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回“家”——记东海儒者余樟法
    作者：格筠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1年11月30日 
      

    作者简介：格筠，女，西历1970年生，河南省灵宝市人。教育工作者，儒学爱好者，诗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东海儒者余樟法出生于浙江省遂昌县，2000年前名萧瑶，为诗人，兼新旧体，出版了《逍遥山庄诗稿》（共四集）。思想上为杂家，泛览中西，包括诸子百家、马家和西方诸家，以道家和自由主义为主；2000年后在网络安家，名东海一枭，为自由主义者，写政论杂文，以儒佛为主继续博研中西；2005年，正当不惑，归儒，名东海儒者，写弘儒文章至今。出版有《大良知学》。回顾自己的路，他深为“被孔孟降伏”而欣幸、自豪，说是回到了寻找已久的“家”。
    
    东海生平最拜服熊十力，私淑熊师如孟子私淑孔子：“当年读《新唯识论》《体用论》《原儒》等，比读佛经道藏更过瘾，不仅开智，更能养气。熊师至真之人，铁骨铮铮泰山岩岩，在东海心目中却别有妩媚，其字字句句自良知心流出，进入我体内……”。他深入经典，以圣贤自期，早年的顽劣轻狂（他自己言）渐渐褪去，仿佛化茧成蝶。他用儒家“道理”衡量一切，审时度世，评今论古，抨恶扬仁，成为当世少有的一位真人。
    
    东海喜欢谭嗣同一句话：克己时，当以蝼蚁、草芥、粪土自待；救人时，当以佛天、圣贤、帝王自待。这句话也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东海之道
    
     
    
    东海对当今社会状况有深刻认识。他总结以下几个特点：学绝道丧，利益至上，特权横行，可谓上不道，下缺德，上上下下皆丧心失命。生存压力和社会不公使国民幸福感降到最低点……他认为，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只有儒家才是中华真正的“家”。 
    
    2010年，作为“原道文丛”之一的《大良知学》出版。东海在书中有一句话说：不学孔子，不识儒家之圆满；不学孟子，不识儒家之庄严；不学公羊，不识儒家之远大；不学程朱，不识儒家之高明；不学陆王，不识儒家之精微。不学东海，不知儒家之豪华圆融无量光明也。后面那句话他曾经删掉，但读过此书的人却觉得，他说的并不为过。
    
    《大良知学》是东海儒学的结晶，汲取佛道及西学之长，发扬传统儒学并有开新。“良知”二字出自孟子，光大于阳明。作为本体的良知，本无大小，东海为什么提出大良知呢？他专文讲明，良知自被提出，传至宋明理学，越来越限于内圣，而于外王有所忽略。东海重新统合道德、制度及科学诸精神于一体，名之为“大良知学”。发展性的第二点是仁本主义。有人说这是东海自铸新词。他认为，人本主义的人指的是人的肉体生命（包括肉体和意识）。而仁本的仁，即本性和本体意义上的良知，涵盖人的肉体、意识、潜意识而超越之，指向的是最本质的生命。儒家是人本主义更是仁本主义，前者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后者以仁为人之本，围绕着本性转，强调良知的主体性。
    
    东海认为，当今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用儒学来对治是最好的。对此他察之已久，择之更慎。他说:“我们尊儒，尊的不是它为配合古代君主制的需要而制定的某些文物典章制度和具体道德规范，更不是它被异端玷污、受特权强暴的那部分阴影劣迹。我们尊的是它亘古不易的常道，是仁义、诚信、恕道、孝道、中庸、王道等原则，尊的是它的节欲、和谐、经权、民本、人道、人格独立等思想和大同理想。”为此他提出返本，回到儒家思想的源头，内圣外王并重，开出高度文明的制度和政治来。“儒学不是宗教而有宗教性，不限政治而有政治性，不限哲学而有哲学性，不限科学而有科学性。其次，不是利他、利己主义而富有利他性利己性，不是集体、个人主义而充满集体性个体性，不是社会、民族、国家各种主义而重视和热爱社会、民族、国家。这就是儒学的中庸，异乎百川而海纳百川。”
    
    强烈的入世精神决定东海不只是一位穷理达诂的学者，更是一位敢于批判和斗争、试图挽时救世者，也与当下某些“文化名星”有根本性区别。
    
    当年他决然跳出商海，闭门读书、思考和写作，有人曾疑他身后有一个写作班子支持。观察久了，才相信那些文章全出自东海一人之手。他的生活简到不能再简了，如果要出门，大多是去书店或市场买菜，有时还忘记找钱。
    
