》。由于全书长达十四章，在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只能针对韦伯所用的「理念型」研究方法，谈〈破解韦伯迷阵的方案〉。
    
    适应现世又远离现世
    
    在研讨会即将开幕的前四天，突然传来林端猝逝的噩耗，让我大为震撼。事后知道：元月17日，林端的业师Schluchter和夫人一起抵达台湾。Schluchter是当代韦伯学权威，他和韦伯一样，批评中国的宗教欠缺超越性的信仰。为了向他说明：儒家文化中民间信仰「适应现世，却又远离现世」的特色，林端特别安排了一系列行程，包括带他去看考选部参观闱场，讨论韦伯对于中国读书人的观点，以及何谓士的价值观；参访法鼓山在北投农禅寺的水月道场，希望他了解佛教的现代化、人间即净土的特色；参观新店的一贯道道场，希望能展示儒教民间扎根的特色；此外，还带他去参观台湾传艺中心的祠堂、文昌帝君、以及祈神、谢神的舞台布建，借以展示台湾的祖先信仰和祠堂的特点。
    
    21日，Schluchter准备到佛光大学演讲，林端希望藉此和他讨论台湾佛教社会事业的发展。前一天晚上，Schluchter夫妇和林端夫妇一起住在佛光大学招待所。林端因为筹办研讨会，连续几天没有睡好，2月1日起，又将出国到华盛顿大学研究半年，凌晨起床工作。不料清晨两点多钟，却发生心肌梗塞而剧咳不已。林夫人赶忙叫人前来急救，等到救护车从山下赶到，已经药石罔效了。
    
    元月25日早上，「韦伯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伤感的气氛中开幕；两天的议程，则是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由于林端和Barbalet两位教授的精心规划，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发表人包括：韦伯的嫡传弟子Schluchter，纽约市立大学宗教社会学名教授Bryan S. Turner，《韦伯学研究》（Max Weber Studies）的主编Sam Whimster，曾经和高承恕教授合作在台湾研究中小企业的Gary Hamilton，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David Faure（科大卫），香港浸会大学研究教会史的George Mark Kam-wah，台湾的张维安、孙中兴，顾忠华的学生郑祖邦、林端的学生蔡博方，佛教研究者林铮和释自拙等人。目前世界上研究此一议题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到齐。
    
    「汉族中心主义」？
    
    林端教授的论文〈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由他的长子林之谦和他的学生蔡博方代为宣读。林之谦就读于台大土木研究所，主修计算机辅助工程，目前在美国当交换生，为期一年。听到父亲逝世的噩耗，兼程回国。返抵台湾当天早上，赶到会场，有板有眼地以英文替父亲宣读论文，在场听众，无不动容。林教授的夫人吕爱华女士，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韦伯对道教善恶观的看法〉。
    
        我的论文直截了当地批评韦伯在研究方法上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以分析基督新教伦理之文化系统的概念架构，来论断儒家伦理；第二，是犯了「镕接的谬误」，将不同朝代的历史事实混为一谈，以为可以得到儒家伦理的「理念型」（ideal type）。我认为：脱离韦伯迷阵的唯一方法，就是建构「关系」及「自我」的普世性理论，用以解释儒家文化传统，成为「含摄文化的理论」，来跟西方理论相抗衡。
    
        Schluchter问我：这是不是一种「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作法？我的回答是：「应当尽量避免，但在所难免」。这是中国学者的义务，我们不能期待西方学者帮我们建构理论，来了解自己的文化。
    
    「当仁不让」与「义不容辞」
    
    Schluchter的论文讨论《中国的宗教》一书在韦伯整体研究工作上的位置；Turner的论文则从宏观的角度，回顾宗教社会学史上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反思。论文宣读后的讨论时间，大家针对「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的根本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Turner教授告诉我：目前他正在编撰一本《亚洲宗教大全》（Handbook of Asian Religions），林端教授答应帮他写一章。现在林教授过世了，我是不是能够接手，代替林教授完成此一任务？
    
    我在写完《良心与尽己：破解韦伯的迷阵》之后，我对澄清「儒教是不是宗教」的议题，自觉当仁不让。林端教授骤然去世，帮他完成未竟心愿，也是义不容辞。我考量自己能力，决定临危授命，接下这项任务。
    
    波昂大学教授Whimster的论文的主题是：以儒家价值观作为基础的考试制度，究竟是为了选拔人才，还是为了维系世袭君主制？针对这项议题，我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汉代之后以强调「三纲」为主的儒家，和先秦儒家并不相同。所谓儒家价值观到底是指哪一种？第二，从隋朝开始，中国便有考试制度。即使到了现代，不论是台湾或是中国大陆，都还用考试制度选拔公务人员，不同时代的考试内容也有很大变化。将这些问题混为一谈，岂不是犯了「镕接的谬误」？
    
    这场研讨会结束后，Whimster教授邀请我针对刚才发言的论点，写一篇论文，投稿给《韦伯学研究》。在「盛情难却」和「当仁不让」交织的心情中，我又接下了这项任务。
    
    林端的愿望
    
    林端曾经对美国普度大学社会系的杨凤岗教授说：他在台湾是一个孤独者。他想要像佛教在台湾的现代化那样，重新诠释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他认为：圣经在西方历史上也经过许多次的重新诠释，包括大希腊化时期、中古的亚里斯多德学派时期，圣经都曾经过重新的诠释。他想要把台湾民间业已现代化的儒家文化，用西方的概念重新解释。
    
    其实这也是我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所在。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儒家关系主义》译成英文出版，其目的即在于此。我之愿意接手「华人社会中的人观与我观」研究计划，以有限的经费，分年出版其研究成果，其原因亦在于此。现在林鸿信院长所编的〈基督教中的人观与我观〉已经可以付印，我们正准备着手出版林教授所编的〈社会学中的人观与我观〉，不料他却与世长辞，真是情何以堪！
    
    林夫人吕爱华女士跟林端原本是同学，她修完博士学分后，就因为怀孕生子，而未能完成论文。她已经下定决心，要继续完成林端的愿望。林端的高徒蔡博方也表示要继续推动林教授未完成的研究计划。
    
    十年前，林端就想召开「韦伯与中华文化」研讨会。如果林教授仍在人间，这项研讨会顺利召开，一定可以把他的学术事业带上高峰。研讨会圆满闭幕后，我很惋惜地说：「可惜林端不在了。」参与办理这次研讨会的江可捷小姐说：「我感觉林老师好像有来耶！」
    
    林端，你真的有来吗？你愿意为我现阶段的著作，再写一篇回顾论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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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