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新境界 

作者：张道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原载《山东大学报》2023年4月26日第12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当代中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要思想演化趋向。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曾长期规定并维系着古代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社会秩序；因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必须首先恰当解决如何实现传统儒学的当代转化与发展的问题。目前，我国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毛泽东）的方法论共识，也正在探索转化、发展传统儒学的方向性共识。而在新时代的传统儒学当代演化的理论进程中，还需要找寻能够凝聚传统儒学当代化之基本共识的实证材料与理论坐标系，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对儒学进行理论重塑的基础上开辟一个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新境界。

一、充分总结传统儒学近代转型的经验教训

如果我们承认今天的中国是在历史中国的延长线上，那么也能够认识到儒学的当代化发展必然也要在总结近代以来传统儒学现代转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儒学当代化的重要议题，主要是由哲学家与政治学家首先提出并参与讨论的：这一方面使得儒学问题的研究逐渐突破了史事脉络梳理的性质，取得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含量与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儒学的理论性研究轻视了其演化发展的实证材料，儒学的实证性研究失却了其应有的现实关照。这是目前传统儒学当代化研究领域内亟待突破的认识瓶颈之一。

总结近二百年来传统儒学现代转型的经验教训，仍需要恰当审视儒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相关实证材料。儒学在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中发挥了全局性的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学的这个全局性影响力也波及到了当下社会。今天中国大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所谓祭孔读经、政治儒学、新康有为主义、贤能政治等主张，皆能够在民国时期觅得二三踪迹。而中国近代的实践已经证明，儒学“在旧时风景中幻想未来蓝图”（葛兆光）的上述一系列主张在当代中国已经行不通了。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故今日实在没有必要把近代中国已经证明无效的诸多尝试，再次改头换面一一实验一番，那除了耗费学者精力、国家财力、国民耐心外，几无益处。更进一步讲，如果认不清儒学在中国现代转型中已经逐步跌进历史的尘埃里这个基本事实，就不能深刻理解儒学当代化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基本判断的深刻用意，那么关于儒学当代化的一些主张就会呈现出“非常异义可怪”的面貌。

从社会转型与国家意识形态转型视角来看，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基本上是处于崩溃、退场与重塑阶段，处于不断地跌到历史尘埃里的进程中。近代中国传统士大夫、现代新儒家等群体当然在不断地试图扭转这个趋势，同时民国时期的两届中央政府——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尝试改造与运用儒学，但皆未能扭转儒学的命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由民国时期两届中央政府主导的两次中国现代转型尝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其意识形态重建失败、儒学重塑路径失误的影响。因而，从历史学角度回顾民国时期的儒学演变问题，更多的是总结儒学意识形态在这一转型期的失败教训乃至实践陷阱的问题。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民国时期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关系演变的相关实证材料，将能够作为各方讨论儒学当代化问题所共有的认识基础。

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理论指导

总结传统儒学近代转型的经验教训，是为了凝聚传统儒学当代化的共识。而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方向性共识的取得，一方面需要充分正视总结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能够恰当评估传统儒学近代转型经验的理论坐标系。以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文化、宗教等等的讨论，在学术研究方面固然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但是却回避了儒学在古代中国曾经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回避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许多关键问题将无法得到完整呈现，近二百年来传统儒学现代转型经验的历史镜鉴的价值也将随之大打折扣。这是目前传统儒学当代化研究领域内亟待突破的理论瓶颈之一。

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同时关联着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重要概念，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儒学演化现象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意识形态”是一个基于认识论而产生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则赋予其改造世界的语义指向。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改造世界语义指向相类似的“大道”“王官学”“上帝之城”“无形之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类似提法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即人类社会的运行存在着一定的规则与秩序。所以意识形态等类似概念的改造世界语义指向的本质，就是试图对人类社会某一领域的运行作出安排。

那么，重新明确儒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当下又有哪些理论优势呢？其一，或可化解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争。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皆是儒学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二者将能够在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理论工具的指引下，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因而不可偏废。其二，或能回应儒学是否为宗教的问题。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试图对人间秩序作出全面安排，这其中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宗教领域的相关问题。其三，或可正面回应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正义性问题。在实践的层面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在当代中国走向深入，必须同时解决儒学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及其当代价值问题。

探索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必须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最新成果为指导。而重新评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的坐标系，不是宗教、哲学、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视角所能代替的。这个意识形态理论的回归及其对儒学的重新安置乃至理论重塑将避无可避，是传统儒学当代化进程上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课题。

三、探明新时代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方向与路径

在当代中国对儒学进行理论重塑，必须首先明确传统儒学当代化的必要性。虽然中外国家之间、古今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毫无疑问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治理问题。人类社会的健康运行需要一定的秩序，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活着的人们就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索和实践。在人类社会的治理问题上，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在历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理论结晶，这是今天治国理政中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和思维材料。

那么，如何探索新时代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方向与路径？这或许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凝聚共识：

其一，借助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工具，我们才能看清儒学已经跌进历史的尘埃里这一基本状态，才能真正避免理论界的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实践领域的一些不可回头的陷阱。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关照下，以清醒的时代意识树立破立并举的思考格局，才能够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宜的儒学当代化的新方向。

其二，目前儒学这一重生之物的现实形态及其实践指向还并不明朗，目前只宜处于理论重塑的阶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方思想资源之一，这是对儒学当下发展阶段的精准定位。只有传统儒学当代化的理论建构的基本方向正确，精耕细作的儒学研究、大刀阔斧的儒学实践才有意义。

其三，构建推动传统儒学当代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融合发展的思想交流平台。这一举措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进程、传统儒学当代化理论进程得以落实的真正抓手。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新文科的学科融合及传统儒学当代化的当下阶段中，构建一个有利于理论重塑与思想碰撞的交流平台是当务之急。而上述探索必须触摸时代脉搏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而思想平台的建设也必须依托于高校等科研院所，依托于（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

当下我国正处在百年来最理想的历史机遇期，欲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期而奠定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根基，就必须首先摆脱儒学内部各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无益实验、跳出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实践陷阱。因而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当务之急，应该还是能够在总结近代以来儒学转型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坐标系中取得一些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方向性共识。

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作为观察近百年来儒学演化基本局势的理论工具，不仅有利于认清当下儒学所面临的“在尘埃里开出花来”的思想境态，更为传统儒学的当代化及其理论重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坐标系和理论工具。把传统儒学当代化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演进轨道中，开辟出一个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新境界，才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深厚且牢固的思想基础。当下中国这个能够从容思考、从容探索的历史机遇期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也有必要对此具备清晰的时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