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六期讲录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十六日戊辰

          耶稣2022年7月14日

2022年7月2日下午，由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喀什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洙泗书院、孟子书院承办的“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6期举行。本期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殷延禄担任主讲人、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宋立林担任与谈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鑫担任主持人。活动主会场设在孟子研究院，曲阜洙泗书院、邹城邻圣明德学会、寿光市传统文化办公室设立线下分会场，同时约有50余位学友在线上参与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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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殷延禄先生

2·10“箪食壶浆”章

殷老师首先对本章的关键字词进行了梳理。其中，特别对“箪食壶浆”“亦运而已矣”等词句进行了详细解释：

“箪食壶浆”，即用箪装着食物，用壶装着酒浆。箪是古代用来装饭食的盛器，以竹或苇编成，圆形，有盖。殷老师指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点出了“五旬而举之”的真正原因，不是什么天的眷顾，也不是什么兵车的强大，而是民心所向。

“亦运而已矣”句，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说：“运，转也。言齐若更为暴虐，则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姚永概解“运”曰：“徙也。谓徙而之他也。”

接着，殷老师对本章主旨及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

殷老师首先对本章的对话背景进行了介绍：齐宣王五年，燕王哙把燕国让给他的相国子之，可是国人不服，将军市被、太子平进攻子之，子之反攻，杀了市被和太子平，齐宣王便派匡章率军趁机攻打燕国，很快取得胜利。

对于轻而易举获得的胜利，齐宣王归之于天意。事实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据《史记·燕世家》记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齐国的速胜，根本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燕王让国的行为，引发了国内矛盾，众叛亲离，无人应战的缘故。欲望膨胀的齐宣王，为了吞并燕国，在孟子面前，不仅把胜利归之于天意，而且还找了个吞并燕国的理由——“不取，必有天殃”——意思是吞并燕国是天意，不能不取。

齐宣王为何要对孟子说这些呢？显然不是诚心诚意来征求孟子的意见，而是要借助孟子来为自己吞并燕国的行为增添正当性。孟子对这一切自然洞若观火。更重要的是，在孟子的思想中天意与民心是一致的：“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9·5）

所以，殷老师总结说，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什么“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不屑一顾，直言取燕与否的理由，只是也只能是燕民的态度。

接着，殷老师又引姚永概在《孟子讲义》中说：

宣王之意，以万乘伐万乘，五旬而举，乃是天意，决非人力，不知天意即视民意为向背。故孟子首陈“民悦”“民不悦”二端，以定取之与否。然当时燕民亦深悦齐师之下至，“箪食壶浆”之迎，亦必实有其事。特民非不爱燕而爱齐也，悦仁而恶不仁耳。“岂有他哉”二句，正解民心以悟之。“如水益深”三句，戒其勿恃此日之迎，终贻他日之畔。厥后燕人果自立君，齐几亡国（注：见下一章）。则圣贤为人谋国，固非策士贪一时之功者可比矣。又案“岂有他哉”二句，抑扬得神。“亦运而已矣”，句法妙绝，妙在一“运”字。此古人所谓炼字也。

殷老师说，“‘箪食壶浆’之迎，亦必实有其事。特民非不爱燕而爱齐也，悦仁而恶不仁耳”，这是值得一切执政者深思的。

对这一次的齐燕之战，《史记·燕召公世家》还有这样的记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

殷老师指出，读这段记载，不可简单地说孟子劝齐宣王伐燕。即使孟子确实曾经劝齐宣王伐燕，我们也要明辨孟子对“伐”与“取”的严正立场:“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众人恫恐，百姓离志”，燕王的行为背离了民意——“伐”便有了正义的基础，便是行“文、武之时”，自然机“不可失也”；“如水益深，如水益热”，一味行霸道，陷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取”便背离了民众的意愿，结果必定是“亦运而已矣”。

