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生命典范

——钱穆先生和新亚书院精神

作者：冯哲

来源：“四海孔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二十日甲午

          耶稣2023年12月2日

编者按：四海孔子书院正在筹备申办的台湾历史文化博物馆融藏品收藏、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内设《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台湾历史文化展览》的基本陈列包括《港台新儒家》主题。港台新儒家是指中国港台地区从事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包括钱穆先生、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等人。港台新儒家的代表性学者们肯定宋明儒学乃是顺承孔孟所开启的精神方向发展而来，把儒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之故，他们以宋明儒学为儒家思想现代发展最为切近的“源头活水”；其次，他们融会中西，通过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诠释儒家学说，以谋求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大陆新儒家学者与中国港台新儒家学者共同的文化追求和毕生的学术信念。钱穆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文是四海孔子书院冯哲院长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钱穆先生与中华文化”研讨会的发言。编辑于此，以供大家参考。

今年春季，四海孔子书院冯哲院长受邀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钱穆先生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我所认识的钱穆先生》的与会发言。冯院长说，2006年他创办四海孔子书院，受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历程影响甚大，新亚书院是在中华文化处于低潮的时代，心怀中华文化复兴之梦的读书人为了继往圣之绝学而发愤重兴文教。在发言的一开始，冯院长就提及新亚书院校歌的那句话：“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个人创办书院也是深受钱穆先生的影响。大概是在十七年前，我在北京西山，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找钱穆先生的书。不管是港台还是两岸，我觉得钱穆先生是无与伦比的读书人的典范。我从钱穆先生身上感受到了文化可以成为一种信念，或者一种信仰的力量，支撑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冯院长对钱穆先生评价如此之高，源自于先生非同寻常的履历。先生晚年，弟子常劝他记述生平经历，但先生总以老而无成而推托。直至八十高龄，以双目不能见字，却信笔直书，每写成一字却无法目睹的艰难，写成《八十忆双亲》和《师友杂忆》两篇长文，以追述师友往事为经，串连起一生的学思历程。六七十年前的往事竟能到老不忘，这些则可确证，所忆之事皆为生命中极为重要之事，纵属一鳞片爪，也是弥足珍贵，足以为后世存留风范。

钱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新式小学，入读无锡荡口镇果育小学。据先生的回忆录所载，当时体育老师（后知是革命党人），牵着先生的手，问：“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答：“然。（先生三国是用背的）”老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头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错路，故有此态，若今天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此话如巨雷轰顶，全心震撼，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体中国人，先生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从此七十四年，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先生说：“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1915年，先生转入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授课十八小时，乡间教书工作繁杂，但他坚持看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单日）诵经，柔日（双日）读史的方法，每日清晨读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之书。先生在论教育事业一文写道：“若我当一位小学先生，拿一百元日薪，生活尽管艰苦，而我心中觉得我在此干教育事业，我要教导此一批穷苦孩童，使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将来对社会有用，这就是我的事业。”

1949年，先生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建亚洲文商夜校，后迁九龙桂林街，改名新亚书院。学生来源多半为大陆流亡之青年，尤以调景岭难民营中来者占绝大比数。他们皆无力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者，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有次先生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脚踏被而过。学校亦无一工友，仅一厨师治膳食，由岳峰家派来。有好多学生一俟其家在台定居，即中途离校而去，至如香港居家者，因见学校规模穷陋，应考录取后，亦多改读他校。其时学校经费日形窘迫，而课务则不甚烦重。自己在那样的背景下，可以说也是怀着一种悲苦的心情努力传承文化之道。

后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因办学理念分歧，先生选择离开。在《新亚遗铎》一书里有一篇毕业典礼讲话，先生陈述了离开时的心情：“近代有一高僧虚云，已跻七十八高龄，他每到一处筚路蓝缕，创新一寺，但到此寺兴建完成，他却翩然离去，另到别一处，筚路蓝缕，又重新来建一寺，但他又翩然而去。”“我并不是去再建一新亚，而是去写一本关于朱子研究的书。我想此书完成，在中国学术历史上，在文化教育上，决不比我创办新亚意义更狭小些。”（这里所说的书，就是后来写成的朱子新学案）现在想想，先生因治校理念、办学理念、育人理念不合，所以辞职意味着身无分文离开，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君子风骨在钱穆先生身上的绽放。

先生到台湾后，先住台北金山街，后来台当局拨公款为他在外双溪建了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先生一直怀念大陆，怀念故乡，他把这房子命名为素书楼，因为他小时住在无锡七房桥大宅第三进的素书堂。素书楼背山临溪，有竹有松，园子不大，别有风致。但是在1989年，一些人指责先生退休仍占有公产，要求先生离开。不得已，先生在《中国时报》发表退出素书楼的声明：“我已九十有五，没有精力与人明辨是非，生平惟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己。”

晚年钱穆先生评价自己说：“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不愿做孔子说的小人。”对推广中华文化饱含热情，钱穆先生说：“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谈到注《论语》，冯院长说，在当代，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应是最好的注本之一。因为钱先生以史学著称，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的理学成就，特别是朱子学。《朱子新学案》也成就斐然。读哲学的人，往往忽略他这方面的贡献，这是很大的偏见。

当年冯院长去香港、去台湾跟新亚书院的校友谈起这些，几乎人人会唱新亚书院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五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有的人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我们真是能够体会那一代人在那个年代，似乎看不到当时中国文化的未来时的迷惘与坚定。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确实非常感人，今天我们有必要传承、弘扬新亚精神。

最后，冯院长说，今天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是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是构建世界文化新秩序的角度，我们都需要有一套基于我们的文化生长出来的叙说中国文化的方式。钱穆先生的治学育人的方式确确实实适合我们的当下，无论是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再度诠释，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都能从钱穆先生的治学育人中获得有益借鉴。今天港台与大陆应共同传承弘扬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新亚精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世界文化新秩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