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化的转向与十年来的儒学研究新向度

作者：陈卫平

来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1期

学术中国化的转向与十年来的儒学研究新向度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本文为《孔子研究》2024年第1期“近十年来儒学研究趋势之回顾与前瞻（笔谈）”栏目系列文章之一。

从2013年习总书记在考察曲阜时提出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到今年6月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是近十年儒学研究的基本遵循。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近十年来儒学研究趋势的回顾与前瞻”，我这里主要以近20年来学术中国化的转向为背景，疏理十年来儒学研究的新向度。

所谓近20年来学术中国化的转向，是就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进路而言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学典教授认为，新中国70年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一是自1949年开始，“经历了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二是从1978年开始，“又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现在“正经历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次巨大转型，也就是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以中国化（本土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变”。这个概括的时间划分和基本意思，我是赞同的，但觉得在提法上需要做点改进：第一次转型是从多元思潮的民国学术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和国学术，这里的关键词是“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但这两者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逐渐被扭曲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次转型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追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成为新的学术主流，其中有两大关键词，即“中国特色”和“与世界接轨”；将这两大关键词相综合，形成了在本世纪初学术界主流的第三次转型，即逐渐转向对西方学术理论的去魅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的确立。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讲的近20年来学术中国化的转向，这与改革开放之初对西学青睐有加甚为不同。发生这样的转变是有历史缘由的。到本世纪初，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展现出光明前景，这是以普世理论面目行世的现代西方学术无法说明和解释的；同时，中国学者在近30年学习西方现代学术理论的过程中，逐渐觉察到这些理论本身的弊端和偏颇。因此，植根中国本土历史传统，结合当代中国经验，发展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潮流出现了。它起始于本世纪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大讨论，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明朗化为：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主题和使命。这里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大讨论作为第三次学术潮流转变的起点，是因为它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首先对于西方话语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主体性”问题，要求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讲自己”和创新中国哲学理论的“自己讲”联为一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儒学研究，是这样的三次转向的重要反映。

在第一次转向中，儒学研究深深打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由于儒学曾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文雅点的说法，就是“反面教员”。1957年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以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为例，认为就具体内容而言，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抽象意义上对于今天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遭到了颇具声势的迎头痛击。1960年和1962年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连续两次召开孔子学术讨论会，尽管当时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弦绷得不那么紧的时段，但依然主要是以阶级立场作为分析孔子思想的立足点，“权威”的意见认定孔子的政治立场是保守反动的，其名实观、天道观、鬼神观、仁礼观都反映了这一点。动乱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被定性为反动阶级的祖师爷。

在第二次转向中，与“中国特色”相应，儒学研究的拨乱反正首要的是揭示儒学尤其是孔子的本来之“色”，从1986年创刊的《孔子研究》的“发刊词”以及前两期的“孔子研究笔谈”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刊词”强调“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孔子研究笔谈”与之呼应，要求“还孔子以历史本来面目”（邱汉生语）。反映“与世界接轨”的，是中国汇入了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应当怎样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这是从1980年代中叶勃发的“文化热”到19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中的核心问题。“文化热”的重头戏之一，是译介西方现代思想，而这往往与讨论传统文化（儒学）与现代化有着紧密关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译介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通过“文化热”“国学热”的争辩，主流意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来考察，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现时代的时代要求接轨”。

在第三次转向中，近十年来的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以下五方面的新向度：

一、从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隔行”到“同行（xing）”。“学术中国化”最初是全面抗战初期，在延安和重庆的“马列主义文化人”对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响应，其使命是在学术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依然是第三次转向的学术中国化的重要方面。在1990年代下半叶比较流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话”，这具有“隔行”间沟通的意味；同时，主张与传统文化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之义的，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此应者寥寥。近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显学，查看“知网”，可知这十年来就此发表的论文有3800多篇，而作者绝大多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承担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汇通研究”之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儒学研究已成为携手同行的关系。

