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不鼓励创新吗
作者：陈占彪(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博士后）
来源：解放日报2012年04月16日    

  
     守常昧变，常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无论是典章制度，还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都特别强调历史性和继承性。“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莫不显示了中国文化提倡 “循规蹈矩”、“执一不化”，一切按照老规矩办事的泥古思想。春秋末期思想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夫子也放言自己只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于“旧章”，孔夫子可以说是由衷赞叹和信服。比如，他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为“不复梦见周公久矣”而慨叹。可见，说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保守性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孔子果真只会重复“古人云”，一味谨遵“先人训”，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吗？其实，人们虽然常视孔子为“守旧者”，但在更早的时候如战国，他却被称为“圣之时者也”。“时”者，“与时俱进”之意。在孟子等人看来，孔子之伟大恰恰是在于他的通变和创造。

　　史料记载，有弟子曾向孔子请教“为邦之道”，孔子答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说的是要汲取和综合各方面之最有利因素，而不是胶柱鼓瑟，抱残守缺。同时，他明确提出，“改革”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与后来的“教条派”等相比，其求变、求通的思想显得难能可贵。此外，孔子说“无可无不可”，孟子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无不显示了儒学注重审时度势、灵活通变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孔子提倡“守旧”，其实是一种误解。

　　不唯孔子强调“创变”，中华文化传统素重“达变”。商汤时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表面意思是指身体的清洁，深层涵义则是指一种求新贵创的精神。《礼记》有云，“礼，时为大”。可见，即便对于最讲究形式和规则的“礼”来说，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守成”，而是“顺时”。而在持极端观点者如商鞅等人看来，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成规古法”，“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中国文化对“时”之感受颇为真切，北温带地理环境和气候、农业生产的实践和经验为先人们带来了“时”的概念。将其引申扩展开来，就具有“随机应变”之意。时即变，“君子而时中”，就是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变则通，通则久，“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因此，无论是在劳动实践中，还是思想学说上，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因时应变”，而不是“刻舟求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文化不鼓励创新”，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浅解误读”。

　　也许还有人会质疑：中国文化固然具有一定的创新特征，但骨子里又何尝没有保守性呢？应当看到，中国文化重保守、缺创新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后人对传统文化创新模式的模糊认识。为此，有必要对中国文化创新模式作一分析。

　　就创新而论，大约有两种模式：一曰“承前启后，返本开新”，一曰“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前者是继往开来，温故知新，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继承意义上创新，在创新意义上继承；后者则是一刀两断，推倒一切，重建一切。

　　大致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创新主流是属于“承前启后，返本开新”式的创新，而西方文化的创新主流是属于“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式的创新。两种创新模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传承方式和文化命运：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滚滚向前，历久弥新；而西方文化时兴时衰，时断时续。对上述两种不同文化传承特征，钱穆先生认为此系西方文化偏重于物质方面，中国文化偏重于精神方面之故，因为物质有限而精神无限。

　　具体而言，创新表现为变，就变而论，大致不外乎“保守之变”、“融通之变”和“唯新之变”三种形态。“保守之变”多体现为“常多变少”，甚至是“有常无变”，此一情形往往表现为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的封闭、循环和停滞；所谓“融通之变”则体现为“有常有变”；至于“唯新之变”通常体现为“常少变多”，甚至是“有变无常”。一般认为，中国人讲变又讲常，因此中国之变多系“融通之变”，此变是变中有常，常中有变，常和变看似相异不同，实则“合一相成”。而西方之变近似“唯新之变”，此一思路下，常系守成，变系求新，彼此对立，甚至水火不容。不同的创新模式造成了中国文化一脉相传、西方文化时兴时衰以及相异的文化创造和传承形态。

　　返本开新式的中国式创新模式从来就不同于那种截断血脉、抛却传统的“唯新之变”。它既维护“常”，也包容“变”。正是这种包容性，赋予了中国文化对于创新的独特鼓励方式。弄明白这一文化创新模式的本质，就不难理解当我们说中国文化具有活泼的创新精神，并非是自吹自擂；就可以理解当我们在谈论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时，并不意味着泥古不化。

　　归根结底，中国式的创新是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经权不分，常变难辨，因此继承是通过理性反省而完成的“批判的继承”，创造是返本溯源而有所承续的“发展的创造”。此一创新模式决定了中国式的创新方法是“因革损益”，即一面有因袭，一面有改造，一面删减不合时宜的成分，一面增加与时俱进的内容，如此方能前有所承，后有所开。中国数千年的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生活方式之演变形成莫不循此机理。

　　正是在中国式的创新精神、模式和方法的指引下，五千年来，我们在思想文化、礼乐政教、典章制度、天文地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饮食起居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数不胜数的创造性贡献，惠泽四方。倘若以极其粗略的眼光放眼望去，便可发现中国人在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创造可谓群峰竞秀。钱穆先生将中国文化历史粗略分为四期，除清末后为第四期外，前面三期的大致情况如下：第一期是先秦以前，为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阶段；第二期是秦以后至唐，为政治社会建构臻于完善的阶段；第三期是唐以下到晚清，是文学艺术深入民间的阶段。他感叹道：“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代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以后。这是中国文化史演进三大历程。”

　　倘若再将焦距拉近，镜头聚焦到思想文化之“一峰”，同样算得上叠彩峰岭，江山秀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固然是后世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峰，但它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文化之创造就此止步。此后，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满清的朴学……环环相接，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中国文化的创造力之盛大，生命力之持久，可见一斑。

　　固然，中国文化本质上有着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新”确实还存在许多障碍性因素。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崇古心理。中国有着深厚、精熟而悠久的历史文化。辩证地看，这一方面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令人头痛的负累。当资本变成负担的时候，“崇古”就成为“泥古”，“我已有之，古已有之”就容易成为拒新求不变的理由。大凡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总是新旧人物、新旧势力和新旧思维激烈交锋时候，有鉴于人们的崇古心理，常能看到打着复古的招牌来创新的现象，孔子如是，韩愈如是，康有为亦如是。

　　二是从众心理。正如周鸿祎所说的，“中国人比较从众，而创新意味着少数”。传统中国社会的确存在随波逐流、求安求隐之文化心理，因此一些特立独行之另类人物、惊世骇俗之异端思想往往一冒头就被严厉打击。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明末李贽的“私心说”，民国时的“打倒孔家店”，所遇到的攻击皆属此列。

　　可见，崇古心理和从众心理可谓创新之两大障碍。只有当“好古”而不妨害“敏求”，“从众”同时讲求“尊异”之时，中国式创新方能迎来新的突破。最后需要呼吁的是，“一个国家，如果对于人类文化无独特之贡献，而专事以享受他国之文化成果为满足，这个国家即无独立存在之资格”。今天，正值文化发展繁荣、民族伟业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理应以中国文化独具一格的创新精神，承前启后，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