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题跋的阅读方法

——以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题跋为例

作者：程章灿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0期

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

一、作为阅读衍生文本的题跋

题跋既是一种文体（文类）形式，也是一种文献类型。无论从哪一个视角来看，题跋都是因阅读而衍生的文本。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对题跋的历史及其特性有过如下论述：“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于读也。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举类以该之也。其词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将题跋分成四类：题、跋、书、读。析言之，四类之名目及其侧重点各有不同，浑言之，则四类皆附于简编之后，皆因“览”“读”而生，都是因阅读而衍生的作品。对于阅读史研究，题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题跋的起源，徐师曾提出，“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明代文体学家贺复征继之，提出更为准确的说法：“题跋之体，始自欧、曾。”此处所谓欧、曾，指的是北宋学者欧阳修、曾巩。欧阳修为收藏的金石拓本撰写了许多跋尾，汇编为《集古录跋尾》一书，其文集中还设有“杂题跋”一卷，所收多为诗文、书画作品题跋，如《读裴寂传》《书梅圣俞河豚鱼诗后》《跋晏元献公书》《题薛公期画》等，徐师曾所谓“题”“跋”“书”“读”四类，欧集应有尽有。曾巩与欧阳修同有金石之好，文集中有“金石录跋尾”一卷，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恰成桴鼓相应之势。此外，曾巩还撰有《书唐欧阳詹集》，亦属于题跋。从欧、曾二集看来，题跋之体由附庸而为大宗，是由北宋士大夫之金石书画收藏风气以及金石学兴起促成的。题跋文字既可以施之金石，又可以施之书画，还可以施之典籍收藏，既可以为收藏金石法帖书物题写感言，又可以“因人之请求”“考古证今，释疑订谬”，其用途越来越广，创作越来越繁盛，遂成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一个重要类型。

石刻题跋是题跋之大宗，亦是正宗。在中国传统石刻研究中，题跋又称为跋尾。除了用“题跋”作为书名，很多金石家也习惯以“跋尾”冠其书名，如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当然，还有一些金石学家在命名其题跋集之时，径将“题跋”或“跋尾”简称为“跋”，如清人武亿有《授堂金石三跋》。 石刻题跋、跋尾与跋，名异而实同，皆是石刻文献的一种衍生形态，其存世数量极为可观，可谓汗牛充栋。

石刻题跋主要有三种产生方式，其存在形态也各有不同：少数题跋是直接书镌于石刻之上的，例如汉代《西岳华山庙碑》，其篆额处“左右有唐大和中李德裕诸人题，其旁其下有宋元丰中王子文题”。后代人将此类题跋连同原刻一起拓印下来，题跋也成为后代拓本的组成部分，前刻后跋融合为一，此其一。绝大多数题跋是题写于石刻拓本之上，先有拓本，再有题跋，此类例子甚多，不胜枚举。经过重新装裱，这种题跋文字也成为新的拓本的一部分，古刻新跋，图文并茂，此其二。还有一些题跋是在阅读石刻或拓本之后“因感而有得”，落笔成文，写于另纸之上。这类题跋既可以独立存在，也便于被汇辑整合，再与拓本一起重新装裱。例如清人刘喜海（燕庭）向英和出示其珍藏之《西岳华山庙碑》善拓，并邀请其题跋，英和谦称“劣札恶诗，未敢书于册末，另纸报命而已”，但此跋最终还是被裱入拓本册之中。至于这类题跋的文字，或被收入作者文集之中，或被辑入断代或通代金石集之中，更能体现其可散可整、灵活机动的特点，此其三。从表面来看，这三种题跋的生产方式与存在形态明显不同，但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对石刻文献进行阅读的结果。而且，从阅读史的视角来看，这些题跋不仅可以说是阅读的结果，也可以说是阅读过程的生动记录。