二、创建当代儒学新形态的“接着讲”成为学术追求。学术中国化要求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创造学术成果的沃土，使得这些成果是和传统文化血脉相连的。近20年来，努力讲清楚儒学文本义理的“照着讲”有很多出色的成果，但更值得关注的突出现象，是研究者明确表明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学的“接着讲”，即新形态的儒学，这在近十年尤为显著。李泽厚曾认为自己属于所谓的儒学第四期，他提出的情本体论，作为当代儒学新形态的一种构建，是近十年来构建儒学新形态的重要参照。张立文在这十年里不断完善自己的“和合学”，使其成为当代儒学的重要形态。蒙培元认为儒家哲学是“情感哲学”，近些年人们将其学说称为“情感儒学”。牟钟鉴提出了“以仁爱为体，智能为用”的“新仁学”。陈来构建了“仁学本体论”，是“将儒家的仁论演为一仁学本体论”。这似乎重回“新理学”“新心学”的时代，但这重回有着新的时代意蕴：儒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焕发了新的理论活力。

三、对于经学的关注达到了以往未曾有过的地步。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提要》，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因而高度关注经学的本质是揭示和阐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中国化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这就不能割断与这些中国传统体系的联系。近十年来单个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文献学、语言学）儒学研究都涌现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综合单个学科的经学研究的兴盛无疑是十分引人瞩目的。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是对经学的历史进行再疏理、再审视，而是强调儒家的“六经”是中华民族的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与“魂”，由此进一步研究其“根”与“魂”是由怎样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构建起来的。经学在传统社会是封建统治的重要政治安排，有着较强的政治意涵。因此，近十年来随着经学研究的盛行，儒家政治哲学也在儒学研究领域崛起为显学。

四、从书斋里的学问转向以滋养民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为己任。学术中国化是要让学术走进大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由此儒学研究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一批学者突破囿于书斋的研究，把如何使儒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作为研究课题。这方面最为凸显的是企业儒学与乡村儒学。企业儒学立足儒商传统，以培育新儒商为使命，现在已有全国性的博鳌儒商论坛，召开了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著名的管理学刊物《企业管理》在2022年和2023年发表了多篇企业儒学的论文。乡村儒学正在很多地区（尤其在山东）蓬勃发展，儒学讲堂、孔子学堂置身于乡野农舍间，儒学融入于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度”上，指出：“乡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说出了乡村儒学开展的意义：不是重回农耕文明，而是服务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传统经典进入国民教育课堂的研究、家风以及家教的研究等，也是这个向度的重要表现。

五、西学专业的学者以跨文化、中西比较的视野研究儒学。这是学术中国化在西学研究领域中的表现，即研究西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进行交流互鉴。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比较曾流行一时（尤其在1980年代），但大多流于表面和肤浅。这个状况在近十年有了较大改变，原因之一，是一些有很好西学素养的学者进入了儒学研究领域，这里以张世英、张祥龙、倪梁康、孙向晨为例，略作阐述。张世英提出把西方近代“主体—客体”关系式吸取和充实到中国传统（包括儒家）的“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中来，形成“中国式的‘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张祥龙著有《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进行“孔子的现象学阐释”，认为孝是儒家的根本、中华文明的基石，而在西方价值体系中从没有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西方哲学中广义的现象学为探寻孝的哲学基础提供了新的思路。倪梁康从其老师（瑞士现象学家耿宁）的研究成果出发，沟通胡塞尔现象学与王阳明心性学说，认为现象学为心性论研究提供了本质直观和超越论的还原的方法，形成“心性现象学”。孙向晨的《家：个体与亲亲》比较了中西文化叙事中的“家”，主张以源于西方传统和儒家传统的“个体”和“亲亲”，作为“双重本体”来形塑现代人的“家”，让“归家”成为现代人的共同命运。他们“跨界”的研究成果，是近些年儒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这实际上是把儒学引入了与世界上其它思想的百家争鸣。

这些在学术中国化背景下的儒学研究新向度，都体现了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的思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编号：23ZDA0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