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恢复跪拜礼
作者：涂子沛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21日



　　近日，北京学者秋风在曲阜跪拜孔子，引起了大众舆论的批评和争议。8月19日，秋风先生在其文章《我为什么跪孔子》中对大众的批评表示“十分惊讶”，他解释了其跪拜的初衷、批评我们的社会缺乏宽容，还主张应该一定程度恢复跪拜礼：“对长辈、对祖宗、对圣人行跪拜礼”。


　　作为个人，秋风先生无疑拥有“跪拜孔子”的自由，我们每一个公民，即使反感，也应该尊重他这份个人权利。但具体到这一事件，也不能断言公众的激烈抨击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对个人自由缺乏宽容。我注意到，事件发生的背景是，秋风先生率一儒家文化修身营的数十名成员进行集体跪拜，其后照片又经该修身营的微博在互联网上发布，得以广泛传播。这些事实表明，其跪拜行为已经进入到公共领域，成为了公共事件。对于任何公共事件，大众都是可以进行批评和讨论的。秋风先生迅速发表文章对其行为进行解释、并阐述他恢复“跪拜礼”的观点，应该说，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公共对话态度。


　　但他的观点，我却不能苟同。


　　秋文中首先对跪拜礼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进行了考察，但其介绍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没有触及到跪拜礼在儒家文化中的本质。秋文认为：“屈膝跪拜是由古代的习惯形成的。唐以前没有现在的高桌高椅，人们席地而坐……在此基础上行各种拜首之礼。此后出现高桌高椅，人们不再席地而坐，但仍沿用跪之礼俗，以表示特别的敬意，在最为敬重的场合行跪拜礼”。确实，这段话解释了跪拜礼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源由，即受限于当时的生活条件，大家席地而坐，跪拜的行为非常方便，跪拜礼由此产生。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席地而坐的时代，施礼和受礼的双方都处于同一个高度，跪拜礼在当时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的自然衍生、还是一种平等的礼数，其表达的是尊重，没有地位的高下和卑贱之分。


　　但唐以后，桌椅开始普及，人们不再席地而坐，这时候的跪拜礼，可以说已经全然变味：拜者跪于地上磕头，受者站着、或坐于椅子、高台之上，坦然接受。这种跪拜，表达的远远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恳求、崇拜和全身心的臣服。但要搞清楚的是，既然人们有桌椅可坐，生活习惯改变了，席地时代的跪拜礼为何却没有消失呢？这背后是有历史原因的。唐朝之前，已经发生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件，其后形成了两千年的所谓正统儒学。在这场运动当中，跪拜礼成为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的封建礼数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之后，跪拜礼不再是日常生活习惯的自然衍生，更不是一个平等的礼数，而是对皇帝、对上级、对恩主、对权威表达崇拜与顺服的礼数，带有浓厚的高低贵贱色彩。毫不夸张的说，在由汉朝至清朝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跪拜礼这种不平等的色彩在不断加重，时至今日，说它是等级制的符号和象征，并不为过。回到秋风先生所在儒家文化修身营发布的照片，也不难发现这些元素和色彩：孔子高高在上，率队的秋风一人跪在红漆软皮的木台之上，其余人等皆直接跪在台阶之下的水泥地上。我相信，公众批评和反对的不是对孔子表达尊重和敬意，而是由于“跪拜”这种方式的文化含意以及照片中传达的种种“不平等”的信号。


　　秋风先生又在文中谈及，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即“人人在道德人格上平等”，如果真的如此，就算完全赞同孔子的理论和学说，表达尊重和敬意也有很多方式，而没有必要选择跪拜这种不平等的礼数。秋风先生还在文中解释说，他们所跪拜的不是神、求的不是福报，他们是通过跪拜向“圣人”表达最高的敬意、他们追求的是“道”，这种跪拜并没有“不平等”的含义。要是这样，我认为更不应该提倡“下跪”。道，即真理，真理并不依附人而存在。相反，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也正因如此，古人才说，圣人无常师，人皆可以为师。如果以人为依托，今天你跪孔子，明天他也可以跪老子、跪孙子，试问，一个动不动就向老师磕头下跪的社会，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多远呢？如果我们崇拜的真的是“道”，而不是“人”，就应该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只向真理低头，而不应该下跪膜拜任何一个人。


　　最后，跳出这个事件，我认为也完全没有必要恢复“跪拜礼”。真正切实可行的礼仪，除了是发自平等的真情，还应该是公民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最初的跪拜礼，是因为古人席地而坐，而且身着长袍，便于伏身下拜而自然产生的。现代生活，已经无处不见高桌高椅，而且大家身着窄裤，伏身相当不便。任何一种礼仪，如果不能和生活习惯保持一致、和日常服饰相匹配，就是一种人为的做作，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必然行之不远。我相信，这也是跪拜礼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正在逐渐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抛开“跪拜礼”的不平等的文化意义，恢复这种古礼，也不是与时俱进的做法。


　　（首发于南方都市报8月21日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