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观察中国的外部现实：贝淡宁著《我在山东当院长》简评

作者：德安博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贝淡宁著《我在山东当院长：中国大学小官僚的忏悔》

中美关系日益恶化已经很有几年了。虽然相互批判对方的重点常常落在重大议题上，比如政治制度、领土边界、人权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采取更加细腻的视角，其中平凡小事也应该被包括进来。有时候，重大的差异或许能够依靠我们注意到微小的共同点，或者都欣赏更加平凡和寻常的议题而得以有意义的沟通，甚至得以消解。恰在此时，贝淡宁教授的《我在山东当院长：中国大学小官僚的忏悔》面世了。该书的主要优势恰恰就在于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中国人世界里某些更大和更难理解的方面，贝淡宁阐述了他在这个国家的大学体制中当个“小官僚”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贝淡宁当了五年的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他出生于加拿大，但其整个学术生涯基本上都是在亚洲度过的：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现在又返回香港。除了拥有独特的职业成就之外，贝淡宁还是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他为大众新闻媒体写过很多评论文章，旨在提供有关中国的建设性视角，同时还出版了学术质量上乘的论文和书籍，这些为其赢得了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崇高学术声誉。

《我在山东当院长》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将贝淡宁对中国思想、政治制度的深度了解与日常生活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虽然他在讨论中国某些平凡寻常的生活方面做得十分精彩，但是我们可能感到纳闷，他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描述的这些议题，是否丢掉了值得我们去认真考虑的严肃内容呢？

贝淡宁的第一章包含了他将做出的很多忏悔中的第一个：他承认，自己把头发染成黑色已经有很多年了。就一本应该讨论更加严肃议题的书而言，这样的开头可能让你觉得有些愚蠢。不过，在中国，染头发是很严肃的事。政治人物染发既不是为了吸引人也不是要看起来更年轻一些。正如贝淡宁解释的那样，几乎所有中国官员（包括教授）都染发，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千年之久。黑头发是充满活力和身体健康的标志；它说明此人拥有继续努力工作和为民服务的能力。因此，当官员不再染发，当他的白头发已经毫无遮掩地完全显示出来之时，就已经表明了他要辞去公职的要求，或者是在遭受犯罪指控时博取宽恕和同情的花招。

这里，贝淡宁展示出中国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是生活在非亚洲社会的人常常低估的情况。外貌很重要，它之所以像其他很多东西那样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这里是社会决定的背景而非个体化的背景。保持某种外表，或者更常见的说法“面子”对于维持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非常重要。运行良好的社会共同体除了依靠内在活力之外，还严重依靠光鲜的外表。如若回到我们最初的例子，满头白发的官员看起来可能年迈体弱、疲惫乏力，所以，他们把头发染成黑色就是要向他人证明，自己仍然能胜任现职。个人虚荣心与染发这种实践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将社会团结起来的黏合剂。

巧妙掌握这个议题帮助解释了中国很多令人困惑的做法，比如审查。正如贝淡宁描述的那样，说到教学，老师们实际上有太多不可言说的东西。这和美国简直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我常常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通常我甚至不知道最新的敏感话题是什么，更不要说在这些问题上应该如何表达意见了。与此相反，在中国课堂上，我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我们在中国的确看到的很多审查是出现在媒体上，在涉及政治的出版物中。贝淡宁列举了这些议题，还是忍不住批评了国家在新闻报道、在线博客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力。

说到中国政治书籍的出版，贝淡宁比大多数人有更多切身的体会，但是，他的言论仍然令人吃惊。中国对其著作的审查常常是他提出的建议，比如重新命名政府部门或者政策。“宣传部”从前的官方英文翻译是“Propaganda Department”（最近被更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贝淡宁建议将其改为“沟通部”（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或者“公共参与部”（Department of Public Engagement）。但是，这样的建议几乎都被中国政府审查了，这或许显得很奇怪。毕竟，这是英语本族语者善意的提醒。不过，当我们重新思考染发之事，就能看出一条连贯的思维路线。外表很重要，外表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把社会团结在一起。如果政府不能适当地为自己的各个部门命名，还怎么能管理这些部门呢？

另外一个例子是应对气候变化。就像其紧迫问题包括人权或者在南海的领土主张一样，外表及其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是核心思想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不能被看出轻易在外来强权面前屈服，甚至被人家指手画脚。那样做的话就意味着“丢面子”。因此，西方政客展示出偏离纯粹的（自私的）民族主义意图的动作，或许在为自己重视合作的“外表”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国的途径则完全不同。习近平确立其政治合法性，依靠的是中国将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允许其他国家强制或者建议去采取何种措施。无论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这中间涉及到多少外来影响，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事务的外表仍然是至为重要的大事。这就是中国政府的黑发。

