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开讲仪式暨通讲第一期举行，宋立林主讲

来源：「洙泗社」公众号

2022年5月21日下午，“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开讲仪式暨通讲第一期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如期举行。本次通讲由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教授担任主讲，孔子研究院魏衍华研究员担任与谈人。数百位专家学者、儒学爱好者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活动。活动由孟子书院执行院长殷延禄先生主持。

开讲伊始，主持人殷延禄先生首先对活动的缘起与策划作出说明。“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是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与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喀什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洙泗书院、孟子书院共同承办，得到中国孟子学会和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支持。活动旨在阅读儒家经典，弘扬传统文化。活动自即日启动，预计开展40讲，延续数月，为方便听众参与，通讲定于每周六下午进行。

主持人殷延禄先生

孟子研究院副院长袁汝旭先生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他指出，孟子是中华文明史上影响至深至远的伟大思想家，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孟子思想的研究、挖掘、弘扬，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特别是我们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也是当前落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孟子》通讲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大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解读力度与认知深度，进一步树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璀璨魅力的文化自信。致辞结束后，袁院长代表主办单位宣布，“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活动正式开讲！

孟子研究院副院长袁汝旭先生

通讲第一期由宋立林老师担任主讲。所讲内容主要涉及“孟子其人其书与中国文化”“赵岐及其《孟子题辞》”“朱子《孟子序说》”及《梁惠王上》前两章。宋老师首先对孟子其人、《孟子》其书和对中国文化的意义进行介绍。从孔子创立儒学至今，儒学发展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而明晰从“周孔之教”到“孔孟之道”的转变，不仅有助力理解历史上孟子升格运动，而且可以看出儒学的形态变化。简言之，汉唐时代推崇的是“周孔之教”，“教”即教化，侧重于政治。宋明以来，“孔孟之道”越来越成为儒家的代名词，这里的“道”更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宋老师认为儒家的义理架构主要分为四大板块，即天道论、心性论、修养工夫论和政治论等。孔子作为儒学开山者，其思想有四点特征：1.发展性。孔子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发展的阶段性的。2.丰富性。天道论、人性论、修养论、政治论在孔子的思想中都有体现。3.多歧性。这是因为孔子对于很多问题没有明说，且其教授弟子采用因材施教，随机点拨的方式，弟子们各自理解不同。4.模糊性。这也是原始儒学的特点。而孟子的对儒学的贡献就是陆象山所谓“十字打开”，他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是全面的，“内圣外王”兼有，尤其是在心性论上做了一个拓展与深化。

宋老师还指出，从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而言，宋儒对于孔子、颜子和孟子的精神气象与生命圆满程度有比较。尽管孟子在思想上的贡献要大于颜子，但是在生命的境界上却稍逊于颜子。孔子的天地气象、圆融境界当然是最高的，是值得每个儒生都去追求的。但是，由于气质的差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至高的中和之境。孔子生命之“圆融”是真的“圆融”。宋老师强调，与其因达不到那么“圆融”而“伪”而“异化”，不如学一学孟子，保持一点圭角和英气，追求一下“泰山岩岩”之气象。

主讲人宋立林教授

宋老师特别呼吁，了解孟子及其思想需要借助古人的注释。在《孟子》的各注本中，流传最广的是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宋老师结合《后汉书·赵岐传》，对《孟子题辞》做了串讲。宋老师指出，赵岐之所以注《孟》，可能与其精神气质与孟子颇相近有关。大家应该注意，孟学史上的这些人物，受到孟子怎样的影响，又如何推进了孟学的发展。接着，宋老师对朱熹的《孟子集注》做了介绍，对《孟子序说》进行了串讲。

对于《梁惠王上》第一章，宋老师指出第一章虽然从义理上来讲并不复杂，不如后面有关“心性”哲学的章节难读，但对于理解《孟子》全书却非常重要。孟子针对梁惠王的“利”之问，直接回“怼”，提出了“亦有仁义而已矣”。如何理解仁义和利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义利之辩”这一命题。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公私就是义利。陆九渊也讲：“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关于“何以利于吾国”的“利”，朱子说：“王所谓利，富国强兵之类。”孟子所提出的方案并不是顺着统治者的想法的，这就是“所如者不合”。《孟子》开篇第一章就是直面冲突，把孟子思想和时代的冲突彰显出来了。民国唐文治先生就说“此节一句辟惠王之言利，一句即提出仁义，语意斩钉截铁”。蒋伯潜先生也说：“‘何必曰利’是孔孟政治学说的基本，也是全部《孟子》的中心。” 

