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玄《毛诗谱》的结构形式及其成因

作者：杨延平（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第2期

摘要：《毛诗谱》是郑玄晚年的《诗》学著作，其结构呈现为系于政教的双层形式，即显性的风、雅、颂层和隐性的空间层。风、雅、颂层是以政教为单一核心的可逆体系。空间层包含风目空间和颂目空间，前者以政教为尺度，呈以周、召为中心坐标，“广万里”的三层结构。后者以和周王室血缘的远近为尺度，呈以周王室为中心，以周鲁宋三国之域为地域范围的三层结构。究其成因，除《诗经》固有分类与标目情况的限制外，郑玄“天道成于三”的谶纬思想、“存二王之后”的三统观念、三层次的宇宙观及三重天下体制的社会现实等因素影响了《诗谱》结构的三重架构，而郑玄以政教思想与尊君思想为内核的政治哲学决定了《诗谱》结构的划分标准。

关键词： 《诗谱》  郑玄  结构  政教  尊君 

《毛诗谱》（以下简称《诗谱》）是郑玄所作的《诗经》学著作，自被孔颖达载录进《毛诗正义》后，原单行本便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散佚，并由此产生了以欧阳修《郑氏诗谱补亡》为代表的一系列辑本[1]。所幸在诸如冯浩菲等现代学人的研究、复原后，我们可大致窥其全貌[2]。王洲明较早关注到《诗谱》的内容体制，并从“明时代、定地理、说正变”等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论析[3]。后凡论《诗谱》内容者多不出王说范围[4]。此外，郭树芹、周艳及吴寒等学人又对《诗谱》历史谱系的构建进行了细致研究[5]。但这些研究只关注到《诗谱》的内容体制及历史谱系，对《诗谱》的结构形式还未予以充分的关注，这对一部具有系统性的著作来说显然是一个缺憾。本文不揣冒昧，对《诗谱》的结构形式论述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显性的风、雅、颂层次

风、雅、颂是《诗经》的固有标目，《毛诗》承之未变。基于此，郑玄在创作《诗谱》时，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风、雅、颂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是，风、雅、颂便构成了《诗谱》结构中的显性层次。

《毛诗序》是较早对风、雅、颂之关系进行解说的文献，其中有云：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6]

在毛公看来，风、雅、颂三者间的关系由两个维度构成：一为风、雅之间的空间维度，二为雅、颂之间的政教维度。从上引文可知，风、雅之间的空间维度较为明显，即二者在施政空间的范围上存在差异。风的范围是“一国”，而雅的范围是“天下”，正如孔颖达疏解的那样，“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故谓之风，以其狭故也”[7]，“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8]。可见，风的施政范围是天下的一部分，其施政者为诸侯，而雅的施政范围是天下的全部，其施政者为天子，前者包含于后者之中，同时，前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扩充转化为后者。雅、颂之间的政教维度较为隐晦，毛公只阐述颂之得名在于政教成功而通于神明。通过“盛德”二字可知，在毛公眼中，颂之政教已达于极致。然而，政教与空间属于两个不同的维度，这就使得风、雅、颂三者之间无法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由此，毛公在解释小、大雅的由来时，又将雅纳入到了政教维度之中，孔颖达在疏解“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时直言：“王者政教有小大，诗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9]孔氏用“政教”来解释《毛序》中的“政”字，可谓深得毛公原意。就这样，雅在具有空间维度的基础上，又具有了政教维度，并和“盛德”之颂关联了起来。与此同时，雅、颂两者在政教的程度上也产生了差别，雅是“王政之所由废兴”，是“成功”之前，而颂是“成功”之后，政教程度是雅的提升与进阶。由上可知，毛公以雅为中心，通过空间与政教两个维度将风、雅、颂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郑玄在为《毛诗》作《谱》时，并未简单地承继毛公的观点，而是在其基础上对风、雅、颂三者之关系进行了高度的系统整合，具体而言就是淡化了风、雅间的空间维度而将三者直接统一于政教维度中：

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10]

郑玄认为：“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11]其眼中颂的含义和政教程度均与毛公无异，即政教成功而达于极盛。不同的是，颂是“由此风、雅而来”，即颂与风、雅同属于政教系统，而颂是风、雅的发展与进步。就正风、正雅而言，前者是周、召二公“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12]，以期使“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13]，可谓是政教之始，而后者是“盛德之隆”[14]，可谓是政教之盛。正如孔颖达所言：“以《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初兴之政教。今有颂之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据成功之颂，本而原之，其颂乃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15]在“风、雅系政广狭”[16]的基础上，正风—正雅—颂在政教的维度上构成了政教程度逐渐加强的联系。为了维护政教维度下风、雅、颂层次的系统性与合理性，郑玄也将变风、变雅纳入进了政教维度中，他在《诗谱序》中直言变风、变雅的产生是由于“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以致“纪纲绝矣”[17]。也就是说，变风、变雅是因政教损坏、社会衰弊而由正风、正雅演变而来。自此，风、雅、颂三者完全被郑玄统一置于政教维度中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以政教为中心的风、雅、颂三者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发展的，而是双向、可逆的，即风、雅、颂可以按照政教程度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的变化而分别构成风—雅—颂或颂—雅—风的相应关系。这可从郑玄对《王风》的论述中略见一斑。《王城谱》云：“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18]《王风》本是东周王畿内的诗歌，系于东周王室，理应归属于雅之行列。然而，因其政教衰退，难以遍施天下，“化之所及，与诸侯相似”[19]，“故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20]。郑玄为此还将《王风》与幽、厉之雅进行对比，说明《王风》由雅入风之根源。

