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与孔府关系研究

作者：孔明（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

摘  要：在近代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中，儒教是其藉以宣扬“同文同教”的重要手段，作为儒教象征之孔府则是其重要借助对象。自清末民初至全国抗战爆发前，为因应不同时期的对华侵略需求，日本朝野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对孔府活动：从辛亥革命时期拥立衍圣公为帝的论调，到参拜孔庙、结交孔府、支援孔府文化事业、干预国民政府反孔运动、游说衍圣公东渡，甚至提出扶植衍圣公为傀儡政权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和圣裔拉拢，直接推动了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及利用儒道外交改善对日关系。凡此均在近代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史、中国尊孔史和中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

关键词：日本侵华 孔府 国民政府 斯文会 儒道大会

原标题《全国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孔府的接触利用与国民政府之因应》），有改动。

西汉以后，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形成，孔子后裔受到历代王朝的优礼，唐宋以降，更爵列上公，代增隆重，成为儒家道统延续的重要象征。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孔子后裔同样备受士林仰慕与崇敬，并被赋予浓厚的神圣化色彩。

儒学与日本政治关系密切，在幕藩体制下，曾长期居于政治理念和道德文教的支配地位。明治维新伊始，在欧化风潮和自由民权运动冲击下，儒学一度被启蒙思想家弃之如敝屣，开始走向式微。但为对抗自由民主思潮，灌输绝对忠孝观念，明治政府通过颁布《教学圣旨》（1879年）、《教育敕语》（1890年）等一系列思想统制法令，使其重新上升为天皇制国家的最高教化准则，回到“国教”的位置。[1]与此同时，甲午、日俄两役后，文化优越意识的膨胀使日本渐以儒学正统和东方文化盟主自居，“同文同教”和尊孔崇儒遂成日本朝野对华文化号召、藉以取得与列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作为儒家道统象征的孔府自然成为其重要借助对象。

自清末民初至全国抗战爆发前，为因应不同阶段的对华侵略需求，日本官、军、民各方提议及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对孔府活动。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即有拥立衍圣公为皇帝的呼声。其后，日本官民除通过参拜孔庙表达文化“亲善”外，还通过支援孔府文化事业、阻止中国反孔运动等形式示好孔府、游说衍圣公东渡，甚至有扶植衍圣公为傀儡政权首领之考量。九一八事变后，为宣扬“同文同教”、消弭中国反日情绪，日本大修孔庙并邀衍圣公孔德成东渡参加1935年4月举办的儒道大会。为对抗日本文化侵略、防止圣裔被劫持，国民政府一举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走向全面尊孔。简言之，日本之文化侵略是推动国民党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另外，在维护政治和文化安全、不使孔德成赴日的同时，国民政府又以中央名义派孔德成之代表赴日参加儒道大会，洵有配合1935年上半年对日邦交调整、缓和中日关系之考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政府对日关系史上有不可忽视之意义。

关于近代日本与孔府之交往及其影响，先行研究已略有提及，且多集中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修孔庙和邀请圣裔对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影响上。在批孔类著作中，1977年版《鲁迅杂文选讲》对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的讲解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极力鼓吹以“王道”和“孔子之教”建立“东亚新秩序”，儒道大会“使这丑剧达到了高潮”，而国民政府附和尊孔则是中日反动派“在孔丘的亡灵前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在国民党文化政策类研究中，蔡渊絜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之所以加速尊孔，除巩固民族团结、恢复固有道德之目的外，对日本儒道大会的抵制是其“直接原因”；李俊领也指出，国民政府尊孔和将孔子嫡裔纳入党国体制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与日伪竞争，防止日人对圣裔加以利用。[2]

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相关研究多属旁及性论述，对日本与孔府交往之历程、日本尊孔对国民政府影响之经过尚缺乏专门性探讨，对儒道大会与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之关系更未见论及。本文试图在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日本儒教团体资料、两国官方文书、相关人物日记和迄未公开的涉日孔府档案等为依据，全面梳理清末民初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与孔府交往之历程，以期为认识近代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之外因以及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提供一新视角。

一、日本与孔府交往之开端

孔子后裔，代有封爵，其传承状况载诸史籍，是以圣裔之存在，久既见知于具备汉学素养的日本士人之间。逮至江户时代，儒学国学化，日本士人由对孔子的尊崇，衍生出对孔子后裔的关注。唯此时两国声气未通，日本对孔家之认识尚处于风闻和感性阶段，且有将其神圣化之倾向。

江户前期，大儒新井白石曾以“风闻”的形式谈到，满清统一中国后，康熙帝欲以皇女降嫁衍圣公，不料竟遭拒绝，然清廷非但未加责罚，反而益加优待，并以衍圣公为宾客，每至京师，皇帝必亲迎于驿站。[3]江户末期，神道家平田笃胤进一步将孔子和孔家纳入日本神道体系，加以神格化，他称“孔子实无异于神也”、“唐土未有盛于孔子之家者”，并强调其原因系“孔子之诚心适符天津神（日本神祗）之御心也”。[4]