最后，殷老师总结说，此章告诉我们：孟子不是简单的反战者，他对战争的态度是审慎的，战争必须符合道义、民意；孟子的民本思想，不仅着眼于一国，亦放眼于天下。

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

不难理解，孟子的思想是今天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文化渊源。

2·11“谋于燕众”章

殷老师首先对本章的关键字词进行了梳理。其中，特别对“奚为后我”“云霓”“重器”“旄倪”等字词进行了详细解释：

“奚为后我”的“奚”，会意。甲骨文写作，左右为手（爪），中为绳索捆着的人。本义为奴隶，有时也专作女奴。传世文献“奚”字多假借作疑问代词。“奚为后我”的“后”，是“後”的简化。下文“徯我后”的“后”是本字，君的意思。“徯”是等待的意思。

“云霓”，霓，虹霓，是太阳光穿过云层及空气中的小水滴时，产生反射而造成的一种色散现象。杨伯峻先生注：“虹霓旦见于西则为雨，暮见于东则雨止。”这里的霓是现于西方的云与虹，为下雨的征象。

“重器”，古代君王所铸造的作为传国宝器的鼎之类。迁其重器，意味着灭亡其国家。《战国策·燕策》之《乐毅报燕惠王书》：“故鼎反乎历室。”可为齐国迁走燕国的重器（故鼎）的证明。

“旄倪”，即老人与儿童。“旄”同“耄”，八十、九十岁的人叫做耄，这里泛指老人。倪，从人，“兒”（ní）声。兒，甲骨文写作，象幼儿头盖未合，或象儿童的两个角形发髻。倪，本义为小孩。

接着，殷老师围绕本章主旨及重要问题做了三点阐发。

第一，殷老师指出，前一章，齐宣王欲取燕，孟子告诫他，取与不取，不能听从欲望的冲动，而应当顺从燕国民心。齐宣王不听，于是有了列国诸侯相约起兵，欲伐齐以救燕。齐宣王闻而恐惧。于是向孟子询问化解危机的策略。殷老师引姚永概《孟子讲义》说，孟子的回答，可分三段：“此章自‘后来其苏’以上，先引汤事而解释之，即为末一段立一影子。‘今燕虐其民’至‘是动天下之兵也’，是言诸侯谋伐齐之本源。‘王速出令’以下，乃为画策。”

解读孟子的回答，首先要看透齐宣王的心思：“不说诸侯谋救燕而曰‘谋伐寡人’，正见齐王满肚皮仍是恋惜燕国不舍在，若说诸侯谋救燕，则齐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齐王只见诸侯私心，言此只与寡人为难耳。”（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三十一·孟子二》）

殷老师说，孟子正是有鉴于此，乃有“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之语。“七十里”与“千里”——地域差距何其大！“为政于天下”与“畏人”——事功差距何其大！以“七十里”之地域而“为政于天下”与以“千里”之地域而“畏人”——人之所为带来的结果差距何其大！言语之间，实见严厉，与前几章论“好货”“好色”自有不同。循循善诱，寄托希望，“好君也”；厉厉作色，谏言醒过，“畜君何尤？”（2·4）

朱熹《孟子集注》引范祖禹语：“孟子事齐梁之君，论道德则必称尧舜，论征伐则必称汤武。盖治民不法尧舜，则是为暴；行师不法汤武，则是为乱。岂可谓吾君不能，而舍所学以徇之哉？”殷老师说，孟子的伟岸，不在言语、不在善辩，而在尊尧舜法汤武、无恒产而有恒心、格君心之非等等之中。

第二，殷老师谈到，以“七十里”之地域而“为政于天下”与以“千里”之地域而“畏人”的巨大差距，深究起来，也没有什么难解之处——民之“怨”与“望”而已；民之“怨”与“望”也没有什么难解之处——一“信”字而已；民之“信”也没有什么难解之处——“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而已。

张岱在《四书遇·孟子·梁惠王下》中说：“怨与望只一意，精神全在‘天下信之’。‘信’字极妙，此‘信’不在临时。‘不止’‘不变’，全在师行有纪，正与齐之取燕相反，非独民情庆汤师之来。”

第三，殷老师指出，齐宣王问化解危机的计策，孟子答以“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此等计策，与同时代的纵横家也是截然有别的，不是迫不得已的应变机巧。正如张居正在《四书直解·孟子卷二》中说：“夫当战国之时，皆急功利，尚权谋，而孟子之所为齐王言者，一出于正，可以观圣贤之学术，与王政之大端矣。”《日讲四书解义·卷十四·孟子上之二》也说：“夫即伐燕一事，凡孟子所与齐王言者，虽皆随事匡救之说，然亦可以见圣贤之学术与王政之大端，惜乎齐王亲见孟子而不能实用其言也。”

