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自助手册吗？——寻找现实的智慧

作者：基兰·塞蒂亚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在过去十年左右，哲学类自助图书出现了井喷的态势，学界人士撰写旨在指导我们所有人如何生活的书籍。你可能了解到《如何做一个斯多葛派》或者《如何做一个伊壁鸠鲁派》或者《威廉·詹姆斯如何拯救你的生活》，你能《沿着亚里士多德的道路前进》或者《和尼采一起搭车旅行》。到了202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美好生活指南》系列丛书：简短和通俗易懂的系列丛书，从哲学的历史传统中获得现实生活智慧，涉及到存在主义、佛教、伊壁鸠鲁主义、儒家和康德等。这里透露一个小秘密：本文的作者也在这个花园里播下了种子。2017年我出版了《中年危机的哲学指南》，五年之后出版了《生活艰难:哲学帮我们找到出路》。两本书放在自助图书书架上一点儿都不冤枉。但是，这两本书都展现出了与这个事实的若干不自在。当我写《中年危机》的时候，我自己陷入了中年危机，我热爱的哲学让人感到空洞和重复，没完没了地上课和写论文的苦役般脚踏车，身陷镀金般牢笼的终身教授岗位，我采取了自助图书的规范做法，部分属于言不由衷地开玩笑性质。中年危机招致自我嘲讽，我很高兴效劳：总可以在嘲笑自我中发现暂时的喘息机会。如果我的选择是辞掉工作、来一出婚外情、或者写一本沉溺自我纸上谈兵的书，妻子和我会很高兴我选择了第三项。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帮助他人---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该课题的问题。

向道德哲学家寻求生活建议似乎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就像要求研究身心关系问题的专家为你表演颅脑手术。哲学是有关论证和理论的抽象领域：这对于伦理学是真实的，对于形而上学也是真实的。为什么在这个领域的反思---无情的、复杂的、概念性的反思----能够让我们变成更快乐的、更具适应能力的人呢？（如果你花费时间和哲学家呆在一起，你可能怀疑它能有多少有益的效果。）但是，无论如何，哲学家们为什么要加入这场自助图书的潮流呢？

历史学家常常将自助图书的起源追溯到1859年，当时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出版了一本书《自己拯救自己：史上最强的人生箴言》，是一本自我改善的实用指南，成为轰动一时的世界畅销书（这个术语本身来自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早期著作）1 。斯迈尔斯激发了从尼日利亚到日本全球各地读者的热情。他也催生出庞大的模仿者群体---数以千计的模仿者。在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自助图书演变成为数十亿美元利润的产业。

斯迈尔斯是为社会改革家，但是他的书告诉人们改革始于家中。他保证自我改造是成功的秘诀。自力更生的幻觉是这种体裁的典型特征---政治批判的焦点。按照文学批评家贝斯·布鲁姆（Beth Blum）的说法，“自我帮助被广泛理解为新自由主义自治技能，是被用来训练公民和管理民众的”：自我帮助的社会功能是掩盖社会不公不义，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改造社会转变为改造自我。就好像这还不够糟糕，自我帮助激发起翻白眼的玩世不恭态度。它已经成为“多愁善感、愚蠢白痴、强行推销的同义词。”而这源于最著名的鼓吹者和畅销书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

按照诋毁者的说法，自我帮助是花言巧语的骗子，政治上愚蠢和思想上不诚实：即便不丢人至少也是令人觉得有些难为情的。哲学最好远离这些玩意儿。

那么，是什么让哲学家们写出自助类图书的呢？是他们屈服于市场的力量，故意将思想弱智化，以迎合轻信的读者而大捞一笔吗？还是回应他们从来都不应该放弃的召唤，“那个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哲学的真正领域的地方”---美好生活的教导。如果用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话说。此人绝非弱智化或者捞钱的崇拜者，而是哲学“已经堕入深渊，思想上被忽略，情感上卖弄文采，爱好说教并最终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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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助图书作为独特的体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旨在改善生活的思考和写作则不是。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自我帮助与哲学纠缠在一起是在西方传统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辩论关心的不是普通话题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大问题。”哲学不仅仅是生活指南，而且是美好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苏格拉底使用哲学时指的是伦理学，是对如何生活的非同寻常话题的系统性研究。就像后来者犬儒派第欧根尼（Diogenes）一样，他瞧不起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猜测，认定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一切都是一，一切都是水。但是，苏格拉底的更有影响力的后继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哲学作为整体，包括更神秘的部分---比如形而上学---位于最好的人类生活的核心。这个观点是希腊学派的共同基础，包括塑造古代罗马哲学的斯多葛派、怀疑论者和伊壁鸠鲁派。2 他们承诺那些认清现实本来面目的人将获得心灵的宁静。

