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吴昂）第一个想到把“文化特区”这个概念与曲阜联在一起的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曾振宇教授。作为山东省的政协委员，他在2011年的山东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设立曲阜‘文化特区’的建议”，意在将曲阜打造成中国文化和精神的圣地。在山东各界的推动下，这一设想日渐走向现实，最新的论证会已定7月4日在济南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牵头组织的。曾振宇将在会上作“文化特区，特在何处”的主题报告（该文详见本报今日第5版），详细介绍曲阜与“中国文化特区”提案与社会影响。
    

    据曾振宇介绍，在去年山东省政协会上，曲阜建设文化特区的提案一出，便引起政协委员们的高度重视。会议专门安排了曾振宇在小组讨论会上，代表山东省社会科学界向参加讨论会的山东省领导作了八分钟的发言。政协会后，山东省文化厅对曾振宇的提案作了回复，表示将尽快启动调研与论证工作。
    

    在今年的山东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员会在曾振宇提案的基础上，以九三学社山东省委的名义，再一次提交了“建议设立曲阜‘文化特区’”内容的提案。与之相呼应，曾振宇也在山东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山东省中南部发展要打“文化牌”》的提案，其核心内容亦是“建设曲阜‘文化特区’”。今年6月份，山东省委宣传部、济宁市、曲阜市，曾在济南召开了一次有关“曲阜‘文化特区’”的讨论会。7月4日举办的“曲阜与‘中国文化特区’建设”研讨会，其论证意见将形成一份会议纪要，提交山东省有关部门。


    曾振宇表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与精神的圣地，而这一点需要我们精心打造。三千年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因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特区”的建设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也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时代诉求。建设文化特区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深刻的时代意义。至于为什么选择曲阜，他认为理由有四：


    一、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发源地；
    二、曲阜是黄帝故里；
    三、曲阜是周公分封地，“周文”之所在；
    四、在齐鲁文化版图上，历史地形成了以曲阜为中心、方圆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



附录


曲阜“文化特区”，“特”在何处？
作者：曾振宇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7月04日
 
 

    山东曲阜谋建中国首个“文化特区”，意在打造中国文化和精神的圣地。“文化特区”向无先例，建不建？怎么建？期待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曲阜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被国人远远低估！


    去年在北京东长安街耸立的孔子像，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2010年底，一篇有关曲阜市要建基督教三一教堂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是什么原因使曲阜一次次成为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的焦点？甚至已经成为了“曲阜文化现象”？这是因为曲阜在中国文化上至高无上的特殊性、重要性和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造成的。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其长期在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值得珍惜的民族精神家园，譬如雅典、耶路撒冷、麦加等等。每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既是伟大文明的系统化符号象征，又是该民族魂魄所系的圣地。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任何一个伟大文明的精神家园都是值得敬畏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在雅典奥林匹亚山举行，虽然圣女背后只有几处残垣断壁，但它是文化的象征，因此无比神圣与崇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尽管已经占领了法国巴黎，但他们不敢毁坏罗浮宫一砖一瓦；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宗教之间相互大屠杀，血流成河，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神圣的文化建筑象征物仍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但从不敢破坏信仰的象征——清真寺。与此相反，民族魂魄所系的圣地一旦遭到破坏，其引发的民族情绪如海啸地裂，甚至历史为此改写。1898年春季，德国人抢占胶东半岛，推毁孔庙，康有为联合800余人上书朝廷，在全国掀起了“保国、保种、保教”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毁孔庙，成为百日维新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三千年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因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特区”的建设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也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时代诉求。建设文化特区是一项伟大的世纪工程，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深刻的时代意义。


    曲阜文化特区之“特”，意味着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开创性。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如果说三十多年前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目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即从一个片面追求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向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绿色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必须以文化核心价值观作为内在支撑，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配合中国经济实现新的转型，建设中国文化特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历史性关头，即如何从一个片面追求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向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绿色经济。社会是否和谐？人与自然是否协调？江河是否被污染？食品是否安全？人是否活得幸福？社会是否公平正义？实现这一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必须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文化核心价值观基础之上。一个拥有仁义诚信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形态才具备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批具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化信仰的人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因此，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配合中国文化建设方针改变，在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战略目标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为代表的文化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1949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文化建设上奉行的方针是“破旧立新”。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是批评与否定的对象。目前，我国文化建设方针已发生了重大改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六中全会又进而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战略。如何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主体基础上。一个具有独立自足的文化必然具有主体性。“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张岱年先生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何谓“文化”？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信仰习俗等。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丧失，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意味着民族精神的衰落。章太炎一生最为景仰的顾炎武尝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儒家一直将“国家”与“天下”两个范畴严格区分。历史上“国家”之兴亡不过是一家一姓之陵替，“天下”这一概念则不同。“天下”不仅是一政治概念，也是一地理之概念，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文化概念。“天下”表征的是一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标识。“天下”灭亡，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标识的寿终正寝。正因为如此，晚年的章太炎才会四处奔波，高喊“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章太炎之吁喊，已有先儒“存亡继绝”、“续命河汾”之深意。文化存，则民族文化血脉存。因此，在具体落实与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方针战略目标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为代表的文化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课题。“现代国家”并非单纯指谓经济的现代化，更重要还在于政治民主化。


