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存在主义者卡尔·雅斯贝斯

作者：德布拉·卡斯维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萨特因为存在主义而天下闻名。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于他，而且提供了一种摆脱绝望的方式。

在德国西南边陲、靠近法国和瑞士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的废墟中寻找吃的。1945年 摄影师沃纳·比肖夫(Werner Bischof)

据说，存在主义诞生过很多次。有名的诞生包括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哥本哈根忧郁、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让·保罗·萨特1945年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巴黎魅力。也有一些不那么知名的：其中之一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著作中传记、戏剧和哲学的经常性互动；另外一个是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海德堡中对心理学和哲学的微火慢炖。

相对来说，后者不那么知名，这在哲学史上属于很奇怪的反常状况。毕竟，他的著作开启了一种特别的法国存在主义流派，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每个著名存在主义思想家背后都藏着雅斯贝斯，这并非夸张的说法。

雅斯贝斯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哲学家圈子里被详细地讨论，并不仅仅因为它和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主义是几乎同时提出来的。不过，他的哲学相对来说被忽略了，仅仅作为真正的存在主义者到场后的背景。其实，萨特在确定自己对存在主义的描述时提到了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具体提到马塞尔和雅斯贝斯都是天主教存在主义者。前者确定无疑是天主教徒，法国存在主义的关键创始人，但雅斯贝斯不是---他来自德国某个路德派地区，虽然粗略研究一下他的哲学就显示出他常常提及上帝，但是更仔细阅读后就会发现他并没有教派标志。这种被贴上错误标签和遭到误解似乎成了雅斯贝斯的宿命，甚至在其祖国德国，他的哲学声誉很快就因为海德格尔哲学以及影响更大的人物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乔治·卢卡斯（Georg Lukács）而相形见绌，他们都对他的思想提出过批评或者根本不屑一顾。

雅斯贝斯成为已经被遗忘的存在主义之父。但是，如果考虑到他首先不是哲学家的事实，作为被遗忘的哲学运动之父或许令人印象深刻。雅斯贝斯1883年出生于奥尔登堡（Oldenburg德国西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下萨克森州境内），最初学习法律，随后接受了当医生的训练。虽然在学习中对哲学尤其是巴鲁赫·斯宾诺莎和伊曼努尔·康德感兴趣，但他最擅长的仍然是心理分析。在海德堡学习期间，他遇见了来自正统派犹太人家庭的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虽然他的研究焦点仍然是医药，他的临床实践和和理论研究都在心理学方面，但他对哲学的投入仍然持续不断。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普通精神病理学》 (1913)是心理分析学教科书，使用了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作为理解和范畴化精神疾病的起点，同时也引用了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理解和解释的区分，并提出他自己的精神分析途径，他在序言中写到，心理分析师的任务是“学习观察、提出问题、分析和用心理分析的术语进行思考。”

虽然这本书在德国和国外都取得了成功，但雅斯贝斯离开心理分析领域：先是转向心理学，后来转向哲学。从1919年之后起，他的教学和写作转向更具明显哲学色彩的话题，并让其与心理学进行对话。这清楚表现在他的一本从心理学转向哲学的转型著作《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1919)上。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列举和探索基本的心理学习性和心理态度。人类精神生活被主体和客体间的区分所构成，我们的其他自相矛盾的世界观（antinomical worldviews）就源自这个独创性的二律背反。那些世界观及其构建都不是中立性的，人类存在的任务就是找到我们世界观的局限性，能够遭遇和选择更真实的可能性。通常，心理分析中间穿插着他对克尔恺郭尔和尼采的讨论---尤其是强调克尔恺郭尔的选择，每个个体都必须做出选择，并对此承担义务和责任。

这个文本对其思想的重要性是它引入了他影响最大的观点之一---边界或者界线处境（Grenzsituationen临界状况，指人面对的死亡、苦难、斗争、罪过等处境。人的存在总处在一定的状态之中，包括外在环境和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是人的存在所不可回避和改变的状态。它是人的存在的边缘，就像一堵墙，我们必然要撞到它。---译注）的观点。这些是主体体验到恐惧、内疚、焦虑的处境。在此，我们体验到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正如雅斯贝斯所说，“一切都在流动中，处在坐卧不宁的移动中，处在问题中，一切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对立的，从来不是整体的、绝对的、根本性的。”虽然是负面体验，但这些处境让人类意识遭遇其局限性和限制，并超越它们。