宋老师认为第一章说的是“仁义至上”。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儒家，就是要看他在义利关系上持什么观点，是“义先于利”还是“利先于义”。孟子对儒学的义理贡献可以大体归结为四个“辩”：第一是人禽之辨，第二是“义利之辩”，第三是“王霸之辩”，第四是“华夷之辩”也就是“夷夏之辩”。而“义利之辩”是确立儒者和非儒者的首要标准。

宋老师引用朱承先生的观点，指出儒家所说的“义”是指公义、正当，带有公共性，意味着普遍、长远、全体的“好处”。而“利”则更多地指向具体的，是短暂的、部分的“好处”，因此有“私”的意味。孟子之所以提出“义利之辨”，这与其所处的战国时代有关，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孟子提出“义利之辨”其实是“逆流而上”的“遵道而行”。孟子、儒家所“逆”的就是战国时期“争于权谋”“争于气力”的“时代潮流”。这正与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关于《孟子》中的“义利之辨”，宋老师推荐了杨海文老师的《〈孟子〉首章与儒家义利之辨》。宋老师认为，读经典要关注首篇首章。《四书》的首章都非常关键。《论语》首篇首章受到的关注最多，诠释者众。但是《孟子》的首篇首章却鲜有专论。如果有，自“长沙杨子始”。宋老师说的“杨子”即著名的孟学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杨海文先生。

这是儒家“义利之辩”的全部精神，不能仅看表面就认为儒家是否定“利”的，其实儒家也谈“利”，比如“制民恒产”“五亩之田，树之以桑……”等等。这些说的都是百姓之利。儒家讲保民，讲先富后教，都是把老百姓的物质需求放在第一位。

宋老师认为“义利之辩”不仅指向“王道”政治哲学，更指向人心。“义利之辩”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是道德问题。人的生命包含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两个部分，物质生命主要关乎身体。“利”归根结底，和身体有关，和人们的欲望有关，是人的物质生命的表现。精神生命主要关乎心性。“仁义”就关乎人的心性，关乎道德，是人的精神生命。在身心关系上，儒家从来不像某些宗教一样否定身体，而是倾向于限制性肯定。物质生命（身）和精神生命（心）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对立的，基于此则义利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关于第二章，宋老师解释本章也是从物质享受入手谈论大道，前一章讲的是“利”，这里讲的是“乐”。本章是孟子对梁惠王的圣贤是否享受游乐问题的回应，孟子率先说：“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这便是要对“人生享乐”问题进行重新阐释。孟子下面引《诗》《书》来讲道理，体现了赵岐所谓“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宋老师指出，第二章是接着第一章来讲的。这一章实际上同样是讲“义利之辨”，与民同乐就是“义”就是“公”，独乐、独享就是“利”就是“私”，哪一个为主导，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在“义利之辨”中，把公共性有限原则彰显出来，是儒家政治性原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宋老师提出当读到第二章的时候，虽不能完全领略孟子政治思想中非常深厚、精华的一些东西，但是已经品尝了孟子思想的基本精神，已经把握到了基本切入口，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带给我们的基本启示。

随后，在主持人殷延禄老师的组织下，现场与线上听众就自己的感悟和问题积极发言讨论。宋老师、殷老师对听众的感想与疑惑，分享了自己的理解与心得。

与谈人魏衍华研究员

讲读、交流环节结束之后，魏衍华老师就通讲内容做了点评和补充。魏老师指出：孔子是集大成者，孟子同样也是集大成者；若单纯从文本的角度进行阐释，《论语》和《老子》的阐释度，其可拓展性与可阐释的空间，比《孟子》《荀子》《庄子》等文本的经典阐释空间要大得多；读《孟子》要注重研读早期的注本，如赵岐的《孟子注》等，把握其中对《孟子》阐释的精髓。在研读经典时，也要把自己当成是孔孟的弟子，须玩味背后的意思，不能是单纯从文字上解读。就“利”的问题，孟子所理解梁惠王所说的“利”，并非国家正常运转下的“利”，而是在国家正常治理之外的“大欲”。在梁惠王存有这样的“大欲”背景下，假如其臣子们也有同样的“大欲”，君臣之间交相争利，那么结果必定是国将不国。

本次通讲活动的启动，恰逢小满，气温渐升，活动正承天地上升之气，秉孟子浩然之意。欢迎有志同道一起相约慢庐，慢读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