幽、厉无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灭，岂如平王微弱，政在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其意言幽、厉以酷虐之政被于诸侯，故为雅，平、桓则政教不及畿外，故为风也。[21]

以政教程度为准的，风可因政教程度的加深而进为雅，雅亦可因政教程度的衰退而退为风。以之为例，由于风、雅、颂同属于政教系统，所以可推知三者亦能因政教程度的改变而产生各自相应进、退的情况。可见，郑玄构建的以政教为中心的风、雅、颂体系是可逆的。

由上可知，郑玄通过政教维度，将风、雅、颂三者构建成了一个以政教为单一核心的可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风、雅、颂既可以根据政教程度的大小而形成正风—正雅—颂的政教发展关系，亦可因政教的衰退而形成颂—雅—风的可逆关系，还能在政教质变的情况下，形成变风、变雅的情况。由于风、雅、颂是《诗经》的固有标目，所以郑玄所构建的风、雅、颂体系便自然地成为了《诗谱》结构形式中的显性层次。

二、隐性的空间层次

郑玄虽在风、雅、颂体系中剔除了毛公所使用的空间维度，但却以之为借鉴，在风、颂内部使用了空间维度，将风、颂两目构建成了《诗谱》结构形式中的隐性空间层次。

就风部而言，郑玄在撰写《诗谱》时并未按照《毛诗》中《国风》的次第依次作《谱》，而是把《毛诗》中的十五《国风》合并、重排成了十一谱，即《周南召南谱》《邶鄘卫谱》《桧郑谱》《齐谱》《魏谱》《唐谱》《秦谱》《陈谱》《曹谱》《豳谱》及《王城谱》[22]。在此基础上，郑玄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上述十一《谱》中的诗类名称定位成了地理方位。

首先，郑玄合并《风》目的主要原则就是基于地域上的相近或相继。如合并《周南》《召南》是因为周、召二者是“分歧邦”而成，均属西周的西岐旧地，在地域上十分接近[23]。合并《邶》《鄘》《卫》是因为卫国“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24]，合并《桧》《郑》是因为郑国在东迁之后夺去了桧国之地，后两者在地域上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

其次，上述十一《谱》的叙述结构多相类，开首之语“均用‘A（B）者，CD（也）’这种训式”[25]来阐明诗类名为某一地理方位，次接叙该地理方位在《禹贡》中的大致地域范围、该地在汉时相应的地理方位及该地的政治历史沿革等三部分内容[26]。其中，郑玄还在首句中用“（地）名”（《周南召南谱》《秦谱》《曹谱》《豳谱》）、“地”（《邶鄘卫谱》《魏谱》《唐谱》《王城谱》）、“墟”（《桧郑谱》《齐谱》《陈谱》）等带有地理位置色彩的字眼着重突出与说明，由此突出了诗类名称在地理意义上的含义与色彩。

既然上述诸《谱》中的诗类名被郑玄定义为了地理方位，而且通过与《禹贡》和汉时地理方位的对照而具备了地域范围[27]，那它们就会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分布、排列与组合。在研究十一《谱》的空间分布之前，还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即由十一《谱》所组成的空间范围有多大。郑玄在上述分《谱》中虽偶有“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28]“更方五百里”[29]“周东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30]等多处关于地域面积的论述，但由于这些论述太过散乱、互有重叠，以致于我们无法以之为依据来推算整体空间上的范围。不过，我们仍可从郑玄对地名的使用情况上，来获得答案。《周南召南谱》有云：“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31]其中，“雍、梁、荆、豫、徐、扬”之地名均为九州之区域名。在郑玄之前，关于九州的描述共有以下四种说法：

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洲、雍州（《尚书·夏书·禹贡》[32]）

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33]）

冀州、豫州、雝（雍）州、荆州、杨（扬）州、兖州、徐州、幽州、营州（《尔雅·释地》[34]）

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雍州、幽州（《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35])）

