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艾恺：由梁漱溟研究走进中国历史文化

作者：谭星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腊月十八日丙戌

          耶稣2025年1月17日

艾恺（Guy S.Alitto）是当今最活跃的美国汉学家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饱含热爱，中国是他心中的“另一个故乡”。艾恺荣休前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了专注于梁漱溟研究、中国地方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现代化理论研究外，他还开设近代中国研究的课程，致力于传统中国经典选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教学工作，培养了许多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美国学者，为更多美国学者和公众客观认识中国架设起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通过梁漱溟研究了解近代中国

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史华慈、费正清等中国学研究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路径也深受其影响，大体上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渐次至研究中国本身。当时美国汉学家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艾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梁漱溟研究。梁漱溟对于汉学家艾恺的意义，不只是一个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也成为他走进悠久而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梁漱溟不仅是哲学家、思想家，也是行动者和实践者。作为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乡村建设派”，他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强调他“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经过多年研究，艾恺于1979年正式出版了自己关于梁漱溟研究最有分量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并一举摘得当年美国的费正清东亚研究奖。他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严谨的论断和流畅的文笔，为美国学界和公众展示了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及其历史文化魅力。该著作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学术性传记，美国资深外交官、原美国派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高度评价此书：“《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用口述史记录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艾恺是一位历史学者，对中国地方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较深。出于历史学者的训练和敏锐，他在80年代造访中国时开展了两项重要的口述史研究。一项是对他的传记主人公梁漱溟进行一对一的采访、长谈，另一项是对山东邹平几百名农民进行访谈。

艾恺对梁漱溟的访谈集中在1980年、1984年和1986年，访谈内容现已整理、出版，读者从《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2010）和《这个世界会好吗？续编——梁漱溟晚年口述》（2024）两本书中可知其大概。艾恺完成《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时并无缘见梁漱溟，完全是透过文字认识他，访谈过后，艾恺对他的评价是“表里如一”。对梁漱溟的访谈不仅是印证或修订书中的判断，艾恺也将其视为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和路径。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同时，艾恺认为梁漱溟仍然是一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与梁漱溟的深入交谈，他认识到，善于融合多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特质，而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艾恺对山东邹平农民的访谈主要是在1986年。梁漱溟曾在1931到1937年间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这是梁漱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身后他选择长眠于此。艾恺研究梁漱溟多年，很自然地关注到邹平。1986年艾恺去邹平进行实地调查，对当地几百位农民进行了访谈，做了录音和记录，他当时集中关注的问题不仅是对梁漱溟和乡村建设的回忆和评价，还对家谱、土改、社会风俗、基层组织等问题十分关注，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之后的几十年，艾恺也常到访邹平，目睹了邹平农村的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于2018年发表了《历史视野下的邹平》，将邹平视为一个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缩影。

以全球视野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作为一个意大利裔美籍汉学家，艾恺在美国接受完整的学术训练，又在后半生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研究中。他具有相当广阔的文化视野，将中国置于世界范围内，以此来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在艾恺看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备的独有特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为中华文明在空间上的极强扩散性，以及时间上的极强持久性。他认为，早期中华文明并未局限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边界和疆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直至今天，世界范围内其他文化中的一些成分仍然以中华文明的某些元素为基础。而当中华文明被侵略破坏时，与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极强的韧性与生命力，总是能够在自身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自我重建、自我修复。

艾恺谈道，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与西方文明的比照中突显。他认为，在地中海文明中，无论是政治团体还是宗教组织，都基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而在中国显然是另一种情况，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譬如古代中国对于战败方的处理方式较为温和，更多采取后续合作和战力吸收的原则。传统中国社会对于民间宗教信仰持一种宽松包容的态度，不同群体间对不同宗教经文的争论，并未像西方的神教文明那样导致严重的暴力斗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