当现代作家将古代哲学视为自助手册时，他们往往将其中的形而上学前提最小化。但是，斯多葛派的警告对于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坚决放手----“如果你吻别孩子和妻子，对自己说你在吻别的是一个人；那么，如果其中一个死掉了，你就不会沮丧”---倾向于听起来空洞无力，如果没有斯多葛派对上帝的信仰的话。当当今时代的读者比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从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的行人视野中抽出“你开发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潜能，成为你的本性要变成的样子”，这是对古代思想的扭曲。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你应该完美化的本性不是你的个人潜能，而是客观的人性，其理想的表现在于对宇宙的理论化的沉思冥想。

我在本文中不是要呼吁让作为自我帮助的形而上学的复兴。我也不赞同苏格拉底的观点。就像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一样，我相信“未经审视的生活也能是有美德的。”但是，在“我们应该如何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的问题是“道德哲学家应该尝试回答的问题”上，梅铎当然是正确的。

这种思想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延续到开始发生改变的现代早期阶段，中间虽然有盛衰荣辱和起起伏伏。不过，把当时开始浮上台面的断裂归咎于单个思想家是不公平的。不管怎么说，大卫·休谟（David Hume）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将牛顿式自然科学的方法带入“道德话题”，休谟将自己比作寻求身心关系的“最隐蔽的发条和原理”的“解剖学家”。他的《人性论》的结尾是一句警告：“解剖学家应该永远不要模仿画家；也不要对人体的更小部分进行准确的刻画和描绘，假装赋予他的人物任何优雅的或者迷人的态度和言论。”按照这种格言，一个道德哲学家不是指导我们培养美德的道德学家，而是解剖美德是什么的科学家。解剖学家的工作对于画家或许有帮助或者没有帮助，但两者显然有明确的劳动分工的。解剖不是绘画，哲学探索不是自我帮助。

休谟的区分塑造了后来的道德哲学家们的自我概念认识。他们或许将伦理原则放在美好生活的框架之内，但是，像人们在斯迈尔斯身上看到的提出种种自我改善的建议不是他们的工作。如果这些工程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也是磨损了的，就像跨越峡谷的缆索桥。站在你自己这边更安全些，构建自己的道德理论，对于其是否能够用于自我帮助并不太关心---或者自我帮助的空间不受哲学的妨碍或干扰。除了罕见的例外---比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将其精神崩溃的经历进行哲学思考，19世纪20世纪的道德理论看起来并不像当今时代的自我帮助。其领域是抽象论证的构建和拆除，探讨的是更深邃的问题，而非圣人的智慧指令。

如果哲学家希望跨越这个鸿沟，他们将需要一张蓝图，或者至少是理论和实践之间桥梁的素描，或者休谟类比中的一两处瑕疵。现有的哲学---一门有关论证、分析和抽象原则的学科---如何能够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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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个问题，或者对当今哲学类自助图书泛滥感到困惑的并不仅仅我一个人。其在专业上得到承认的标志是梅根·萨利文（Meghan Sullivan）在顶尖期刊《伦理学》上发表的论文。他将牛津的美好生活指南系列丛书作为这个类别的样本。萨利文称这个类别为“应用性的传统”。

在应用性传统中，焦点问题关心的是人们如何拥抱综合性的人生目标，就像顿悟（佛教）、圣境（儒家）、自由（康德）、真实性（存在主义）或者繁荣（亚里士多德）。就像应用伦理学，应用性的传统有自己的典型方法：哲学家拿来一个涉及人生目标的道德和实用性利害关系的问题，辨认出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内的观念和做法，然后开发出一套规划用以在探索者的生活中将这些观念和做法付诸实施。

这是思考将哲学作为自助手册的一种方法：它求助于某个特定的传统，然后将其改造为对当今有相关意义的东西。如果回到哲学作为自助手册的时代，在当今对其进行再创造。如果传统之前曾作为生活疗法，为何不能使其再次发挥作用呢？

