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本仪礼图》前言

作者：杜以恒（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雅博士后）

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七月十八日庚子

          耶稣2022年8月15日

《仪礼图》十七卷，宋杨复撰，元刻明初补修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下简称“国图”）藏。书后附刻《仪礼》经文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

杨复，字志仁，号信斋，福建路福安县（今属福建省福安市）人。受学朱熹，与黄榦、刘子渊、陈日湖友善，曾受真德秀之邀讲学福州郡学贵德堂。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未成而卒，由弟子黄榦、杨复续成完帙。杨复所作《仪礼图》是目前可考最早的一部以方位图疏解《仪礼》的专著，是继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以后又一部代表南宋《仪礼》研究水平的礼学名着。杨复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然其师朱熹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仪礼图自序》撰于理宗绍定元年（1228），可知杨复大致爲南宋宁宗、理宗间人。

《仪礼》又称《礼》《礼经》，属“五经”之一，是礼学的核心原典。《仪礼》最初在“三礼”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着録“三礼”时，将《仪礼》置于首位，称爲“经”，《礼记》《周礼》则置于其后，仅称“传”“周官经”。但《仪礼》十七篇分别记载周代十余种礼仪的程序，各篇相对独立，系统性不如《周礼》；专述礼节而少言礼义，思想性又不如《礼记》。且《仪礼》文辞古奥，号称难读。因此两汉以后《仪礼》在经学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至唐代孔颖达等纂修《五经正义》时，径以《礼记》代替《仪礼》，《周礼》《仪礼》之学遂晦，以致开元十六年（728）国子祭酒杨瑒上奏疾呼：“《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絶，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旧唐书·杨瑒传》）《周礼》的境遇，在北宋王安石撰作《周官新义》并依据《周礼》推行新政后有所改善。但王安石在提高《周礼》地位的同时，却罢废《仪礼》学官，使得《仪礼》进一步式微。

南宋朱熹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后，《仪礼》之学方有一些起色。朱熹认爲“《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他对王安石罢废《仪礼》的做法不以爲然，曾直言不讳地说：“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朱子语类》）而朱熹撰作《通解》的目的就是使《仪礼》“兴起废坠，垂之永久”（朱熹《乞修三礼札子》）。《通解》事实上完成了存亡续絶的任务，成爲继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疏》之后又一部《仪礼》学名着。然而，《通解》在朱熹生前并未修成，朱熹卒后，其弟子黄榦续修其书，黄榦之后又由杨复接手，并最终续成。杨复在续成《仪礼经传通解》之后，撰作了一部疏解《仪礼》的专书——《仪礼图》。这部专书无论是编撰目的还是编撰体例，皆与《仪礼经传通解》密切相关。

《仪礼经传通解》相较郑玄《仪礼注》、贾公彦《仪礼疏》的最大优长在“横通”与“分节”。《通解》以《仪礼》爲经，以群经、群书爲传，以经统传，以传释经，贯通《仪礼》与群经、群书的同时，亦增强了《仪礼》的系统性，是谓“横通”。《通解》之前的《仪礼》文本，每篇自始至终连文而书，基本不分章节，《通解》则将每篇经文划分爲若干仪节，分段标目，使得《仪礼》诸篇颇具条理，降低了研读《仪礼》的难度，是谓“分节”。然而仅靠“横通”与“分节”，还是不能彻底解决《仪礼》难读的问题。且《仪礼经传通解》由于追求“横通”，对《仪礼》本经的解释力度不够，加之体量巨大、征引庞杂，有时反而令习礼者无所适从，难以快速把握《仪礼》要义。杨复是《仪礼经传通解》的最终续成者，自然十分了解《通解》的缺失。他在《自序》中明确交待了撰作《仪礼图》的宗旨：“学者多苦《仪礼》难读，虽韩昌黎亦云。何爲其难也？……其义密，其辞严，骤读其书者如登泰华、临沧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难读也。……复曩从先师朱文公读《仪礼》，求其辞而不可得，则拟爲图以象之。图成而义显，凡位之先后秩序、物之轻重权衡、礼之恭逊文明、仁之忠厚恳至、义之时措从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见。”杨复撰作目的是以绘图爲突破点，使《仪礼》变得形象易读，降低研读《仪礼》的难度。而杨复撰成《仪礼图》之时，《通解》已经续成。若《通解》足以解决《仪礼》难读的问题，杨复自然没有另起炉灶的必要。弥补《通解》对《仪礼》阐释不足的缺憾，应是杨复撰作《仪礼图》的一个重要考量。《仪礼图》《士冠礼》《士昏礼》二篇卷末按语分别以“其详见于《仪礼经传通解》”“详见《仪礼经传通解》”收尾，更可见《仪礼图》配合《通解》之意。当然，出于对其师的敬仰，这层意思自是杨复不愿明言的。

