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蕙田《五礼通考》撰作特点析论

作者：杨志刚

来源：《经学研究集刊》第三期

中国古代礼学著述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多者，当推江苏金匮（今无锡）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1702—1764年）的《五礼通考》。以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而言，《五礼通考》占据了其经部第129册至第136册近8册的容量，共计7317页。若以每页670字算，总字数在490万字以上。[1]可资比较的是，同在这套影印的四库全书中，同属礼学著述中部头大的如清初徐乾学《读礼通考》，只有3册、2349页；宋代卫湜《礼记集说》为4册、3217页，清代《钦定礼记义疏》为3册、2162页。

《五礼通考》不仅卷帙浩繁，且在礼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时彦评它为“数千百年来所绝无而仅有之书”[2]，“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独冠古今”[3]。以后曾国藩赞其“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并将秦蕙田列为自古以来32位圣哲之一，重点推荐给后代[4]。《清史稿》卷三〇四为秦蕙田列传，称此书“博大闳远，条贯赅备”。经过多年的寂寥和漠然以后，今人重新将目光投向《五礼通考》。1994年，台湾圣环图书公司依据王欣夫教授收藏的原刊初印样本照片影印《五礼通考》（以下简称圣环本），并在“出版说明”中强调：这部“礼学杰作”，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礼制沿革，“实为最切实用之书”。近年来，已有两篇专题论文问世，介绍和探讨其人其书。研究者指出，此“可谓中国古代礼学集大成著作”[5]，或以为“成书尤非易事，其成就亦斐然可观”[6]。

【图为秦蕙田《五礼通考》书影】

本文主要关注《五礼通考》的撰作特点，并将考察的视角集中在：（一）古代礼学的演变尤其是若干重要线索的梳理，借此对《五礼通考》在礼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有所阐明。（二）秦蕙田的生平经历、文化背景与其学术撰著之间的关系，由此深入探析如此鸿篇巨制的成因和价值。在此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概括《五礼通考》所体现的礼学著述形态上的新特点，分析其意义及局限。

一

至少有4部前人的著作，给秦蕙田撰作《五礼通考》以重要的启发和影响。

《仪礼经传通解》

这是朱熹曾反复念叨并多次安排人手编撰的“礼书”，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晚年确定此名，并修葺亲定其中的二十三卷。后由弟子黄榦、杨复等续完。据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年甫逾冠的他即与同好共同研讨“三礼”，并特别留意于“朱子当日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唐以下诸儒之说，考订辨证，以为当代之典”。可他又感慨：“今所观《经传通解》，继以黄勉斋、杨信斋两先生修述，究未足为完书，是以‘三礼’疑义至今犹蔀。”于是触动了他参照《仪礼经传通解》的方法去探究礼学，“乃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禘尝、飨宴、朝会、冠昏、宾祭、宫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经文之互见错出足相印证者，继之以注疏诸儒之抵牾訾议者，又益以唐宋以来专门名家之考论发明者，每一事一义，辄集百氏之说而谛审之。审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径，榛芜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犹未敢自信也。半月一会，问者、难者、辨者、答者，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己，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渐有成秩矣”[7]。显然，对于秦蕙田走上研治礼学之路，并一生孜孜以会通、考辨的方法对礼学加以全面的清理，《仪礼经传通解》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读礼通考》

徐乾学（1631—1694年）的这部研讨古代丧礼的大作，秦蕙田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1747—1748年）丁父忧回籍治丧时读到的。后出的《四库全书总目》称：“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于是焉。”该著的特点是“于《仪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记》，则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于历代典制，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及《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诸书”《四库全书总目·读礼通考提要》。提要还指出：“乾学又欲并修吉、军、宾、嘉四礼，方事排纂而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68页）。读见此书，秦蕙田既兴奋又深感不足，以为它“规模义例俱得朱子本意，唯吉、嘉、宾、军四礼尚属阙如”，遂启动了《五礼通考》的撰作。他“陈旧箧，置抄胥，发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类排辑，补所未及”[8]。卢文弨（1717—1795年）《五礼通考跋》亦言：“吾师味经先生因徐氏《读礼通考》之例而遍考五礼之沿革，博取精研，凡用功三十八年而书乃成。”[9]

