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年理学班会讲综述（上）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七月初四日己酉

          耶稣2023年8月19日

2023年8月5日至8月10日，钦明书院第八期理学班会讲顺利举办，今兹述会讲详情如下：

8月5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许家星教授发表名为《良工心苦，述作一体——略论朱子的治学精神与方法》的主题讲座。朱子自述其《四书章句集注》字字称等、无一字闲，而深有解人难遇之感，故发出“良心工独苦”之叹；又认为会其解经之意，良非易事，而有“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诫。许家星教授则尝试通过还原朱子著述《四书章句集注》的具体过程，以见朱子著述之良苦用心及其述作一体的思想精神。许教授从朱子对他人言论的引用入手，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他人言论存在“易其文而未改其意”和“易其文而改其意”两种类型：其中“易其文而未改其意”包括化繁为简、改粗为精、化俗为雅等等，主要是通过增删合并而调整文本表层的文辞之义，以求其精要切当；而“易其文而改其意”则包括改易概念、调整义理等等，主要是朱子对引文的思想内容存在不满，因而对其内在义理加以损益。从“易其文而未改其意”之中可见朱子“述而不作”，而从“易其文而改其意”之中又可见朱子“寓作于述”。许家星教授通过细致的考证与分析，认为如果《四书章句集注》的读者如果不能重走像作者那样的艰苦心路，最终也难以明白作者对于文本字字称量的良苦用心。

5日下午，开展本年度关于“理学研究方法论”的常设议题讨论，由理学班的四位班委进行引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吴婕区分了经典、解释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认为经典本身无待于解释，而解释的最终依归也只为求诸经典中的圣贤本义与圣贤之心；当代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建立中国诠释学体系来理解经典，然而理学的原典解释和“诠释学”的路径仍有较大区别。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师李秋莎认为既有的诠释学、文献学、历史学等方法都可以拿来研究理学，但理学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往往只成为一个对象化的存在；而如果我们不以既有的方法来限定理学，也可以以理学本身来施诸诸般学术、施诸广大生活。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张茹梦把朱子对于先圣先贤的工作分为注释经典、厘定道统、选编或解义前贤之论等方面，并认为朱子的解经法体现出了他重视经文本意、由经文以求圣人之心、比对参照诸家异同、宁可阙疑也不穿凿附会的为学特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刘晓飞从对朱子“述作一体”的精神的分析入手，认为当代学界理学研究法的两个常见病痛：太重视“述”而把复述的工作做得过于低下；或者太重视“作”而在阐释的过程中以己意凌驾于经典。随后，各位理学班的参与者轮流发言，并由丁老师做出了总结。丁老师对大家发言的全面性予以了肯定，但认为理学的方法不应仅仅局限于“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讲论之际”的文字讲论工夫，而更应重视“察之念虑之微”、“验之事为之著”的日常实践领域。

8月6日上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张传海首先进行题为《道德三义》的报告。报告提出：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中曾论“道德理性三义”为“截断众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此三义于儒家道德似是而非，只是以灵觉言道德，是对儒家道德的三重遮蔽。重新归本儒家道德之原义，儒家之道德虽然以“得之于心”为要义，却以“得道”为根本，其源头在性与天道之学。由此，揭示出道德之三重涵义：天道与天德、天之道与性之德、天德与王道。三义同归一贯，有以见性之体与天人同功之妙。

丁老师教正道：此道德三义，可以文中所引陈北溪“天德四义”对应，陈北溪曰：“所谓天德者，自天而言，则此理公共，在天得之为天德；其道流行赋予，为物之所得，亦谓之天德；若就人论，则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谓之天德；其所为纯得天理之真，而无人伪之杂，亦谓之天德。”此四义分“自天言”、“以人论”两层，第一层第二句与第二层第一句言人、物得天理，实为一义。此三义可对治今人论“道德”三病：一为只论人不论天，一为只论德不论道，一为只论常德不论至德，以常德的名义拒斥至德且不以至德保证常德。