由上可知，上列四种说法存在六个相同的区域名称，即冀州、兖州、扬州、荆州、豫州与雍州。其它四个区域名则相互间存在不同的差异，若以《禹贡》为参照标准，则其与《周礼》和《尔雅》分别存有两个名称差异，即《禹贡》中“徐”“梁”二区域名，《周礼》作“幽”“并”；《禹贡》中“青”“梁”二区域名，《尔雅》作“幽”“营”。其与《吕览》只存在一个差异，即《禹贡》之“梁”《吕览》作“幽”。从重复角度来看，《禹贡》独有梁州之名，《周礼》独有并州之称，《尔雅》独有营州之名，《吕览》无独有之称。《周南召南谱》中虽只有六个区域名，但通过“梁”字可知，其所使用的九州区域名与《禹贡》相同。而《齐谱》中“周公致大平，敷定九畿，复夏禹之旧制。成王用周公之法”[36]的论述表明，在郑玄眼中，以周公、成王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地制上使用的是“夏禹之旧制”，即《禹贡》九州，这也证实了十一《谱》所组成的空间范围与《禹贡》九州的大小相同。郑玄在注解《禹贡》时认为：“禹弼成五服，土广万里。”[37]可见十一《谱》所组成的空间范围为万里。

郑玄在“广万里”的空间上排列上述十一《谱》次序时，首先确立了一个中心坐标，即《周南召南谱》。为此，郑玄赋予了该《谱》独特的意义与地位。首先，郑玄将《周南召南谱》列于风目诸《谱》之首，赋予了其独特的次序优势[38]。其次，郑玄将《周》《召》二诗的创作时间列于周初，认为是“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39]时所得，要早于“周公居东”时的《豳》诗和处于夷、厉左右及之后的风类诸《诗》[40]，赋予了《周南召南谱》独特的时间优势。最后，郑玄将《周》《召》定义为正风，为政教之始，其余诸风定为变风，为政教之衰，赋予了《周南召南谱》独特的政教优势[41]。在次序、时间和政教的三重优势下，《周南召南谱》成为了风目空间的中心坐标，其余风目诸《谱》则按空间方位排列于该谱的周围。虽然上述十一《谱》所在的地理方位在空间的排布上较为散乱，但若以《周南召南谱》为中心，大体从四方的分布来看，《王城谱》《桧郑谱》《邶鄘卫谱》《曹谱》与《齐谱》大致依序排布于《周南召南谱》的东方，《豳谱》《魏谱》与《唐谱》大致排布于《周南召南谱》的北方，《秦谱》排布于《周南召南谱》的西方，《陈谱》排布于《周南召南谱》的南方。由此，风目十一《谱》构成了以《周南召南谱》为中心、其余十《谱》为外围的两层空间结构。

可以确定的是，风目十一《谱》的地理方位并未涵盖《禹贡》九州的全部[42]，所以，上述两层空间结构并不是“广万里”空间的全部范围，也就是说，在两层空间结构之外，还存在一层风类《诗》未涉及到的空间层次。郑玄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基于此，他将这一空间层次描述成了风目空间中的第三层隐性层次：

问者曰：“《周南》《召南》之诗，为风之正经则然矣。自此之后，南国诸侯政之兴衰，何以无变风？”

答曰：“陈诸国之诗者，将以知其缺失，省方设教为黜陟。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其余江、黄、六、蓼之属，既驱陷于彼俗，又亦小国，犹邾、滕、纪、莒之等，夷其诗，蔑而不得列于此。”[43]

郑玄认为，《诗经》中之所以没有南国之诗，不是因为南国无诗，而是有诗未录。正是因为南国诸侯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违背了周朝的正统，自疏于周朝的政教之外，所以孔子在编《诗经》时，认为南国像夷狄之族一样，未承周之政教，从而弃南国之诗不录[44]。而吴、楚之外的南方小国，除不受周朝政教的因素外，其不被录于《诗》的原因还在于其国土面积狭小。为此，郑玄还以邾、滕、纪、莒等在周政教之内的北方小国，亦不被录于《诗》的情况来进行说明。综合来看，南国之诗之所以未出现于《诗》中，其决定因素在于政教的缺少，即不在周王朝的政教之内，而狭小的国土面积只属于次要因素。在郑玄的阐释下，这些以徐、吴、楚为主、与夷狄之族一般、诗歌未被纳入进《诗经》的南方诸国，在空间布局上便构成了风目空间中的第三层隐性层次，与十一《谱》所构成的两层空间结构共同组成了“广万里”的空间布局。

由上可知，郑玄在《诗谱》中，通过十一个风目分《谱》构建了一个二显一隐、“广万里”的三层空间结构（图1）。该空间结构的中心起于周、召而非周王室的都城，即镐京或王城，表明郑玄在构建这一空间结构时重在政教，这也体现了他以政教而非京师为天下中心的思想观念。由图1可见，从周、召中心出发，郑玄所构建的空间结构可由内而外依次表征为政教之始（正风）—政教之衰（变风）—政教之外的政教体系，该体系以政教为核心、以三层空间结构为布局。

图1《诗谱》构建的风目空间结构

与风目的空间层次相似，郑玄亦用三个分《谱》将颂目构建成了三层空间结构。《周颂》《鲁颂》《商颂》是《毛诗》原有之次目，郑玄在《诗谱》中承而未变。而要想在固有、确定的次目中注入自己的诗学理念，就必须对三《颂》次第的成因进行新的阐释。