2·12“出尔反尔”章

殷老师首先对本章的关键字词进行了梳理。其中，特别对“邹与鲁鬨”“莫之死”等字词进行了详细解释：

关于“邹与鲁鬨”，邹是古国名，其地在今山东省邹城市附近，为孟子母国。鬨，争斗。殷老师特别强调，“鬨”不可简化为“哄”。“鬨”或写作“闀”，从鬥从巷，会意私斗。鲁乃邹的宗主国，两国争斗，可见宗主不仁、附属不义。“邹与鲁鬨”，暗含讥讽，乃春秋笔法。“莫之死”，即莫死之。“之”指“有司”。

“莫之死”意思就是“没有人为有司牺牲。”

接着，殷老师围绕本章主旨及重要问题做了三点阐发。

第一，殷老师引唐文治《孟子大义》道：

仁政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薄其税敛，用之以礼是也。何谓长？民之长也。何谓上？民之上也。长上者，所以治民之事，非剥民之财，以图安富尊荣者也。欲求民之亲、责民之死，必在我先有可以亲、可以死之道。盖长上与民，本一体者也。长上，民之腹心也，长上视民如手足，则民视长上如腹心。长上能与民亲、为民死，则民之亲之、死之也，如手足之卫腹心，不期然而然也。是故古之仁君，其对于民负行政之责，其心常与民为一体，休戚与共，夫然后民乃亲之而死之也。此非强制而幸致之也，先有可以亲、可以死之道也。

后人读此章书，当知邹之有司所以死者，实非鲁人杀之也，邹民杀之也；亦非邹民杀之也，穆公杀之也。然穆公不行仁政，而有司不知谏，且乐为穆公之爪牙，而吮民之膏血，以为安富尊荣之地，则亦非穆公杀之也，自杀之而已矣。

殷老师点评说，唐先生对本章章旨的总结实在精彩。“自杀”之语，不仅是对执政者的警醒，即对你我的为人处世也有教益：许多别人的不友好，其实都是你我自找的。

第二，关于“仓廪府库”作何用途？殷老师说，范祖禹有一个妙解：“有仓廪府库，所以为民也。丰年则敛之，凶年则散之，恤其饥寒，救其疾苦。”（朱熹《孟子集注》引范氏语）

第三，殷老师结合自己的生活体会，谈到了对成语“出尔反尔”的理解。他说，记得在学习用词造句的时候，就知道“出尔反尔”这个成语，只是当时只知道它是反复无常，言行前后自相矛盾的意思。直到读了《孟子》，才知道它有如此好的本义。

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是言或行的前后不一。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是后果必有前因。

“出尔反尔”是经过了什么样的历程，变得这样面目全非呢？生活中这样的“面目全非”太多了。曾几何时，儒家的学问不是被批成“吃人的礼教”吗？至今不是还有许多人，认为儒家的学问是“糟粕”吗？

殷老师总结道，经典是人类进步的灯塔，人们的好与恶、走近与远去，一并构成它的伟岸。好它恶它的人终究会成为过客，只有经典站在历史的远处，放射它永远的光辉。经典的光辉并不照耀所有的人。它把自己的光辉裹藏在飘着墨香的书页里，只有翻动书页的人，才能受到那光辉的照耀。

殷老师呼吁，做个翻动书页的人吧，为了我们的愚昧、过错、无助！做个翻动书页的人吧，为了我们的自主、自信、自新。

2.13、2.14、2.15章

2.13、2.14和2.15章，均是记载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均和“滕国如何在大国间寻求生存”这一问题相关联，于是殷老师将之放在一起来讲。

