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母张德嘉与哲嗣张泰苏在张祥龙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来源：「现象学」公众号

时间：西元2022年8月12日

师母张德嘉在张祥龙教授追思会的发言

（2022年7月27日）

 今天真是不知道从何说起，追思会前，我对儿子说：“我特别紧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人太多，我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他连头都不抬跟我说：“您应该是这个会议发言的人里面最没有压力的，随便说什么都行。”那意思是，你是这里面最没文化的，说什么大家都能谅解。泰苏现在也紧张，平时我与别人说话祥龙和泰苏都会紧张，他们一直说我说话过于直率，改不了的，所以现在我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上次77级同学开追思会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发言，当时紧张得就说了四点关于祥龙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简单、真挚、信守承诺、热爱自然。说完以后就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了。刚才听你们大家的发言，突然觉得你们比我更了解祥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从家庭的角度从夫妻关系去看他，并不知道他的课那么受欢迎，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我真的是有点吃惊……

1986年泰苏还不到4岁，祥龙就去美国留学了。我跟潮流申请签证去美国陪读，因为不能接受把孩子放在国内，就带着泰苏办签证，办了四次才成功。结果到了美国，祥龙对我说：“你知道吗？自从知道你们俩签下证来，就觉得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学习压力已经够大，我和儿子去会增加他的负担。他的奖学金很少，我很快出去打工，也建议他像其他留学生一样也打点工，他说：我觉得只要你和孩子有窝头咸菜吃，就没必要再去挣多余的钱。真是够诚实，这标准实在太低了，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儿子前两天突然很正式地对我说：“妈，我觉得你和我爸的婚姻是非常非常好的婚姻。”我一愣，因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急忙走过去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因为你们的婚姻是那种两个人相互成就、共同成长的婚姻。”我当时瞬间感到一种喜悦。张祥龙生病以来，我天天除了陪他看病，陪他应对各种疼苦，脑子里想的就是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一瞬间的喜悦使我特别地安慰，结婚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确是相互成就，共同成长的。

泰苏去美国后，我就有空余时间去北大旁听课，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事。若是精品课，人会特别多，经常占不到位子，就自己拎个马扎坐在边上。张祥龙觉得这样太辛苦，就替我去占位子，提前把一本书或一个本子放在座位上，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在第几排第几座。有时候太火的课他就在上一节没下课的时候提前去，等学生刚走就把座位占上。他很愿意为我做到这些事情。每次上课回来都会分享听课的感受，这是我们都很享受的事情。

有一次他要去德国讲学一年，我觉得机会很难得，就跟单位请了长假，奖金没有了，工资也扣到零，祥龙觉得这很自然，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只是为我高兴，那段经历留下太多难忘。年龄大了我体弱多病，他陪我去超市买东西，只要他可以，就又背又提的，让我空手跟他走回家。每当这时，心里只感到踏实和温暖。

平时在家里，我喜欢问问题与他讨论。在北大听课只听了些皮毛、甚至皮毛都算不上，但就都用来“解构”祥龙了，总是跟他辩论，比如说他先误读海德格尔、再误读孔子，说出来的全是他自己的想法 ，完全就是张版的海德格尔、张版的孔子，历史被你们知识分子解释得还有什么真实性呢？祥龙也不辩解。其实是后来海峰主任（仰海峰）把这个问题解了。有一次给海峰主任打电话 ，偶然就跟他聊起误读的事，后来海峰跟我说误读在思想史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下子我心里给祥龙平了反。我们之间还有很多这种“吵来吵去”，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就走到家里的孔子像前面说：“老夫子，这事您是不是同意我啊？”这样祥龙就会高兴。

泰苏从小是我带的多，学习生活大都是我管。之前我为此常有抱怨。但现在想想，泰苏游泳滑冰都是祥龙带着孩子学会的。因为祥龙酷爱爬山，从泰苏初中开始，他便带泰苏爬遍了北京周围所有的高山。也会带他骑车远行，无论三伏天还是下雪天，骑得远了，就在老乡家住一晚第二天再骑回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过程对张泰苏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张泰苏在父亲弥留之际对他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从来就是虎妈形象，泰苏都当爸爸了，我还一直唠唠叨叨，但祥龙一直给孩子特别多的理解、信任、欣赏和支持。再后来我们有了孙女，孙子，我常对祥龙说，不管当丈夫、当父亲你能得多少分，但作为爷爷你是百分之百地最完美的爷爷。虽然他与孙子孙女相处不是特别长时间，但是他非常慈爱，非常耐心。他认为对孩子好的事情，就坚持付出，比如教孩子读经、折纸。他喜欢折纸，为了给孩子折出特别复杂的物件，他干到半夜，第二天给孩子惊喜。现在我们的小孙子才八岁，已经是折纸的小高手了，在他学校里小有名气，是爷爷影响了他。有时候他对孩子太疼爱，孩子跟他说话没大没小的，泰苏也会吼他们：“不许这样对爷爷说话，你们爷爷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近几年我们有吃饭时在喜马拉雅上听书的习惯，祥龙生病后最后听的一本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尽管之前都读过，仍然很被打动。祥龙无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不喜欢热闹，喜欢对花草树木说话，也喜欢与小动物说话，最初我总说“好肉麻”，慢慢懂了他，正是这份童心，这种纯真纯粹，才让他对学术对精神境界不断探索追求，也是他自己人格不断完善的起源。祥龙走得太突然了，这件事……这个病来的太凶猛，祥龙就这么决绝地走了。自己回想起在陪伴他的150多天里面，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感到的只是心疼他，除了心疼还是心疼。……到现在我也没从这种心疼中走出来，因为我知道他是多么不愿意离开，可一些事就是做不到，怎么也做不到！……祥龙走了以后，这么多人写了那么多无比令我们感动的文章，这些带给了我们巨大的安慰。我在此谢谢大家！今天会上有学界这么多最出色的专家、他的老朋友还有年轻一代的朋友，对他的这种评价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知道……特别谢谢梁康和林伟（倪梁康教授和夫人），他们两个人在祥龙走后已经来过两次了，这么大热的天从杭州过来，很多感激真是无以报答……今天大家说的话我们都将记在心里。谢谢大家！从心里感激所有来的人。谢谢！谢谢你们！……