《通典》

唐代杜佑的《通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记载历代制度的通史，分八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10]。共200卷，礼门占了100卷，按礼典目录（1卷）、吉礼（14卷）、嘉礼（18卷）、宾礼（2卷）、军礼（3卷）、凶礼（27卷）、开元礼纂类（35卷），分述礼制因革。须加留意的是，《开元礼》原吉、宾、军、嘉、凶的“五礼”次序被《通典》的纂类改作吉、嘉、宾、军、凶，并成为“五礼”的一般性次序。《五礼通考》以《周礼·大宗伯》所言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礼”为纲，却不采用它的排序，而以《通典》为据。

《文献通考》

成书在元初的《文献通考》以《通典》作蓝本，不过对于中国典章制度的理解更宽泛，其分类与《通典》也有所区别。[11]作者马端临对中国典制的总体把握及分类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及参考意义。现代硕儒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批评《五礼通考》分类“未当”时，就举《文献通考》作为比照的对象[12]。《五礼通考·凡例》曾对《通典》、陈祥道《礼书》、《仪礼经传通解》和《文献通考》进行比较，由此可见，当时秦蕙田在谋划商讨《五礼通考》的篇章内容时，对《文献通考》的门类结构一定细加考察，以资镜鉴。曾国藩曾将《五礼通考》与“三通”（即《通典》《文献通考》及郑樵《通志》）并论，以为可成“四通”，由此招来章太炎的微词[13]。

在书写的体例格式上，《文献通考》对《五礼通考》也留下烙印。《文献通考·自序》曾解释：引古经史为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是为“文献通考”[14]。“文”顶格书写，“献”降一字书写，以示区别。作者的按语则再低一字书写。《五礼通考》则将征引之材料分为三类：顶格书写，降一字书写，少数降二字书写。类似分顶格与降格书写的形式，《仪礼经传通解》《读礼通考》曾予采用“今所定例，传记之附注者低一字，它书低二字。”[15]

很巧的是，以上四部书及《五礼通考》，书名中都有一个“通”字。这大概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宋以降，在中国知识界，逐步形成了一种讲求“会通”的学术取向；并且又渐渐延展到礼学领域，特别是到了清朝。自然，各有各的“会通”特点。这里集中讨论《五礼通考》，先择其三点论述。

【图为马端临《文献通考》梅墅石渠阁版书影】

（一）融汇“三礼”，《仪礼》《周礼》并重

对《周礼》《仪礼》《礼记》不同的评价及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汉代已成讼案。至宋代，一方面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16]；另一方面从欧阳修、苏轼、苏辙到胡宏、包恢[17]，不断质疑《周礼》。如此等等，使旧话题增添了新命意，同时也给后起的礼学家设下绕不开的“路障”，必须面对并予以回应。朱熹就有意构建新的礼学体系，并试图会通“三礼”学。《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附以《礼记》和其他诸书[18]，同时朱熹又尊崇《周礼》。秦蕙田站在会通“三礼”的立场上，更竭力调和历史上有关《周礼》《仪礼》孰为本、末的议论，以此表达同样推尊《周礼》和《仪礼》。

《五礼通考》卷首第一《礼经作述源流上》开篇即从周公制礼说起。首先引王通的话：“吾视千载而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继而引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言：“《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所制之礼，则《周官》、《仪礼》也”；“《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始终，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太平之书”。针对陆德明说“‘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而贾公彦则主张“《周礼》为末，《仪礼》为本”，《五礼通考》以按语形式加以调和、折中、互补。以下是《五礼通考》的第一则按语，署的名是该书编撰的重要参与人方观承[19]：

观承案：陆氏谓《周》为本、《仪》为末者，《周礼》乃礼之纲要，《仪礼》乃礼之节目也。贾氏又谓《周礼》为末、《仪礼》为本者，《周礼》乃经世宰物之宜，《仪礼》乃敦行实践之事也。