殷老师首先对这三章的关键字词进行了梳理。其中，特别对“效死”“筑薛”“耆老”“邑”“归市”等字句进行了详细解释：

2.13章的“效死”：效，献也，致也。效死，即献出生命至于死。指奋力而不顾生命。

2.14章的“筑薛”，殷老师解释道，薛是古国名，其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南，不知在什么时候为齐所灭。齐灭薛后，齐威王以之封田婴，田婴因此号为靖郭君。田婴将筑薛，可能正在孟子从宋国到滕国的时候，所以滕文公以此相问。由此，殷老师还讲述了刘向在《新序·杂事第二》中记录的有关“靖郭君欲城薛”的一段趣事，对于我们加深对此处文本的理解有着很好的作用。

2.15章的“耆老”，《礼记·曲礼》中说：“六十曰耆”；《说文解字》中说：“七十曰老”。

“邑”：动词，建筑城邑。

“归市”，归，趋往；市，市集。

接着，殷老师围绕本章主旨及重要问题做了几点阐发。

第一，殷老师说，孟子与滕文公的交往早在滕文公为世子的时候，那时滕文公出访楚国，往返路过宋国，两次拜访孟子，被孟子的学说深深打动（见5·1）；执政后，便立派人将孟子接到滕国（见5·2、5·3、5·4）。积极推行孟子倡导的仁政王道，把一个方圆不过五十里的滕小国，治理得有声有色。杨海文教授在《孟子解读·滕文公》中说：“滕文公是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也是《孟子》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先秦其他作品都没有记载滕文公这个人以及他的故事，只有《孟子》把滕文公的故事记载了下来。这个情况显得很特别。”

殷老师指出，孟子游说诸侯，前后二十余年，所遇只有滕文公一位知音。滕文公只存在《孟子》里，也只为孟子而存在。这确实显得特别，特别成一种恰好、一种路标，让我们今天在反驳认为孟子学说“迂远而阔於事情”的时候，多了一个有力的实证。

孟子曾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7·7）“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是道理的温情，“小役大，弱役强”是力量的嚣张。可惜，孟子与滕文公没有好运气，他们生活在一个力量嚣张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事齐乎？事楚乎？”（2·13）便成为难以平衡的取舍；“齐人将筑薛”（2·14）便成为难以化解的恐惧；“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2·15）便成为难以避免的噩梦。这三章，白描了天下无道之下，小国图存的无助——如此，不是让我们更加盼望大国承担起道义的责任吗？这三章，白描了天下无道之下，小国图存的无助——如此，不是让我们更加盼望仁政王道这个孟子梦的实践、实现吗？

第二，面对无道的现实，面对滕文公无助的追问，孟子表面上给滕文公指出了两条道路：一是卷铺盖走人；一是行仁政，加强战备，争取民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殷老师说，卷铺盖走人，向哪里走？孟子没有说。没有说其实就是说了：天下无道，哪一个诸侯不是齐、楚之君？哪一个诸侯不是虎狼之人。两条路其实只是一条路！孟子反对在恶势力面前的苟且，反对在外交上左右逢源的机巧，主张行仁政、誓与国家共存亡！孟子果然还是那么倔强。冯梦龙在《孟子指月》中说：

力不能两事，欲择一而事之，此只在齐、楚上较量，与本国全没相干。“是谋非吾所能及”，言是乃侥幸苟免之策我却不知；非谦词。“民勿去”由平时固结，民自不忍去。味“凿”“筑”“效死”，有许多绸缪捍御意在，即次章所谓“强为善”也。“是则可为”，正教他此处着力下手做。此亦非万全之策，但自守之常道当如此耳。圣贤于事变之际论是非，不论成败。

“于事变之际论是非，不论成败”，正是孟子“倔强”的恰当解释。

第三，由历史回到今天，由滕国回到自身。殷老师说，你我常常不能像自己想象的那么优秀，时刻被无助缠绕着。你我可能也做不到孟子那样的“倔强”，但是，请不要苟且。为了不苟且，你我需要帮助，谁能帮助你我？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8·7）贤能的人可以帮助你我。尊贤敬能，不是情感的付出，而是正能量的收获。在限行防疫、居家防疫逐渐成为常见的当下，请致敬那些时代的贤能之人——有时候也像你我一样柔弱的坚定的逆行者。

最后，殷老师向我们分享了古人对这三章的高见：

关于2·13章，张栻在《南轩先生孟子说·卷第一》中说：“孟子谓‘是谋非吾所能及’，意以为与其望二国之矜已以求安，则不若思所以自强而立国。盖在人者不可必，而在已者有可为。”

