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哲学史中的朱子学研究

——“朱子学综合研究”会议综述（上）

作者：李秀伟 李鑫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五月廿四日庚午

          耶稣2023年7月11日

作为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以其自身的广大与精微成为近世以来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思想地标，也是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023年6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以“朱子学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背景，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朱子学综合研究”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多位学者参会。会议内容涉及朱子学的诸多方面，如朱子的经学研究、朱子的哲学研究、东亚朱子学研究、朱子学中外比较研究等。

经学是朱子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次会议中，关于朱子五经之学中的《易》学讨论最为突出。清华大学哲学系丁四新教授介绍了《周易本义》的撰作背景、文本构成与书写观念。他指出，《周易本义》是以《程氏易传》为反思对象，直面《周易》经传本身的问题，吸取当时的《易》学成果，并在朱子本人思想性格、理学建构之旨趣的影响下撰作的。《周易本义》认为《易》本为卜筮之书，推崇邵雍的象数之学，认为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应分别看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王新春教授论述了朱子的《周易》诠释及其对儒学的深化。朱子认为符号之《易》最为圆融，他辨析文字诠说之偏弊，打破经传不分之成见，从历史主义把握《易》之本然。朱子对符号之易与画前之易的阐述具有深厚的天人之学的意涵，丰富深化了儒学的文化价值系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章伟文教授通过朱子易学论述其历史哲学。他认为，在朱子看来，阴阳观念的流行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阴阳之理作为形上本体，通过历史变化呈现自身，政治与社会历史发展中有其规律。李震指出，既往的朱子易学研究多重视《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以及《语类》《文集》中的相关材料，对《朱文公易说》的关注不足。他提醒学者注意此书的重要价值。胡海忠阐述了《周易本义》的解释体例问题。他指出，《周易正义》的上篇（前三十卦）、下篇（后三十四卦）在解释格式、思想倾向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张力。与上篇相比，下篇的解释格式更为严整，注重通过固定的易例、科段对经文的层次进行划分。上篇通常从物象、人事两个维度来解释卦爻辞，下篇并举物象、人事的解释模式就不再出现。上篇重视对元亨利贞四德的阐发，这在下篇的解释中并未充分展开。自然概念在上篇中频繁出现，但这种观念又为下篇所无。

关于朱子的《春秋》学。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尚英介绍了黄震、吕大圭、吴澄、程端学等宋元儒者对朱子《春秋》学的继承与修正。一方面，他们继承朱子反对一字褒贬与以义例解《春秋》的观点，一方面，构建了新的体系。他们开辟了宗朱的《春秋》学派，促进了《春秋》诠释理论的变化：由关注文辞转向事件本身。

朱子礼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张涛阐述了朱子与通礼传统的关联。他指出，朱子撰修《仪礼经传通解》主要是鉴于礼乐废坏，无有全经，因此欲以《仪礼》为经，取《礼记》附于本经之下，以注疏诸儒之说。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开创了后世通礼传统。元明清学者整编三礼以求贯通，其在分类、改变、附论三个方面都可溯源至早期礼学方法。

朱子四书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智忠教授讨论了朱子《中庸》首章诠释中强调不可将戒惧与慎独作为一事的思想及其所引发的争议。他指出，朱子强调戒惧工夫与慎独工夫的相分，二者分别对应于未发、已发，戒惧是统体工夫，慎独则是在戒惧工夫上的“又加谨焉”，两种工夫可以相互贯通。朱子身后，其新解成为主流看法，但也受到一些质疑，其中尤以饶鲁为代表。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敬峰以蔡清《大学蒙引》为切入点讨论了明代中期朱子学的自我修正与开新。他指出，蔡清的《大学蒙引》倚重但不陷于训诂、尊奉但不墨守朱子的学术。其经典诠释具有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对朱子学的修正与开新，二是遥启清代汉学。南昌大学哲学系刘兵论述了真德秀的《大学》诠释特点，指出其在《大学集编》中依傍朱子、疏通朱说，在《西山读书记》中开始进行“广大学”内容的编纂，呈现出丰富、发展《大学》内容的特点，在《大学衍义》中则舍弃传注之说，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关于人君为学的《大学》体系。整个过程呈现出从“依傍门户”到“自出一头地”的转变。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孙玲玲论述了李光地《中庸章段》的分章结构及思路，并与朱子《中庸章句》进行比较。她指出，李光地对《中庸》的分章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将《中庸》全篇纳入首章的框架之下，其对《中庸》的阐释则显出义理与分章相发明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考察了朱子“礼即是和”观念的影响。他认为，朱子在对“礼之用，和为贵”的解释中，在义理与方法上均有创新。一方面引入体用论的解释方法，一方面对“礼”做重新界定：“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朱子的解释为后世儒者普遍接受，同时明清诸儒也在此基础上，时有扩展发挥、多有新意贡献。

朱子的哲学研究。这一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等。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赵峰教授讨论了朱子哲学及中国哲学研究的方向与目标的问题。他主张应在文明全景视野下来寻找中国哲学的定位。朱子哲学的目标在于升级、改造神圣文明，建立世俗文明与神圣文明的内在联系。这可以用横渠四句很好地概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丽珠比较了朱子与周敦颐关于“太极”之内涵的观点。她指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并非二物，而是异名同实的统一体，也是宇宙创生的最终根据。他认为太极、诚、神皆可用来指称宇宙最终根据、创生根源。朱子认为太极乃形而上之道，是动而阳、静而阴之理，是至实的存在，太极即理、即诚，三者同实异名。在“太极—诚”的模式上，朱子与濂溪思想是一贯的，对“神”这一概念，朱子则有更多解释，神有时指形上之理，有时指理之妙用。厦门大学哲学系冯兵教授从形态、结构与性质等方面论述了朱子的“命”观念。他指出，朱子的命论具有“动—静”双重形态与“理—气”二元结构。静态层面的命以理言，具本体论意义，动态层面的命以气言，具生成论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莹以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为中心，通过分析“气不用事”对未发之中、四端之善以及未发之气的影响，展现“返礼学”思潮从朱子学中开出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她指出，气不用事大体上是通过对气的限制以保证理之纯善，这种限制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上承朱子理本的主张，认为气兼具善恶，只有理是纯善的；另一种遥接横渠的主张，认为气亦有纯善的本然状态，其代表即是栗谷提出的“本然之气”。后者正预示着17世纪礼学时代的来临，为性理学由气入礼的转型提供了形上学依据。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李浩然论述了朱子的华夷观念，并引向中国哲学的归统与建统问题。他指出，朱子从性理的维度分析了华夷之辨的内涵，构建了一个超越对立的华夷秩序，中国与夷狄没有先天的等级分别，而是时时处于一种互待的结构中。朱子华夷观念的互待结构，适用于中国哲学的归统与建统，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哲学与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

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旨趣。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论述了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旨趣。他指出，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知识论，而是一种工夫论，是为学、求道、成圣的起点，是朱子理学的“第一义”。“格物”指理而言，是零碎地单个地求理；“致知”则指心言，是从整体上对理的认知。格物致知就是合内外之道，是外在之理与内在之心合二为一。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旨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认知与悟道问题。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