好书不厌百回读，好的石刻亦不例外。欧阳修对其珍藏的石刻爱不释手，经常摩挲把玩，反复研读，留下不止一篇题跋。在《集古录跋尾》中，《后汉樊毅华岳庙碑》《北齐常山义七级碑》《隋龙藏寺碑》等碑刻，皆有两篇题跋。至于一件石刻，经由同一时代乃至不同时代的众多学者先后阅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留下多篇题跋，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前人研究石刻之学，不仅重视访求遗刻，广收善拓，而且十分重视搜集和研读各家石刻题跋或跋尾。广泛搜集石刻及其诸家题跋，将其刊刻出版，从而为研读者提供方便，历来被视为学术史上功德无量的善举。清人王昶编撰《金石萃编》，既广录历代石刻文字，又汇集古今各家题跋，金石学者莫不称便，此书遂成为乾嘉时代金石学史上具有集大成贡献的名著。在后来的金石学者中，重视汇辑一件石刻的各家题跋，并将其作为石刻文献重要研读方法者，亦不乏其人，其中较为突出者为容媛和杨殿珣。容媛撰有《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集释》《汉郎中郑固碑集释》，又专门辑录秦汉石刻各家题跋，撰成《秦汉石刻题跋辑录》，影响颇大。杨殿珣为元以前石刻编制题跋索引，分门别类，编年排列，撰成《石刻题跋索引》，嘉惠学林，流传甚广。要之，石刻题跋虽然不是石刻研究的原始文献，却可以说是石刻研究的基础文献，是石刻研究中一份不可忽视的学术积累。

前贤致力于石刻题跋的搜集汇辑，功不可没，许多学者据此开展对题跋的比对阅读，订讹补缺，发掘题跋的文献价值，贡献之多，难以缕述。但是，石刻题跋作为石刻阅读史的生动记录，尚未引起学界的注视，遑论重视。这不仅辜负了一千年来积累的丰富的石刻题跋文献资源，也辜负了阅读史给我们提供的富有参照价值的理论视野。具体说来，石刻题跋中所体现的阅读者的身份、阅读特点与目的、不同阅读眼光的交互等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这是本文研究的缘起，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

二、《宋拓蜀石经》及其题跋

刘体乾，字健之，安徽庐江人，曾收藏有《宋拓蜀石经》，因自号蜀石经斋。“丙寅（1926）四月，庐江刘健之以自藏本付印，发行处上海北河南路图南里本宅，定价银币陆拾元。”此书题为《蜀石经残本》，版权页上还钤有“蜀石经斋”之印，并标注“版权所有，不许复制”。本文选择以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题跋为中心，从阅读史的视角展开研究，主要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石经作为石刻文献的特殊性。

所谓石经，即石刻的经典。广义的石经，包括石刻的儒、道、释三教经典，而狭义的石经，则专指石刻的儒家经典。本文所谓石经，指的就是狭义的石经。“儒家经典由春秋战国以至秦汉，言语南北，意义异辙，篆隶兴替，文字歧出，一源十流，天水违行。汉武帝儒术独尊、经典政治化之后，需要有统一文本，作为稳固政治的施政、教育和铨选之基础。经籍由书于竹帛到镌于碑石，多是基于文本歧异和政治需要两个要素，熹平石经如此，正始石经如此，开成和嘉祐石经亦是如此，而广政、绍兴、乾隆石经或多或少亦与此相关。”纵观国史，儒家经典先后七次被刻石立碑，依次为东汉熹平石经、三国魏正始石经、唐代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代乾隆石经，如果将北宋、南宋分别而论，亦不妨称之为“七朝石经”。

上述七次石经刊刻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故皆须由政府组织投入，其属于官方行为，并为官方的政治目的服务，是显而易见的。至其所选经目与所据版本，更明确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与文化意图。另一方面，石经与其他类型的石刻又有明显的不同。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将古今石刻分为墓碑、墓志、刻经、造像、题名题字、诗词、杂刻等七类，石经列于刻经一类，此类石刻与典籍关系最为密切而直接。其他诸类石刻所刻皆为单篇或断句，唯石经所刻是整部典籍，而且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儒家经典。作为官方认定的经典权威读本，石经在中国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丰富了中国文献文化史的内涵。