关于2·14章，《日讲四书解义》中说：“夫‘强为善’一言，非止为滕君目前之计，实有国家者经久之谋。汉儒董仲舒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谓得孟子之意矣。”

关于2·15章，张岱在《四书遇·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太王之迁，他无可考。诵《大雅·绵》，大抵物力强盛，非因狄而播迁也。孟子生平立言，不甚拘泥，或当时小有狄患乎？迁非为狄也。学者不可不知。”

关于这三章，朱熹在《孟子集注·卷二·梁惠王章句下》引杨时语：“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

罗泽南在《读孟子札记》中说：“天下事有理有势，势有可为不可为，理则无时可以或失。战国时，七国之势皆有可为者，徒逞一时之私欲，而不循天理之正，仁义不施，德政无闻，亦终做事不成。虽以始皇之混一，亦不旋踵而即灭，此有其势者，不可不以理也。滕介居强邻，势若累卵，即教发愤有为，一时亦难自立，此时亦只凭理之所当为者做去，施爱民之政，效守死之力，而其事之在人、在天者，听之而已，此势之不可为者，亦不可不循理也。事固有万难求全者，必欲侥幸苟免，理既已失，事亦无济。古今来辱国丧节者，率皆由此。孟子之言，岂迁论哉？”

2.16“后丧逾前丧”章

殷老师首先对这三章的关键字词进行了梳理。其中，特别对“嬖人”、“乘舆”、“不果”等字词进行了详细解释：

“嬖人”，即受宠幸而地位卑下的人。赵岐注说：“爱幸小人也。”

“乘舆”，乘，甲骨文写作，下面是一棵树，上面是一个人。人站在树上。乘的本义就是人爬到树上。《说文解字》说：“加其上曰乘。”引申为驾驭、乘坐的意思。再由驾驭乘坐进一步引申为马车。表示马车的时候，应该读作shèng。舆：甲骨文写作，从“车”，从“舁”，“舁”亦声。本义是车箱，古代的车最初由人力担抬，称为“肩舆”，故从象四手的“舁”。由于车舆需要众力才能抬起，故其后用来表示众多之义。“不果”，即不成。《词诠》云：“凡事与豫期相合者曰果，不合者曰不果。”

接着，殷老师围绕本章主旨及重要问题做了阐发。

殷老师说，本章是一篇难得的妙文，对此姚永概在《孟子讲义》里有很好的评述：

此章叙事，用字妙极，用笔妙极。“鲁平公将出”一“将”字，“公曰诺”一“诺”字，写出昏庸之君，其见贤也，难而又难，毫无决断。其信谗也，易而又易，曾不犹疑。便将当日平公情状，和盘托出。“臧仓”之上加“嬖人”二字，下加一“者”字，何等得神。“他日君出”数句，分明明知故问。“何哉”二字，又故作惊诧，已将小人轻刻佻巧口吻，描得穷形尽相。虽乐正克亦有“何哉”一句，然合上下文诵之，便觉乐正克之“何哉”词气正大，而臧仓之“何哉”，意态尖酸，迥不侔矣。

姚先生继续写道：

再味孟子“行，或使之”数语，圣贤之胸襟阔大，气象平和，又是一番境界，令人恶鄙臧仓之思，反为之涣然冰释，笔墨至此，真天工也。

此处，殷老师说，对臧仓的“恶鄙之思”，不能“涣然冰释”！这不仅为孟子，也为许许多多的德才兼备的人——现实中德才兼备的人不能一展德才、奸邪的小人屡逞奸邪的事情何其多也！

张栻在《南轩先生孟子说·卷第一》中说过：“原平公之始将见孟子，非见善之明也，特以乐正子之言，而起敬耳。使其见之果明，则信之必笃，何至因臧仓一言而遽止乎？”张居正也在《四书直解·孟子上》中说：“夫往见孟子者，乃平公一念好贤之心，只因臧仓阻之，遂以不果。可见谗说易行，君心易惑，此明主任贤不可不专，听言不可不审也。”