《仪礼图》共十七卷，分别对应《仪礼》十七篇。每篇之内包括文字解说、礼图两部分。文字解说部分的编纂顺序是先列《仪礼》经文、郑玄注、音义，再列“疏曰”“朱先生曰”，最后爲杨复按语“今按”。其中“音义”是由陆德明《经典释文》和《仪礼经传通解》所附“文公音”删节而来。“疏曰”并非贾公彦《仪礼疏》，而是《通解》所附“疏曰”，系朱熹自贾疏删改而来。除个别音义直接取自《经典释文》外，《仪礼图》文字解说部分的经文、郑玄注、音义、“疏曰”“朱先生曰”总体由《仪礼经传通解》删节而来，仅按语是杨复自作。文字解说部分亦从《通解》之例进行分节，但《仪礼图》在整体承袭《通解》分节的基础上又有改进，如《仪礼·士昏礼》朱熹所分第九节“妇至”，杨复《仪礼图》细分爲“夫妇即席”“彻馔成礼”二节，更爲周详。

《仪礼图》中的礼图多爲杨复首创，是该书的核心。《仪礼图》十七卷中的礼图总共有二百零五幅，其中以方位图爲多。方位图均置于某个仪节之末，是前面一个或若干个仪节文字解说的图像化。如《仪礼图·士冠礼》第一节“筮于庙门”之末附有“筮于庙门之图”，明确描绘了主人、宰、筮人、卦者、有司参与筮日之礼时在庙门的站位、朝向及行动轨迹，与第一节的文字解说相辅相成。有时一幅方位图对应多个仪节，如《仪礼图·士冠礼》第五节“陈服器”末不附图，第六节“即位”之末则附有“陈服器及即位图”，此图即对应第五、第六两节。当然，《仪礼图》并非每个仪节都绘图，有些非核心仪节或不太复杂的仪节便不附图，如《仪礼图·士冠礼》第二节“戒宾”、第三节“筮宾宿宾”、第四节“爲期”均不附方位图。《仪礼图》中的礼图还有名物图与表格，如《仪礼图·丧服》礼图以表格爲主、名物图爲辅，并无方位图，这与《丧服》篇的特性有关。《仪礼》十七篇中唯有《丧服》一篇专载礼仪等差而无礼仪过程，因此衹能通过绘制表格的方法体现礼义。

《仪礼图》末附《仪礼旁通图》一卷，分宫庙、冕弁、牲鼎礼器三门，共有礼图二十五幅，以表格爲主，兼有少量名物图。《旁通图》体例不一，有时前图后文，有时前文后图，有时有图无文。《仪礼旁通图》主要论述、描画宫室器物，其目的在于阐述“制度、名物之总要”（杨复《仪礼图自序》），并不局限于《仪礼》一经。《旁通图》虽偶有引《仪礼经传通解》者（“朱先生曰”），但其主体仍爲杨复首创。

《仪礼图》撰作于南宋绍定元年前后，它以图释礼，弥补了《仪礼经传通解》对《仪礼》本经疏解不足的缺憾，与《通解》配合，基本完成了朱熹“兴起废坠”的愿望。当然，绘图之法并非是杨复个人的发明，杨复《自序》有云：“严陵赵彦肃尝作《特牲》《少牢》二礼图，质诸先师。先师喜曰：‘更得冠昏图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尔。’盖《仪礼》元未有图，故先师欲与学者考订以成之也。”是朱熹已意识到礼图的重要，衹是无暇爲之。杨复作《仪礼图》，无疑是受到老师重视礼图的啓发。

元本仪礼图内页

创始之作往往难以尽善，《仪礼图》亦是如此。杨复《仪礼图》的按语水平、礼图绘制精密度都难称完善，清代张惠言《仪礼图》一出，杨《图》就黯然失色，迅速淡出了礼学家的视野。但该书在南宋、元、明、清初屡经刊刻刷印，无论刊刻次数还是印本存世数量均超过《仪礼经传通解》，由此可知杨《图》在南宋至清初十分流行，一直是研习《仪礼》者的必读书，在历史上发挥了较大作用，其价值并不弱于《通解》。《四库全书总目》在批评《仪礼图》诸多缺憾之后，也给出了较爲公允的评价：“然其余诸图，尚皆依经绘象，约举大端，可粗见古礼之梗概，于学者不爲无裨。一二舛漏，谅其创始之难工可也。”业师刘晓东先生曾云：“杨复《仪礼图》以图辅解，张惠言《仪礼图》乃以图爲解。”杨复与张惠言的旨趣不同，从礼学上看，张《图》不可能完全代替杨《图》。张惠言《仪礼图》産生之后，清人胡培翬所作《仪礼正义》、黄以周所作《礼书通故》、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仍反复提及杨复《仪礼图》，更可见杨《图》具有学术和版本上的双重价值。今日研治《仪礼》者，亦有必要对杨复《仪礼图》多加关注。