所以有学者指出：《五礼通考》“吞吐百氏，剪裁众说。盖举二十二史，悉贯以《周礼》《仪礼》为之统率”[20]。

（二）兼采经传、史志、纪传、仪制、会典、实录、类书等各类载籍，搭建庞大的礼学知识系统

《五礼通考》不同于《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也有别于《读礼通考》的内容仅限于丧礼，而是按五礼及分类条目，收罗自先秦至明代的各种资料，涉及经传、史志、纪传、仪制、会典、实录、类书等各类载籍，“悉以类相附，详历代之因革，存古今之同然”[21]。秦蕙田显然遵从了徐乾学广泛搜罗礼学资料的做法，并推而广之。《士丧读礼通考引用书目》（载《读礼通考》卷首）揭举了经、史、子、集631种著作，而《五礼通考》的引用范围更广。以《五礼通考》卷四十五“社稷（城隍附）”为例，此卷叙述明代社稷和历代祭城隍的礼制，其引资料的出处包括：《明史》（包括《太祖本纪》《世宗本纪》《礼志》《乐志》《张筹传》等）、《春明梦余录》、《明集礼》、《续文献通考》、《明会典》、《太祖实录》、《成祖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孝宗实录》、《世宗实录》、《太常纪》、《大政记》[22]、《太平府志》、《北齐书》、《册府元龟》、《宋史》、《元史》、《图书编》、《日下旧闻（考）》和《图书集成·城隍祀典部·艺文》、张九龄《祭洪州城隍神祈晴文》、杜牧《祭城隍神祈雨文》、李商隐《祭桂州城隍神祝文》、前人《为安平公兖州祭城隍文》、前人《为怀州李使君祭城隍文》等。正是因其引述文献之宏富，搭建的礼学知识系统之庞大，才获得“绝无仅有”之称。

（三）打通礼经（经典）和仪制（操作）的界隔，创拟“五礼”新体系

《五礼通考》卷首有两篇相对独立的文字，一是“礼经作述源流”（分上、下），一是“礼制因革”（分上、下）[23]。“礼经作述源流”分“礼经作述大指”“经礼威仪之别”“礼经传述源流”三部分。“礼经作述大指”究诘《周礼》《仪礼》《礼记》的礼书性质及其关系，有两则按语，第一则前文已揭引（即“观承案”），第二则是针对前人所谓“武帝尝作《十论》《七难》，以排之（本文作者按：指《周礼》）不立学官，而何休诋为战国阴谋”一说而发，文字不长，如下：

宗元案：《十论》、《七难》乃林硕作，非武帝也，此误。

宗元，即宋宗元，字悫庭，元和人，与秦蕙田交游颇深，参与编撰《五礼通考》。“经礼威仪之别”主要讨论如何理解“经礼三百”与“曲礼三千”。编者未出按语，全部靠引述[24]。

“礼经传述源流”以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为主要依据，参以《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和其他史传资料，介绍历代礼经的传述。这部分内容有点类似于目录学的记叙，叙说的次序是：《周礼》《仪礼》《礼记》，最后是“三礼”和杂礼。有“蕙田案”按语一条。

“礼制因革”概述明代（含明代）以前礼制的制作和演变，所引资料从《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左传》《国语》而下，以正史的“礼志”（“礼书”“礼仪志”“礼乐志”）为主体，结合《唐会要》《唐六典》《玉海》《通典》《续文献通考》《历代名臣奏议》《元典章》《大政记》及其他史志、史传、官簿，兼及《朱子家礼》和邱濬的《大学衍义补》等，有四则按语全部是“蕙田案”，且全部在“礼制因革·上”（唐以前部分）。兹引其中一例，以见一斑：“蕙田案：礼莫盛于成周，汉兴三百余年，西京未遑制作。虽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诸人，班志所载，仅存议论。惜哉。孟子曰：见其礼而知其政。‘三代’之治，所以不复见于后世也。”。其独到的视野和叙述，勾勒出一部简明的中国礼制发展史，具有创新意义。

还须垂注的是，“礼经作述源流”和“礼制因革”犹如全书的两篇总纲，“五礼”通考是纲举目张之产物。唯此“纲”由两大主线（礼经与礼制，或儒学典籍与官府仪制）交错、融合而成。从而《五礼通考》创拟了一个具有新意味的“五礼”体系。