    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在稳健地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的力量与作用不断凸显：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民族文化基础何在？中国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如何评判？前者关涉民主政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产物，与中国文化绝缘；后者关系到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具有普适性的正义思想传统。回溯两千多年儒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民主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孟子“道性善”，除了现实的人文关怀之外，其文化史意义还表现为倡导人性平等。康有为评论道：“人人性善，文王亦不过性善，故文王与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为圣人，凡人亦可自立为圣人。”人人皆有善端，此乃天之所赋，因为人性平等，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由人性平等，古今学者进而抉发出孟子社会政治学说隐含之平等、自由精神：人人皆“天民”，“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钱穆由此点明孟子性善说中蕴涵“自由”、“平等”思想精髓。梁启超也揭示孟子性善说彰显“自由意志”精神，黄俊杰认为此乃梁任公思孟学中“最具创发性之见解。”如果再加上孔子、荀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不断阐发的“民惟邦本”、“从道不从君”、“天下为公”、“居仁由义”、“民贵君轻”、“天下为主，君为客”等等民本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体系中内蕴着深厚的正义性与公平性思想资源。这些正义、平等与公正思想，对于目前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而言，将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1958年元月由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中国人不仅可由儒家“心性之学”成就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也可由“心性之学”成就民主“政治的主体”。李明辉指出，在这一宣言中实际上存在一种有别于西方人性恶文化基石上的民主理论——“即建立在性善说之基础上的民主理论。”


    四、在人文地理上，在曲阜建文化特区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一，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发源地；

    其二，曲阜是黄帝故里；

    其三，曲阜是周公分封地、“周文”所在地、

    其四，在齐鲁文化版图上，历史地形成了以曲阜为中心、方圆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

    邹城（孟子）、

    苍山（荀子）、

    微山湖（微子墓）、

    嘉祥与平邑（曾子父子）、

    章丘（伏生）、

    滕州（叔孙通、儒家弟子墨子、北辛文化）、

    济宁（何休）、

    沂南（诸葛亮）、

    临沂（颜之推、颜师古）、

    泰安、宁阳（大汶口文化、孔子遗迹）、

    济南章丘（龙山文化）、

    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类型之一）、

    泗水（尼丘山）。


    五、在历史文化资源上，在曲阜建文化特区具有不可替代性。


    根据几次文物普查，曲阜现有各类文物古迹遗存560多处，其中孔庙、孔府及孔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处，保存有金、元、明、清历代古建筑1300余间，汉代以来碑刻、石刻5000余块，古代墓葬10余座，古树名木近2万棵，库藏文物10万余件，其中孔府档案26万件，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0多个。曲阜鲁国故城遗址，是中国目前仅存的3000年左右的城墙遗址，其价值和地位不亚于孔庙。


    1982年，曲阜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98年，国家旅游局把曲阜列为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

    2005年，又将曲阜三孔和明故城列为首批5A级景区。

    2008年，文化部批准曲阜文化产业园为国际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只有曲阜1家属于县级行政区域），最近，曲阜一批大文化遗址项目列入世界银行以及中国重点项目。


    如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层面上建构“现代国家”，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战略课题。钱穆先生尝言：“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中国目前正在谋求建构“现代国家”，经济大国只是建构“现代国家”必要条件之一，如果缺乏“文化大国”这一必备条件，所谓“现代国家”只是空中楼阁，而“文化大国”诞生的一大前提条件则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因为没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国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正处于由“破旧立新”向“开其新统”转变的十字路口。应当大张旗鼓地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树立以“集其大成”、“开其新统”的孔子为传统主体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会通基础上，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国家”形态。建设曲阜中国文化特区既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具体落实，也是实现“现代国家”形态的必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