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犹太教基督宗教之于儒教建设
    作者：傅有德（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7月5日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力的极大增强，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其中尤以儒学的复兴为最强音。回顾过去的百年，儒学先因清王朝的覆灭而失去制度依托，后又遭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文革”的大批判，以致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列文森语）或无可依附的“游魂”（余英时语）。然而毋庸置疑，儒学毕竟是华夏文明中的主流传统，曾经长期扮演主导意识形态的角色，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今日之中国，信仰弱势，道德滑坡，文化疲软与经济、科技的繁荣强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值此之际，儒学应运重登历史舞台实属历史的必然。
    
    然而，在儒学复兴的浪潮中却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尤以排外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令人担忧。某些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各地传播迅猛，信徒人数剧增。对此，国人必须高度警惕与防范，而复兴儒教则可与基督宗教争夺信仰地盘。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基督宗教仍然是“洋教”，国人信之则在精神上变为“洋人”，背离了祖辈流传的华夏文化。显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在心中作祟，是排外主义的表现，而排外主义的另一面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说在中西文化相遇和交汇之初，拒绝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以达到“保种保教”的民族主义目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排外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应该寿终正寝了。
    
    其实，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天下为一家”，没有把异族及其文化视为洪水猛兽，不是排外主义的；宋代大儒朱熹援佛入儒，借助“理一分殊，月印万川”的佛理表达了自己的新儒学——理学。他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古代的儒家尚不排外，不搞“唯我独尊”，难道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中西文明的全面会通，普世价值已经日益普及的今天，儒家学者们还不能跨越排外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吗？我以为，如朱熹之“理一分殊”以及希克之“实在唯一，宗教多元”的学说所示，儒家或儒学也是分有了同一个终极实在的宗教，是世界多样化宗教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儒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应该是兄弟，而不应该是敌人。
    
    儒教应该复兴，也一定能够复兴，因为她为时下物质相对发达而精神异常贫困的中国大众所需要。尽管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就在身边，但儒教仍然是相当多中国人的信仰选择，这是由儒教的深厚传统、入世取向以及长期形成的民族心理等因素决定的。因此，复兴与建设儒教，是当代儒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世界各宗教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宗教是一成不变的。同样，诞生于农业文明并借助于君主专制而生存和发展的儒教，也没有任何理由停留在过去，而应该与时俱进，跟上全球化时代的步伐。换言之，此前的儒教都可谓旧儒教，今天儒者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既与旧儒教密切相关，又反映21世纪精神的新儒教。
    
    那么，怎样建设这样一个新儒教呢？欲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确立一种可以接受的宗教观。目前可以见到的宗教定义不下百种，但综合起来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和信仰有关的教理，二是和制度有关的组织机构和教规，三是参与有组织的宗教生活的信众。从第一个方面看，宗教在本质上是一种神灵信仰和价值体系，其功能在于为信众提供精神信念和生活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儒学从来就是一种宗教，因为敬天法祖是其一贯的信仰表达，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是其一直倡导的价值或生活之道。从第二个方面看，旧儒教的教职人员（或准教职人员）大致包括各级官吏、儒生、乡绅，即平素所谓的士绅阶层；宗教场所则指以教育和传播儒教为宗旨的书院，以及担负礼拜和教化功能的场所，如天坛，孔庙（文庙）、宗族祠堂，乃至各个家庭。辛亥革命之后，与儒教有关的人士、机构、建筑均随着君主制度的灭亡而销声匿迹，儒教遂变得残缺不全。从第三个方面看，由于百年来欧风美雨的洗礼和无神论哲学、科学主义的流行以及儒教庙堂、礼仪的毁坏，完全意义上的儒教信徒已经不存在了。但实事求是地说，儒教通过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和民间习俗等渠道的传播，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潜在的信众是大量存在的。这是儒教当兴且可兴的基础和前提。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我们不担心儒教的信众基础，那么，新儒教建设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上述宗教观的前两个方面，即教理的制定和组织制度的建设。
    
    我以为，在新儒教的教理和组织制度建设方面，现代犹太教与基督宗教的做法可资借鉴。
    
    从19世纪初开始，欧美诸国的犹太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改革运动，及至20世纪30年代，改革大业基本告竣，形成了现代犹太教的各大宗派：改革派、正统派、保守派和重建派。犹太教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现代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现代性与传统性，普世性与民族性的矛盾。改革的目标是摩西·门德尔松提出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另一方面使犹太人仍然信奉犹太教而不失其犹太性。改革的具体做法是：在教理上既接受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等，又坚持传统犹太教的核心信条：“上帝、托拉和以色列人”。既从犹太教的《圣经》和《塔木德》中发掘固有的普世价值，如“公平”、“正义”、“爱人如己”，又努力将原本民族性的因素如“以色列的上帝”、“摩西律法”等普世化，以尽量祛除民族性成分而将犹太教转变成一种“普世的伦理一神教”。这样做的结果是，改革派犹太教形成了一个融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世性于一体的信仰和价值系统，为其信众提供了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指南，同时又较大程度地保持了犹太人的犹太性。犹太教的其他派别（极端正统派除外）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改革派影响，有限度地兼顾了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世性两个方面。当然，犹太教改革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时期的改革派也有差别。尽管如此，以上所述是符合其总体情况的。
    
