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在“第四届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的发言
田辰山在“第四届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的发言
来源：“一多不分”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八月廿七日壬寅
耶稣2023年10月11日
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研究中心”、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东方毅集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论坛于9月28—29日在西北工业大学隆重举行。论坛聚焦“人类文明形态与世界文化发展”这一主题，共设立四个分论坛，分别对中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文化观的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文化底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先进性和互鉴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田辰山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底蕴同构性结合的文明新形态——“一多不分生生哲学”的启蒙”的演讲。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底蕴同构性结合的文明新形态
——“一多不分生生哲学”的启蒙
田辰山
我发言的要义是：“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底蕴同构的相结合，二者底蕴同是一个“一多不分生生哲学”。
我的阐述由以下四个步骤组成：
一、人类自西方文艺复兴起误入“伪文明”的歧途；它以竞争手段作为“先进文明”的标志。人类的“现代文明”实际是一个”文明歧途“，可称为“文明旧形态”。
二、从“文明歧途”走出、进入“文明新形态”，人类的唯一途径是实现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与传统中华文化底蕴的相结合。理由是这二者有一个同构的“一多不分优化共生体系”哲学。
三、唯有中华哲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才是人类真文明；真文明是克服非人的或曰反人类的野蛮与愚昧；它势必取代将人类绑架到自残自杀邪路的资本主义旧文明形态。
四、同属于“一多不分生生论”哲学阵营的古代与现代人类文明追求，是一场“取得最后胜利”的斗争；它是消除人类竞争、实现优化共生体系文明的保证。
作为这些阐述步骤的基本论据，将是揭示“文艺复兴”起误入“文明歧途”的以下三个论据：
一、“文明”至今是一个糊涂概念。西语的“civilization”概念，被译为汉语“文明”一词，但其实它的定义并不是“文明”。汉语“文明”一词，不表达“工具手段”有多么厉害。事实上汉语的“文明”语义很平白，“孔融让梨”典故，即内涵最简明的“文明”意义——人与人恰当共生关系（人道）的礼数，或曰“文明”举止。
二、属于“工具手段”范畴的“文明”，即“工业化”、“科技手段进步”、“生产力”、“机器、仪器”、“火药武器”、“尖端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基因武器”、“生化武器”、“人工智能”等等；这个西语“civilization”被扭曲地以汉语“文明”二字指代，事实上是一个血淋淋的“文明”。科学史学家海德里克指出，典型的科技文明的“进步”是同帝国主义的野心相互促进的。
三、这个“文明”的歧途或曰“伪文明”概念，隐含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目的论”的线性历史观。它是上帝（“God”）设定一个世界历史大计划，计划完成之时是“历史的终结”或曰“世界的末日”。它的启蒙运动后现代版本是包括“诡计、欺骗和技巧”在内的科技进步“文明”。这一“现代文明”的线性历史观，以“克服野蛮”的进步，是走向“终极目的”的理念或“终结”。福山曾声称“历史终结”的最后一个人类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
1、误入“文明的歧途”
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不少人的错讹之点是在于以为马克思对科技发展“现代文明”持有的态度是绝对支持的。但是我们很容易找到的马克思对科技进步“现代文明”激烈批判，恰好成为揭示对资本主义走入的“文明歧途”或曰“伪文明”的强有力论据。
“现代文明”是人们被洗脑的那个“科学理性的旗帜”话语讲的“是追求真理”吗？
马克思无情揭露地指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谁是真理？已不是问题。而问题是在于它是否对资本有用。”
针对现在“科学发展”进入困境，马克思早已提出：“一方面产生以往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
“现代文明”一个根本辩证地自我否定的论据，是它倒退性走向野蛮、愚昧、针对道德倒行逆施的方向。为我们提供这一论据绝好话语的恰是马克思早已犀利批判道：“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文明”是发展生产力吗？马克思早就阐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
清末学贯中西的辜鸿铭直击西方“现代文明”，他说，今天的假自由主义“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它“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他直指西方“现代制度”批判道“现代制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剥夺了本民族中最为精华的元气和力量，剥夺了勇敢、不计回报、藐视痛苦和忠实的一切灵魂之物，而只是将其冶炼成钢，锻铸成一把无声息、无意志的利剑，同时保留下该民族最糟糕的东西，诸如怯懦、贪婪、耽于声色和背信弃义——并给予它们这种声援，这种威权，这种最大的特权”。
在什么是“文明的价值”问题上，应该说搞懂西方的辜鸿铭是一位保持着最清醒头脑的人。他说：“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
在比较中西大视野透彻看清西方文明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辜鸿铭明确地告诫国民同胞：文明不是手段！不是生产力！不是科学！“文明”是醒悟到要做人、成人、成仁，要拒绝人与人竞争、要消灭人与人阶级矛盾与冲突；“文明”只要人与人、人与自然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相生共存、和谐自由与自强不息的延续发展！很显然，直至今日，除了曾一度在20世纪出现的世界性社会主义社会之外，人类不是误入“伪文明”，又是什么呢？
2、文明旧形态是“伪文明”
称为“伪文明”的，是一种什么状态、什么特征呢？从比较中西哲学文化大视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伪文明”具有以下特征：
1.它没有解决人匍匐在“神话”脚下的异化问题，反而又添上在物质脚下的自身物化的异化；
2.从为了一己之私“人权”的合法性，又钻入这样一个新的桎梏，即走到笃信上帝创造“原子式个体人”及赋予一个个单体人追求私利“合法权利”的虚构叙事；
3.从“文艺复兴”开启“上帝虚无化”的“文明”继而转变为开启了一个“道德虚无化”的“文明”；
4.从“克服原始野蛮”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初心的文明变成一个“比原始野蛮还要野蛮多少倍”的不择手段“现代文明”；
5.“现代文明”即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上述特征的“伪文明”或“文明旧形态”；“现代文明”的本质表述是启蒙思想家虚构人类自我戕害战争的“自然状态”叙事；