郑玄首先将《周颂》《鲁颂》《商颂》分别系属于周、鲁、宋三国，使得颂目具有了共同的时、空基础，三《颂》的空间范围也由此得以确定，即周、鲁、宋三国之域。其次，由于颂已是政教之极，故周、鲁、商三颂之间便不存在政教程度上的差异，由此，郑玄在构建颂目空间时放弃了政教维度，转而以和周王室血缘关系的亲密程度为排列标准。在郑玄眼中，《诗》三百篇是周朝之诗[45]，而《周颂》是周王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46]，故《周颂》便自然成为三颂之“正统”，即三颂之中心。《鲁颂》是鲁国歌颂鲁文公之作，因鲁国既请命于周，获得周天子的准许，又有享受天子之礼的特权，再加上如孔颖达所指出的，“以鲁是周宗亲同姓，故使之先代前也”[47]，即由于鲁国君主是周王室的宗亲，相较宋国而言，其血缘关系和周王室较近，国际地位也因此较高，故列于《商颂》之前。而《商颂》虽然产生时间较早[48]，但由于宋国君主既与周王室毫无血缘关系，又没有享受天子之礼的特权，只是作为商朝后裔使“王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天三统”[49]，以示当朝对前朝的礼敬之意，故《商颂》列于《鲁颂》之后，位于三颂之末。需要说明的是，郑玄并没有在《诗谱》中直接阐述这一思想，而是将之归于孔子，借孔子编《诗》之意而代为传达。

由上可见，郑玄通过和周王室血缘关系由近到远的原则，在以作为正统的周王为中心的前提下，由内向外依次排列了鲁国与宋国，进而对三《颂》次第的成因进行新的阐释，将三《颂》原有之次目排列在了范围在周、鲁、宋三国之域的三层空间结构中（图2）。

图2《诗谱》构建的颂目空间结构

三、系于政教核心的双层结构形式及其成因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郑玄《诗谱》的结构形式大体可分成两层，即显性的风、雅、颂层次和隐性的空间层次。前者以政教为维度，将风、雅、颂三目构建成了一个政教系统，后者分别以政教与血缘关系为维度，将风目与颂目各自构建成了三层空间结构。具体而言，郑玄通过十一个风目分《谱》，以政教为维度，将风目在“广万里”的空间上构建了一个以《周南召南谱》为中心坐标、依次向外为政教程度逐渐降低的三层空间结构。而通过对三《颂》次第成因的再诠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周、鲁、宋三国之域的空间范围上，将三颂构建了一个以《周颂》为中心、依次向外为血缘关系逐渐减弱的三层空间结构。郑玄之所以在构建颂目空间时不使用政教维度，是因为在他眼中，颂已是政教之极致，不存在像风、雅那样的正、变情况。也就是说三颂本身不仅包含政教的因素，而且其政教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同的极限。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显性的风、雅、颂层次还是隐性的空间层次，它们之中都包含有政教的因素，也正是在政教的维度上，上述两个层次得以连成一体（图3），使得《诗谱》呈现出了一种系于政教的双层结构形式。

郑玄之所以将《诗谱》构建成上述结构形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方便有条理地深入论析，本文拟从该结构形式的突出特点入手，来进行相应的探究。

图3《诗谱》的结构形式

（一）数字“三”意识的凸显

在《诗谱》的结构形式中，不管是显性层次还是隐性层次，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多为三重架构，数字“三”的意识较为凸显。如风、雅、颂三目、三层风目空间及三层颂目空间等。这其中固有《诗经》自身分类与标目情况的客观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因素。

首先，三重天下体制的现实影响。正如王珂所论，汉帝国的天下体制“具有三重的构造，即‘汉人’的地域、中国领域内位于周边地域的由异民族集团实行自治的‘内属国’、和位于中国之外的‘外臣国’”[50]。汉人地域即汉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包括汉王朝所建立的诸侯国。内属国即汉王朝为安置归附的匈奴、羌、夷等少数民族而特别设定的行政区划，颜师古释为“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51]，它们虽有独立的发展权但却受制于汉王朝，如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为匈奴昆邪王所设的五属国等。外臣国“主要是南越和朝鲜等处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即统治区以外的周边民族政权”[52]，它们虽“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53]，不但基本上不受命于汉王朝，而且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如南越、朝鲜等。作为汉末的大儒，郑玄极可能深受这一史实的影响，这可从风目空间的布局中略见一斑。风目空间是以周朝政教为维度的二显一隐的三层布局，与以汉王朝实际控制权为维度的三重天下体制高度相类，二者各维度的程度从内向外均依次减弱，至第三层时皆处于近乎消失的隐性状态。