殷老师接着说，原来孟子不得与鲁平公相见，症结不在臧仓那里，真正的原因是鲁平公“见善不明”“信贤不笃”！虽然如此，还是不能“涣然冰释”对臧仓的“恶鄙之思”！不过对孟子的“不遇鲁侯”，却“涣然冰释”了：“平公昏庸若此，纵使孟子见之，亦无行道之望也。”（唐文治《孟子大义》）

最后，殷老师引陈来先生在《〈孟子〉七篇解读·梁惠王》中的话作为总结：

他（孟子）做这件事成不成，是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景观里边去把握。因为历史上来看，每一件事成或不成，它的因素很多，这就是“天也”。所以，人有这样一种认识，这个认识就变成一种胸怀，一种比较达观的胸怀。

任何一件事情成与不成，不是人完全所能够决定的，并没有抹杀人的积极主动性。这就是我们要结合到前面那个2·14的时候所讲的，要强为善，这并没有排斥你强为善。我们说这件事不是人完全能掌握的，还有天的因素，但不是让你躺倒不干，人还是要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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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宋立林老师

讲读结束后，宋立林老师就通讲内容进行了总结和补充。

宋老师首先强调，在学习《孟子》时，通过对古人相关解读资料的选取、参考和温习，对于今天更深层理解经典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宋老师还谈及了几个问题：

首先，这几章涉及了当时的战争，那么孟子如何去看待战争呢？孟子的战争观在这里就有了非常清晰的体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儒家圣贤和诸侯国君之间在立场上的差异，“所如者不合”是必然的。正如宋儒、明儒所讲，这都是需要在肯定儒家圣贤之道是“循天理之正”这一点上，去比较、去解读的。

其次，这几章还涉及燕王哙禅让事件的历史背景问题。宋老师说，在郭店竹简中有一篇文献《唐虞之道》，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唐虞之道》就是受到燕王哙禅让事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但是宋老师认为恰恰相反，应该是先有了这样一种理论、观点，才有了像燕王哙的实践。当然这种实践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一定是一场闹剧。同时，这也应该引起我们对出土文献与历史事件之间关联性的思考。

最后，宋老师还谈到了遇与不遇的问题。宋老师说，这是孔孟儒家共有的问题，也是每个个体都会遇到的人生之问。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涉及了儒家“穷达以时”的穷达观。宋老师指出，由此看来，这几章不仅可以做政治上的解读，也可以反过来引申到为人处世之上，因为道理都是相通的。读了《孟子》之后，如何去看待一个人所遭遇的困厄和无助，会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孔孟都在讲“我”的问题，“操之在我”，这是儒家非常重要的观点。对于命，儒家强调一方面要担负起天赋的使命，学了道、明了道，自然要去弘道，但是道行与不行，不是“我”所能左右的，是听天由命的事情。这对于今天我们来看待历史和自己的遭遇都有重要启示。

与谈环节结束后，线上线下的学友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特别是围绕“后丧逾前丧”的相关话题，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

针对这一问题，殷老师做了进一步补充。

殷老师指出，2·16“后丧逾前丧”章涉及一个公案：孟子几岁丧父？通常的说法是孟子三四岁时丧父。这个说法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证据，即东汉赵岐《孟子题辞》：“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夙丧，自然是一个大约的说法。有人提出，孟子父亲的去世，应在孟子成年以后。认同这个说法的人也不少，主要的理由就在本章：“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他们认为，既然父亲去世的时候孟子已经是士的身份了，年龄怎么可能是三四岁呢？这里面或许有误解。

殷老师指出，丧葬之礼与祭祀之礼是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呢？“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中庸》）丧葬之礼与祭祀之礼的区别是：丧葬之礼对应的是死者的爵位；祭祀之礼对应的是嫡子的爵位。如此，本章“前以士，后以大夫”的“士”是孟子父亲去世时候的爵位，而不是孟子丧葬父亲时候自己的爵位。据本章“前以士，后以大夫”而推定“孟子父亲的去世，应在孟子成年以后”是不成立的。当然“前以士，后以大夫”也不能作为“孟子三四岁时丧父”的佐证。

接着，殷老师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孟母去世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礼呢？殷老师说，自己曾经就此问题请教过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杜教授回复说：

