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纯斋主人】《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八年

栏目:经学新览
发布时间:2024-07-09 1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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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通读入门之桓公八年

作者:三纯斋主人

来源:“三纯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六月初一日辛未

          耶稣2024年7月6日

 

[春秋]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来聘。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娄)。

 

冬,十月,雨雪。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

 

春天,《春秋》记录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正月己卯日,鲁国举行了烝祭。

 

《公羊传》解释了一下: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yuè),秋曰尝,冬曰烝。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亟也。亟则黩,黩则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黩。疏则怠,怠则忘。士不及兹四者,则冬不裘,夏不葛。

 

亟,是屡次的意思;黩,还是多的意思,穷兵黩武之黩即此意;裘是御冬之服,葛是避暑之衣。

 

这段解读意思说,烝,就是冬天举行的祭祀仪式。春天的祭祀仪式称作祠,夏天的祭祀仪式称作礿,秋天的祭祀仪式称作尝,冬天的祭祀仪式称作烝。这种事情一般没必要记录,此处记录是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次数太多了。祭祀太多了就有点泛滥,泛滥了就显得对神灵不恭敬。君子祭祀,恭敬而不泛滥。如果次数太多了,就是对神灵的懈怠,懈怠了就会导致忘却按时祭祀。如果士人一年四季的四次祭祀没有按时做,就冬天不穿裘夏天不衣葛以表示忏悔——其实意思很简单,即凡事都有度,即使祭祀也不例外。

 

《榖梁传》评论说:

 

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

 

烝,是冬天举办的仪式,现在放在春天举行,之所以《春秋》记录下来就是表明不合时宜。

 

《公羊传》和《榖梁传》基本态度一致,都认为此事之所以记录在册是因为不合礼节,不过《公羊传》认为是次数太多,《榖梁传》则认为是不合时宜。其实仔细琢磨,两者意思是一样的,《公羊传》认为次数太多,还是意味着把已经做过的事情又重复做,而且前面特意能解释四季的祭祀不同称谓,显然也是认为这次祭祀的仪式与“春”不匹配。

 

《春秋》春季记录的第二件事,是“天王使家父来聘。”杜预注释说“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说明这位使者是正式的大夫,比之前来的仍叔之子之类,身份更正式、高贵。

 

《公羊传》和《榖梁传》对这条记录也没关注。从鲁桓公即位以来记录看,王室三番五次派使者来鲁国,但从未有鲁国主动朝王的记录,真是奇怪。

 

《左传》春季的记录如下:

 

八年春,灭翼。

 

随少师有宠。楚鬥伯比曰:“可矣。雠有衅,不可失也。”

 

第一段依然是曲沃代翼。这段记录承接上一年的记录,去年冬天曲沃一系杀掉了小子侯,这年春天攻破了翼——需要说明的是,但本年小宗并未能就此代替大宗。

 

第二段,交代楚国再次准备兴兵伐随。衅,是机会的意思。当初代表随国与楚国在瑕谈判的少师,此时果然如鬥伯比预料的一样,深得随侯宠幸。鬥伯比于是对楚武王建议说:“可以攻打随国了。敌人有矛盾了,机不可失。”

 

《春秋》夏季唯一的记录是“夏,五月,丁丑,烝。”跟春季的第一条记录对照看,会觉得有点奇怪:春天正月烝祭,还勉强说得过去,夏天搞这个冬天的祭祀仪式是干嘛呢?

 

《公羊传》一如既往的观点:

 

何以书?讥亟也。

 

《榖梁传》则略微发挥了一下:

 

烝,冬事也。春夏兴之,黩祀也,志不敬也。

 

都认为在不该烝祭的时节反复烝祭,不合时宜,而且也是对神灵的不敬。

 

《左传》夏、秋之季的记录是楚国和随国的战争: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鬥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鬥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这次楚国和随国的战争史称速杞之战。第一段讲述战争的起因。沈鹿,杜预注释说是“楚地”,杨伯峻先生注释说在湖北省钟祥市东六十里。黄,是嬴姓诸侯国,杜预注释说“今弋阳县。”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一带。

 

第一段意思说,夏季,楚武王在沈鹿会和诸侯。黄国和随国的国君没有去参加,楚武王就派了薳章去谴责黄国,带领军队去攻打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和淮水之间。

 