《仪礼图》的宋刻本已不存世，但仍有若干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情况。

元十行本《仪礼图》卷前有宋末元初人陈普《序》，其中提到了一个南宋桂林刊本：“白鹿、章贡、桂林所刊晦翁、勉斋、信斋之书，千里求之，或云有半生望之不得见，今后复数十年，又当若何？”南宋方大琮与杨复门人郑逢辰书信中亦提及桂林刊本：“近得默得在桂林日刊《仪礼图》，叹信斋之有功于学者。”杨复《仪礼图自序》撰写于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方大琮卒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郑逢辰卒于淳祐八年（1248），可知桂林本刊刻时间在绍定元年至淳祐七年之间，与杨复《仪礼图自序》撰作时间接近，很有可能是《仪礼图》的初刻本。

宋元之际，桂林本已颇爲难得，福建邵武人谢子祥于是重刻《仪礼图》，陈普《仪礼图序》对此有明确记载：“大渊献之岁，昭武谢子祥刊《仪礼》本经十七篇及信斋杨氏《图》成。”“大渊献之岁”即亥年，据明闵文振《石堂先生传》可知陈普享年七十二岁，其一生经历了六个亥年，第一个是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辛亥（1251），最后一个是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1311），则谢子祥本的刊刻时间在宋元之间，不晚于元至大四年。从刊刻时间上看，谢子祥本有可能源于宋桂林本。然宋桂林本、谢子祥本均已亡佚，其关系难以确知。

《仪礼图》的元刊本现存两种，简介如下：

（一）元十行本

今存之元十行本《仪礼图》卷前有陈普爲谢子祥本《仪礼图》所撰之序，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据此将元十行本定爲“元昭武谢子祥本”，实则不然。考元十行本《仪礼图》刻工，发现王君粹、德谦、中、希孟四位刻工曾参与刊刻元十行本《唐书》。据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静嘉堂藏元十行本《唐书》是元天历二年（1329）覆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宅刊本。又检静嘉堂藏元十行本《唐书》刻工，发现子明、王荣、君美、英玉、茂卿、德成等刻工也曾参与元十行本其他经书的刊刻。则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与静嘉堂藏元十行本《唐书》刻工共通，刊刻时间相近。元十行本《仪礼图》的版式特征又与其余元十行本经书高度一致，明代补修情况也极爲相似。因此，元十行本《仪礼图》与其余十行本经书配套，其刊刻时间当与其余经书相距不远，均在元泰定（1324—1327）前后，由福建建阳书坊刊刻。

谢子祥本刊刻于宋元之间，而元十行本刊刻于元泰定前后。从时间上看，谢子祥本早于元十行本。且元十行本与其余元十行本经书配套，但陈普在爲谢子祥本所作序中并未提及《仪礼》之外任何经书的刊刻，可见谢子祥刊刻《仪礼图》是一个单独行爲。今存元十行本卷前有陈普爲谢子祥本所撰之序，以书写体上版，可知元十行本所据底本爲谢子祥本。然谢子祥本已佚，元十行本与谢子祥本之异同已不可考。

元十行本左右双边。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亦二十字。双黑鱼尾，鱼尾相向。版心上记大小字数，中记卷叶，下记刻工。不避“玄”“敬”“恒”“桓”等宋讳。元代刻工有宗文、德谦、昭甫等。全书共计七百零五叶。卷首有朱子《晦庵朱文公乞修三礼奏札》，次爲绍定元年杨复《自序》，再次爲宋末元初人陈普《序》。陈序后爲正文。

元十行本正文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仪礼》十七卷，共一百五十四叶。首爲目録，题“《仪礼》篇目”，列有“士冠礼第一”至“有司彻第十七”十七篇篇名卷次。目録后爲《仪礼》经文十七篇，每卷一篇，无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图》十七卷，共五百一十二叶。首爲“《仪礼图》目録”，备列卷次、篇名及各篇所含礼图，如“卷第一/士冠礼/筮于庙门图，陈服器及即位图……”。目録后爲《仪礼图》正文，十七卷，每卷一篇。《仪礼旁通图》一卷，共四十叶。其目録附于《仪礼图》目録之末，不单刻于《旁通图》卷首。《旁通图》图文参半，主要述说、描画宫室器物，是对前文《仪礼图》十七卷的补充。