世界观是一个硬壳，它阻止我们体验可能挑战我们世界观的东西。

面对临界状况（包括死亡、苦难、偶然性和罪过），雅斯贝斯写到：

实际的---思考、感觉、行动---可以说人类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在他之前是客观性领域，在他背后是主体的权力和能力。他的处境由双方决定下来，他之前是客体，他之后是主体，两者都是无限的、无穷的和无法穿透的。两边都存在决定性的二律背反。

人们必须行动，从这个处境出发超越那些边界。这种“活着的过程”（lebendige Prozeß）涉及到抛弃为你设定边界的世界观，创造另外一种世界观。世界观非常像寄居蟹，它有一个硬壳将我们围起来包起来。接着，这硬壳阻止我们体验能挑战我们世界观的东西。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参与这一人性趋势，将主体从这些硬壳（Gehäuse）中走出来。但是，这并不是说到那时我们就没有世界观而是说我们在此过程中经常与它们交流。世界观的交流既是消解也是重建过程，正如雅斯贝斯所说“不是一次性过程而是一直活着的此在的新形式。”该消解和重建过程是必要的，正如“没有坚定决心就没有萎靡不振，没有装箱构建，就没有破坏毁灭。”虽然不是明确的存在哲学，但该著作的痕迹持续存在于雅斯贝斯后期更具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中。

科研焦点的转变导致其学界岗位的变化。最初被聘为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的老师，雅斯贝斯在1922年获得哲学教授职称。在海德堡工作期间，他开始与海德格尔通讯交流，两人保持这种通讯联系，后来在海德格尔1933年加入纳粹党之后，他们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了。虽然两人都对德国和法国的存在主义产生了影响，但后来关系的标志主要是分歧和批评。在海德格尔的推荐下，雅斯贝斯指导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关圣奥古斯丁爱情概念的博士论文，与她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在海德堡的其他联系人还包括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纳粹崛起期间，德国大学变化的气候给雅斯贝斯带来了影响：由于他的个人观点和婚姻，1937年他被调离教学岗位，1938年受到出版发表禁令的约束。因为不能离开德国或者在其他地方谋职，他和妻子在被捕的时候只好将毒品氰化物胶囊拿在手里以防万一。因为战后他的名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损害，雅斯贝斯成了备受尊重的公众人物，虽然这更多出于政治而非哲学的理由。后来又因为撰写有关民主、大学理念的文章，探索个人的、集体的、形而上学的德国内疚和责任等问题，以及提出人类面临的生存和核武器使用等问题，他的名望越来越高。不过，因为不满德国政治生活，他放弃了德国国籍，迁往巴塞尔，加入瑞士国籍。

从哲学上看，雅斯贝斯最著名的是其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体现在其三卷本的著作《哲学》（Philosophie (1932)）中。虽然确定了生存哲学，但他并没有认为这是存在主义研究。在《哲学》德语版第三版的后记中说，他认为自己在出版禁令期间创造了“存在主义”这个术语，但在1945年后却发现它实际上出现在法国，附着在某种方式上类似的哲学上，不过，这和他的想法有区别。雅斯贝斯刻意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保持距离，认为这种哲学既不是他预测的，也不是渴望追求的哲学。不过，雅斯贝斯的思想包含了很多可以大胆地说对存在主义特别关键的主题：焦点集中在个体上，强调特定情感和状态的重要性，呼吁自己做决定，提出过真实生活的指令等。在为内疚、痛苦和死亡所困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反对我们存在的有限现实。

雅斯贝斯和更流行的存在主义观念保持距离与其生存哲学的目的和目标有关。三卷本《哲学》的目的是探索如何从哲学的角度存在于世。哲学不是推理行为，而是一种活动：是面向世界的一种关系。三卷本《哲学》可以被视为使用手册。它们从自我的立场开始，即刻在世界内找到自我，从此，人们必须找到存在之道而不是询问存在是什么。三卷本《哲学》每一卷都是在处理人类存在和参与世界的不同方面：定位、存在和形而上学超验性，以及与其相关的知识形式（客观知识、主观性自我反思和形而上学的象征性解释）。这些存在阶段相互持续捆绑在一起---我们不知不觉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向自己提出问题，我们发现找不到存在基础和理由，因而超越自我去寻找存在真理。