    初识东海文字，常令人讶异：它与其它类文论截然不同，不八股，无虚套，真话真说，直来直去，痛快淋漓。有时开骂，有时叹惋，有时自誉，毫不做作。读多了方叹：此真人真语也。
    
    在致大良知中，东海对自己做了无数次的批判和提升。其心路历程，从名字可见一斑：九龙狂客、萧瑶、东海一枭、东海老人、儒者余樟法。他反省自己早年的作为：野性频发，好勇斗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错特错呀！甚至举了一些实例说明早年性情之顽劣，这种胆略非常人能有，若非胸怀坦荡磊落者，断做不来。皈儒后，每临一境，他常反问：圣贤临此当如何？
    
    “这一人生态度，不是矫情，也不是别有所图，而是道德律令的必然要求，是光明本心的逻辑规定。”（《我的最高指挥官》）明白之后，如他所说，生米可以做成熟饭，熟饭却不会再返生。有人说他是“道德自大狂”，他说，不是我过于自尊自大，而是儒家本应如此，道理本是如此。他经常感慨：生命是一个奇迹，生命的奇妙不可思议，“灵魂”能上升到无穷高妙不可思议。有人质疑，他笑：道德心灵盛宴，自我慧命，最要对自己负责，一涉于伪，便毫无价值和意义。因此他提出“儒者四愿”：恶习难断誓愿断，良知难致誓愿致，苍生难度誓愿度，圣贤难成誓愿成。
    
    前不久他在微博上写道：“尧舜事业也不过一片浮云过太虚”。有人以为太奢夸，不知事实如此。东海说，他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是“无相大光明”，那是一种证入良知而自然生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气派。那时，“自心就是最高标准、最大规律，不用也不会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从心所欲率性行去就是道。”此一良知境界比冯友兰的“天地境界”不知高出多少，与李泽厚提出的“审美境界”更不可同日而语。
    
    东海用一个词总结了儒者与社会的关系，即“共业”：“儒者吉凶与民同患，不会为自身利益或安全而逃避。社会有共业，同一社会的人都要为共业买单，儒者希望尽量多地为民解忧……”因此，“为自家想，宁愿活在地狱也不愿活在当代中国；为儒家想，宁愿活在当代也不愿活在极乐世界。”
    
     
    
    高举道德大旗，致力文化启蒙
    
     
    
    东海认为，文化和政治互为影响，作为文化人，在当今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促进道德建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国民性的改良，如果“以马主义和唯物信仰为工具，只会越改越恶，把人改造成特殊材料做成的东西：在政治挂帅的时候恐怖化豺狼化，在经济挂帅的时候利益化禽兽化，本质上都是物化。”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洗脑，中国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人和唯物主义的人，他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最惨烈、最彻底、最难恢复的一次沦陷……正是这些被捧得很高的主义和原则将中华文化彻底毁掉，导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倒退和大荒芜，是当今国人德残智残的罪魁祸首！在做了一系列剖析和批判后，他指出，以仁本主义立场、价值、观点、方法来研究改良发展马主义，争取让马主义成为未来中国辅统之一，才是马主义的最佳出路和无上光荣。
    
    这是东海发出的最惊人语，也正是他目光犀利、敢说真话的第一证明。
    
    他对知识分子中的“盲人”毫不留情地揭发：鲁迅将“婴儿与洗澡水”一同泼了出去，“鲁迅批判的武器，并不指向极权专制也不指向歪理邪说，而是指向了中华文化和国民性。于是，被煽动起来的仇恨毁灭之火，扑向了孔子扑向了道德，最后扑向了国民自身……”某些人利用鲁迅反民族反文化反道德，更是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厘清儒、佛、道、法的根本区别。他先后总结出儒家三法印、儒者的教主、儒者的资格、儒家证道标准、儒家的修行、儒门四宗旨……深入浅出地论述儒学，驳斥误解偏见邪说。他的文章论理生动，语言恰切，文辞精美，加之诗词联镶嵌，常使读者拍案叫绝。如，法身是佛教对宇宙本体的象征称呼，有学者叫“宇宙生命系统整体”，东海纠正，是“宇宙生命系统本体”。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他常说，说不清、做不实的理便是没理会透。去年，在儒门讨论设立“孔子和平奖”是否可行时，有人提出“中国应设立孔子和平奖以对抗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东海指其别有用心：儒家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当然有异，孔子和平奖与诺贝尔和平奖可以有别，但两者不是对抗、敌我的性质。
    