深入钻研中国学界的核心方面，贝淡宁采取了一种平衡策略，一方面赞同外表的重要性，一方面提出尖锐的批评。比如，他描述了指派给每个院系的“党委书记”角色。此人直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某些议题上拥有比院长更大的权力。其实，他们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每五年就要被调整到其他部门，以避免出现任人唯亲的情况。贝淡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些人的行为，但在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义务方面，他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在其他方面，他注意到中国大学就像中国政府的很多部门一样在很多层次上其实是非常民主的。与某些人可能想象的相反，中国有很多具有实质意义的选举---更多依靠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比西方的很多尚贤版本要认真得多。但在中国，选举并不总是有约束力的。在决定聘任谁或者选谁做院长时，院系里的所有教授都会投票，但是，只有上面的少数人实际上做决策。投票的结果会得到认真考虑，而且常常也是得到尊重的，但未必总是如此。

笔者在上海一所中国大学当院长，我对《我在山东当院长》提出两个批评意见。首先，中国极其复杂繁琐的“报销”制度在大学里尤其突出，也出现在各行各业里，但是，贝淡宁的书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国的报销制度是超级复杂的官僚过程，往往让人产生怪异的甚至奥威尔式的感觉，让人极度困惑和沮丧。比如，一笔撰写系列论文或翻译书籍的研究经费需要经过报销手续才能给你。要得到这笔钱，你需要提供发票---包括出租车发票、飞机票、办公用品发票、会议费用发票等等。这个制度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花费几个月时间翻译书与获得这笔钱所需要的四台手提电脑发票或者十本爱因斯坦传记发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制度可以说的话很多，以贝淡宁的地位，他本来可以对此提供深刻的见解和引人入胜的讨论的，有些遗憾。

更加严肃的批评是，贝淡宁在书中忽略了中国更加黑暗的一面。当他谈及辛苦工作的党委书记、津津乐道餐桌上的座位顺序、喝酒礼仪时，其焦点集中在他们如何发挥作用，工作运行正常，人们如何辨认出自己的角色，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这都是儒家的、以阳为基础的那一面。但是，还有更加黑暗的一面，即“道家”的一面，以阴为基础的一面（不仅仅是腐败的“黑暗面”）。这个黑暗面常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没有这一面，儒家-阳的一面也不可能存在。比如，大部分党委书记梦想获得更好的学界声望---很多人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能晋升到政府部门工作（几乎每个官员都是从担任这些职务作为起点，随后被慢慢被提拔上去的。）对于那些壮志未酬者，党委书记的工作往往并不那么让人有成就感；他们既不能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在官职上更上层楼。不是感觉到自己像失意的儒家士大夫，他们能够转向道家思想求助，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数人已经证明了的做法，这一直是那些没有能满足众多社会期待的落魄者能利用的宝贵资源。

在其有关“酷”的章节中，贝淡宁描述了有趣的小黄脸表情符号。甚至高层官员在严肃的交流中也使用这些表情符号。它们能够表达礼貌或尊敬，常常让紧张的讨论变得柔和随意。贝淡宁猜测，在儒家社会中，人们感受到各种社会压力，“酷文化”（culture of cuteness）[…]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从社会角度看重要的生活方式的另类空间提供合理性论证。”今天看来，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是，“酷”或许是新流行元素，道家其实一直就在扮演这种角色，而且相对来说更具深度。在儒家社会，道家思想为人们提供的不仅是新的合理化途径，而且提供了寻求社会合理化本身的其他选择。将精力过多集中在更鲜亮的儒家方面包括酷文化，贝淡宁似乎忽略了事物中更黑暗的道家一面，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我在山东当院长》提供的很多东西在本质上属于道家思想。

二十多年前，贝淡宁怀揣着成为中国政客的梦想来到中国。既然实现了这个梦想，他开始反思，自己没有真正完成这个任务。贝淡宁宣称，副院长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他更多是一种“象征性”人物。笔者作为“上海院长”想提出不同的看法。虽然贝淡宁或许将其角色更多视为一种创新，而非实际的领导岗位，但我怀疑他周围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外国人常常喜欢装酷或者在中国扮演象征性角色，但是，这并不能回避其拥有真实的影响力。正如中国高级官员在交流时也使用小黄脸表情符号，外表在政府管理中至关重要，象征性院长发挥的作用或许比他想象的更大。其实，在他的最后一章，贝淡宁本人提供了有关象征性领导的极具说服力的论证。他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优势。

如果和贝淡宁的其他著作如《贤能政治》（2015）和《正义层秩论：为什么社会等级差异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很重要》（和汪沛合著2020）相比，《我在山东当院长》的贡献看来似乎有些随意性。有些章节集中在琐屑的议题上如染发和使用表情符号等，作者依靠一系列个人逸闻趣事的方式讲述的。但是，终极而言，本书谈论的是如何欣赏外表扮演的角色，为我们打开大门去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其中，外表概念真正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作者简介：德安博(Paul J. D’Ambrosio) 美国波士顿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文化中心主任。主讲中国哲学。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儒家、道家、新道家、中古时期中国思想、当今以用户资料为基础的身份验证以及人与人工智能/算法之间的关系等文章。

译自：An Insider’s Look at China’s Outside Reality: On Daniel Bell’s “The Dean of Shandong” by Paul J. D’Ambrosio

An Insider’s Look at China’s Outside Reality: On Daniel Bell’s “The Dean of Shandong” (lareviewofbooks.org)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和英文原刊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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