由于《旁通图》一卷不单刻目録，其目録附于《仪礼图》十七卷目録之末，可知《旁通图》一卷当置于《仪礼图》十七卷之末。《仪礼》十七卷与《仪礼图》十七卷的先后顺序则较难确定。卷前陈普《序》云：“大渊献之岁，昭武谢子祥刊《仪礼》本经十七篇及信斋杨氏《图》成。”陈普之意，似乎《仪礼》十七卷在《仪礼图》十七卷之前。又检全书刻工，发现《仪礼》十七卷刻工名多用全称，而《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则多用简称。如刻工王君粹，在《仪礼》十七卷版心下题“王君粹”“君粹”，而在《仪礼图》十七卷中则衹题“粹”，郑七才、希孟、宗文、子仁等刻工亦与此同。刻工刻书时，一般在本人所刻某书的前几叶使用全名，而出于省工的目的，之后诸叶往往多用简称。从刻工署名情况看，《仪礼》十七卷先刻，《仪礼图》十七卷后刻。因此《仪礼图》三部分的排列顺序当爲《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存世印本多有将《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订于《仪礼》十七卷之前者，皆系误订。

元十行本刊刻后，在明代经过明初补修、正德六年（1511）补修、正德十二年（1517）补修、正德十六年（1521）补修、嘉靖重校补修五次较大规模补修。笔者所知元十行本各期补修印本有二十五部。其中未经补修的元十行原本仅有残本一部，原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藏，存《仪礼图》中的《仪礼》十七卷及《仪礼旁通图》一卷第二十二至四十叶，共一百七十七叶，均爲元代原版，并无明代补修叶，可知是元十行原本，弥足珍贵。该本版面已有漫漶，《仪礼》卷三末叶甚至有较大裂版，可知北平甲库本并非初印。

元十行本在明初补修时抽换全书七百零五叶中的二十四叶，其余叶极少改动。元刊明初补修印本今存四部，其中仅有国家图书馆藏本（06694）无缺卷，南京图书馆藏本（GJ/KB5015）缺《仪礼》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LSB/3461）缺《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卷十二、卷十五、卷十七、《旁通图》一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291437281）缺《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卷二、五至十、十三至十四、十六、《旁通图》一卷爲抄配，抄配叶多有脱讹。

笔者所考元十行本存世印本中，未见正德六年补修印本，据正德十二年补修本可知明正德六年补修时抽换全书七百零五叶中的十五叶，至于其余叶修版情况，则无从考知。

元十行本在明正德十二年补修时抽换全书七百零五叶中的一百零九叶，其余叶有少量修改，是一次大规模补修。元刊正德十二年补修印本今存一部，日本静嘉堂文库藏，编号140。

元十行本在明正德十六年补修时抽换全书七百零五叶中的三十五叶，其余叶改动较少。元刊正德十六年补修印本今存四部，其中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00393）、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本（善09525/46）无缺卷。浙江图书馆藏本（善9）缺《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卷十六至十七及《旁通图》一卷据元刊明嘉靖重校补修本影抄配补。天一阁博物院藏本（T00147）仅存《仪礼图》卷十一至十三。

元十行本在明嘉靖三至十五年（1523—1536）之间经历了一次规模最大、校勘最精的补修，学界习称爲“嘉靖重校补修”。嘉靖重校补修抽换全书七百零五叶中的二百六十二叶，其余叶亦多有修改，在历次补修中质量最高。元刊明嘉靖重校补修印本今存十四部，其中北京市文物局藏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本（GJ/顾0516）、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PL2469Z6）无缺卷，上海图书馆两部藏本（线善81286772，线善773492500）、国家图书馆藏本（03800）、吉林省图书馆藏本（善/88）缺《仪礼》十七卷，国家图书馆两部藏本（03799，09731）、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本（别0620004）、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00394）缺《仪礼》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00381）缺《仪礼图》十七卷，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録》着録）缺《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又有上海图书馆藏本（线善T1272027）、天一阁博物院藏本（T00140）钤印相同，均爲嘉靖重校补修本，合之恰爲完帙，当原爲一部，分藏两处。

此外，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经过拼合的元刊明修十行本《仪礼图》（线善835089112），此本《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俱全，但《仪礼图》十七卷爲正德十六年补修本，《仪礼》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则是嘉靖重校补修本。据书前杨守敬跋可知《仪礼》及《旁通图》爲孙星衍旧藏，杨守敬另外购得《仪礼图》十七卷，将三部分合订重装，“使爲剑合珠还”。