其次，谶纬思想的反映。自中元元年（56）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54]后，谶纬之学便成为汉朝的“内学”，大兴于世，并逐渐和经学相杂糅。谶纬在构建天道学说时，直接将其与数字“三”相关联，认为“三”是世界万物的构成准则，为此还以三光、三形与三等为例进行论证。这可从官方所定的法典《白虎通》中得以印证：“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师。”[55]郑玄早在少年时便已通晓谶纬与方术之学，并以之名世[56]。此后不仅以谶纬注经，还将六经的渊源直接和谶纬相关联，其在《六艺论》中说道，“《六艺》者，图所生也”，而“《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57]，将六经的源头直接归结到谶纬。单就《诗经》而言，郑玄还将谶纬之“五际、六情”说引入其中，他不仅在《六艺论》中“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58]，还如孔颖达所论，“以《泛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59]，将《诗经》与谶纬相融合。可见，郑玄将谶纬之“天道莫不成于三”的思想应用于《诗谱》，也在情理之中了。

再次，三统观念的折射。三统说是春秋公羊学的重要思想内容，是通过黑、白、赤三统间的循环变化“来解释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历史哲学理论形态”[60]。郑玄早在少年时便师事第五元先而通《公羊春秋》，此后不仅针对何休的《公羊墨守》而著有《发墨守》，还以“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61]的重任自居，则其对三统说自是熟悉。郑玄在阐释三统说时，特别重视“存二王之后”，他在《驳五经异义》中说道：“言所存二王之后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礼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谓通天三统。”[62]也就是说，郑玄认为统治者通过存二王之后，让他们各自保留原有之文化形态，从而才会在本朝的基础上通天三统。这一说法和《鲁颂谱》之“同于王者之后”《商颂谱》之“著为后王之义”及“王者之后，时王所客也”等句的含义相同[63]，均属于三统说的范畴，而颂目空间的布局更能体现三统说，即《周颂》类似当朝的本位之统，而《鲁颂》与《商颂》类似二王之后，为其他王者之统，其中，相较《鲁颂》而言，《商颂》与《周颂》的关系更为疏远。可见，《诗谱》之结构形式存在受三统观念影响的痕迹。

最后，宇宙观的表现。汉人的宇宙观可大致分成两类：宇宙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及宇宙的构成情况[64]。郑玄的宇宙观主要体现为后者，其代表观点为“六天说”，即宇宙之天是由天与五帝构成。据陈赟的研究可知，郑玄的“六天说”可分成三个层次：昊天、上帝与五帝。同时，这“三个层次对应着三种配天之祭，即祭祀昊天的圆丘礼、祭祀上帝的郊祀礼、总祭五帝的明堂礼”[65]。三层次天与三种礼制各自相配，这种三重构造和《诗谱》的结构形式高度相似，除此之外，郑玄还将这一内容运用到《诗经》的笺注之中，如他认为鲁国虽然能享受天子之礼，但其事天之礼只能上达天的第二层次，且在五帝层面上也只能祭祀东方青帝灵威仰，而非五帝全部[66]。可见，《诗谱》亦很可能受到过郑玄宇宙观的影响。

（二）政教与尊君的交织

郑玄在构建《诗谱》的结构形式时，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在显性的风、雅、颂层次及隐性风目空间中为政教维度，在隐性颂目空间中为与周王室血缘关系的亲密程度。而这两种标准所各自反映出来的思想，即政教思想与尊君思想，恰是郑玄思想的内核，是其政治哲学的一体两面。

《诗谱》是郑玄晚年的著作[67]，它不仅是郑玄对《诗经》的综合认识，更是郑玄思想成熟的产物。正如边家珍先生所言，“郑玄以学问著称于世。他生逢乱世而不仕，但并非漠视现实、不问政治。他对政治的认识，他的思想见解，是寄寓在其著述中的”[68]，而《毛诗谱》便是其中之一。郑玄生活于汉末，既经历过皇权未衰时的党锢之祸，又遭受过皇权衰落后的黄巾之乱与董卓之乱。面对这种动荡的社会局面，郑玄试图寻找一种可以挽救世势的方法，其思考的结晶便是政教与尊君并重的政治哲学。

郑玄已注意到有效的权力统治可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为此，他在《诗谱》中借周王朝的统治史作以说明，当周天子有效行使天子职权时，可以达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69]的统治效果，而当其权力凌夷，至“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70]，不仅天下秩序陷入混乱，而且具有普适价值的社会规则与社会伦理也会遭受极大地破坏与冲击，从而导致社会逐渐走向衰落与倒退。由此，郑玄主张尊君以维护社会的安定。

