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永宝《朱熹的儿童哲学研究：蒙学思想的现代路径》

作者：高浩容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原载《哲学与文化》第581期

书名：《朱熹的儿童哲学研究：蒙学思想的现代路径》

出版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

页数：206页

ISBN：9787559843302

作者高浩容，系自由工作者（哲学教师、哲学谘商师）

本文发表于《哲学与文化》第581期，专题为：中国思想文化与儿童哲学的本土实践专题

陈永宝教授所著之《朱熹的儿童哲学研究：蒙学思想的现代路径》，其内容是一场儿童哲学与儒家当代教育的辩证。

全书本书瞄准的读者是学者、教师与家长。【1】或者更精准的说，瞄准的是“中国本土的”学者、教师与家长。以哲学人的视角，根据现有的儿童哲学研究，“挖掘适合中国的儿童哲学理论”（页18），而朱熹蒙学便为与西方儿童哲学研究对话之主体。陈教授强调中国儒家教育与当前社会的调和，儿童哲学做为调和的借镜与方式。如其主张：“儿童哲学与主张家庭教育、修身思想以及主体认同与关系认同的中国哲学思想，是不可分离的”（页19） 。

对家庭教育、修身思想与关系认同的重视，三者为朱熹蒙学的核心旨趣。家庭教育部分，朱熹强调“以父母为主体的家庭观”（页44）、“家庭既是人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构成的细胞”（页101） ，故朱熹蒙学以父母为主体的家庭观强调关系主体，更强调个人做为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的角色与责任，这部分体现在教育养成的体系上。这和马修斯（Gareth B. Matthews）强调儿童主体不同（页48） ，有必要在推广之前加以澄清，以避免在儿童哲学的本土推展过程中造成“水土不服”的情况，其再三强调在相关的哲学应用上，“要辩证地吸收前者的成果和规避前者在融合中出现的教训”（页153），方能良好的运用“儿童哲学”与“蒙学”，合为对儿童有利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其认为在中国，儿童哲学方法的实行“选择一种适合于儿童哲学方法的价值观十分重要”（页63），这部分的差异除来自中西方哲学，更来自彼此不同生活空间与文化的异同性（页75） 。整体论述，陈教授强调朱熹蒙学教育的“至诚精神”，和马修斯强调儿童主体（页48）的“怀疑精神”不同。这个不同并非冲突，而是优先性，陈教授认为至诚精神在儿童教育上，优先于怀疑精神。教育要先帮助儿童发扬其天性之善、赤子之心，而不是在儿童心智尚未成熟阶段，过份鼓吹怀疑，导致影响既有稳固的家庭与社会体系（页200）。

陈教授的通过蒙学思想强调本土文化优先性，满足这个优先性，才能考虑中国的儿童哲学，再来才是考虑中国的儿童哲学教育。若逆反操作，那么儿童哲学教育就失去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中国施教与受教者都在这个体系内，他们如果在使用儿童哲学方法的过程中“遗忘”了这个根基，就可能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在陈教授所做出的尝试中，也留下一些有待他人继续在“将西方儿童哲学落实于中国儿童教育现场”的课题。这些课题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一、除朱熹和马修斯以外，中国本土教育哲和西方儿童哲学分别还有哪些彼此可以对话的对话者？

如陈教授和其他本土学者的认知，儿童哲学就中国教育环境来说还是新事物。【2】儿童哲学本土化的工作仍在发展初期，是着重吸收养分以供成长的阶段。故本土化的工作很重要，但这个对话的意义或许在这个阶段，仍要以大量吸收为主，然后再下个阶段进行筛选、转化等方面的工作。这时，对话的姿态是否更多“提问者”与“学习者”的立场出发，可能也更能让我们从我们自省后所觉察之对本土儿童教育有所欠缺之处，就这个部分为问题核心向其他文化的儿童哲学成果取经，更有助于儿童哲学本土化的发展？故东西方儿童哲学的对话者，或不只是理论层面的对话，亦可以问题为基础出发。

二、儿童哲学需要转化以因应中国在地的土壤，这个“需要”之内涵该由成人（学者、教师和家长）【3】出发，还是由儿童出发？

回顾中国教学现场的发展史，孔子于《论语》中首倡启发式教学，教学由学生的问题发起，学生为“教”与“学”的主体。此后多年经历集体授课，以“教”为中心的模式。到了清末民初，如陶行知等教育家批判传统教学模式，再次回到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4】本书视角主要从学者、教师和家长视角出发，这也是朱熹蒙学的视角。当我们思索儿童哲学，我们还需要不时调整视角， 以呼应儿童的需求，以及他们的视野，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互为主体性的关怀。

我们不能忽略，在成人与儿童的对话中，成人是拥有权力的那一方，我们需要成人在教学现场释放他们的权力。【5】毕竟当今中国儿童的需要，学者、教师和家长有回应的责任，而通过儿童提出的问题，或许我们才能了解本土文化在他们身上以何种方式展开，进而我们才能知道本土化儿童哲学的走向如何能为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

三、以“家庭”为考虑儿童哲学本土化的必要前提，这个前提本身是否具备必然性与正当性？

以“家”为核心，或以“个人”为核心的儿童哲学观，可能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这个“个人”不该仅指“儿童”。家庭问题，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某些家庭里最需要接受哲学教育以反思自身的，不是儿童，而是家长。好比回到儒家伦理学，“父慈子孝”是理想境界，但“当父不慈时，子还该孝吗？”

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儿童哲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和“人”有关的哲学问题。儿童哲学若要本土化，除思考与文化特色融合的部分，也不能忽视那些“当局者迷”，被人们习以为常，实则有待处理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摩擦与冲突，但这可能是使问题浮现到解决问题所必须经历的历程，且为儿童哲学本土发展能带来的正面价值。

总地来说，我们可以在这本著作中看见儿童哲学的精神，一方面对研究对象秉持温和怀疑论的批判眼光，一方面尝试与之亲近与学习的包容态度。这对其他对儿童哲学感兴趣，但同样抱持观望态度的学者、教师和家长，能从中得到来自儒家哲学教育的观点。对尚抱持怀疑，甚至否定的读者，也能从中得到调和与辩证发展的启发，避免将其他文化的儿哲思想加以全盘接受或否定的极端思维。现今，我们需要更多类似对话，让更多身在这片土地的人看见儿童哲学的身影。       

注释：                     
 
[1] 于此书〈后记〉（页 201） ，作者也重复了这一点。
 
[2] 高振宇在〈东西方对话视野下的儿童哲学〉一文谈到仍须引进更多他国儿童哲学研究者与经典，以及实践领域方面较强的作品，才能有助于中国儿童哲学特色模式的发展。进而“能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参阅伊莎贝尔·米隆、奥斯卡·柏尼菲，《111个儿童哲学思考练习》，杨落娃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页3-4。
 
[3] 与之相关连，“儿童哲学于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该由学者、教师和家长为主要发声者，三者角色各有不同，又该如何协作？”原本我想将这一点与其他课题列入，碍于篇幅，以及相较其他课题的重要性，就不多加展开，仅列于此。
 
[4] 参阅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页314-315。
 
[5] 如李普曼所言，往往成人将他们推崇的观点灌输给孩子，而孩子一般不会怀疑那些观点是否有误。而当他们有所怀疑时，大人又往往通过安抚等手段使他们同意。这里隐含的权力问题，需要大人首先加以意识。參閱 Matthew Lipman, A. M. Sharp & F. Oscanyan, Philosophy in the Classroo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