明代五次补修均是抽换元代原叶，而不抽换本朝补叶。对于未抽换的叶，则以修版爲主。各期补修中，正德十二年、嘉靖重校补修规模较大，明初、正德六年、正德十六年相对较小。从刊刻质量、文字正误来看，嘉靖重校补修优于正德十二年补修，正德十二年补修优于明初、正德六年补修，正德十六年补修则是历次补修中质量最差者。

（二）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

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今存全帙一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余志安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亦二十字。左右双边，兼有四周双边。黑口，双黑鱼尾，鱼尾相向。版心中记卷叶。版心下黑口右侧偶见刻工，有正、君、文、日等。不避“玄”“敬”“恒”“桓”等宋讳。《仪礼》十七卷附刻句读，《仪礼图》《旁通图》无句读。全书共计七百零四个叶。卷首有朱子《晦庵朱文公乞修三礼奏札》，次爲绍定元年杨复《自序》，再次爲“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双行牌记。牌记之后依次爲《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内容与元十行本同。

余氏刻书是建阳书坊的代表之一，有万卷堂、勤德堂、勤有堂等分支。存世余氏刻本中与《仪礼图》一样明确提及“余志安”“勤有堂”的有国家图书馆藏元至顺三年（1332）刊《故唐律疏议》、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元统三年（1335）刊《国朝名臣事略》二书，又刘蔷《天禄琳琅知见书録》引用吴哲夫研究指出余志安本刻工中正、君、文三人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本《前汉书》元统二年（1334）补叶中，可知余志安本具体刊刻时间当在元至顺（1330—1335）、元统（1333—1335）前后。

笔者所知的余志安本印本有八部，均是原刻，未见后代补版、修版。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094/582/4628）正文无缺卷，但卷前缺朱熹《奏札》、杨复《自序》、勤有堂牌记、《仪礼》目録、《仪礼图》目録，取而代之的是嘉定十三年（1220）五月衡山赵方手跋。余志安本刊于元至顺、元统前后，此跋絶非宋嘉定十三年所写。且杨复所作《仪礼图自序》时间爲绍定元年，嘉定十三年之时《仪礼图》很可能尚未成书，此跋系僞作无疑。至于余志安本原有之朱熹《奏札》、杨复《自序》、勤有堂牌记及《仪礼》目録、《仪礼图》目録，当是作僞者故意撤去，衹留正文，再僞作宋跋，以元本充宋本。北大本之外的清宫天禄琳琅旧藏本（散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善004095004104）、北京大学图书馆（094/582/46282）等处］、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00396）、原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藏本、南京图书馆藏本（GJ/KB5014）、上海图书馆藏本（T13310）、上海博物馆藏本（《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録图録》着録）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另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録图録》着録有国家博物馆藏本（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録编号02570），据《图録》所録《仪礼》卷一第一叶可知国博本版式与北大本全同，当是余志安本。《图録》着録爲“《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则国博本或爲全本，其具体情况待考。

元十行本、余志安本内容、行款、字体及文字排布高度一致，又同爲元建阳书坊所刻，二本定有密切联系。元十行本刊刻于元泰定前后，余志安本刊刻于元至顺、元统前后，余志安本略晚于元十行本，有可能是据元十行本翻刻。而元十行本、余志安本的少量异文，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推测。如《仪礼图》卷二第四叶A面第六行，元十行本：“祭醴，始扱壹蔡，又扱再祭。”此句是《仪礼·士昏礼》记文，“蔡”乃“祭”字之误。余志安本作“祭”，不误，但“祭”字上有空白，空白位置与元十行本“蔡”字草字头处一致。元十行本、余志安本文字排布密集，甚至文字间多有笔划粘连，文字之间少有明显间隙。此处异文最合理的解释是余志安本最初也误刻作“蔡”，但刻成后发现错误，将草字头剜掉，所以在草字头处形成了明显空白。又如《仪礼图》卷十一第四叶A面第五行，元十行本双行小字：“见上文‘诸侯天子’。”此处元十行本“诸侯”下脱一“爲”字，余志安本作“见上文‘诸侯爲天子’”，不脱。但“爲天子”三字与其余字字体有明显差异，行格亦不契合，当是将“天子”二字剜改作“爲天子”。以上二例均是余志安所据底本误，而余志安本改正者。余志安本底本原误之字恰好与元十行本同，由此可知余志安本很可能是据元十行本重刻，并在重刻时进行了校勘。