当然，郑玄也注意到，如果仅仅一味地强调尊君也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君王若统治方式不当，就会导致历史上“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71]的悲剧重演，形成现实中的党锢之祸，进而会使社会走向不可挽控的混乱。基于此，郑玄试图以政教矫之，已有学者指出，郑玄眼中的政教是指圣人应天命而制作的法度[72]，具体到《诗谱》中便是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73]，王者行此便是行“圣人之化”[74]。才能达到百姓安定、社会治理的局面。若政教不行于王者，则行政教之人便会有功于民，使百姓“咸被其德而从之”[75]，进而接受天命而“为天下所归”[76]，完成像商代夏、周代商一样的朝代更替，正如其于《小宛》笺云：“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77]。这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但经历过黄巾与董卓之乱的郑玄却看到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流血与阵痛，他在《中谷有蓷》中云：“人居平安之世，犹鵻之生于陆，自然也。遇衰乱凶年，犹鵻之生谷中，得水则病将死。”[78]乱世之下，普通大众的命运只会走向悲剧甚至是死亡。所以，郑玄的理想是“君子当居安平之处”[79]。

由此，郑玄便形成了尊君与政教并重的政治哲学。郑玄认为，尊君和政教是理想政治的一体两面，二者既缺一不可又不可偏废，尊王就是尊崇行政教之王，政教就是所尊崇君王的施政方式。由于这一政治哲学是郑玄晚年所思考出的救世之道，故其时时体现于郑玄解经、注经之中。如其在《桑扈》中笺云：“然而（王者）不自敛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80]先王之法即政教，王者行之则受福禄，否则便会有亡国之忧；其注《孝经·天子章》云：“天子为善，天下皆赖之。”[81]突出天子行政教之重要；其注《尚书·禹贡》时云：“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其敬悦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违我天子政教所行。”[82]不仅直言天子应行政教，还将尊君与接受天子之政教当作诸侯的职责。

郑玄尊君与政教并重的政治哲学亦势必会影响到其《诗谱》的创作，这可从郑玄对张逸的问答中得到印证：“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83]正如上文所论，风—小雅—大雅—颂是《诗谱》中以政教为维度的显性层次，从风至颂的政教程度逐渐加强。郑玄所谓的“人君行之”，就是要君主行使风、雅、颂所构成的政教系统，只有这样君主才能实现兴治。可见，《诗谱》的结构形式深受郑玄政治哲学的影响。

结语

郑玄以“《诗》之大纲”[84]来定义《诗谱》，希望读者能通过该《谱》达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85]的效果。郑玄对《诗谱》如此重视，不仅在于它“注序世统，事资周普”[86]，是郑玄晚年对《诗经》的一种综合认识，代表了郑玄的《诗》学观念，更在于它“微言大义”，是一部哲学著作，饱含了其救世的理想与方法。政教与尊王既是郑玄在创作《诗谱》时所使用的两个维度，更是他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所开出的两味良药。郑玄的《诗谱》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现实意义，是其通经致用思想的有力体现。

注释
 
[1]周艳、孔德凌及邓雅琴等多位学者已相继对《诗谱》的流传、辑佚及版本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兹不赘述。参见周艳：《〈诗谱〉文献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4期；孔德凌：《〈毛诗谱〉的版本流传》，《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6期；邓雅琴：《郑玄〈毛诗谱〉古今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2期。
 
[2]冯浩菲与李霖二人在前人辑佚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诗谱》进行复原研究。其中，冯著堪称《诗谱》复原的代表。参见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李霖：《郑氏〈诗谱〉考原》，《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
 
[3]王洲明：《论郑玄〈诗谱〉的贡献》，《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8—176页。
 
[4]如冯浩菲将王说细分为六个方面，章原与郭树芹对王说各有侧重，杨允与李世萍等则从“说正变”引发出对《诗谱》文学与教化思想的论述。参见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绪论》，第3页；章原：《四家诗与〈毛诗谱〉》，《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2期；郭树芹：《〈毛诗谱〉的流传及其学术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杨允：《郑玄〈诗谱序〉文学观初探》，《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李世萍、李登云：《郑玄〈毛诗〉谱、笺中的教化思想》，《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郭树芹较早关注到郑玄对历史谱系的构建，他认为郑玄通过借鉴班固的观点，建立了《诗经》“以时序变迁为纵轴，以地理方位为横轴”的历史谱系，并于其中考索具体诗篇的内涵意义。周艳进而认为郑玄通过时、空两个纬度，在构建严密的历史叙事体系时，又提升了《毛诗》的理论建构。此后，吴寒又对《诗谱》构建历史谱系的方法与理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诗谱》通过“第义统一”与“正变对照”两种逻辑，在一个以周王世系为大纲的历史谱系内，强化了诗歌反映或评价时政的功能，彰显出了独特的经史观念。见郭树芹：《〈毛诗谱〉的流传及其学术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周艳：《〈诗谱〉体式溯源及其对〈诗经〉历史叙事的构建》，《求索》2010年第3期；吴寒：《郑玄〈诗谱〉构建历史谱系的方法与理路》，《文学遗产》2022年第2期。
 
[6][7][8][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1页，第19页，第19页，第20页。
 
[10][15][17]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7页，第7页，第9页。
 
[11]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清庙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495页。
 
[12][1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周南召南谱》，《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3页，第14页。
 