6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冉的报告题为《论〈中庸〉首章的“大本”与“达道”——以朱子〈中庸章句〉为中心》。报告提出：《中庸章句》定本对“大本”与“达道”的理解从溯其根源、明其文意、定其性质三方面进行改定，凝结了朱子在中和新说之后的二十年中，思考中和问题的新进展。朱子改变了以往理解天命流行中对“性”、“大本”的悬置与空说，不再一味从“达道”中寻找“大本”，使天命之性立定在先天主宰、形上根本、纯粹至善的意义，体现出“体立用行”的架构。而以“循性”解“达道”，说明道是性中条理，循性自然流出，这让达道作为当行之路，展现为普遍内在于人物的真实能力，进而揭示了达道的内在性、自然而当然性。《中庸章句》中的大本与达道，一言以蔽之即“道之体用”，最终彰显出“道不可离”。但是朱子在强调大本圣凡皆同的情况下，同时认可已发与未发时“离道”的情况真实存在。

丁老师教正道：文章对《中庸》首章全章的理解不足，掐头去尾地解读第四句，导致了一些理解的偏差，应该在整个《中庸》首章甚至整篇《中庸》中去理解“大本”、“达道”，如“大本”、“达道”可对应末章“笃恭而天下平”，“大本”对应“笃恭”，“达道”对应“天下平”。关于“大本”圣凡所同还是圣凡所异：圣人有中，常人也有中，但圣人是使其中为中，而有大本。

7日上午，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林小芳的报告题目为：《〈中庸〉“致曲”的释义——以朱子和船山的对比为中心》。朱子对《中庸》第二十三章有详细的注释，而船山在对此章理解多不认同朱子。报告指出，朱子解释中的“其次致曲”之“曲”是善端发见之偏，此偏发由来于气禀对本体之明之呈现的影响，所以学者“需要就其善端发见而不断推扩至其极致以贯通全体”；而船山则以“曲”为具有流行整体的一截，理气皆善，“曲”是经学、问、思、辨而得的“诚的初始阶段”，学者在“执”和“致”两面用笃行之功。上述差异根本上是对“诚”在人身上应为何种状态理解不同所致：朱子认为或存或亡的一偏之善不足以谓之“诚”，船山则认为即使实现得不够彻底，“全体流行之一截”也是整体流行之端。

与会成员讨论后，丁老师指教：对“曲”字当拿回到《中庸》本文说，并领会其从理气论而言是怎样形成的。船山往往要对着阳明说话，以至于在面对朱子时因为这一用心而失之刻意；“曲”有“偏”义，有“小”、“边”义，有“不直”义，“致之”对应也就是让偏的变全、小的变大、让边的居中、让不直的变直，朱子取第一种理解；“致”之所以为“致”，则在于把本有的东西推致之而使之高明广大，以至于其本然。

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祁博贤的报告题目为：《朱子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诠释及其意义》。报告分作“克己”“复礼”“为仁”三节，且侧重诠释史的梳理。报告认为，朱子以“胜”解“克”、以“身之私欲”解“礼”，源自刘炫与二程，是说强调主体内在修养工夫的迫切，学者通过“穷理”与“克己”的交相推进完成其自我修养；朱子对“复礼”的理解来源于二程，与“克己”存理去欲的工夫并无根本不同，到晚年朱子倾向于认为“复礼”不能等同于“克己”，“复礼”额外承担指向具体礼仪法度的工夫意涵，“复礼”与“克己”在工夫论上作为一整体，而互相有着除弊的作用；学者对朱子的“为仁”有两种解释，一为“是仁”，一为“行仁”，报告认为对“为仁”不必明确取一解，但“为仁”有着求仁的工夫义无疑。

与会成员讨论后，丁老师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不能作三节看，也不能把“克己”、“复礼”作身心内外分别看；“复礼”不能说是合乎节文，后文“请问其目”说的都是身上工夫，“复”本有自然从容意和表里俱到意；“己谓身之欲也”，不是说己的文义是私欲，是说己指的是私欲；“克己复礼为仁”，“克”字用八九分力，“复”字用一二分力，“为”字全不用力；这一章首句引用古语，此句作解释，尾句说效验，“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复礼”在我，“归仁”则是天下的事，“勿”字重，说的就是“克己”的工夫，非礼者勿则礼复；“克己”不需要前提或条件，类似“内自讼”“寡欲”和“求放心”，未有不克己而能格致者，克己必至于复礼而见其所以为仁；圣人不说“非礼勿思”，因为视听言动皆可见可闻，“勿”字便要用思，“思”本身就是作圣的工夫。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