第二， 《蜀石经》的特殊性。

卢芳玉曾将《蜀石经》的特色概括为如下五点：一是内容上“经注并刻”，形式上“行款类宋版古书”；二是规模上“字逾百万，石逾千数，宏工巨制，空前绝后”； 三是刊刻时间上“长达一百八十七年”，历时最久；四是艺术上字迹“专精”，“书法精美”，五是时空上“出自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在七次石经刊刻序列中，蜀石经恰好居于中位。这个中位既是指时间序列上的，又是指书籍史序列上的。就时间序列而言，蜀石经与后蜀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最为引人注目。后蜀作为一个分裂割据时代里偏安西南一隅的政权，其君相却能尊经崇儒，致力于如此大规模的石经刊刻，尤其值得表彰。后蜀宰相毋昭裔作为蜀石经刊刻的主持人，对于“刊书刻经”有着非同寻常的热忱，与其为人好学而早年贫苦的经历有关。“毋昭裔少年家贫，向人借《文选》《初学记》，人家有难色，他发奋曰：‘他年若能显达，愿刻版印此两书，以便学子。’毋昭裔做了蜀相后，不忘早年心愿，出资雇工匠刻印《文选》《初学记》两书，并主持了著名的孟蜀石经的镌刻，刻成，立于成都学宫 ”，以便利天下士子抄录研读。

就书籍史序列而言，蜀石经正好处于从抄本时代向刻本时代过渡的时间点上。自晚唐五代下至两宋，成都一直是文献生产中心，这一地理背景也同样值得重视。早在晚唐时代，成都就在雕版印刷史上脱颖而出。宋人朱翌言“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叶梦得则引《柳玭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已知的唐代印刷品实物，绝大多数刊印于成都。这为蜀石经刊刻奠定了文献和文化的基础。

蜀石经的刊刻大部分完成于后蜀广政（938—965）年间，故通常被称为“广政石经”。实际上，蜀石经中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经的刊刻完成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出于蜀帅田况之手，《孟子》刊刻完成于宣和五年（1123），成于益州太守席贡之手，而最晚刻成的《石经考异》和古文《尚书》，则迟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完成于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晁公武之手，由后蜀至南宋，前后持续230多年。如果考虑到蜀石经所据底本是毋昭裔校订过的唐代雍都旧本（大和本）九经，那么它完全可以说是融合唐、后蜀、宋（包括北宋和南宋）三朝经学的文化成果。从这个视角来看，称其为“蜀石经”应该比“广政石经”更为准确，也更加合理。这是蜀石经与众不同、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

宋人于蜀石经贡献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宋代学者眼中，蜀石经几乎可以看作一部本朝人完成的石经，有一种当代经典的亲切感。对于后人来说，蜀石经就更显珍贵，“得一部宋板书籍，即视为善本，珍若拱璧，蜀石经乃五代十国时所刊，比宋板书籍还早，就此一两片残石上的文字和宋板书籍比较，已经有好几处比宋板书籍好得多，可见蜀石经的价值”。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中的诸多题跋，都致力于爬梳宋人续刻、题咏和引用蜀石经的史实，以突显蜀石经在宋代文化史中的醒目存在。因此，将书籍史的视角扩展到文献史的视角，有助于论定《蜀石经》残本及其题跋的特殊文化价值。

图1   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周礼》残本

图2  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左传》残本题笺

图3  王树枏为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左传》残本所作题跋

图4  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左传》残本

第三， 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题跋的特殊性。

蜀石经“拓本宋以后流传甚少，虽至明内阁尚有全帙，然清乾隆之后唯《诗经》《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残本流传于各家之手。民国初，刘体乾致力搜集，得《周礼》卷九、卷十、卷十二，《左传》卷十五、卷二十，《公羊传》卷二，《谷梁传》卷六、卷八、卷九等残卷，并于1926年影印出版，成《蜀石经残本》八册。后刘氏藏本于1965年由北京图书馆自香港辗转购回”。自兹以后，刘体乾藏本一直弆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后来改称国家图书馆，刘体乾藏本仍珍藏于该馆。2021年，卢芳玉整理之《国家图书馆未刊石刻题跋辑录》在凤凰出版社出版，其中据刘体乾藏本辑录之“刘体乾旧藏宋拓《广政石经》”，从第92页至第221页，首尾计130页，占据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可谓蔚为大观矣。