哲嗣张泰苏在张祥龙教授追思会的发言

首先，由衷地地感谢北大哲学系，尤其是韩老师、吴老师帮助我们在当下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举办这场追思会，实在是不容易。同时感谢诸位师长和亲朋好友，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个场景一定会很欣慰很感动。

跟随父亲我在学界也摸爬滚打十几年了。西方的、中国的、社科的、人文的、哲学的、法学的、历史的，见过的学者数以百计甚至更多，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始终觉着父亲作为一个思想者是很特殊的，有时候很难说清楚他的特殊性体现在哪？如果只说他拥有现象学与儒学结合乃至中西结合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学者当下已经是越来越多了，父亲晚年的时候经常因此很欣慰，他自己也并非是这一学术路线的首创者。我并不是研究哲学方面的学者，所以，我虽然对父亲的哲学贡献略知一二，但不敢妄言其具有的特殊性。在为人处事的层面上，当然，父亲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楷模。父亲一生给予我的关爱和贴身的言传身教，无人可以取代，因此更加不是我能轻易判断其特殊性的事情。

父亲去世之后的一个多月中，夜深无法入眠时，我时常会回到这个问题上：父亲的思想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深切想下去，可能它不在于他的具体观点，甚至不在于他具体的学说，而更多的在于某种思维风格，在于他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态度。这一点，发自内心地说，我确实还不认识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

下面简短地讲两件小事，希望它们能更准确地描述我这种感受。第一件事，我高三那年，也就是在2001年5月底，我和父亲去长白山玩，当时，我们从长白山天池下来，想在半山腰找到一个藏在林子深处的一个瀑布，找了半天之后结果发现我们迷路了，这让我很不安。父亲一直以寻路能力很强而自傲，可这次我们漫无边际地走了一个多小时，仍然没有眉目，我越来越焦虑，长白山那么大，一旦迷路，想要找回去是很困难的事情。

忽然之间，我们从密林里走到一片空地中。五月份的阳光从白云间洒落，景色很美。但焦虑控制着我，向父亲抱怨：咱们找了一个多小时，但一点进展都没有。他却很不一样，到了那片空地后，整个人突然就轻松下来了，回答道：你仔细想想，咱们其实没有必要拘泥于找那个瀑布，咱们现在找到了这片林间空地了，那就很好啊。然后他就坐了空地正中，很认真地跟我讲起了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 （Lichtung）意境：在黑暗的森林中，你对世界的认知始终是模糊、隔膜、而且狭窄的，突然之间有一片空地，阳光洒进来短暂的一刹那，让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下子鲜活起来、直观起来了。讲着讲着就觉着父亲越来越放松，而我也随着他坐了下来。

说句实话，当时18岁的我在一时之间并不能理解他当时的感受。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一动不动地坐了三十多分钟，在那儿体会着什么。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我只是觉着父亲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但是近40岁的我，已经同样是为人师的学者了，现在知道事情不止如此。这件事或许体现了我和父亲某种思维风格上的差别，是一种目的鲜明的工具理性和随性的、现象学式的体悟之间的差别。

真要说起来，我确实是一个对纯理性很执着的人，但父亲则往往反之。他是我认识的学者里面，最旗帜鲜明地反对理性主义的人。我不知道这否算是对父亲的叛逆。父亲并不拒绝理性，相反他自身是一个逻辑学功力颇深的人，但他坚定地认为，人类可以有理性之外的外部世界认知方法，更有理性之外的自我认知方法。这些“超理性”的认知途径可以通向更鲜活更有生命力的真实（或“缘在”），而只有当我们将它们与常规的理性思维有机结合之后，才真正算是和这个世界建立起了稳定可靠的认知桥梁。