二

《五礼通考》篇幅之大，不但在《四库全书》的礼类而且在整个经部著述中，都排名第一。能与之颉颃者，只有经部之外的一些巨构，如《宋史》《明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六艺之一录》等。前文论及的《仪礼经传通解》（原三十七卷，缺卷十五；其中第二十四卷至第三十七卷因非朱熹亲定，仍题名《仪礼集传集注》）及黄榦、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二十九卷），在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合为2册，其中《仪礼经传通解》为604页，《仪礼经传通解续》是1044页。即以这等规模，《仪礼经传通解》的撰作，已着实让朱老夫子一辈子都操心不完[25]。那么，皇皇《五礼通考》究竟是如何撰作完成的，就不能不引发人的兴趣了。

【图为《国朝先正事略》书影】

秦蕙田位居高官，且勤政实干[26]，这使他必定丧失大量可用于治学的时间，不同于职业学问家。但另一方面，因为位高权重，加之自己的出身、眼界、学养等而形成的人格魅力，却让他又有条件吸引和罗致人才，调动各种资源，借助众手协力修书，这显然是《五礼通考》得以完帙的很重要原因。秦蕙田于乾隆元年（1736年）考取进士，后仕途顺遂。至十年（1745年），已迁为礼部右侍郎。后调任刑部侍郎，又担当经筵讲官。其后，更升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并加太子太保，还两次担任会试正考官。因此，秦尚书身边能够团聚一批有才学的人士，共襄盛举。自秦蕙田因父丧回籍丁忧，杜门读礼，受《读礼通考》启发而撰作《五礼通考》，即有早年好友吴遵彝共同勉力。其后秦蕙田回京，仍得方观承、卢见曾、宋宗元诸人的合作帮助。《五礼通考》初稿成型后，又邀请了一大批学者参与校订。

圣环本“《五礼通考》卷首第一”题名之下，署有：内廷供奉礼部右侍郎金匮秦蕙田编辑，太子太保总督直隶右都御史桐城方观承同订，国子监司业金匮吴鼎、按察使副使元和宋宗元参校。该本《五礼通考总目上》和《五礼通考总目下》题名之下，还署有：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监理乐部大臣协理国子监算学前礼部右侍郎金匮秦蕙田编辑，太子太保总督直隶监管河道提督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城方观承同订[27]。这直接记录了一部分撰作实况。

又，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六十七载，当时加入《五礼通考》校订工作的有：“金匮吴氏鼎，德州卢氏见曾，元和宋氏宗元，嘉定钱氏大昕，王氏鸣盛，休宁戴氏震，仁和沈氏廷芳，吴江顾氏我钧。其吉礼属吴氏、卢氏、顾氏。嘉礼属钱氏者，昏、飨、燕、乡饮酒、学诸礼，及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两大类；属王氏者，射、巡狩；属戴氏者，观象授时一大类。宾礼全属钱氏。军礼全属王氏。凶礼属钱氏、沈氏、吴氏、卢氏。惟宋氏所参校者十及八、九，统校全书则属诸山阳吴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预参校。”《清儒学案·味经学案》。该段文字之后，紧接着又言：“而卷中未分注名氏。”其中承担军礼和嘉礼的射、巡狩部分校订的王鸣盛（1722—1797年），乃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十七史商榷》的作者。承担宾礼和部分嘉礼、凶礼的钱大昕（1728—1804年），其所著《廿二史考异》是另一部考史名著。所言戴氏，为戴震（1723—1777年）。仅此三位巨擘，已足见这个修书班子底蕴之深厚。虽然王、钱、戴当时尚属年轻，然也唯因如此，才有可能加入到他人的著述活动中去。

从钱大昕下面的话中，可以确定秦蕙田属于学者型的官僚，为学、向学之心终生不渝，同时奖掖后进，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