据卢芳玉介绍，刘氏藏本《蜀石经》“共九册，包括宋拓《蜀石经》七册，《蜀石经题跋姓氏录》一册，陈氏木刻《蜀石经》一册。采访号为225001，1970年8月10日登记入藏”。这段介绍称《蜀石经》共九册，需要作一点辩证。1926年刘体乾将自藏《蜀石经残本》影印出版，分装八册。2020年湖南美术出版社“据刘体乾辑民国本原大原色影印，分为四辑，精装八册。第一辑《周礼残本》上中下三册，第二辑《春秋左氏传残本》上中下三册，第三辑《春秋公羊传残本》一册，第四辑《春秋谷梁传残本》一册”。湖南美术出版社影印出版时，除了将原书名《蜀石经残本》改为《宋拓蜀石经》之外，其他“未做整理，一如其旧”。从其四辑八册的分册题名仍存“残本”二字之中，仍可看到1926年影印版的旧迹。1926年之后，刘体乾仍然不断玩赏、整理自藏《蜀石经残本》，编撰了《蜀石经题跋姓氏录》，而且继续邀请友人为之题诗作跋，如1928年王树枏为题五律一首。以上一录一诗，皆不见于1926年八册本《蜀石经残本》和2020年八册本《宋拓蜀石经》。事实上，国图藏九册本比民国刊八册本已多出一册，内容、题跋数皆有所增加。有鉴于此，本文引录题跋文本，概以《国家图书馆未刊石刻题跋辑录》为据（见表1，省略）。

国家图书馆藏有各类石刻拓本，“名家题跋累累，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其中题跋最多的是刘体乾旧藏《蜀石经》。据卢芳玉统计，其“绘画题跋达147款之多”。另有一种统计则称刘体乾藏本“全篇题跋竟达三百数十首”，不知有何根据。据笔者统计，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各家题跋总计225条，其中包括题签26条，观款29条，以及其他各体题咏题跋170条，涉及人物超过100人，其时间跨度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1928年，长达141年。系年未详者只有47条，约占20%。这些题跋为研究宋拓《蜀石经》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资料丰富而个性鲜明的案例。

无独有偶。罗聘《鬼趣图卷》南海霍氏珍藏本亦有清人题跋大约120段，其年代始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终于1918年戊午，横跨152年，其中包括古近体诗、词、文等各种文类。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题跋集与此同类，也由题耑、观款、骈散记文、古近体诗以及词体等各种题跋文字构成。按照中国传统文献分类，这两册题跋集都可以归入集部总集类，是围绕同一主题题跋而形成的各体诗文总集。这是对传统集部总集类的拓展，也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三、石刻题跋与阅读者的被阅读

一件传承有序的名刻拓本，往往都有漫长的阅读史，在对这样的拓本进行阅读之前，难免要对前代阅读史有所回顾。在刘体乾旧藏《蜀石经》题跋集中，很多题跋者（读者）回顾并梳理了前代的《蜀石经》阅读史。在频频的回顾中，前代的阅读者成为后代的被阅读者，而《蜀石经》的阅读史线索也被梳理得越来越清晰。例如，钱大昕在其增订本题跋中提出：“南宋时，《蜀石经》完好无恙。曾宏父、赵希弁辈述之甚详，而元、明儒者绝无一言及之，殆亡于嘉熙、淳祐以后。”直到1923年，冯煦仍称《蜀石经》“历宋元明，具无著录”。一开始，刘体乾对“《蜀石经》未见于元明著录”之说也信以为真，直到1921年他偶然发现明人徐�《红雨楼题跋》中有《石经左氏传》一则，欣喜不已，“亟录于此册，足征《蜀石经》拓本在明代已为珍贵矣”。至于1926年王国维等人考定明代内阁藏有《蜀石经》全拓，则更在其后了。总之，这些题跋中既有对前代阅读史的回顾，也隐含着相互交错的古今两条阅读史的线索。