    反观中国，自鸦片战争至今，中华民族与当年欧洲的犹太人所面临的是相似的问题：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世性的矛盾。同时，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也与当年犹太人的目标大体一致：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而不失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既然犹太人在我们之前依靠兼顾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世性两个方面而成功地改革了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目标，那么，他们的经验就大有参考的价值。照此思路，我们在新儒教的建设过程中，就可以一方面将自由、平等、公正、博爱、人权等价值引入儒教的教理，另一方面坚持儒教原有的核心理念：信仰天神地示和祖先神灵，按照圣人教诲的价值理念修身养性，以实现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一方面承续儒教经典中原有的普世价值，如“忠恕之道”和“五常”之德，另一方面重新诠释儒教独有的理念，赋予其崭新的普遍意义；如消解“差等之爱”而弘扬“泛爱众”的学说，使儒教之爱成为普世之爱；祛除“忠”的“忠君”观念而代之以人际之间的“忠信”；祛除“孝”的“父子互隐”含义而取其“赡养”与“尊敬”之义；如此等等；我想，经过儒教学者的这番诠释功夫，那些原本属于儒教自身且带有个别主义特点的概念将被普遍化为公认的行为准则，一个新儒教的信仰和价值系统将被建立起来。
    
    和具有严密的教会制度和团契生活的基督教相比，儒教，包括辛亥革命之前的儒教，的确是组织不健全，活动不规则，信众很松散的。儒教的信仰和价值观渗透在政治体制、社会组织、宗族关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弥散性宗教”当无不妥。然而，也许“弥散性”可以称为儒教的特点，但绝不是其优点，因为它不利于儒教的生活实践和有效传播。因此，当今儒者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借鉴基督宗教的经验，消除儒教的“弥散性”，使之成为一个拥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专职的教职人员以及规则性教会生活的制度化宗教。这里所说的基督宗教，不是特指某一个教派，如大一统的天主教或教阶分明的圣公会，而是泛指制度完备的基督宗教。所谓借鉴基督宗教的经验，指的是参考其教会组织、领导机构、神职人员、仪礼教规、团契生活、神学院校等制度层面的做法。千百年的历史证明，基督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系统是行之有效的，值得当代儒者在建设新儒教的过程中参考和有选择地采用。
    
    新儒教必然始于中国，终成于世界。她始于中国，因为这既是旧儒教的故乡，也是新儒教借以成长壮大的丰腴之地。这里存在着新儒教发育成长的必要条件——儒家学者，儒教领袖和广大潜在的信徒。但是，新儒教因其不是民族主义的宗教，而是普世主义的宗教，所以不会局限于中国，她必将走向世界，成为教化万民的世界性宗教。
    
    有人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不是宗教。那就让他去研究、讲授其儒家哲学吧！
    
    有人认为，儒教和其他中国宗教一样是非制度化的“弥散性”宗教，而且很赞赏这种“弥散性”特征，那就让他继续赞赏并发挥其“弥散性”的优势吧！
    
    有人认为，儒教是“王官学”，应该成为政教合一之未来中国的国教。那就让他去倡导和推动好了。至于能否成功，自然会由历史证明。
    
    有人主张，儒教的发展路径是建立儒教文化保护区，以保存儒教，发挥其示范作用。那就让他去做吧。
    
    有人认为，儒教应该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为每一个中国公民提供价值选择。那就让他去宣传推动公民儒教吧！
    
    还有不少这样那样的看法和主张，而且将来还会在儒教阵营内外产生新的看法、主张和派别。这一切都是正常合理的。然而，我们提倡的态度是：搁置争议，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积极致力于教理和制度方面的建设,最终建立起一种能够成为广大信众的精神安顿和生活指南的新儒教。
    
    知也难，行尤其不易。新儒教的诞生和成长既有赖于儒家学者的教理建构，更取决于儒教领袖人物的牺牲精神和坚持不懈的亲力亲为。当然，最终取决于广大信众的拥戴和参与。可以预想，新儒教在确立教理，建立组织和制度的过程中，将有众多信徒群起响应，那时，理念将化为现实。我们期待着一个新型儒教的诞生，并希望她与其他宗教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安身立命、敦风化俗、和谐秩序、提升境界的神圣使命。
    
    2012年2月26日草成于香港道风山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