余志安本与元十行本的异文尚有若干条，如《仪礼图》卷七第二十叶B面第六行，元十行本误作“小射止一人”，余志安本作“小射正一人”，不误；《仪礼图》卷十一第一叶A面第九行双行小字，元十行本误作“菅，右顔反”，余志安本作“菅，古顔反”，不误。二本有异文之处，余本误者少，元十行本误者多。此外，余志安本字体较元十行本更爲规范、齐整，如元十行本中“礼”有时作“礼”，余志安本一概作“礼”；元十行本中的“躰”，余志安本均作“体”；元十行本中的“斉”，余志安本均作“齐”。又元十行本全书原无句读，余志安本《仪礼》十七卷则加刻句读。总的来说，余志安本在元十行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校勘、增补，使得余志安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就是余志安本与元十行本一样，均是据业已亡佚的宋元间昭武谢子祥本重刻，“蔡”“诸侯天子”等底本之误，系谢子祥本固有，元十行本承袭谢本旧误，而余志安本则改正了谢本之误。可惜谢子祥本已不可见，我们已无从验证这种可能性。在新材料出现之前，我们衹能暂且认定余志安本系据元十行本重刻。

明清时期《仪礼图》的版本主要有明嘉靖卢尧文本、清康熙徐干学《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

（一）明嘉靖十五年国子监生卢尧文等刻本

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在经过明初、正德六年、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嘉靖三年、嘉靖重校六次较大规模补修后，明代补叶已达六成以上，风格参差不齐，文字脱误较元十行本原本《十三经注疏》大幅增加，客观上已不能满足经书印行的需要。嘉靖十五至十七年（1536—1538）间，福建巡按李元阳、福州府学佥事江以达主持刊刻《十三经注疏》，替代了元十行明嘉靖重校补修本，而元十行本《仪礼图》则被嘉靖初年陈凤梧本《仪礼注疏》所取代。虽然《仪礼图》在李元阳本刊刻之后退出了《十三经注疏》的序列，但其传刻并未终止。明嘉靖十五年国子监生卢尧文等重新刊刻杨复《仪礼图》，刊刻时间略早于李元阳本。

卢尧文本包括《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左右双边。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亦二十字。白口，单黑鱼尾。版心中记卷叶，版心下无刻工。卷首依次有明嘉靖十五年国子监祭酒吕柟《新刊仪礼图解序》、宋朱熹《晦庵朱文公乞修三礼奏札》、唐贾公彦《仪礼注疏序》、宋杨复《仪礼图自序》、宋元间陈普《序》。次爲《仪礼图目録》，列有《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目録，目録尾题“监生东阳卢尧文、常熟钱寅、新安佘诲、新安汪尚庭、吴邑魏学诗校刊”。《目録》后爲《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正文。卷末有明嘉靖十五年国子司业童承叙《刻仪礼图后序》。卢尧文本存世印本至少有八部，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院、日本静嘉堂文库（两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据吕柟序、童承叙后序及吕柟《进呈书籍以永圣教疏》，吕柟最初希望由工部主持刊刻杨复《仪礼图》，作爲演习礼仪的依据。但《仪礼图》传本稀少，身爲国子祭酒的吕柟亦衹得到“一二善本”。于是吕柟命监生誊抄《仪礼图》，爲刊刻作准备。但此时国子监卢尧文等五位监生自行校写、刊刻，已近完成，且所刊之本“开朗精密，足可按习”，因此吕柟放弃了再刊《仪礼图》的想法，并应卢尧文等之请作序。吕序、童序所列五位监生姓名与《仪礼图目録》末所题五位校刊者姓名相同，由此可知卢尧文本并非官刻，而是由明国子监卢尧文等五位监生自发抄校、刊刻。卢尧文本刊刻时间当与吕序、童序撰作时间大体一致，即嘉靖十五年。

吕柟序、童承叙后序均未帮助卢尧文本所据底本。卢尧文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行款、文字排布与元十行本、余志安本一致，似当源出二本之一。元十行本内容与余志安本几乎完全一致，但元十行本较余志安本多出一篇陈普《序》，而卢尧文本恰有陈普《序》，且元十行本在明代屡经补修、刷印，较易获取，故而卢尧文本出自元十行本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取元十行本、余志安本、卢尧文本相校，其异文也证明卢尧文本源自元十行本。如《仪礼图》卷七第二十叶B面第二行：“然此但取之以俟，非即袒决遂也。”元十行本、卢尧文本“非即”误作“非但”，余志安本不误。又如《仪礼图》卷十一第一叶A面第九行双行小字：“菅，古顔反。”元十行本、卢尧文本“古”误作“右”，余志安本不误。