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六日，翁方纲为《蜀石经·左传》残卷拓本撰写题跋，并系以七古诗一篇。其时，此残卷尚在陈芳林手中，百余年后才转归刘体乾收藏。这段题跋是这部题跋集中年代最早的。道光（1821—1850）中，陈芳林藏本转归梁章钜所藏，梁章钜之子逢辰特地“步覃溪先生韵”，题写七古诗一首。如果说翁方纲题诗标志着清人以诗体题跋《蜀石经》的开端，那么，梁逢辰的步韵题诗就是有意将自己的题跋与本朝前贤的题跋传统相连接。从这个角度来看，梁逢辰步翁方纲诗韵，也是一次对前代阅读史的回顾。后来的王树枏步黄庭坚诗韵，与梁逢辰步翁方纲诗韵可谓殊途而同归。

1928年，王树枏第三次为刘体乾藏本《宋拓蜀石经》题跋。该题跋含有一次对更遥远的阅读史的回望。从文体形式上看，这次题跋实际上是一篇书信，后附五律一首，书信亦可视为五律诗之序：

健之仁兄道席：

屡奉惠书，只以老朽颓唐，懒于执笔，加以《清史》功课忙迫，急待成书，有日不暇给之势。昨又惠我诸公题跋，已照指示各节编订矣。顷读山谷《效进士作观成都石经》五律一首，谨次其韵，赋呈我公一阅。身处危城，藉此消遣，不敢云诗也。至属考订《嘉祐石经》，则仍阁笔也。匆匆，不宣。

曩年访经石，风雨蜀宫寒。汉魏传遗法，龟龙焕大观。丹文出灰劫，墨宝岂丛残。物已聚所好，心犹乐不盘（扬子云《逐贫赋》：“宗室之宴，为乐不盘。”《东都赋》：“乐不极盘。”）穷搜到嘉祐，愉快胜居官（《论衡》：“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

弟王树枏顿复，戊辰三月二十五日

黄庭坚《效进士作观成都石经诗》全诗原文如下：“成都九经石，岁久麝煤寒。字画参工拙，文章可鉴观。危邦犹劝讲，相国校雕刊。群盗烟尘后，诸生竹帛残。王春尊孔氏，乙夜诏甘盘。愿比求诸野，成书上学官。”对比上引王树枏题诗，可知王树枏次韵诗少录“刊”韵两句。《效进士作观成都石经诗》作于元祐三年（1088），其时黄庭坚“在秘书省兼史局”。所谓《成都石经》即《蜀石经》，可见彼时秘书省和史局藏有蜀石经拓本，而且方便阅读。史容注此诗，引《成都记》云：“孟蜀时，伪宰相母昭裔以俸金刻九经于石，其《毛诗》《仪礼》《礼记》，皆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尚书》，校书郎周徳政书；《尔雅》，简州平泉令张徳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昶所镌。惟三传至皇祐元年方毕工，后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名。”可见对于蜀石经的相关情况，南宋初年人还是相当了解的。王树枏题诗含蓄而巧妙地拈出黄庭坚阅读《蜀石经》这一历史事实，宋代阅读者黄庭坚成为清代阅读者王树枏的阅读对象，古今两段阅读史线索相互交错，王树枏之阅读也增益了深广的时空与意义内涵。

每一次严肃的石刻阅读，都含有对既往阅读史的回顾，有时候，这类历史回顾是充满深情的。例如，王树枏在戊午年（1918）所作题跋《蜀石经斋记》中，深情回忆昔年阅读蜀石经的经历：