公（本文作者按：秦蕙田）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刚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则杜门谢宾客著书，不异为诸生时。后进有通经嗜古者，奖借不去口，盖天性然也。公幼而颖悟，及长，从给谏公于京邸，何纪瞻、王若林、徐坛长诸先生，咸折辈行与之交。中岁居里门，与蔡宸锡、吴大年、尊彝、龚绳中为读经之会。尝慨礼经名物制度，诸儒诠解互异，鲜能会通其说，故于郊社、宗庙、宫室、衣服之类，尤究心焉。上御极之初，江阴杨文定公领国子监事，荐公笃志经术，可佐教成均。既而值内廷，课皇子讲读，益以经术为后学宗。……公夙精三礼之学，及佐秩宗，考古今礼制因革。[28]

王鸣盛的记录更可证明秦蕙田不仅组织众人修撰《五礼通考》，而且更实质性地主持其事，并亲自参加讨论和写作：

公每竖一义，必检数书为佐证。复与同志往复讨论，然后笔之。故其辨析异同，铺陈本末，文繁理富，绳贯丝联，信可谓博极群书者矣！[29]

方观承的《五礼通考序》，则从另一侧面提供了了解合作者之间关系的管道：

昔在京师时，伯父望溪先生（本文作者按：方苞）奉诏纂修《三礼》，余数从讲问。……因以所著《丧礼或问》授余。既而阅昆山徐氏《读礼通考》，乃知圣人立中制节。《或问》实揭其精微若载。《或问》于丧礼补吊、荒、禬、恤之制，则凶礼已全。准是而师朱子辑礼本意，博采经传子史，区为吉、嘉、宾、军四类，而汇成《五礼全书》。庶几经世大典，可以信今而垂后也。吾友味经先生以博达之材，粹于礼经，官秩宗，日侍内廷，值圣天子修明礼乐，乃益好学深思，研综坟典。上自六经，下迄元明，凡郊庙、禋祀、朝觐、会同、师田、行役、射乡、食飨、冠婚、学校，各以类附。于是五礼条分缕析，皆可依类以求其义。先生向与伯父论礼，因属余参订，爰考历代之沿革，诸儒之异同，有所见辄附于其间。非谓能折中礼制也。……是书体大物博，先生积数十年搜讨参伍，乃能较若画一。[30]

由此，我们就可排除围绕《五礼通考》成书问题上的一些不实之辞。如梁启超说：“（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31]这既缺乏依据，也有悖情理——试想，如此浩大的修书工程，岂是凭万斯同（字季野，1638—1702年）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须知，万斯同一生不仅“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同时还有大量的其他各种著述[32]。至于徐乾学《读礼通考》的成书，可参见《四库全书总目·读礼通考提要》：“盖乾学传是楼藏书，甲于当代。而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亦多集其门，合众力以为之。故博而有要，独过诸儒。”（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68页）。

【图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影】

这就触及中国古代一种撰作活动的类型（宋代以后开始多见，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亚类型）。集体参加或借助他人之力是其基本特点，但号召力和凝聚力（也可以说是驱动力）却有所不同。像朱熹撰作《仪礼经传通解》，最初曾想寻求朝廷的支持[33]，但最后还是凭借其导师和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加以组织和动员。秦蕙田撰作《五礼通考》（包括此前的徐乾学、稍后的阮元等）则略微复杂一些。我们应该正视这种“撰作活动的类型”，这对理解《五礼通考》的价值和特点是有帮助的。当然探讨这种类型已越出本文的主旨，所以点到为止，容日后再作展开。

秦蕙田的家庭背景和个人阅历，为他以会通之方法研究礼学，撰作《五礼通考》，提供了图书资料方面的必需条件。秦蕙田生于江南世家，宋代秦观第二十六世孙，祖父、父亲都享有文名，通经学、擅诗词。蒋汾功《五礼通考序》言：

予与秦氏世好……素知其家多藏书，凡礼经疏义外间绝少刊本而庋贮缄题者，数十笥。宗伯以绝人之姿，尽发而读之，早岁即洞其条理，综核纂注，汇为一编。[34]

这里所言“汇为一编”，当指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所讲少时在“读经之会”基础上，“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渐有成秩矣”。等到秦蕙田“供奉内廷，以见闻所及，时加厘正。……服阕后再任容台，遍览典章，日以增广”[35]。长期在京城上层活动，使其有条件接近各种资料，拓宽视野，为学术研究创造了便利。