第二段讲述战争的经过。季梁说的“所以怒我而怠寇也”,意思是随国示弱但楚国人不会同意,这样楚国人必然骄傲自大而激怒了随国,随国人就可以借此机会鼓舞士气而胜之;“众乃携矣”的携,有“离,叛离”之意。季梁有意通过示弱激发将士的悲愤,从而化悲愤为力量与楚国一战。但少师反对,他说“不当王,非敌也”,认为不正面交锋就是示弱,有辱颜面。速杞,在今天的湖北省广水市,离沈鹿不远。鬥丹,是楚国的将领,从姓氏看与鬥伯比应该是一族。鬥伯比说“天去其疾矣”,这里的疾,指的就是随国那个酒囊饭袋的少师。最终双方议和虽然是在秋季,但因为与夏季战争关系紧密,所以我们统一放在这里说。

 

第二段意思说,季梁建议随侯向楚国低头认错,他说:“(楚国)肯定不接受(我们的服软)而要跟我们开战,这样的话必然会激起我们的士气同时助长敌人的懈怠之心。”少师对随侯说:“一定要速战速决,不然楚国人就跑了。”随侯就帅军出战,远远看见楚国军队,季梁说:“楚国人以左为尊,国君必然在左军,不要跟楚王所在的军队发生正面冲突,我们攻击他们的右军,右军相对实力弱一些,必然会败。偏师败了,军队就散了。”少师说:“不跟楚王正面交战,就是表示我们敌不过楚国么。”于是随侯没有听季梁的建议,跟楚国军队战于速杞,结果被楚国打败了,随侯仓皇而逃,他的戎车都被楚国的鬥丹缴获,并擒拿了负责随侯戎车车右的少师。秋天,随国和楚国达成合议,楚武王本不想答应,鬥伯比说:“老天已经替他们消灭了祸患,随国还未到被我们楚国消灭的时候。”于是楚国和随国订立盟约之后班师回国了。

 

速杞之战的经过和结果,再次证明了鬥伯比、季梁这些人的睿智,映衬出那位少师的愚蠢自大。楚武王与随侯一对比,两人也是高下立现。可惜了季梁,遇到这样的国君。

 

秋季,《春秋》唯一的记录是“秋,伐邾(娄)。”这件事三传都没有关注。如果之前鲁国火焚咸丘一事就是跟邾(娄)的战争所致,则可以相信,大概率此次战争还是之前战争的继续。

 

进入冬季,《春秋》记录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冬,十月,雨雪。”《榖梁传》没关注此事,《公羊传》也只是简单解释了一下:

 

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

 

类似记录前面很多,不再赘述。十月下雪,似乎也说得过去,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认为应该只是雪太大了而已。不过杜预认为,“今八月也,书时失。”当时的十月相当于魏晋时期的八月——则还是在秋天——所以不应该下雪,记录下来是表示气候异常。

 

冬季,《春秋》记录的第二件事是“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祭公,是王室派来的大夫,至于跟鲁隐公元年“十有二月,祭伯来”的那位祭伯是不是同一个人就不好说了。

 

《榖梁传》对这件事的解读如下: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庙之大事,即谋于我,故弗与使也。遂,继事之辞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无外,王命之,则成矣。

 

“其不言使焉何也?……故弗与使也”,言下之意《春秋》这条记录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天王使祭公来聘,遂逆王后。

 

“宗庙之大事”的宗庙,代指王室。“不正其以宗庙之大事,即谋于我”,言下之意似乎祭公跟鲁国有什么私下交易?好像这次鲁国主婚并不是王室的意思而是祭公拿来跟鲁国交易的结果?“略之也”,即承接祭公来,省略了“逆王后”的主语也是祭公。“王命之,则成矣”,就是天王的命令发出后,意味着事情就有确定的结果了——具体到此件事,意思就是纪国的女子已经是王后了。

 

这段解读意思说,《春秋》为何没有称祭公是使者?是因为认为祭公这件事做的不正确,他拿宗庙的大事跟我们鲁国商量,因此不称他使者(以示贬斥此行径)。《春秋》用“遂”字,是表示连接的词。说他“遂逆王后”,是省略的说法。有人说,对于周天子而言,不存在内外之分,天子的命令发出去了,就表示这事已经成了。

 

《公羊传》对此事解读说: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为媒,可,则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

 