往者余宰青神，门人陈萼卿示余《蜀石经·尚书》，凡三十六字。后历八年之久，究搜博访，求片石残文，卒不可得。及余改官甘肃，以事至兰州，偶见叶菊裳学使座上有以《蜀石经·左传》一大巨册求售者，索价甚高，菊裳既坚持之，余亦匆匆返中卫而去。戊子（午）之秋，庐江刘君健之为余言，伊手藏《蜀石经·左传》《周礼》《公羊》《谷梁》残卷，都经注四万六千余言，翌日出行箧中《左传》相示，则兰州所见故物也……《庄子》曰：去国期年，“见似人者而喜”，况夫处今之世，而犹有拳拳服膺此事如健之者，其为喜不更可知乎？

王树枏这段回忆的重点是其与《蜀石经》的因缘，也就是其往时阅读《蜀石经》的经历，连带着提到其门人陈萼卿以及其友人晚清著名金石家叶昌炽。1902至1906年间，叶昌炽在陕甘学使任上，曾与《蜀石经·左传》有一面之缘，但最终失之交臂。多年以后，当王树枏重见此册，其欣喜激动之情是难以抑制的。

石刻及其拓本都具有物质的属性，因此阅读石刻及其拓本，与古物相对，容易唤起人们物是人非的感叹。很多《蜀石经》宋拓本的阅读者都选择以诗词或骈文等文体形式，来表达自己阅读之时的各种感慨。诗体形式包括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以七古最为常见，其中包括七古的一种特殊体式柏梁体。词则有《齐天乐》《瑶华》《八声甘州》《高阳台》等词牌，皆为长调。这些诗词文题跋作品叙递藏、讲掌故、考经史，考据、辞章、情思兼而有之，展示了不同的阅读姿态。诗词骈文讲究辞章，其例甚多，不烦更举。诗词骈文中杂入经史考证，往往以自注方式出之，如周贞亮所题五古诗自注，就插入不少阅读史的考证：“宋乾道中，晁公武取《蜀石经》校唐版本经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经考异》刻石”，“朱子《论语集注》引石经者，即谓《蜀石经》”。更引人注目的是，王树枏先后三次为此卷题跋，依次在戊午（1918）、乙丑（1925）和戊辰（1928），分别为散体的《蜀石经斋记》、骈体的《蜀石经序》以及五律诗并序一首。三篇题跋采用三种不同的文体形式，显然是王树枏有意为之。不同的文体，既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阅读视角，王树枏有意通过文体选择，力图透过不同的文体视角来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

对于名刻珍拓，一次阅读显然是不够的。上述提到欧阳修对珍藏的石刻拓本，如《后汉樊毅华岳庙碑》《北齐常山义七级碑》《隋龙藏寺碑》等，多次研读，留下不止一篇题跋。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新的发现，每篇新的题跋也都可能有提升。丙辰（1916）十月，刘体乾为自家珍藏《宋拓蜀石经》作跋，详细叙述宋拓蜀石经流传的经过以及最终汇聚刘氏蜀石经斋的艰辛历程，自述甘苦，颇有价值。此跋后来改题为《宋拓蜀石经跋》，刊载于《四存月刊》1921年第5期。比对题跋集与《四存月刊》两个版本，可以发现多处文字不同。如原题跋称唐开成石经“多为后人剜改”，而《四存月刊》改作“多为后人补凿”；原题跋称魏三体石经光绪中叶山东丁氏曾得片石，《四存月刊》“丁氏”改作“黄氏”；原题跋称蜀石经《孟子》由席旦补刻，而《四存月刊》“席旦”改作“席益”，1923年刘体乾再作跋语，又以为当作席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是刘体乾题跋的两个升级版，体现了从1916年到1923年刘体乾对蜀石经的阅读的深化和提升。版本升级的过程，就是阅读提升的过程。