跟随其早年心理学探索的脚步，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焦点是个体以及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上。个体在世界内，但和世界不是一体。可是，由于个体存在于世，我们不能完全与世界区分开。我们在自己的个体性和世界似乎提供的整体性之间拉扯。某些处境提醒我们比他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和从前一样，这些是边界或临界状况，划定内疚、痛苦和死亡的边界。我们从来不能回避这些处境：人生从来不能避免痛苦或者内疚，我们也不能避免死亡。我们从这些状况中找到应对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自二律背反之道。我们或许觉得自己是拥有无限潜能的主体，我们感受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但在为内疚、痛苦和死亡所困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反对我们存在的有限现实。

在这些处境中，我们不得不行动。我们不能停滞或者呆在那里，我们不得不超越这些处境，否则就将失败。我们能更进一步将自我封闭在“此在”（Dasein单纯的存在）中，或者超越这种状态进入生存(Existenz)。做出有关自我的决定的超验性运动将带来我们与世界的新关系，我们就是在世界中发现自我的。

这个变成持续过程的运动就是哲学性地存在的含义所在。我们必须决定有关自我的某些事，为我们自己决定某些事，在没有任何确定性或者外在认可或客观知识的情况下做事。生存就是真实性地存在。我要么允许事物“作出有关我的决定---像自我一样消失，因为事情就那样发生了，并没有真正的决定---要么我创造性地应对存在，带着必须做决定的感觉成为我自己。”雅斯贝斯写到。临界处境（Grenzsituationen）为我们提供了成为自我的机会，就在我们睁大双眼进入其中并决定我们与它们的关系时，我们“哲学性地存在，就是生存（Existenz）”。我们必须进行这种运动，这很好说，但我们实际上做什么？如何做呢？将作为克尔恺郭尔式信仰飞跃的这种运动如何转变为寻常性心理变化或许很有帮助。这个运动不仅仅是以焦虑为标志，也许还有其他形式的克尔恺郭尔式内容。不过，我们无需像克尔恺郭尔那样维持七万英寻(测量水深的单位)远的位置，因为雅斯贝斯认为生存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解脱。这个解脱与他自己有关上帝的信仰有关，从形而上学角度看，上帝就是超验性的基础。

在与上帝的关系上，雅斯贝斯的目标不是信仰，而是有一种信念，朝向某个我们该相信之物的运动。在超验性上，存在一种朝向统一性和稳定性的运动，但这个运动从来不能达到目标。这种经常性被推迟的知识是我们在象征意义上参与形而上学超验性的方式，是传播给给我们的生存密码。在世界内，我们能够在艺术、宗教、自然和哲学中辨认出超验性密码的痕迹。因为“不存在生存和超验性等同的问题，”超验性没有也不能直接来到生存身边。相反，“它作为密码来到心灵中，即使此刻不是作为对象，可以说，这个对象与所有客观性不一致。”雅斯贝斯写到。这个密码“在生存和超验性之间协调沟通。”

这个密码进一步阐明了生存的焦躁不安的、移动性的特征：它让超验性进入心灵，但不是以类似超验性、上帝或者密码变得众所周知的方式或者成为心灵对象的方式。相反，“从来不直接走近隐藏起来的上帝是哲学性生存必须承受的命运。如果我准备好了，密码会说话。”雅斯贝斯写到。人类存在的答案从来不能给现成的，因为它一直在到达的过程中。相反，我们是总在超越自己。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是我们也积极地参加到这种超验性交流中，沉浸在变化中的多功能的密码写作中。

如果超验性固定在寻常世界和范畴中，结果就是海难。

这是一种从来不能完成的解释性任务，但是我们还是被吸引到这里。比如，我们在与和我们有个人关系的上帝建立关系中自己写密码。上帝就像超验性一样总是处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创造自己与上帝的密码，其中超验性离我们更近一些。这从来不能让我们走近上帝，也不能解决紧张关系。但是，这个运动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着“寻找存在之美的热情”的角色。毕竟，我们不能够逃出世界，也不应该想着逃出世界，雅斯贝斯写到“我真的只爱超验性，因为我的爱改变了世界。”