但是，作为撰写过哲学类自助手册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在此意义上做这件事的。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意味着我是更加兼收并蓄的折中主义者，如果引用萨利文对我著作的描述的话，随手抓配了“叔本华、维特根斯坦、亚里士多德等等”的只言片语。我的意思是，我在尝试把事情说清楚。比如，在谈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我既关心他提出的伦理学见解，也同样关心他的错误---痴迷于理想的生活和精英圈的友谊。

如果哲学有权威，那是真理的权威而非传统的权威。作为牛津指南丛书的作者之一，萨利文写到“这些哲学家将自己更多视为产生一些材料，用以有效指导那些受这些传统吸引的人，而不是在不同传统之间做出裁决。”

但是，哲学必须做出判断。我看不出如何在真理性的自我形象和人们简单捡起的一个目标---顿悟、圣境、自由、真实性、繁荣---之间达成和解，然后拍打哲学（和心理学）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需要知道目标应该是什么。

我反对的画面在最近的一本书《如何过一种美好的生活：选择个人哲学指南》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本书，编辑是三位哲学家马西莫·匹格里奇（Massimo Pigliucci）、斯凯·克利里（Skye Cleary）和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该书有15章，详细论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哲学”，从佛教到儒家、道家经过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到一神教宗教、伦理文化、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有效利他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等。每个思想家都被邀请“公开反思自己的生活哲学选择，并解释为何它对他们发挥了作用。”书中还提供了供我们选择的选项，就像直接挑选现成的衣服。

很少有人承认，书中几乎每个世界观的核心要素都是，只有它是真实的，任何别的世界观都是虚假的。我们得到的不是论证，而是求助于个人风格。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在第一章中写到“佛教可能提供的是相对来说稳定可靠的宁静和安详的意识，而不是西方广泛追求和推崇的作为最幸福的那种感觉和状态。”希拉姆·克雷斯波（Hiram Crespo）在“认识到伊壁鸠鲁哲学成为我最满意的哲学之后”成为伊壁鸠鲁派，不是通过被说服它是真实的。在拥抱伦理文化的时候，安妮·克莱伊森（Anne Klaeysen）“做出了深刻的个人决定要为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做出贡献。”

在可能令亚里士多德感到惊讶的段落中，丹尼尔·考夫曼提出“更喜欢的生活哲学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他接受了批发衣服的隐喻。“人们因为其思想品质而崇尚一种哲学，这是不够的。它还必须适用于这个类型的人，和这个人过的一种生活，选择一种不适合的哲学甚至比选择一件不适合的衣服更加显眼、别扭和毫无用途。”但是，亚里士多德相信他的哲学是真实的---这个尺寸适用于所有人---而不是某些人穿上好看，另外一些人根本不需要穿戴。

这进一步明确了休谟的区分中隐含的问题。如果我们追求真理，而不是表达我们的口味偏好，如果我们对给人安慰的传统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立场，我们能够得到的保证是哲学将带来帮助还是危害？在其疯狂自我中心主义的自传《瞧，这个人》中，尼采写到，“我的真理令人恐怖。”毕竟，我们都知道，哲学往往让我们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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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2010年代写《中年危机》的时候，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答案。结果，经过懊悔和对自己行为的无情反思的确产生了一些能够提供某种安慰的见解。（比如，中年错过的东西是某些好东西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渴望获得的东西太多太多，想在单个生活中塞进太多东西。）但是，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哲学缓和了我的中年危机，我只能说我的运气太好了。

我认为，我现在有了初步的理论：哲学作为自助手册的视野让人找到了重新思考两者的机会。它从区分幸福---一种主观性的心态和美好生活的活动开始。想象有人潜入维持生存的液体中，电极插入他们的大脑，每天喂养刺激一种理想生活的意识流。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是非真实的，因而陷入美妙的幸福感之中。但是，他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好。他们没有做他们认为他们在做或者知道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的大部分事，除了机器，他们没有与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打交道。你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在你爱的人身上吧：上当受骗后被独自永远囚禁在一个大缸之中。