6.“伪文明”推动以“个人主义”为“意识形态”、以“自由主义”虚构逻辑为先决假设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7.“伪文明”将“人性”实行变本加厉的扭曲和碎片化，以建构“竞争”为“天经地义”的假说，破坏人与人事实上共生的社会大生命体及生生延续大过程的有机组织关系。
表现为这些特征、较之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较之“农业文明”的“现代科技”或“生产力”大发展的“文明旧形态”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文明”？现在搞清楚了——除了受私人资本力量驱动的大行其道，其实什么也没有。用不着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伪文明”；方济各教皇批判市场经济、说自由市场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不公，即可足以给资本主义文明做了一个“陷阱”的确切的定义。此外，按照“文明”即所谓“现代科技进步”话语，一大批从事人文事业的学者以及科学家已发出惊醒：这样发展下去的“文明”，是人类的毁灭。
3、文明新形态是从“文明的歧途”走出来
从“文明的歧途”或“伪文明”必得要走出的“文明新形态”，是一定的要分道扬镳，它的拐点必是起码的人类命运连在一起的意识；它一定是彻底扭转当今统治全球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揭穿杜撰个人主义“意志”、“行为”与“价值”的虚伪。
“一多不分生生哲学”是贵生利生的“正文明”，“一多二元非生生论”的资本主义“伪文明”在理论与经验事实上皆显示出是害生的“负文明”。
今天人类当把注意力转向“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的、数千年来早已长期存在的、可作为另一种选择的、以“生生为贵关系为本”（primacy of vital relationality）世界观、人生观与荣辱观为思想精髓的文明。
人类面临一个势不可挡必得与“以不择手段竞争为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伪文明”分道扬镳的选择，必然让位于一个彻底否定它的文明新形态的诞生。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的唯一自救途径，没有别的，只能是重来一次“新启蒙”。要讲到问题的最本质处，则无可置疑，文明旧形态的精髓是一个“私”字，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公”字。
4、走出“文明的歧途”的路径：古代与现代
迄今为止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历史，已有力证明走出“文明旧形态歧途”存在古代与现代的两种参考路径。古代的是中华文化传统“一多不分生生哲学”的文明；现代的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一多二元非生生论”的“伪文明”、一度作为世界人民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主义文明。
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华哲学文化传统与现代欧洲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二者属于人类在中西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缘位置、分别创立与形成的一个共同“一多不分生生论哲学”体系。“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可确切阐明为“一多不分生生论革命的哲学”。在这样经验事实前提下，古代中华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可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
在“人的本质是什么”问题上，马克思强调：“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这是多么契合中华传统的“一多不分生生哲学”文明的“人”！马克思判定：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
针对“全面发展的个人”，马克思并非认同存在什么“原子式个体人”，而是明确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5、“一多不分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底蕴的同构
古代中华文化传统“一多不分生生哲学”的文明，现代欧洲马克思主义直接针对资本主义“一多二元”非生生论“伪文明”的“一多不分生生哲学”“革命文明”，是两条势必要参照的路径。
必将展现的现代与中国具体社会实践及中华文化传统两个结合的、经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地位的文明新形态，我们可作为确凿学术研究成果庄严声明：“一多不分生生哲学”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底蕴的同构。
鉴于如此确凿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同中华文化底蕴同构，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八点“一多不分生生哲学”契合性，是强大说服力的阐明：
第一点：马克思哲学具有中华哲学传统的文脉来源；
第二点：在哲学世界观、认知观、思维观、社会观、人生观五范畴底层逻辑上融通；
第三点：相同的“人本质”观；
第四点：共同的生态政治观；
第五点：以人为本的道德观；
第六点：“革故鼎新”精神；
第七点：同属于一个哲学阵营；a）普遍内在联系观；b）经验事实观（非形而上学超绝观）；c）辩证统一观（非二元对立观）；d）“共生体系”观；e）“人”为道德主体观、主观能动意识观；f）“天下为公”观；
第八点：“自然宇宙观”(“一多不分生生哲学”天然联系）。
与资本主义“伪文明”无以复加粉饰的残酷社会事实相对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多不分”真实世界的确切表达，是基于真哲学、真理论的确凿逻辑的名正言顺叙述，是着眼于人与人命运相连、心与心相连，着眼于人的灵魂所系、所依。人的生命与生活意义，不来自对单子个体的虚构，而是只在于实打实、脚踏实地，只来自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相系不分与对它精心的呵护。
“共产主义”或是“大同”，是同“伪文明”的决裂，是让人类从虚妄降落到实地，按照人与人互系，人心与人心相连的简单朴素事实办事，因此它的旗帜是“联合起来”。“无产者联合起来”，人民大多数联合起来，挑战人为地把人虚构地分割成互不联系、碎片化孤立个体自由主义的“伪文明”，挑战为少数强者个体实行统治提供虚设的逻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是人类“一多不分生生哲学”的优化共生体系文明，是扎扎实实建立在经验的、事实的、人与人的相联系之上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文化底蕴同构的“一多不分生生”哲学的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研究，鲜明确凿地提出，唯有中华哲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文明，才是人类要实现的真文明；唯有中华文化底蕴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一多不分优化共生体系”的哲学同构文明，才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才是克服非人的野蛮与愚昧、取代将人类绑架到自残自杀死路上去的资本主义“文明歧途”，才是赢得“最后胜利的斗争”、消除人类竞争、实现优化共生体系、达到全人类解放文明的保证。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