《五礼通考》绝少涉及本朝，并从体例上框定“通考”的下限只及明朝。《五礼通考·凡例》最后说明：“洪惟我朝，圣圣相承，制度修明，日新富有。至于科条所颁，敬切训行，高深莫赞。蕙田叨佐秩宗，疏陋是惧，复理专门故业，略识源流，抑亦退食寝兴无忘匪懈云耳。”这里对于《五礼通考》叙述考辨为何“迄于前明”，并不详解，语意晦涩。这一做法似乎有必要联系其家庭背景加以考量。雍正时，蕙田之本生父秦道然因皇室内部的矛盾而受牵连，下狱一关就是九年。至秦蕙田进士及第，“授编修，南书房行走”，遂上疏向乾隆皇帝“乞恩”：希望父亲在“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终老牖下。臣愿夺职效奔走以赎父罪”。乾隆皇帝乃赦宥其父[36]。家庭中如此深重的创痛，必然会对秦蕙田的为人处世包括治学的内容与形式产生影响。史称秦蕙田“治事勤敬”[37]“恪勤素著”[38]，恐怕即是其中的一个面相。而尽量回避对本朝的评论，则可能成为另一种生存策略。

秦蕙田自称“性拙钝，少读书不敢为词章淹贯之学”，从小即留意于经学，“塾师授之经，循行数墨，恐恐然若失也”[39]。这固然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其对学问的选择，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秦蕙田后来长期从事实际政务工作的经历，必然会强化其对“践履”的重视与强调，主张学以致用。这也就为其尽数十年之力不倦于《五礼通考》的撰作，提供了持久的动力。进而，也会不断地促使他融通各种学说和知识，致力于礼学的会通。秦蕙田和《五礼通考》能获得同样身为官宦的曾国藩之理解和赞慕，似有内在关联。

不可忽略的还有，秦蕙田的出生地、成长地无锡（雍正时新辟为金匮县）的地域文化，对《五礼通考》撰作的影响。明清时期，工商文明已在江南一些地区蔚然兴起（无锡具有代表性），其讲求实际和实用的价值取向，与经世致用的学风互为推助。还有，徐乾学乃昆山人，其地与无锡甚近。《五礼通考》写作班子中，钱大昕、王鸣盛都是嘉定人，嘉定与无锡同在苏南。而戴震、方观承也毗邻江南文化圈。这一切，肯定有地域文化上的关联存在。

三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载：“礼乐废坏两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为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40]朱熹的话，或许能代表宋代以后一些文人儒士的思想与情志，并且，这种情志与思想投射到了礼学研究之中。礼学成为寄托社会理想、寄寓治世良方的学问。

乾隆元年（1736年）诏开“三礼馆”，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成《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继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又颁定《大清通礼》。由此新一波的礼学研究浪潮，在朝野上下蔚然兴起。秦蕙田置身其间，以《五礼通考》的撰作贡献于世人。

晚近，学人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和《清初三礼学》[41]等成果问世，对于17—18世纪礼学的启承转变作了深入的梳理、阐说，多有发明。但秦蕙田和《五礼通考》在此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未得到正面的研究，从而留下重要的缺环。刘广京先生慧眼洞见，1999年在给张寿安《以礼代理》大陆版作序时，结尾处就特意提到，秦蕙田完成《五礼通考》，“时已届戴震（1723—1777）著述之年，与张先生本书所论时代已可衔接。世运推移，而学则垂久。后世论礼学及情欲之学，皆有所本矣”。

当年，王鸣盛《五礼通考序》对秦蕙田治学取向及其特点有极精要的总结：“秦公味经先生之治经也，研究义理而辅以考索之学，盖守朱子之家法也。”针对别人误以为《五礼通考》不过是“补续徐氏”，秦蕙田曾特意向王鸣盛申明：“此盖将以继朱子之志耳，岂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42]其礼学的抱负一言以明。

假如用一个字来概括《五礼通考》所代表的秦蕙田的礼学的话，大概就是“通”。除了本文第一部分论说的三个方面，“通”还表现在：汉学、宋学兼采，义理与考索之学相结合，以礼学经世为指归，广综博揽。