卢尧文本源自元十行本，然而元十行本《仪礼图》在明代经历明初、正德六年、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嘉靖重校五次补修，加上元十行未经补修本，共有六种印本。笔者取国家图书馆藏元十行明初补修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十行正德十二年补修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元十行正德十六年补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卢尧文本进行汇校，发现元十行本明初补叶可以帮助我们最终确认卢尧文本之底本。以元十行本《仪礼图》卷十一第六叶爲例，此叶爲明初补版，共有墨钉二十个。正德十二年补修未抽换此叶，但进行了修版，对二十个墨钉中的十六个进行了正确修改，剩余墨钉四个。正德十六年补修未抽换此叶，亦未修版，墨钉仍是四个。嘉靖重校补修未抽换此叶，但进行了修版，将剩余四个墨钉全部修改。而正德十二年补修修改的十六个墨钉，卢尧文本均不误，正德十二年补修未修改的墨钉，卢尧文本却出现了讹误，如《仪礼图》卷十一第六叶A面第一行：“既在同卷发，故五服略爲一节，皆用一尺而已。”“同”，元十行明初补修本、元十行正德十二年补修本、元十行正德十六年补修本爲墨钉，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正确修改作“同”，卢尧文本“同”误作“爲”。总之，正德十二年补修正确修改的墨钉，卢尧文本均不误；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补修未能修改而嘉靖重校补修正确修改的墨钉，卢尧文本却出现讹误。由此可知卢尧文本之底本并非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乃是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补修本中的一本。

细考《仪礼图》各本礼图，可知卢尧文本与正德十二年补修本关系密切，如《仪礼图》卷八第三叶A面《授使者币图》，此叶明初、正德六年、正德十二年本皆是元版，正德十六年补修则抽换此叶。正德十二年补修本此图寝门内有“宰入告具于君”六字，寝门与承载币的“幕”之间有“宰告备、揖入”“君南乡”八字，“幕”左上角有“加奉”二字，“幕”南有四个“马”字，四马之南有“宰以书授使者”“使者受书授上介”十三字。以上三十三字中，正德十六年补修本衹有“宰以”“使者”四字，其余二十九字均缺，删简严重。卢尧文本此二十九字衹缺“君揖入”之“入”字，其余文字、位置、方向均与正德十二年补修本相同。礼图绘制并无一定之规，若非亲见原图，很难做到文字、位置、方向与原图高度一致。故而卢尧文本此图不可能源自删简严重的正德十六年补修本，当是源自正德十二年补修本。因此可以断定卢尧文本的底本是元十行明正德十二年补修本。

卢尧文本与其底本元十行正德十二年补修本亦非完全一致。卢尧文本在刊刻时，删省了元十行本原有的《仪礼》十七卷，于卷前卷后增加吕柟序、贾公彦《仪礼注疏序》、童承叙后序。此外，卢尧文本大量校改了正德十二年补修本讹误，如《仪礼图》卷二第四叶A面第六行：“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正德十二年补修本“壹祭”误作“壹蔡”，卢尧文本不误；《仪礼图》卷三第三叶A面第七行：“名正则词不悖，分定则名不犯。”正德十二年补修本“定”误作“之”，卢尧文本不误。卢尧文本亦偶有新增之讹误，如《仪礼图》卷十一第二叶A面第五行：“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谓衆子也。”卢尧文本“谓”误作“则”，元十行明初补修本、正德十二年补修本、正德十六年补修本、嘉靖重校补修本均不误。

总体来说，卢尧文本所据底本较好，对内容的调整合理，校改底本错误十之七八，新增讹误极少，图文正确率极高，实乃精校之善本。

（二）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

清康熙间徐干学主持编刻《通志堂经解》，收入杨复《仪礼图》，内含《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通志堂本之前存世的《仪礼图》版本有元十行本及其各期补修本、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明嘉靖十五年卢尧文本，这些版本都可能是通志堂本的底本。今将上述诸本汇校，发现元十行本嘉靖重校补修时新增的不少讹误，同样出现在通志堂本上，如《仪礼图》卷四第一叶A面第五行：“卿大夫、士饮国中贤者，用乡饮酒。”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通志堂本“国”误作“酒”，余志安本、元十行明初补修本、正德十二年补修本、正德十六年补修本、卢尧文本不误；《仪礼图》卷七第二十二叶A面第八行：“右公及宾诸公卿大夫射。”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通志堂本脱“诸”字，余志安本、元十行明初补修本、正德十二年补修本、正德十六年补修本、卢尧文本不脱。类似例证尚有不少，可知通志堂本的底本是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

通志堂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校改工作，如《仪礼图》卷三第三叶B面第八行：“况于礼之亡乎？”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亡”误作“忘”，通志堂本不误；《仪礼图》卷七第二十四叶A面第十行：“诸公卿或阙，士爲之耦者不升。”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升”误作“胜”，通志堂本不误。但通志堂本之底本是元十行本中最晚的补修印本，元叶占比仅占全书369，因此其图文正确率不如以正德十二年补修本爲底本的卢尧文本。

