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谈”朱子的力作

——读《从官能、性理到工夫：朱子心论新探》

作者：焦德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作者赐稿

李毅所著《从官能、性理到工夫：朱子心论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下引该书仅以括号标注页码）一书，是众多以朱子哲学关键概念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中的又一力作。熟悉朱子研究现状的读者大概可以感受到，近年来学界越来越以开放的姿态走出理解朱子的旧范式，“重新解读”朱子思想已经成为共识。其中，年轻一代朱子学人早已不满足于零散的短论，而是纷纷选择以博士论文的体量来研究朱子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心”自是其中最有分量者之一。

一

众所周知，“心”是朱子哲学研究中受偏见蒙蔽最重的概念之一。大量研究从各个角度进行“纠偏”，然而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还是从正面把朱子的“心”论讲透彻，呈现得清楚明白。李著从官能、性理、虚实动静、身体善恶和工夫等五大视域，对朱子的“心”论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无论是心理学层面的知觉思情意，还是性理层面的心性情虚实动静未发已发关系，乃至伦理学层面的身心关系和善恶关系，以及工夫论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分析抽丝剥茧，条理纤毫毕现，读后始信钱穆先生谓朱子心论“圆密弘大”所言不虚。

兹举给本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例辨析：

（一）在“官能视域”中，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心“等于知觉”“等于知觉之能”的观点，使得朱子的心论有一根本的落实。作者首先从文本出发，通过分析朱子对“心”的定义，澄清了一些望文生义的可能误解，例如“‘心之虚灵知觉’并不是‘心的虚灵知觉’的意思，而是‘心作为虚灵知觉’的意思”（第14页）。我们不可轻忽这一界定的根本性，它将成为一切后续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因为它意味着朱子的“心”，将不能包括任何作为信息的“知觉成果”在内（作者把存储的功能归于“魄”，第15页），“有‘对象’而始终无所谓‘内容’”（第16页）。这一点恐怕许多学者都未能有清晰的自觉。如此一来，朱子的“心”将鲜明地区别于那些把“内容”归于心的心说。应该说，这是符合“心”这一概念的基本用法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子的“心”将与“理”割裂。在“性理视域”中，朱子的“心具众理”和“心与理一”等命题，在心只等于知觉之能的前提下，亦被作者巧妙地安顿。作者认为，“心具众理”并非“旨在说明心、理关系”，“是定义型命题而非关系型命题”（第50页），心就是具众理者，而这种“具”体现为“造化生生道理的具体化”（参见以官人、职事喻心性，第54页），而非心的含有知觉成果的状态。而“心与理一”，则意味着“具众理者一于理”“具众理者一于自身所具”，即“作为造化生生道理充分具体化的此心（知-觉之能），从根本上彻底地以作为造化生生道理充分具体化的自己而存在”，也即“此心（知-觉之能）从根本上自我同一”。（第59页）可见，尽管心是不包含内容的知觉之能，保证了“心”这一概念所指的独立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从道德提升的维度滑落，作者有力地论证了这样的心同样可以展现“心即理”的维度，只不过朱子对处于“根本上自我分裂”的心灵的差异性有充足的重视与说明。

（二）在“虚实、动静视域”中，作者对“未发”“已发”概念的实义做出了清楚的界定。在作者看来，以往对中和新说的研究存在许多偏失，多源于未能正确认定“未发已发之所指”。而作者同样从精细的文本分析出发，对于“事物未至”“事物交至”“思虑未萌”“思虑萌焉”等说法之间的关系详加辨析，最终将未发已发的规定概括为“正思未萌”和“正思萌焉”。（第104页）与此相关，作者还区分了健康的未发、病态的未发、健康的已发、病态的已发，使名义完备。这一结论的意义可能非同小可。心学往往认为朱子对于“发”的理解仅仅涉及喜怒哀乐一般的情绪之发，而未能将良知之发、本体之发与前者拣别开来。而根据作者的研究，“朱子以‘正思’分判‘未发’‘已发’”（第104页），难道不正是朱子以“发”名本体之发、良知之发的证据吗？

除以上两例外，作者对于心与思情意的关系、智愚的差异与“学”的内涵、心之虚实明暗的特点、明德论、人心道心论、心善恶论，乃至主敬、穷理、知行关系中的心的作用都做出了详细讨论，屡屡有点睛的创新之笔。全书中这样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和绵密的逻辑分析基础上的“创新”之论，俯拾即是。正如作者自述，“‘创新’这件事却不可遏制地……发生了”（自序第4页）。这些对朱子心论的“创新”理解，显然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朱子的心性论，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尽管笔者未能在此列举更多的实例，但仅从以上两例，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实谈心性”的风格与方法。作者自述其“实谈心性”之“实”有三方面的义涵，但给笔者最深感触的还是“着实”这一层，“对于朱子心论诸概念、命题及其内在理路，皆力求给出清晰、明确、透辟的当代阐释”（自序第1页）。在笔者看来，作者的“着实”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紧紧立足于文本。可以看出，作者始终致力于从朱子自己的原话中挖掘出对于概念的正确理解、对于命题的正确解读，并不让自己陷入预先设定好的诠释框架，也不以外部资源的问题意识侵入原始文本的剖析。这一最正常不过的研究方法所得的结论，竟然亦可跻身“创新”的行列，只能说明平实的研究在当今多么奢侈。然而另一方面，“着实”也并不意味着平铺，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析。许多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将引文材料的内涵发掘出来，因而在“分析”中无法透过原文概念的外壳，所以看起来只是对原文用语与逻辑的重复。而只有当研究者能够掌握所引原文中蕴涵的逻辑曲折的时候，他才可以并且必须“离开”原文，以解释性的语汇展示引文的精神。这种重构的语汇，有一类是直接以原文所使用的词汇拼接的，例如“正思未萌”“正思萌焉”（第104页）；另一类则更多是解释性的，加入研究者自己的概括，例如明德残体、明德变体、健康的未发、病态的已发（第98-101页，第104页），等等。这些语汇由于没有或较少在研究史中出现，因而初看起来给人一种突兀之感。但提出这些解释性的语汇以重构研究对象的思想逻辑，正是“研究”之本意所在。正因如此，当我们看到论述“离开”原文的时候，我们反而认同其“紧贴”原文。只有如此，方才算是“着实”研究。