反映在“五礼”的内容和范围上，其“通”的特点也是超越前人的。如“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此举后引起四库馆臣的议论，以为：“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好在秦蕙田当初就已说明：“《通考》将田赋、选举、学校、职官、象纬、封建、舆地、王礼各为一门，不入五礼。而朱子《经传通解》俱编入王朝礼，最为该恰。今祖述《通解》，稍变体例，附于嘉礼之内。”[43]由此，四库馆臣紧接着前面那句话，又将语气缓转过来，说：“然周代六官，总名曰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赅本博。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于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氏《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则蕙田之以类纂附，尚不为无据。”[44]正是秦蕙田这种融通的视野和手法赢得了曾国藩的高度赞誉：“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45]该文接着又说：“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故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椠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齿发固已衰矣！”

【图为《四库全书总目》书影】

至此，本文用“通礼”来概括《五礼通考》的著述形态。这既是一种新的礼书编撰形式，也包含着礼学的一种新形态。秦蕙田在礼学史上的最大业绩，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著述形态。

然而说到“新”，自然是有局限的。最关键者，莫过于历史观。兹引用两段话，来反映秦蕙田的历史观——

（1）乾隆《御制重刻文献通考序》：“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无不敝之法，纲常伦理万事相因者也，忠敬质文随时损益者也，法久则必变，所以通之者必监于前代，以为之折衷。”[46]

（2）《五礼通考》卷首第一《礼经作述源流上》：“朱子曰……《周礼》乃周家盛时圣贤制作之书。《周礼》一书，周公所以立下许多条贯，皆是从广大心中流出。《周官》遍布精密，乃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

《五礼通考》既是这种历史观的产物，也成为表达和维护这一历史观的工具。

受这种历史观指导所进行的以考辨、折中为主要手段的学术工作，其意义究竟几何，自然就令后人生疑。“新史学”倡言人梁启超，就强烈地质疑此前的礼学研究：“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47]

现在看来，“怀疑”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由怀疑而迈向更高的认识水准。本文是向着这个目标而进行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希望借此了解古代礼学在步入终结前最后一段历程的一些具体情况。