先秦礼分吉、凶、宾、军、嘉五类。葬礼即丧礼，属于“凶礼”。祭祀则属于“吉礼”。凶礼举行的规格依照死者爵位进行，而祭礼的规格则依照死者嫡子的爵位进行。父亲的身份是士，则其子无论是士还是大夫，其父丧葬规格只能按照士的标准进行。至于儿子母亲，则要看母亲的地位。如果母亲是正妻，即“夫人”，那么丧葬规格与父亲等同，享受士的待遇。如果母亲只是妾，则丧葬待遇要低于士。当然以上两种情况是礼制的原理。根据《春秋》等文献的记载，还有两种实际存在的情况，一个是如果国君对当事人母亲有特别的册命，提高了母亲的地位，则按照国君册命的地位实行葬礼。再一个是即便不得到国君的册命，儿子有时也会擅自提高母亲的地位，私自提高母亲的葬礼规格，即是所谓“母凭子贵”。

殷老师接着说，由上面的讨论，也引起我们对丧礼、祭礼的关注，对丧礼、祭礼的关注又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古代礼的教化作用的思考：丧礼举行的规格依照死者的爵位进行——一个人身后盖棺的“定论”，靠己不靠人；祭礼的规格则依照死者嫡子的爵位进行——一个人祭祀父亲的规格，靠己不靠父。我们今天好讲个人的独立，子是子父是父，人伦关系淡漠；古代的礼（当然不是全部的礼），让父子相联，进德不息。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11·16）殷老师指出，孟子的“天爵”“人爵”之辨，不是把“天爵”与“人爵”简单地对立起来。他欣赏“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的态度，鄙视“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的作为。“修爵”的路上，原是可能“天”“人”合一的——当然要明白，“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体现了天爵高于人爵的价值原则；人爵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到，而天爵则是人人都具有的；天爵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实现其价值与尊严的可能，从而确立起人生的信念与方向。

殷老师补充完毕后，曲阜师范大学的刘昭博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后丧逾前丧”的问题可以结合4.7章一起来看。4.7章中孟子与弟子充虞讨论棺椁用度，其中孟子更多谈论的不是礼，而是情，强调要“尽于人心”。就像《论语·阳货》中孔子和宰我谈到三年之丧时，宰我不尽三年之丧觉得于心可安，但孔子认为不尽三年之丧的话，于心是不可安的。孟子在这里的情况是，他自己有能力和财力去用厚葬其母，虽然可能不合当时礼法，但是只有这样做了，于心才是可安的。所以，这里强调的，不是礼的辨析，而是情的表达，这种情可做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层是为母尽孝之情；第二层是实情之情，即当时有这个条件的实际情况。

殷老师听后表示，可能会有此种情况，特别是孟子父亲如果去世很早，孟子母亲通过有良好的教育使孟子最终成人成才，由此带来的孟子与其母亲之间深深的情感，导致孟子做出“后丧逾前丧”“棺椁衣衾之美”就十分情有可原了。这需要我们作同情的理解。殷老师也指出，4·7章不从世俗之礼的规定上谈问题，而是直指人心，需要我们用心去体味。其中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特别是在当下，所谓主张人权、主张“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人”的观念，对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冲击。比如，现在有许多亲人之间因为房子、因为钱财就跑到法院打官司。试问法律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吗？显然是不能的。社会的治理，不能简单地用政和刑的办法去管理，还需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在讲德与礼、政与刑的时候，也不是将二者简单对立的，治理社会这两个方向缺一不可。虽然法律是对人的保护，但是仅仅靠法律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一定要回到人心，特别是要回到由血缘亲情生发出来的、推及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上，只有深刻体会到这些，才能更加深刻把握儒家要义，更好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

宋老师也表示赞同，他说，今天的时代当然要讲法、讲权利，但是仅仅有人权而没人情，人的生命本身也是不完整的。只保护物质上的权利，没有人情的呵护，人生的幸福便无从谈起。所以既要维护人权，也要呵护人情，而儒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活动最后，大家对殷老师的讲解、宋老师的与谈报以热烈掌声，“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六讲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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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研究院现场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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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泗书院现场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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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邻圣明德学会现场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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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市传统文化办公室现场听众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