阅读的过程，有时候像牛吃草，初次阅读，过目时间有限，往往来不及细细琢磨，只能将草先吞咽下去，过后重检典籍，细加考索，有如牛之反刍，能给身体提供更多更好的营养。刘体乾藏宋拓《蜀石经》题跋集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丙寅年（1926）仲夏之日，旅居析津（北平）的王国维有缘阅读到刘体乾藏本宋拓《蜀石经》，并根据拓本上所见“东宫书府”之印，结合传世典籍《南唐二主词》“阮郎归”词亦有此印，考定此印“自是汴宋之物”，“蜀石经并有此印，当是北宋拓本矣”。其后不久，王国维再次反刍消化这次阅读收获的史料，并重点对蜀石经在元明时代的著录与流传作了考索，提出“内阁蜀十三经均系北宋末旧拓”，“蜀石经一线之传，皆出于明内阁也”的重要观点。其论证以《蜀石经残拓本跋》为题，刊载于《实学》1927年第7期。此文不但发挥、充实了王国维本人前一题跋的论点，也超越了并世同侪的阅读心得，为后续深入研读《蜀石经》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同时，这两种版本的题跋，还勾勒了王国维个人《蜀石经》阅读史的痕迹。

四、石刻题跋与阅读现场的重现

石刻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对象，其阅读方式主要有现场、拓本、文字三种，各具特色。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题跋集显然属于拓本阅读。作为同一拓本共读过程的记录与展示，这部题跋集重现了《蜀石经》拓本的阅读现场。

这个阅读现场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阅读交游圈构成的。刘体乾跋《蜀石经题跋姓氏录》册尾云：“《蜀石经》六册，旧有覃溪诸公题跋、观款四十四人。辛亥以后，余自乞瞿文慎诸君题跋、观款又数十人，因考其爵里、著作为姓氏录。”这些题跋可大分为两类：一类是《蜀石经》归刘体乾收藏之前已有的以覃溪（翁方纲）为代表的各家题跋，一类是归刘体乾收藏之后新增的以瞿鸿禨（瞿文慎）为代表的各家题跋。前者所勾画的是刘体乾之前的石刻阅读交游圈，后者所勾画的是以刘体乾为中心的石刻阅读交游圈。这两个阅读交游圈的人员并不重叠交叉，但在这一部题跋集中，却构成了同一空间的齐肩并列和重叠交叉，而后来的阅读题跋者，也可以通过此一空间向前辈致敬、对话。

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包括《左传》《周礼》《谷梁传》《公羊传》等多种残本，原来分藏于诸家之手。例如，其中的《左传》卷二十原为元和陈芳林旧藏，后归长乐梁章钜所有，所以今本题跋集中既有翁方纲、段玉裁、钱大昕、瞿中溶等人为陈芳林藏本所题诸跋，又有梁章钜、朱绶、朱珔、梁逢辰等人为梁章钜藏本所题诸跋。后来《蜀石经》残本诸卷延津剑合，统归刘体乾收藏，前后各家题跋汇归一处，不同时代的阅读者汇聚于一个纸本平台之上，象征着不同的阅读交游圈的会合。这是拓本阅读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屡见不鲜。当收藏家邀请友朋同好观览赏读所藏拓本之时，他的身份与其说是好古博雅之士，不如说是一场主题读书会的热心组织者和参加者。

刘体乾就是这样一位热心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为了使这场以《蜀石经残本》为主题的读书会活动更有规模、更具戏剧性，刘体乾不仅热心地邀请同好，还别出心裁地搜集未见于此部题跋集中的前人题跋，将其抄录装裱拼接，使前人的题跋与今人的题跋比肩并列，出现在同一文献空间之上。嘉庆七年（1802），钱大昕曾有缘观览陈芳林旧藏拓本，并为此本撰写题跋，文中统计此“残本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可见其阅读之细。其后此跋收入钱大昕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文字有所修订，修订本更完整地体现了钱大昕的阅读心得。有鉴于此，刘体乾于1925年又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过录一遍。于是，今见刘体乾藏本之上，版本不同的两篇钱大昕题跋便先后出现，赫然在目。此外，他还过录清人钱泳、曹元弼二家之题跋。钱泳是金石学家，其跋原出于《履园丛话》，原是为梁章钜藏本所题。曹元弼是经学家，其跋原是其回复刘体乾信，讨论有关蜀石经本《周礼》的经学问题。对刘体乾来说，钱大昕、钱泳是前代名贤，相隔百数十年，曹元弼虽是同时友好，但也有空间悬隔。通过移录题跋这种方式，他们都加入了由刘体乾主持的这场宋拓《蜀石经》会读活动，这场主题阅读会也因此变得更加充实，更加热闹了。