     他对当今社会中出现的利己主义、神本主义、道德相对论、性恶论等等观念进行批判。他自己从自由主义而来，因此对其内力不足有清醒认识：没有文化道德信仰的启蒙，仿佛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仅有民主是不够的，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民主时代，王道必须建在民主的基础上，德治必须立在法治的前提下。这是儒家对民主的原则态度。另外，在中国，没有儒家文化垫底，民主很难追到手，追到了也会变质。
    
    对传统文化的深情是建立在对西学的剖析之上。有网友说，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重集体，所以没有开出自由、平等。东海答：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更重个体，只不过两者所重的着力点不一样。西方文化重的是个体的政治权利、社会自由，中国文化重的是个体的心性修养、道德自由。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哲学，中国文化则是人格主义、“心本主义”哲学。
    
    诸如此类的误解和偏见多如牛毛，但他都一一解答，甚至反复回答。在他看来，今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常识常理。有的人借自由之名行自私之实；有的人自诩说真话而大放丑言；有的人自己无知，告之以理却偏不相信；有的人恶言恶行，却诬批判者无情……钟魁最知鬼多，东海最明世丑人恶。前不久的骆家辉事件，又一次照出了无德者的嘴脸。他评道：古人见贤思齐，今人见贤而怒。见到他人良好行为，不是引以为榜样或引以为戒，而是想方设法挑刺诋毁，批判对方动机不端居心不良，这是极其小人极其蛮夷的表现，无异“故意让自己现丑”。
    
     
    
    追求政治文明，呼唤良制良法
    
     
    
    东海认为，文化荒漠化与政治野蛮化一体相承。政治野蛮的国度没有文明可言，不论物质怎样繁荣科技怎样发达。他设想的“良制”以民意合法性为王道三重合法性的基础、以民主自由为新王道政治的初级阶段，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精神。
    
    他认为，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都不错，但都不足以力挽中国狂澜，百年来启蒙追求血泪拼搏，答案已很明确。唯汲取了自由主义精华的仁本主义，更正确也更可行，不啻为中华民族最佳道路最大希望。无论激进或温和、革命或改良，只有坚持仁本主义大方向，各种奋斗和牺牲才能获得最高价值和意义；在以下问题上当代儒者必须旗帜鲜明：在民权与特权的斗争中，维护民权；在自由与专制的激赛中，追求自由；在民主制与党主制的较量中，支持民主。至于在儒家与马家两种文化和信仰的历史性碰撞中，儒者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先锋，至少要站在儒家一边。
    
    马主义是党主制的文化靠山，唯物论又是马主义的哲学背景。东海分析：它先用马主义唯物主义邪说洗人，把他们洗成“物人”（信仰物质第一性的人），然后把它们投放到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场上，激发它们的贪嗔痴慢疑各种恶习邪欲，让这些唯权唯上的权力狂和拜物拜金的享乐狂为所欲为，直到群体性地豺狼化罪恶化。他对政府过重发展经济提出：发展经济根本用不着政府鼓励主导。追逐利益、积累财富本是人性之常，是广大国民的“内在冲动”。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设良制良法，提供合情合理的游戏规则，让爱财之民“取之有道”。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手段引导国民提升精神文化生活并关注长远利益，鼓励刺激部分技术精英发展高端技术……
    
    他呼吁官员公布财产多年，最后对这个政府失望之至：“由于贪得太狠恶得过火，某些特权人物或已骑虎难下。”
    
     
    
    道大于生命
    
     
    
    对于东海的危言和威言，一些人不安，一些人谩骂，一些人激赞。有人劝东海别过火，给自己惹麻烦。他戏答：东海在，儒家在，中华在。我若稍有动摇，“法地不稳”，后果不堪设想。又道，如果有朝一日党想要弃马转儒，遍天下却已没有一个真儒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有人以为东海有政治图谋，他说：这时代别说行道，传道解惑的自由也匮乏，道之不行吾知之矣，守死善道此其时也。我关注社会批判政治，不是作用世之想，是仁心勃勃不容已也；
    
    有人劝他把标准降低，多讲权道少讲经，他答：儒家有经有权，一主一辅，应该通权达变，不能离经叛道；有人嘲笑他粉丝太少，他答：“粉少，知我者稀则我者贵，粉多，知我者众则儒家贵……”
    
