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圣子思传家风

作者：孔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来源：《圣人家风》

孔子诗礼庭训对孔鲤及后世子孙具有重要的影响。孔子自身的行为举止、学识涵养，营造的家庭氛围等，影响也特别大。可惜孔鲤先孔子而去，没能将孔子思想发扬开来。值得欣慰的是孔子的孙子子思能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精髓，在 上很有造诣。另一方面，子思作为孔子嫡孙，对孔氏家学的传承、家风的形成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孔氏家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一）孔子教子思

孔子晚年归鲁，整理“六经”，授徒教学。当时孔伋年幼，时时围绕在孔子身旁。孔伋，字子思，孔鲤之子，孔子之孙。后人常称其字。子思具体的生卒年至今仍存在争议，可他直接受教于孔子，得孔子真传，这是确定的。耳濡目染中，孔子的言行举止、所思所想都深深烙印在子思的心里，对子思思想与人格的养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1.晚年慰藉

孔子与子思的言语事迹在《孔丛子》中有多处记载。《孔丛子》可以说既是儒学著作，也是一部孔氏家学。《孔丛子》最早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注“陈胜博士孔鲋撰”，标明《孔丛子》是孔鲋所著。北宋之后，学界开始对此书的作者、真伪和成书年代等争论不休。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此书并不是伪书，但也不是孔鲋一人所作，而是多人不断编撰、增补、修改而成。《孔丛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孔氏家学及儒学的重要资料。

儿子早逝，得意弟子颜回、子路相继去世，已至晚年理想仍没实现，这些对孔子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闲居时，孔子不禁喟然长叹。子思从小受到祖父教诲，虽年幼仍能体察到祖父的心思。他拜了两拜，说：“您是叹息子孙不修儒学，将愧对祖先？还是担忧向往的尧舜之道不能实现？”

孔子觉得子思还小，不会明白他的志向。子思却说：“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孔丛子·记问》）子思自言，在吃饭的时候，多次听到孔子教诲，父亲砍柴，儿子却不能将柴背回家，这是不肖。每想到这，子思就感到特别惶恐，怕自己不能尽到孝心，担心不能继承祖父的事业，所以，好学不倦，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

子思小小年纪便理解孔子的伟大理想，愿意继承祖父未竟的宏大志向，传承儒学，将尧舜之道发扬开来。这给失落中的孔子带来莫大的安慰，使他不禁说道：“我没有好担忧的了！子孙世代不废弃祖业，将来家族一定能昌盛！”子思成为孔子晚年最好的慰藉。

2.亲授子思

子思自幼陪伴孔子左右，是孔子晚年最大的寄托，也得到了孔子的悉心教诲。孔子的许多优点，如好学、好问、好思等品格，都对子思带来很大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子思也养成了好学、好思、好问的习惯，年幼时便向孔子请教一些为政治国、礼制规范、人生修养等重大问题。祖孙两人的问答在《孔丛子》中有多处记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任用贤人。子思曾问孔子，为什么君主明知贤人能带来益处，却不用贤人。孔子耐心教导道：“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孔丛子·记问》）意思是，君主不是不想用贤人，而是因为自身不能明察贤人。他们常对颂扬自己的人给予奖赏，而对批评自己的人给予惩罚。而贤人是有操守的，不会阿谀奉承，也不会见过失不谏诤。君主对贤人的谏诤感到不悦，甚至愤怒，自然不想任用他们。

子思此问，说明他已经关注到为政重在用人这一关键问题，足见他志向非常远大。孔子的回答简明精要，却对政者、贤者的剖析入木三分，给予子思确的点拨。

礼乐与法制。子思经常听到孔子讲述以礼乐来化民易俗、为政治国的言论，但是管仲用法来治理齐国，却也被天下人称作仁人，被孔子赞曰“如其仁，如其仁”。于是，子思觉得礼乐之治与法治在为政中都很重要，疑惑孔子为何只强调礼乐，却不提法治，便问孔子。孔子晓之以大义，说：“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孔丛子·记问》）也就是说，尧舜倡导的仁义教化长远而根本，历经数代不衰亡，在于仁义教化深得人心。管仲所倡导的法治是短暂的，是因为法严苛而缺乏恩情。管仲这种智慧的人，可以定法，而无管仲之才的人用法治国，必将带来祸乱。