注释：
 
[1]这8册的页数分别是：1163页，1101页，989页，1084页，901页，548页，734页，797页。其中第134册为合集，另有340页，收入了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等5种著述。关于字数，是按原刊本每半页8行、每行21字计算，影印本缩印为四合一十六开本。鉴于其中有不少以夹注形式小字双行誊抄，所以缩印本以平均值每页670字计算，绝不高估，总字数490万字实属保守估算。
[2]顾栋高：《五礼通考原序》，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礼通考》卷首。如不特别揭举，本文即依据此本。
[3]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八《五礼通考跋》，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册1432，第626页。
[4]《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247—252页。
[5]王炜民：《秦蕙田与〈五礼通考〉》，《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林存阳：《秦蕙田与〈五礼通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7]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五礼通考》卷首。
[8]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五礼通考》卷首。
[9]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八《五礼通考跋》，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册1432，第626页。
[10]兹沿用《四库全书总目·通典提要》的说法，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93页。《通典》将“兵”“刑”析而为二。
[11]《文献通考》分二十四考（门），其中“十九门皆因《通典》而离析之……五门则《通典》所未及也”《四库全书总目·通典提要》。
[12]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4—156页。
[13]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154—156页。
[14]此话亦为《四库全书总目·文献通考提要》所援引。
[15][15]见文集卷六十三《答余正甫》书二。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改“附注者”为“附经者”，有校勘记云：“‘经’字原误作‘注’，依浙监本改。”“德富古籍丛刊”本，台湾史语所汉籍全文资料库指定版本，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另，《读礼通考》有一类不标明“乾学案”的很短的按语，低一格书写。如卷十四：“《家礼》、今律文并同，《孝慈录》、《会典》俱无，《会典》图内有之。”“《政和礼》、《家礼》、《孝慈录》、《会典》、今律文并同，唯《书仪》无。”。《五礼通考》及《读礼通考》还因袭了以按语形式来陈述作者的观点，书写格式上为降四字，显得较为醒目。
[16]语见《四库全书总目·仪礼经传通解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79页。
[17]包恢，南宋嘉定十三年进士，《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收入其《敝帚稿略》。总目提要言：“恢平生最疑《周礼》，以为非圣哲之书，遂著书剖其非，号曰《周礼六官辨》。”
[18]被《四库全书总目·仪礼经传通解提要》援引的朱熹早年的《乞修三礼札子》，就清楚表达了这个意见：“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文见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朱熹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所以认为“《礼记》须与《仪礼》相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见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书四。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标点为“《礼记》须与《仪礼》相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
[19]方观承，字宜田，著名学者，桐城人，方苞之侄，圣环本《五礼通考》卷首有其《五礼通考序》。文渊阁四库本卷首有蒋汾功序（作于乾隆十八年）、顾栋高序（作于乾隆十七年）和秦蕙田自序，未收入方观承序。
[20]卢见曾：《五礼通考序》，《雅雨堂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23册，第454页。卢见曾，字抱孙，德州人，与秦蕙田交游颇深。
[21]顾栋高：《五礼通考原序》，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礼通考》卷首。如不特别揭举，本文即依据此本。
[22]据《明史·艺文志》：《太常纪》，二十二卷，吕鸣珂撰；《大政记》，三十六卷，雷礼撰。
[23]《五礼通考》卷首三题名“礼制因革上”，《五礼通考》卷首四题名“礼制因革下”，但在“目录”中，“礼制因革”却被易名为“历代礼制沿革”。“礼经作述源流”“礼制因革”（“历代礼制沿革”）凡4卷，加正文262卷，所以《五礼通考》总计266卷。
[24]所引用的第一则材料是：孔氏颖达曰：《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经礼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数，而云三百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礼经作述大指”和“经礼威仪之别”两部分共援引了历代20多位著名学者的观点其中有：隋朝王通，唐代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韩愈，宋代程颢、程颐、周谞、吕大临、晁公武、杨时、叶梦得、朱熹、王应麟、马廷鸾，元代熊朋来、敖继公，明代湛若水、童承叙、王志长、郝敬，清代徐乾学、万斯大、姜兆锡。
[25]束景南《朱子大传》曾描述在朱熹率领下，如何集体编写《仪礼经传通解》，并形象地说，朱熹一度组织了三套写作班子分工合作、齐头并进。见该书第101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
[26]有关秦蕙田生平，可参见《清史稿》卷三〇四《秦蕙田传》；李元度辑：《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事略》；《清史列传》卷二十《秦蕙田》等。
[27]文渊阁四库本没有类似的记录。另，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六十七《味经学案》载：“（《五礼通考》）书成，方恪敏观承见而好之，同为商订，故并列名焉。”（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等，1967年）对此，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亦有交代。
[28]钱大昕：《文恭公墓志铭》，《潜研堂文集》卷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39册，第158页。
[29][29]王鸣盛：《五礼通考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34册，第318页。
[30]方观承：《五礼通考序》，圣环本《五礼通考》卷首。
[3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94页。
[32]王鸣盛：《五礼通考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四。
[33]参见朱熹：《乞修三礼札子》，《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
[34]蒋汾功：《五礼通考序》，载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礼通考》卷首。
[35]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
[36][36]《清史稿》卷三〇四《秦蕙田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503—10504页。
[37]李元度辑：《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七《秦文恭公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38册，第387—388页。
[38]《清史列传》卷二十《秦蕙田》引乾隆皇帝上谕，中华书局王钟翰点校本，第1480页。
[39]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
[40]《朱子语类·礼一·论考礼纲领》，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177页。
[41][41]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张氏另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刊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42]王鸣盛：《五礼通考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34册，第318页。
[43][43]《五礼通考·凡例》，《五礼通考》卷首。
[44]《四库全书总目·五礼通考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79页。
[45]《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6页。
[46]中华书局影印本《文献通考》卷首，第1—2页。此虽非出自秦蕙田之手，亦未为其所引，却与其礼学思想极相合。
[4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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