如果其目标除了幸福之外没有其他，自我帮助将是个没有灵魂的事业。但是，它不必采取那种形式。激发哲学传统的“美好生活”的观念---哲学上的自我帮助的目标---是像人那样对待自我和他人。我们试图按照那种方式生活是陈词滥调，但是正如艾瑞斯·梅铎在《至善的主权》中论证的那样，我们只能通过来之不易的真理生活。我们生活在我们看见的世界，“在道德意义上看见（呼吁）道德想象力和道德努力。”

生活美好中内在蕴含的因素是，观念未必建立在哲学家夸耀的那种详实的推理或者系统性的理论上。其目标是在人的环境、自我和他人上完全诚实。正是这种知识告诉我们如何感受和如何行动。但是，视野和哲学的差异往往被过分夸大了。在梅铎看来，关注开启了精致化我们的概念和描述人们本来面目的过程，而她的哲学则质疑了用来表达我们社会世界的概念。通过关注而思考他人的想法，不是“有关普通世界的非个人的、准科学的知识”而是“更精致、更诚实的认识真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我们自己。

道德哲学往往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论证的角色不是迫使他人赞同---几乎从来做不到这一点----而是构建一种概念框架，通过联系而创造新的意义。这是我正在做的事：简单刻画道德哲学、真理和论证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哲学上的自助手册创造空间。这也是梅铎在做的事，当她辨认出喜爱“个人的认知”：改变我们对关注、知识和爱的概念。

哲学上自助手册的最棘手观点并不是证据而是概念或者区分。就拿老掉牙的说法“生活在当下”来说，它让人想起德国精神导师埃克哈特·托利（Eckhart Tolle）说的话，“时间是一种幻觉。”他给我们的建议是“在当下，在时间的缺席中，你的所有问题都消解了。”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这个观点中有些道理，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正在做的事，而不是我们渴望获得的结果。”哲学能够说明这个观点，将旨在追求最终目标---职位提拔、生小孩或者写书的“有目的”（telic）活动与哲学探索、生养小孩、和朋友聊天等“无目的”活动区分开来：你能够停止做这些事，但你不能完成，再也无需做得更多了。而对于有目的的活动，满足可以被推迟到将来，也可以在过去完成，因而现在感觉到的是空洞的---而无目的的活动是在当下获得充分的实现。生活在当下就是珍惜无目的活动的价值，这是我们课题驱动下的生活很容易忽略的东西。

这里，哲学给我们的是概念棱镜：一种自我审视的潜能，来自质疑我们珍视的东西和它拥有的那种价值观。正是对生活的重新描述让我们找到伦理定位。或许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思维方式阐释了自我帮助的政治批判。梅铎从法国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那里借用关注的概念及其与爱的关系；但是，梅铎的哲学思考没有政治性，而韦伊则完全不同。在韦伊看来，将概念精致化并将其置于社会环境的框架内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之际，韦伊写到“理清思想，戳破毫无意义的词汇假面，用严谨准确的分析定义他人的用法---做到这些，虽然看起来有些怪异，可能是一种拯救生命的方式。”

哲学播下新概念和新理解的种子---它可能是这样的，有关异化、意识形态、制度性不公不义、理解自由、地位和权力的新方式等。哲学论证的更大作用是为这些概念提供营养，赋予它们生命，而不是确立数学定理的批评家们无法争论的东西。用梅铎的话说，“道德哲学家的任务是扩展边界，使其能够阐明从前黑暗和模糊不清的领域，正如诗人可能扩展语言的边界那样。”

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最伟大成就并不在于抽象的理论或者几何证据，而是找到一些词汇用以照亮我们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如果这不是自助手册，是什么呢？

译自：Is Philosophy Self-Help? In search of practical wisdom by Kieran Setiya

Is Philosophy Self-Help? | The Point Magazine

作者简介：

基兰·塞蒂亚（Kieran Setiya），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哲学。著有《中年危机的哲学指南》（2017）主持“五个问题”播客，文章发表在《洛杉矶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伦敦书评》、《纽约时报》等。去年刚出版新著《生活艰难：哲学如何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路》。

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作者的其他文章：

1. 哲学家的气质《 》2023-07-18 【基兰·塞蒂亚】哲学家的气质 -   (rujiazg.com)

2. 私人信息也是哲学 《 》2022-05-07 【基兰·萨蒂亚】私人信息也是哲学 -   (rujiazg.com)

3. 叔本华如何看待中年危机？《爱思想》2018-01-28 

https://m.aisixiang.com/data/108101.html?from=single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