    难道他和自身利益有仇？他自己一言以蔽之：道心大于肉身。他揭批一些人：“指责别人怯懦，自己见义不为；埋怨没有英雄，自己犬儒主义；批判利益至上，自己唯利是图；厌恶官场腐败，自己热衷钻营；痛恨豺狼当道，自己与狼共舞；痛斥世乏信仰，自己信仰唯物；感叹道德沦丧，自己违道背德；背后骂当局一个比一个凶相，当面唱红歌一个比一个洪亮。”他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跪着的人太多；强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卑懦的人太多；特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崇拜的人太多；领导之所以强盗，是因为帮凶太多。究其根底，他是无法违抗良知大法、正道真理。在起草《中华宪政》时，夜已深，许多担忧和悲愤涌上心头，禁不住下泪。他自知，在中国，一介平民制宪章属大忌，但“良知”之所在，无所畏惧。
    
    东海的孤独非常人可想。2009年，他“小开木门”，想领几个有识之士入门，先做了一个调查：《你对儒家的基本态度》，结果对儒学稍有常识者甚寡，大大出乎他意料。他说，大家称我老师，那是你们对儒家的尊重，探讨问题时可以是师生，平时皆儒友。有人问他有多少学生，他说，我是独行侠。其有顾虑忧患乎？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十多年来，闻东海之道者，上士少，中下士多。更有不解东海之深忧大爱，诬以“反国”。他有时亦感失望悲哀，自题诗曰：诲无可诲一长叹，无数心残更脑残。 自笑抱琴将十载，枉抛心力对牛弹。但他很快就从圣贤那里汲取力量，又自励：“大任降天不敢骄，十年寂默隐蓬蒿。 埋头吸尽千江水，待卷钱塘万里潮。”
    
    无论是四顾茫然的孤独也好，忧民愁国的痛苦也罢，并不妨碍他的大快乐、大自在和真洒脱。建立在高度践履功夫上的洒脱，正如前文所说：“尧舜事业也不过一片浮云过太虚”。这样一来，悲剧便与他无缘，胜败亦不能加身，任何时候，他都是圆融一体达观自在的，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
    
    他在一文中说：“以前很喜欢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苍凉空旷、萧索孤绝的意境。皈儒之后，始知其尚未入道。大君子孤独又不孤独，在现实生活中或许孤独，在历史空间则热闹非凡。前有成群风流人豪，后有无量英雄圣贤。若怆然而涕下，那不是因为孤寂而是由于悲悯，是念天地之黯黯、悲苍生之多难也。”这即是他所说：活在历史中。
    
    东海言语豪放，受佛家影响，时有“棒喝”语，但见过他的儒友均感如临春风。他面容慈和，眉目庄严，透露出一个儒者的从容、肃穆、祥和。论起理来沉稳犀利，待人接物温润圆融。在生活琐事上，偶尔又如孩童般天真。儒友说，东海本人即是天地间一道绝佳的风景，读他如读一本好书。学生格筠读书时遇到不理解处就发问，对“良知”二字反复体会方弄明白深意。去年他高兴地对东海说，写作的增界豁然开朗，万物一体，源远流长，大妙。今年却感慨地对老师说：得道之乐，在于“朝闻道而夕死可矣”，一旦正立于天地之间，下通上达，知天乐命，写作好了算得了什么啊！
    
    东海最大的愿望是做真正传道授业的老师，有一方自由讲台，集四方之英才，传天下之达道。“因为贫穷，不少向往已久的地方还没去游玩，一些欣赏多年的朋友还没去探望；因为贫穷，生平某些爱好不得不渐渐疏远或完全抛弃，常常不得不压缩休息及喝酒的时间，很久没有陪过朋友了……我的贫穷最难解决，我总不够花的是时间，恨不得一天掰成十天百天。”读之令人下泪。他沉浸于求道、得道、传道之乐，陶然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东海之言，必因有良知之实而力量日增，东海之行，必因有仁义之风而从者日众，儒友孙齐鲁赞曰：决孔孟之滥觞，洙泗奔流；昭汉唐之遗烈，长乐未央；揽佛老之别境，洞见良知；继宋明之绝学，纵贯天人。吸科学与民主，经权用时；破百年之迷惘，直至人心。先生之微言，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胸襟，真正正而堂堂；无文王亦自兴，抗流俗成孤往；舍浮槎以弘道，因悲悯而担当。有斯人生斯世，且记之慎勿忘！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