“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这个疑问是解释此前《公羊传》提出的“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这一理论为何不适用于此处。参考前面的伯姬、叔姬以及文姜等人的出嫁记录就能理解了。正常情况下,纪姜在未完婚之前《春秋》对她的称呼应该是纪姜,但这里则直接称其为“王后”,因为如果是诸侯女儿嫁到另一国,入境后才改变称谓,而天下都是周王的,所以不存在入境一说。

 

这段解读前半部分内容不再赘述。后面交代了祭公来鲁国的缘故:是因为希望鲁国鲁国做王室的媒人,(如果)可以的话,就接着派他去迎亲了。正常情况下新娘在本国的时候应该称“女”,为何《春秋》此处称“王后”?因为对周王而言不存在内外之分,所以这样说是对的。

 

需要注意的是,《公羊传》和《榖梁传》这里都没有批评说新郎不去亲自迎亲不对——因为天下没有比周王地位更尊崇的了,诸侯跟周王的大夫是平级的,大夫的地位足以代表周王来迎亲了。

 

从《公羊传》和《榖梁传》的解读里,也可以看出来一点,即周王室此时需要一个同姓的诸侯担任王室与纪国这次结亲的主婚人,但是对于鲁国是否愿意接受王室的委派,并没有确凿的把握,毕竟此前王室跟鲁国之间的关系谈不上融洽。祭公来的时候想必也是做了多套应对方案的,《榖梁传》所谓的“其以宗庙之大事,即谋于我”应该就是指这件事,即给鲁国分析接受王室委派的利弊。而《公羊传》之所以说“可,则因用是往逆矣”,也意味着如果鲁国不答应,祭公就要去另外的诸侯国寻找媒人,谈妥之后才能继续往纪国迎亲。当时姬姓的诸侯国,比较大的还有郑国、晋国、卫国、蔡国、曹国。郑国跟王室早就翻脸。晋国此时正是曲沃小宗跟翼的大宗打的不可开交。卫国此时是卫宣公,这位国君的名声不大好。蔡国和曹国,属于小国,做媒人的话多少有点降低了王室身份之嫌。看来看去,最合适的,还真是鲁国。

 

再来看《左传》冬天的记录:

 

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礼也。

 

第一段依然是曲沃代翼。虢仲,即此前出现过的虢公林父。周桓王命令他立了晋小子侯的弟弟缗——说明此时王室依然是反对曲沃一系上位的。

 

按《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缗为晋侯。”晋小子四年是鲁桓公七年,则鲁桓公八年应该已经是晋侯缗元年。但按照《左传》这里的记载,则晋侯缗立是鲁桓公八年冬天,两处的记录差了一年。但是《左传》与《史记》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年份的表述有差异也非此一处,所以不做过多讨论。恰如许倬云先生在《西周史》的序言中说的,“讨论古史不宜于斤斤较量年代细节”,这固然是资料阙如的无奈,但也不失为现有材料下的一种从权之计。

 

第二段是对“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的评论。认为这位祭公来鲁国,随后去纪国为周桓王迎娶王后,是符合礼制的。

 

为何《左传》认为祭公来鲁以及又去纪国逆王后这事是“礼也”,杜预解释说:“天子娶于诸侯,使同姓诸侯为之主。祭公来,受命于鲁,故曰礼。”按照礼制,天子娶诸侯之女为王后的,会请同姓的诸侯作为主婚人。祭公来鲁国就是沟通这件事的,所以说是符合礼制的。

 

祭公此行,表面看就是周桓王娶了纪国的公主为妻,让鲁国做主婚人而已。但仔细想想此前纪国遇到了什么事,就会觉得这件事不是如此简单。纪国此前被齐国虎视眈眈,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为此反复求助鲁国无果,甚至曾经想通过鲁桓公求见王室未遂。这时候王室怎么会突然与纪国结亲?周桓王此时已经即位十六年,初婚的概率几乎为零,这位公主嫁过去应该不是正牌王后,而是庶妻。因此我推测,大概率是纪国通过其他渠道,与王室搭上了线,把女儿嫁到王室,以此来换取王室对纪国的支持,最终希望王室能给齐国施压,以保全纪国的江山社稷。

 

若真如我猜测的,纪国最终是否真能如愿确实不好说。毕竟,周王室经繻葛之战后,此时自身的威信已荡然无存,能有多大精力来帮助纪国给齐国施压、齐国又会给王室几分颜面,这些,都是未知数,只能说纪国是病急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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