其次，在笔者看来，作者擅长采用语言或语法分析。例如在讨论“心”的定义时，作者注意甄别哪些表述用了判断句式，以此来穿透朱子论心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迷雾，找到一个固定而清晰的定义（第14页）；在分析“心”具有怎样的能力时，着重区分“知”与“觉”“悟”的异同、“心”与思、情、意、志的分合，确定每一字义的界限；在讨论“心具众理”时，注重从语法上区分“心具众理”与“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这两个命题，进而各自安顿（第49-50页），区分含义与状态（第52页）。全书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有特色的是，在形成论述的过程中，作者同样以定义式的语句展示分析的成果，并且结合论证的逻辑演进，采取我称之为“增字法”或“嵌套法”的形式予以表述。例如，“心等于知觉”，“心（知觉）等于知觉之能”，“心（知觉之能）等于‘知（认识形下）-觉（领悟形上）’之能”，三者间就是以逐层增字、递进嵌套的方式演进逻辑的，使得心之定义和内涵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中渐次丰富。这种方法在讨论中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为行文论述增色不少。这些语法、语言分析和逻辑形式，都显示出作者“着实”研究的风格，因为“着实”意味着透彻地研究文本，而要做到透彻，就要对文本进行“干煸”，榨干其余蕴。进行深入的语言与逻辑分析，而不是泛泛地引用并自说自话，正是作者“着实”的可贵之处。

三

依笔者来看，在评价朱子学研究的标准中，如何组织材料这一技术性指标也是一个重要的面向。由于朱子本人的材料异常丰富，时间跨度大，且性质不同（例如文集与语类的差异），找出朱子某个观点的前后变化一直是朱子学研究所热衷和乐见的。此外，朱子后学乃至受朱子影响的非朱子学者，都深化、丰富甚至拓展了朱子哲学的许多问题，因而不把朱子哲学仅仅局限于其本人的“原本”，也看作八百年来东亚朱子学者的集体智慧，同样是朱子学研究的一条甚为可取的进路。不可否认的是，李著确实更注重从朱子本人的思想“原本”中，分析、概括出朱子对“心”的基本观点，因此并未特别从以上两个角度加以讨论。但笔者注意到，在探明朱子心论的正义、本义之后，作者经常顺手引用王阳明、罗整庵、刘蕺山、陆桴亭等人的观点，或说明朱子后学未能理解朱子心论真义，或说明后世心学心论的某些观念早已为朱子所开显。这里的思想史意义同样非同小可。

例如，在确定朱子“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以‘思’能、‘情’能、‘意’为心之运用”（第31页）之后，作者引用阳明的话“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结论说“与朱子大体相同”（第32页）；又例如作者在论证朱子的“明德”等同于“良知良能”、“复明”具有“复良知”的意味之后，就立即联系阳明的“复良知”和“行良知”指出其是朱子之说的发展（第101页）；又例如作者在批评吕子约造成“‘健康已发之动’的扩大化和‘健康未发之静’的荒谬化”之后，就引用阳明“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无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的说法认为“和吕子约走进了同样的误区”（第111页）。

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对比无论是否切实，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后世学者的思想在先儒那里的渊源，使我们不至于盲目地认为后儒的惊天之论乃其劈头原创。治后儒者多易入这一误区，恐怕也与朱子学者未能彻底厘清朱子心论之本义并清楚地展示出来有关。实际上，处于思想史的脉络中，后儒不是“羲皇以上人”，他们对于前人思想观念的继承有时是显白的，有时又是隐匿的。因此，我们在做出哲学史评价的时候，不能无视这些隐匿的思想联系。对于宋明理学这一思想单元来说，朱子的确是集大成者。而所谓明代理学远胜前代的说法，也有理由重新评估。而这一切显然都建立在辨明朱子思想本义的基础上，故而李著的意义于此可见。

由于笔者自己研究朱子的“敬”论，所以对于“敬”相关的内容格外关注。在本书中，作者是如此论述朱子“敬”论的：“‘敬’首要地是上智心灵的本体所具和本体工夫”（第152页）；“是上智心灵所自具的一种自我稳定、自我主宰、自我挺立、自我防卫、自我保持的力量”（第157页）。在笔者看来，这些评价都是不易之论。结合近年来朱子“敬”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朱子的“敬”已经被看作是本体心的自我主宰，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朱子学人的共识，甚可欣慰！

心，是人类自我理解的永恒目标。不惟历史上已经有浩如烟海的材料，在现当代还有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进路，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心的现象和本质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研究朱子的心论，除了搞清楚一个历史人物思想的本来面目以外，还有哪些别的意义呢？笔者认为，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在我们真正亲历一遍对于朱子心论的完整而透彻的研究之前，是不可能的。而当我们通过李著真正概览了朱子心论的全貌、把握到朱子心论的要义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朱子在人类心灵分析方面跨越时代的深刻性、有效性，就会对于自身乃至当代生活有更为丰富的理解，并在自我修养方面得到更为有力的思想支持。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