礼乐之治与法治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子思能够深察这一问题，离不开他的好思、好学。孔子从核心处告知子思，让他快速明了为政治国的根本所在。可知，子思的思想与境界能够快速提升也在情理之中。

心察万物。子思好学，对为学的方法、途径也有思考。他问祖父：“事物有本有末，事情有真有假，一定要仔细考察才能分辨清楚，那怎么来分辨呢？”孔子说：“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孔丛子·记问》）也就是说，要分辨事物本末与真假要由心来辨察。心的精神无所不通，要用心来推究事物的内在规律和道理，而不是被事物的表面现象迷惑。看到事物更深入、全面的部分，圣人也不容易做到。

子思主动探求认识事物本末的方法，这一思考可谓深刻。孔子告诉子思思考问题、看待事物要用“心”，告知他“心”是学习的途径和关键所在。这为子思学习知识、思考问题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路径，成为子思开创心性儒学的一个重要根源。

《孔丛子》也只是选取了孔子教育子思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典故而已，实际的教育还应有很多。正如《孔丛子·公仪》记载，子思对鲁穆公说：“我所记的祖父的言语，有亲耳听到的，有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虽然不一定是祖父原话，却不离祖父原意。”子思不只是听到孔子亲自的教诲，还有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孔子原意。子思所受的家教是孔子亲自的教育。此时孔子思想至于成熟，体系更为系统完备，对子思的教诲也应更为精辟、深邃。可以说，子思一开始就站在了教育的高点上。

子思能够对儒学有深刻的认识，除了孔子的教诲，还与他成长的家庭环境和氛围熏染有很大关系。孔子在家中常与弟子、鲁国官员等谈论治国理政、诗书礼乐等思想理论，子思自幼所思所想也皆是此类高深的问题。所以，子思能够得孔子思想精髓，对儒家思想有深刻领悟。

3.一代“述圣”

子思的思想品格深受孔子影响，其人生轨迹也受到了孔子的影响，具有与孔子相似的经历。子思学成之后，也周游宋、齐、卫等国，宣传其思想理论与政治主张，并在鲁、卫等国从政，曾为鲁穆公臣下，但最终也是不被国君重用。后来，子思在鲁国、邹国等地授徒教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儒学人才。孟子就学于子思所开讲堂中，受到子思门人的教育，得子思思想的精髓。子思、孟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被称思孟学派。可以说，子思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在儒学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子思著述颇丰，有“《子思》二十三篇”、《中庸》等著作。可惜《子思》二十三篇早已散佚，以致有人怀疑是否真有此书。近年来出土的战国时代大量文献，已可佐证部分文献是子思所著，这进一步证实了子思确作“《子思》二十三篇”。《中庸》本为《礼记》中一篇，宋代大儒朱熹评价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给予《中庸》很高评价，认为它是孔门思想心法所在，为子思所作，并列入“四书”中。

中庸思想不是子思独创，而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中许多思想言论或直接或间接来自孔子。如，《论语·雍也》记孔子言：“中庸之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则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两者言语上稍有差异，内涵极为相近。《中庸》所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是对《孔丛子》中祖孙谈论“任贤”的进一步深化。“由乎心”的为学路径，也成为《中庸》的重要理论基础。很明显，《中庸》是子思对孔子中庸思想的进一步系统和深化，是将观念上升为理论体系。宋代之后，《中庸》地位不断上升，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明清时期其地位甚至超过了“五经”。这足见《中庸》一书的巨大魅力和潜力，也可见子思思想深邃、见解高深。

子思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对祖父的承诺。一方面，他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尊为“述圣”；另一方面，他又以继承家学为己任，重视对儿子子上的教育，对家学的传承与发展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子思教孔白

孔子重视对子思的教育，成就了子思。子思也重视对儿子孔白的教育，志在将孔子所开创的家学传承和发展下去。孔白，字子上。子思对儿子的教诲主要集中在为学、做人方面，这可从《孔丛子》记载的几个典故中来寻得线索。