这并不是说他的哲学是宗教哲学。在雅斯贝斯看来，任何宗教哲学让上帝和生存变得为人所知。这样做，人生已经为你决定了，而不是你自己去找到它。相反，生存必须保持不确定的状态，上帝必须是个奥秘，而且一直是奥秘，但我们必须有信仰，不过不是相信哲学家的上帝也不是神学，而是“处于在每个生存中实现的超验性，但所有人都看不见。”信仰不是休息或者稳定性，它是自我和不相信之间的持续性紧张关系。上帝的观念承诺一种开放性、自由和自我起源。只是在思考失败时，我们才能确认真正的哲学性上帝观。从那里，我们知道上帝是什么，而不是什么上帝。我们在超验性运动中与上帝联系起来，但因为上帝是隐藏起来的和不可认知的，这个运动无法确定范畴，但有经常性的要求。因此，每个个体的生存特征是经常性的选择、坐卧不安和朝向神圣性的运动。它必须面向上帝，因为如果超验性固定在寻常世界和范畴中，结果就是海难（Scheitern），就是遭受挫折。

雅斯贝斯的体系要求上帝---存在性的、个人性的、心理性的---但是克制自己不说是上帝。因此，雅斯贝斯区分了宗教存在和哲学存在。我们与超验性和上帝的关系必须不能以牺牲不确定性和哲学活动为代价。在雅斯贝斯看来，神灵必须被寻找和建立关系，即使这仍然必须处于隐藏状态，这种强调人类自由是将他和存在主义联系起来的另外一条线索。另一方面，宗教体验和神秘体验意味着牺牲你的真实选择而追求超验性，或者让你离开所在世界。

雅斯贝斯的存在哲学对宗教哲学是开放性的，但他强调超验性的不可知性和密码的推迟，这抽出他思想中的神圣性。但是，想到存在主义哲学，除了克尔恺郭尔之外，我们觉得它并非朝向神圣性的哲学，但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的确包含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很多其他特征：强调焦虑，死亡意识、个体选择的重要性、选择自由等。我要说这正是我们今天仍然应该阅读雅斯贝斯的很多原因之一。雅斯贝斯赋予自由责任和目的，为我们提供了摆脱绝望和焦虑的方法，同时并没有牺牲存在的坐卧不安。其次，他的思想提供了探索存在主义历史的很有帮助的锚。正是在这里，萨特将雅斯贝斯错误概括为天主教存在主义者的说法有一些帮助。萨特认为这---很可能源自马塞尔对雅斯贝斯的使用---帮助我们看清他的有关存在主义是什么和它如何出现的叙述未必可靠。通过关注雅斯贝斯，我们能够看到后来成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东西很容易是其他东西：有关自我及其选择的东西，但带着一种自我，不是孤立的，不是被宇宙被抛弃的自我。

所有这些让雅斯贝斯很难被范畴化或者被系统化。这也是他没有被广泛阅读和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虽然可能有不同意见。他的哲学是为个体的，他对个体充满希望地朝着尚未知晓的上帝的描述要求更多的信仰而不是与世界有关的哲学。不过，矛盾的是，超越这个世界的焦点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仍然呆在这个世界，只是伸手朝着这个破裂和不完美的世界，我们也一样更频繁地导致失败和海难。

遵循它的哲学道路必然导致不确定性和某种坐卧不安，是一种不成熟而不是直截了当的乐观主义和决定性。这是雅斯贝斯虽然给存在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像海德格尔或者萨特那样被人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一点，连同他转向更流行的哲学和政治参与已经将其更加持久的哲学著作贬低低为存在主义发展中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东西。不过，这可能是雅斯贝斯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教训---他的哲学能带领我们找回自己，找回人生，帮助我们以更加自觉的个体过一种寻找自己人生意义的生活。

译自：Forgotten existentialist by Deborah Casewell

https://aeon.co/essays/karl-jaspers-the-forgotten-father-of-existentialism 

作者简介：

德布拉·卡斯维尔（Deborah Casewell），切斯特大学宗教哲学系讲师，基于英国的西蒙娜韦伊网络创办人。著有《荣格尔与存在：十字架前的存在》（2021）和《一神教和存在主义》（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