这部题跋集中共有十二幅同题《蜀石经斋图》的绘画，出自吴昌硕、萧愻、顾麟士、林纾等名家之手（见表2，省略）。刘体乾自号蜀石经斋，此斋不仅是其珍藏宋拓《蜀石经》残本之所，也是其阅读蜀石经之地。这十二幅《蜀石经图》透过十二位画家的想象，重现了刘体乾赏读《蜀石经》的情形。吴学廉、卞綍昌皆在其题诗中，将刘体乾与北魏刘芳相比，称赞其为当代“刘石经”。这些《蜀石经斋图》与题跋诗文相配合，共同塑造刘体乾好古博雅的当代“刘石经”形象。换句话说，图文配合也是这部题跋集重现阅读现场的一种方式。

除了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外，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沈树镛旧藏〈嘉祐石经·周礼〉》及《丁晏旧藏明拓〈嘉祐石经〉》，这两册题跋也已整理出版。据笔者统计，丁晏旧藏明拓《嘉祐石经》共有约70条题跋，其中有吴昌硕、何维朴、姜筠、吴士鉴、沈曾植、罗振玉、杨守敬、缪荃孙、冯煦、杨钟羲、叶名澧、王式通、王闿运、清道人、郑孝胥诸家。值得注意的是，丁晏的年代略早于刘体乾，但是在丁晏旧藏明拓《嘉祐石经》上题跋的诸家，往往也出现在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题跋集之上。这两个重叠的石刻阅读圈，就是晚清时代石刻阅读圈以题跋为形式的展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圈子里有大量的清遗民，如陈宝琛、沈曾植、郑孝胥、李瑞清、王国维等人，他们在1911年以后仍然坚持使用宣统年号，或者以其他方式表达自己对清王朝的忠诚。1919年刘体乾蒙宣统皇帝赏赐御书“世载其德”匾额，次年又蒙赏赐御书“孟蜀石经”四字，1921年又蒙赐“蜀石经斋”匾额，围绕着这三次宸翰颁赐事件，掀起了新一轮以尊经颂圣为主题的题跋热潮。刘体乾本人题诗曰：“先臣曾有赐书楼，此册应居最上头。独抱遗经重太息，时人原不解春秋。”从这些题跋中窥见的，不仅有阅读这部宋拓《蜀石经》的具体现场，更有儒家经典阅读所面对的时代大现场。

“五季僭窃多无文，吴蜀独含文字芬。江南小腆尚词笔，宁及蜀主宗典坟。堂堂宰相毋昭裔，成都琢石天下闻。”癸丑（1913）七月既望，当林纾在北京宣南春觉斋为刘体乾绘就《蜀石经斋图》并题诗之时，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已被废止，读经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文化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林纾内心充满了怀古的叹惋。林纾后来被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但是，他的叹惋并非特例。回首五代十国那个纷乱的时代，对照后蜀规模空前的石经刊刻，像林纾这样深沉的叹惋，在这部题跋集中比比皆是。

几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伴随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经学日渐式微，读经日益边缘化。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中，刘体乾仍然煞费苦心，收集蜀石经残本，邀人题跋，自费刊印，明显表达了他的文化立场和文化关怀。这部题跋集作为刘体乾所组织的蜀石经专题读书会，不仅记录了读者的众声喧哗，也实现了由经学阅读而驱动的文献生长。题跋作为文献生长的重要动力，使《蜀石经》在历史舞台上有了一次短暂而闪亮的登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