学思结合。《孔丛子·杂训》记载，子思教诲儿子孔白：“白乎，吾尝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学则寤焉；吾尝企有望而莫之见也，登高则睹焉。是故，虽有本性而加之以学，则无惑矣。”子思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诫儿子，说他曾经冥思苦想却没有收获，通过学习就恍然大悟了。这正如踮起脚遥望远方却还是什么也看不到，而登上高处就什么都看见了。所以，学要与思相结合。即便有天赋本性，也要加以学习，这样就不会有困惑了。

子思以浅显易懂的话语，说出了为学的关键——学思结合。这与孔子所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有异曲同工之妙。好学好思是孔子的美好品格，是其即凡入圣的主要原因，也是孔子对子思教诲的重要内容。子思也是通过学与思取得如此成就，于是他又将这一为学的真谛传于孔白，希望他能够将学思相结合，在学问上有所成就。

读圣贤书。孔子庭训，让孔鲤学诗学礼。子思沿袭孔子的教子理念，对儿子也有相近的教育。《孔丛子·杂训》记载子思教孔白：“我们祖宗曾这样教导：学习必须由圣贤的经典开始，才能具有真才实学；刀必须经由磨刀石的磨炼，才会有锋利的刀刃。所以，我家夫子教育学生，一定先从《诗》《书》开始，然后再教他们学习礼乐，但诸子百家的杂说不包括在内。”

在此，子思明确表达这些教导来自祖辈，是家教的传承。他劝告孔白学习应先读经典，且从读《诗》《书》开始，之后再学礼乐。这与孔子对弟子的施教体系，即“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孔子家语·弟子行》），又是一致的。可见，子思将儒学教育与家学家教融合，承接了家族重视诗礼教化的家教传统。

重志向人格的培养。孔子心中的理想形象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所以格外重视对子孙志向的培养、人格的养成。子思也重视对孔白进行这方面的引导。他说：“有的人有公侯的尊位，却未能成为真正的君子，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志向吗？有成就志向的人，难道不是没有贪欲的人吗？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也不过是用来保暖的；祭祀时用的牛、羊、猪三牲再丰盛，也不过用来填饱肚子。知道节制物质享受的人，就会感到知足。感到知足，他的志向就不会被富贵贫贱拖累。”（《孔丛子·居卫》）

子思告诫孔白，君子应重在人格、志向的培养，而不是物质的享受、权位的高低。节制各种物质上的欲望，会感到知足，感到知足就不会被外在的富贵贫贱所左右。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人的志向不应在名利富贵，而在于高尚人格的养成，在于追求人间大道。这是孔子家族对人格的要求，也是其高贵之处。

子思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即使他远在异乡，也不忘以书信的形式与孔白交流联系，对他加以教诲。《孔丛子·杂训》记载，居住在鲁国的子思派使者送信给在卫国的孔白，孔白收到信后向北方拜了几拜，以示对父亲的尊敬，然后才接过信来恭敬地读。孔白写好回信，又面向北方拜了拜，然后把信交给使者，便回去了。使者有所疑惑，为什么子思给他信时，还送了送他，而孔白交了信就回去了呢？是孔白不知礼吗？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子思。子思说：“行完拜礼后不送而退回，是臣子对君父见完面就退的礼敬，而临行相送是对待宾客的礼节。”子思对待使者是以宾客相待，而孔白是让使者送信给父亲，是以对待父亲的礼来对待使者。由此可知，孔白对父亲与使者皆是以礼相待，可谓知礼守礼，而且，子思孔白父子心灵默契、关系融洽。这是父子二人思想信念相通的表现，是家教的结果。

在子思的悉心教育下，孔白知礼循礼、好学乐道、富有德行。齐威王曾两次召他为相，孔白都不接受，而是致力于学术的研究与传承，可见他淡泊名利、品行高尚。孔白秉承家训、继承家学，也注重对家学的传承，重视对儿子孔求的教育。楚王曾因孔求富有学识修养而召他为官。孔求也没有赴任而专注于家学的传承与研究。

在孔子的精心教育下，子思得孔子真精神、儒学之精髓，著书教学，对儒学的传承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子思又特别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将所学传于孔白，对孔氏家学的传承发展也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孔子开创的诗礼家风，在子思的传承下，又经过几代人的沿袭发展，渐渐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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