[1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九《鹿鸣之什诂训传第十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631页。
 
[16][18][19][20][21]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王黍离诂训传第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296页，第295页，第296页，第296页，第296页。
 
[22]孔颖达在撰写《毛诗正义》时将《诗谱》分拆、重排，以就《毛诗》之次序，故今本《毛诗正义》所呈现的《诗谱》内容已非郑本之原貌。据冯浩菲研究可知，《诗谱》中的分谱次序为《诗谱序》《风谱》《小大雅谱》《周颂谱》《鲁颂谱》及《商颂谱》。本文赞同冯说。参见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绪论》，第2页。
 
[23]不可否认，郑玄合并《周南》《召南》还有政教上的因素，但政教因素也是为空间的建构而服务的，相关论述详见下文。
 
[2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邶柏舟诂训传第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31页。
 
[25]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第29页。
 
[26]学界对《诗谱》体例的论述已较为充分，此不赘述。可参看王洲明：《论郑玄〈诗谱〉的贡献》，《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第158—176页；陈叙：《试论〈诗〉地理学在汉代的发生》，《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27]文中所论十一《谱》均用“（在）《禹贡》”“其封域在《禹贡》”“于《禹贡》”等三个句式表明该诗类名在《禹贡》中的地域范围。除《邶鄘卫谱》《齐谱》《魏谱》《秦谱》《陈谱》外的六《谱》还用以“今（曰、属）”开头的句式阐明该诗类名在汉时的相应地理位置。
 
[2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邶柏舟诂训传第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28页。
 
[2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五《齐鸡鸣诂训传第八》，《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381页。
 
[30]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王黍离诂训传第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293页。
 
[31]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周南召南谱》，《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2页。
 
[3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禹贡第一》，《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0—184页。
 
[33]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22—1029页。
 
[34]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七《释地第九》，《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
 
[3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三《有始览第一》，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第278页。
 
[3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五《齐鸡鸣诂训传第八》，《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380—381页。
 
[37]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禹贡第三下》，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205页。郑玄除在《禹贡》中直言九州方域为万里外，其在注解《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时亦云：“禹弼五服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万国之封焉。……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尚书今古文注疏·皋陶谟第二下》，第114页）郑玄对《禹贡》九州的注解虽然以《周礼》为本进行了新说，不符合《禹贡》原意，但“方万里”的解释确是郑玄对《禹贡》九州的独特体认，而这一认识也必然会延续到其晚年所作的《诗谱》中。参见陈壁生：《郑玄的天下观》，《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5期。
 
[38]相较《毛诗》的《国风》次第，郑《谱》将《周南》《召南》合为《周南召南谱》，将《邶风》《鄘风》《卫风》合为《邶鄘卫谱》，将《桧风》的次第提前并与《郑风》合为《桧郑谱》，将《王城谱》列在《豳谱》之后。可见，郑玄在排列风目诸《谱》时并未遵循《毛诗》已有的次第，而是出于己意进行更改。其将《周南召南谱》列于诸分《谱》之首，可见其对该《谱》用意颇深。
 
[3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周南召南谱》，《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3页。
 
[40]从时间先后来看，郑玄认为《豳》诗作于周公居东之时，上距《周》《召》二诗的时间最近。《齐》诗始作于周懿王，《邶鄘卫》及《陈》诗始于周夷王，《桧》诗始于周夷王、厉王之时，《唐》诗始于共和时期，《秦》风始于周宣王，《郑》《魏》《曹》《王》四诗均始于平王东迁之后，其中《曹》诗的时间下限最晚，始于周惠王。从《齐》诗开始的风诗与《周》《召》二诗的时间差距越来越大。
 
[41]《毛诗序》虽然最早提出了变风、变雅的理论，但并未将这一理论与具体诗篇的历史定位相结合。郑玄则首先将这一理论具体应用到每一篇诗歌，标注出它们的正、变性质，传达了自己的正、变理念。参见周艳：《〈诗谱〉体式溯源及其对〈诗经〉历史叙事的构建》，《求索》2010年第3期。
 
[42]据郑玄的论述可知，风目十一《谱》共涉及《禹贡》九州之五，即雍州（《周南召南谱》《秦谱》《豳谱》）、冀州（《邶鄘卫谱》《魏谱》《唐谱》）、豫州（《桧郑谱》《陈谱》《王城谱》）、青州（《齐谱》）、兖州（《曹谱》）。未涉及到的《禹贡》九州有四：徐州、扬州、荆州与梁州。此四州构成了下文所述的第三层隐性层次。
 
[4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周南召南谱》，《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7—18页。
 