另一件小事或许可以更加清晰地说明父亲这一思维倾向：2020年疫情开始前，父亲还在美国探亲的时候，我请了几位研究哲学的耶鲁同事（有法学院的，也有哲学系的）到家里吃饭。他们和父亲相谈甚欢，但这些在西方学界影响极大的分析哲学家们和父亲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思维差异，以至于大家说话时都有些小心翼翼，在很多问题上无法特别深入。同事们告辞之后，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又深谈过一次。

他当时问我：你和你这些同事，你们对纯理性的执着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你们只愿意相信纯理性的学术方法？我当时很想说，只有通过理性的手段才能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但研究历史、接触社科理论时间久了，又确实不得不认识到，在实证研究层面，人们对理性认知的信任确实是一种盲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更深一步的逻辑根基的。于是，我退而求其次，回答道：最起码，如果我想把我的思路、把我的想法准确地表达给别人的话，只有通过理性的方式才能做得到，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只有以理性的方式进行才能做到准确无误。学术研究既然是个群体活动，那么这种准确的表达就是必须的。

他当时笑了笑说，你这样做，其实是对自己、对其他人的感知和理解能力都太不自信的一种体现。你们为什么觉得，只有逻辑理性才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人类的互动方式如此丰富，为什么一定执着于这一种？这一种真的比其他的互动方式更准确更充分吗？这算不算是一种认知学上的迷信？比如今天晚上这场晚餐，我和你的同事们只敢用符合基础理性的方式交流，是因为我们缺乏其他层面的互相了解，缺乏更直观的交流方式。我们之间只能“对话”而不能“相互感悟”。与此不同的是，你们这些熟人之间明显有更丰富的交流方式，但这些方式又明显是基于一些纯理性之外的思维共性之上的。是不是只有接纳了那些纯理性之外的感知途径，你们才能真正讨论深层问题？关于理性与认知的争论，我和父亲进行过多次，但这是他说得最直接，也最尖锐的一次。

我当时依然对他的看法略有抵触，但后来仔细想想，又觉得确实如此。我，乃至于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学者，包括我在法学院的所有同事们，应该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我们只敢通过理性这个滤镜去看世界，因为我们不敢相信滤镜之外的任何认知。我们用理性把自己包装起来之后，固然可以通过经验去验证各种假说，但与此同时，也让理性这个屏障把很多事情隔绝在外。我们没有接纳与理解那些事情的魄力。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一种不太自信的自我保护措施。我们信不过自己的主观直觉，因此需要把自己关在理性的玻璃窗后，通过折射后的光线去看世界。

而父亲不一样，可能从他研究哲学的最初阶段，他的心灵对这个世界就是开放的，他完全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世界，热爱生活本身，并且把热爱生活、体会生活作为他最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多数人的学术研究和其个人生活大致是分隔开来的，研究是研究，生活是生活，于是研究就只是工作，而不能融于更深层的生命体验之中。对于父亲而言，生活本身就是哲学，而哲学的真正内涵只能通过非技术化的认知与思考途径，直接从人生体验中汲取，而不可凭空靠逻辑思辨获得。

或许可以说这是某种“术”和“道”的差别，但我更愿意将它形容为“论证”与“共鸣”之间的差异：这么多年下来，我能做的依然只是论证，但父亲从一开始，追求的就是和这个世界直接共鸣。他这样的境界我一直在追求，但始终没能达到，也不知道此生能否真的达到。话说起来，上一个给我这样感觉的人可能还是史景迁吧，那也是一位不必依赖概念理性就能形成鲜活的外部世界认知的幸运儿。但史景迁长于情景叙事，却没有父亲的哲学深度。

从这个角度看，父亲过早的离世确实是很遗憾的事，因为他是如此地热爱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想，面对死亡的过程对于他也同样是一场哲学体验，其丰富性与思维深度甚至可能超出他之前的一切体验。父亲最终离世时非常安详，或许真的是悟出什么了吧。最后我想给大家读一首诗。这是父亲04年在德国介绍给我的、他特别喜欢的一首荷尔德林的诗。这几天从他的日记中突然看到这首诗，于是又想到了那个在图宾根度过的夏天，想起了我们在黑森林里那一次次的漫步，也想起了荷尔德林那座黄色墙壁的水边故居。我觉得这首诗很能准确抓住父亲对生活、对人生以及对于哲学的态度。它叫《致大自然》。

致大自然 

当我还在你的面纱旁游戏， 

还像花儿依傍在你身旁， 

还倾听你每一声心跳， 

它将我温柔颤抖的心环绕； 

当我还像你一样满怀信仰和渴望， 

站在你的图像前， 

为我的泪寻找一个场所， 

为我的爱寻找一个世界； 

当我的心还向着太阳， 

以为阳光听得见它的跃动， 

它把星星称作兄弟， 

把春天当作神的旋律； 

当小树林里气息浮动， 

你的灵魂，你欢乐的灵魂， 

在寂静的心之波里摇荡， 

那时金色的日子将我怀抱。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