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亦收入杨复《仪礼图》。四库本文字、礼图与通志堂本几乎完全一致，通志堂本的脱误几乎全部被四库本继承，可知四库本以通志堂本爲底本缮写。四库本在抄録之余改正了少量底本之误，但同时新增了一些脱误，如《仪礼图》卷一第六叶A面第九行“将冠者采衣紒”郑注“《玉藻》曰‘童子之节也’”，四库本“节”误作“饰”。《四库全书考证》还专门爲此出校曰：“刊本‘饰’讹‘节’，据《仪礼注》及《玉藻》改。”然《礼记·玉藻》篇原文作“童子之节也”，且孔颖达《礼记正义》曰“‘童子之节也’者，谓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礼节”，可知作“节”爲是。元十行本各期补修印本、卢尧文本、通志堂本均作“节”不误，四库本反将“节”改爲“饰”，纯属臆改。此外四库本还删除了通志堂本卷前朱熹《奏札》、杨复《自序》、陈普《序》，正文则不録《仪礼》白文十七卷，仅有四库提要、《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总的来看，四库本图文基本全依通志堂本，新增讹误之余又删减大量内容，属《仪礼图》历代重要版本中质量最差之本。

兹将《仪礼图》版本源流绘制成图，以便总览。图中实线代表直接来源，虚线代表间接来源，实线方框代表独立版本，虚线方框代表补修印本。

《仪礼图》版本源流图

元泰定年间刊刻的元十行本《仪礼图》是现存最早的杨复《仪礼图》刊本，是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明嘉靖十五年卢尧文本、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等其余重要版本的祖本。未经补修的元十行本已无全本存世，本文所考元十行本存世二十五部印本中卷帙完全者皆系元刊明修本，其中补修刷印最早的是国家图书馆藏元十行明初补修本。元十行本明初补修印本共存世四部，国图藏本是唯一一部全本。且明初补修是元十行本第一次补修，补版二十四叶（《仪礼》卷五第七至八叶，卷十一第九叶，卷十四第一叶，卷十五第一至三叶，卷十六第三叶、第五至六叶；《仪礼图》卷二第十叶，卷八第十四叶，卷十一第六至七叶、第五十二至五十三叶，卷十二第九叶、第十四叶、第二十八叶，卷十三第九至十叶，卷十五第一至二叶、第十五叶。其中明初所补《仪礼图》卷十一第五十二、五十三叶误与第五十一、五十叶重复，系补板之失），仅占全书34。其余元叶极少修版，漫漶程度较轻。在元十行本原本全帙不可得的情况下，国图藏明初补修本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元十行本的面貌，弥足珍贵。

此前学界研治杨复《仪礼图》多用清通志堂本、四库本，而通志堂本以元十行本最晚的补修刷印本爲底本，存在先天不足。四库本则据通志堂本誊抄，校改较少，在抄録时又新增了部分脱误。可以说通志堂本、四库本是所有《仪礼图》版本中最差的两个版本。古籍在传刻传抄中，总是不断滋生新的讹误。对于《仪礼图》这种以礼图爲核心的典籍，传刻传抄致误的问题就更加明显。礼图十分精密，一点一划、线条修短，往往对应人与物站位朝向、宫室的构造比例等关键信息，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在传抄传刻过程中，几乎无法做到礼图的完美复制，总会出现细节上的偏差。这些偏差轻则使读者难以理解，重则使读者産生误解，厚诬前人。如《仪礼图》卷一第六叶B面《陈服器及即位图》，此图是元十行本嘉靖重校时补版，补版时中庭之碑（以圆圈表示）缺失。明嘉靖卢尧文本以元十行正德十二年补修本爲底本，因此中庭之碑不缺。而清通志堂本以元十行嘉靖重校补修本爲底本，故亦无中庭之碑，这一错误又被后来的四库本继承。中庭之碑立于堂下，是行礼时重要的方位参照，不可或缺。后印后刻本的类似讹误尚有不少，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原书的礼学价值。国图藏元十行明初补修本《仪礼图》则是存世《仪礼图》诸本中最接近杨复原作的一部，文字、礼图精确，远胜通志堂本、四库本，是研治《仪礼图》者的最佳选择。

此外，元十行本是元代建阳书坊所刊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以个人经解代替经注疏合刻本的经书，而国图藏明初补修本作爲现存足本元十行本《仪礼图》中刷印最早的印本，是研究十行本经书编刻及元代福建书坊刻书的重要参照。总的来看，影印国图藏元十行明初补修本《仪礼图》，具有礼学与文献学的双重价值。

杜以恒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