[44]郑玄认为《诗经》是由孔子编录而成。这一思想在《诗谱》中多有显现，如《诗谱序》之“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毛诗正义·诗谱序》，第9页）、《鲁颂谱》之“故孔子录其诗之颂”（《毛诗正义·鲁颂谱》，第1625页）、《商颂谱》之“孔子录《诗》之时”（《毛诗正义·商颂谱》，第1683页）等。此外，其还在《六艺论》中直言：“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毛诗正义·诗谱序》，第10页）由此可知，引文“今弃其诗，夷狄之也”的施动者亦应是孔子。此外，为了体现南国的夷狄之性，郑玄在风目十一《谱》中均论述道，分《谱》所在地为某古圣贤发源地、生活地或周王室所封之国，而非夷狄之地，严控了夷夏之辨。如周、召为周之先公太王的生活地，邶、鄘、卫为周王室封国所在地，桧、郑为高辛氏之墟，齐为爽鳩氏之墟，魏为虞舜、夏禹所都之地等。需要说明的是，豳地虽然早期为夷狄之地，但公刘迁入此地后，“修后稷之业”（《毛诗正义·豳谱》，第564页），施行教化，故该地最终脱离了夷狄之性而变成了华夏之地，成为了周先公的生活地。
 
[45]郑玄认为孔子所录之诗的时间为“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毛诗正义·诗谱序》，第10页），为此他将除鲁、商二颂外的其余诗作均直接系于周王世谱之下，并用“将时间定于周朝”及“获得周王室特许”等两种叙述手法将鲁、商二颂归于周朝历史的时空之中，如其论述《鲁颂》是周惠王、襄王时，“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毛诗正义·鲁颂谱》，第1624页）；《商颂》是周宣王时，“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毛诗正义·商颂谱》，第1683页）而得。由此，通过郑玄用周代的历史沿革去阐释《诗经》的发展与变化的行为，可看出其认为《诗》三百篇为周诗的思想观念。
 
[4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清庙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494页。
 
[47]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22页。
 
[48]郑玄认为《商颂》作于殷商汤、太戊及武丁等三王之时，其产生时间要远早于作于周初周公、成王时的《周颂》和作于周惠王、襄王时期的《鲁颂》。
 
[4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駧诂训传第二十九》，《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683页。
 
[50]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8页。
 
[51]《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页。
 
[52]刘瑞：《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53]《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4页。
 
[54]《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一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84页。
 
[55]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四《封公侯》，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第131页。此外，《春秋感精符》中亦有“法三正之道也”的相关论述，参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5页。
 
[56]刘孝标在注《世说新语·文学》时引《郑玄别传》云：“（郑玄）十三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年十七，见大风起，诣县曰：‘某时当有火灾。’至时果然，智者异之。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中华书局，2007年，第223页。相关论述参见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第31—40页；林晓希：《郑玄少时受业考》，《甘肃理论学刊》2015年第6期；敖堃、诸伟奇：《郑玄与谶纬关系臆解》，《历史文献研究》2010年总第29辑。
 
[57]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四，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48页。
 
[58][5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22页，第22页。
 
[60]黄朴民：《公羊“三统”说与何休“〈春秋〉王鲁”论》，《管子学刊》1998年第4期。
 
[61]《后汉书》卷三五《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第1209页。
 
[62]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八，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4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262页。
 
[6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駧诂训传第二十九》，《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625、1683、1683页。
 
[64]参见王继训：《汉魏宇宙观之述评》，《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65][66]陈赟：《郑玄“六天”说与禘礼的类型及其天道论依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67]王洲明通过《诗谱》内容本身、《诗谱》与《郑志》对《棠棣》作时的不同解释及赵商师从郑玄的时间等因素推断《诗谱》为郑玄晚年之作。此后，诸如章原、郭树芹等学者，在论及《诗谱》成书时间的问题时，皆袭王说，本文亦从之。参见王洲明：《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第160页；章原：《四家诗与〈毛诗谱〉》，《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2期；郭树芹：《〈毛诗谱〉的流传及其学术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68]边家珍：《郑玄经学的特色及评价问题》，《理论学刊》2005年第8期。
 
[6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清庙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495页。
 
[70][71]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9页，第8页。
 
[72]陈壁生：《〈论语郑氏注〉中的政治哲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按：在该文中，陈氏所谓的圣人特指孔子，本文则据《诗谱》将周公纳入进圣人的行列，特此说明。关于郑玄的圣王观念参见高瑞杰：《周孔陟降：郑玄圣王观探析》，《哲学动态》2022年第6期。
 
[73]《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毛诗正义·周南召南谱》，第13—14页）郑玄在此处所指的圣人为周公，则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理应为后王所遵循的政教。
 
[74][7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周南召南谱》，《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4页，第12页。
 
[76]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九《鹿鸣之什诂训传第十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631页。
 
[77]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二《节南山之什诂训传第十九》，《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870页。
 
[7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王黍离诂训传第六》，《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306页。
 
[7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六《唐蟋蟀诂训传第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462页。
 
[80]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四《甫田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一》，《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010页。
 
[81]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卷上，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3册，第30页。
 
[82]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禹贡第三下》，第202页。
 
[8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22页。
 
[84][8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诗谱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第11页，第11页。
 
[8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