新井平田之说，虽无事实可稽，但却因其地位崇高，而广为后世学人推崇和传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近代日本对孔府的神圣化认识。

左：新井白石（1657-1725）右：平田笃胤（1776-1843）

甲午战争后，以日为师成为时代潮流，随着中日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频繁，圣裔开始由风闻进入日本官民的日常视野。1903年6月，孔府近支、总理山东学务处孔祥霖赴日考察各项要政时，受到涩泽荣一等朝野名士欢迎[5]，主要报纸以“衍圣公族叔”“清国名门之来朝”相报道。[6]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列强讨论中国国体问题时，英国政府曾训令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册立孔子之子孙孔侯〔公〕爵为皇帝事速与日本国公使密议”，日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将该案报告日本政府。[7]与此同时，对于拥立衍圣公为帝，日本民间亦有“盛倡其议者”[8]，这标志着圣裔这一特殊文化符号的现实政治功能开始受到关注。

1911年12月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向外务大臣密报英国公使提议

民国建立后，列强在华利益竞逐日趋激烈，日本对华扩张亦进入新阶段，通过尊孔标榜“同文同教”，取得在华竞争上的文化优势，渐成朝野共识。在此背景下，参拜孔庙成为尊孔表达之重要手段，日本与孔府之交往亦随之产生。

较早将尊孔手段与在华利益扩张相结合，并开启日本与孔府实际交往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1913年8月，在涩泽与孙中山主导下，中日两国合资经营企业——中国兴业公司成立，这是民国以来日本财界对华扩张的最大成果。1914年5月，涩泽荣一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议二次革命后兴业公司的人事问题，并宣称欲借机完成参拜孔庙之夙愿。时值民国肇建，列强在华利益角逐激烈，加之行前涩泽曾向天皇和首相大隈重信辞行，故有西文媒体指责其不过欲借“同文同教”之名，行扩张利益之实。对此，涩泽甫抵沪即约见西媒记者加以驳斥，强调“予之教育、予之信条实为参拜孔子圣庙之动机，且为主要目的也”，虽带有相关任务，“亦不过欲在北京与官宪并相关人等恳谈而已，岂有他意！”[9]面对西方媒体的指责，涩泽极力淡化中国之行的政治色彩，孔庙参拜的“正名”意义由是凸显。

涩泽声明：“此次游华，世人臆说纷起，多以攫取中国利益为言，此说实非笃论，……亲谒孔庙诚为此次旅行之一大目的。”

与西媒的警惕相对照，涩泽的朝圣计划却博得中国官民的好感。5月21日，在晋见大总统袁世凯时，涩泽表示：“少年时起即为孔孟之学所教养，久慕贵国文化，故欲参拜孔子庙”，袁嘉其诚，称“中日关系渊源深远”。[10]为使涩泽顺利完成曲阜朝圣，北京政府特予配备朝圣专列，并令衍圣公孔令贻妥为照料。然而，5月27日，当75岁高龄的涩泽荣一行将启程南下时，却突然罹病，不得不电告北京政府和衍圣公中止行程，“怀无限之遗憾，期他日之再举”，并于是月离华返日，终生未能来游斯地。这场未能成行的朝圣之旅为日本与孔府的交往拉开了帷幕，受涩泽感召，实业家白岩龙平按涩泽原定日程赴曲阜“代拜”，受到孔令贻的接待。[11]在涩泽和白岩带动下，贵族院议员、前大藏次官胜田主计亦来曲阜参拜。[12]

来华途中的涩泽荣一（中坐左起：白岩龙平、尾高次郎、涩泽荣一、马越恭平、涩泽武之助、明石照男）

一战爆发后，日军占领青岛，山东沦为日本的殖民势力范围。为消弭巩固侵略成果，日本朝野强烈主张通过尊孔崇儒进行殖民统治。

1915年，涩泽荣一、井上哲次郎[13]、服部宇之吉[14]等儒界名流倡议中日合建“儒教大学”于山东，称欲通过发扬儒学，取得“伟大的精神上之效果”，进而“助长两国亲善”。[15]

设立儒教大学之倡议

作为殖民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军国主义“孔教徒”、日本驻青岛军政署调查部主任兼教育课主任田中逸平（汉学家盐谷时敏女婿、服部宇之吉门生）于进驻青岛不久即“于军政署楼上会文武官员，详说山东史迹，警告如我国之山东经营不得其宜，则无异于倭寇之第二”，强调从文化上统治山东的重要性。[16] 1917年8月，田中又在日本守备军资助下创办《济南日报》，为殖民政策辩护，倡导“对齐鲁之民则王道宣扬夫子之教”。[17]此外，田中还频繁前往曲阜“访孔孟事迹”，截至1916年11月已达7次之多。[18]在其导引下，上田万年、德富苏峰、白泽保美、盐谷时敏等学者先后于此间来访。其中，林学家白泽保美还于1915年从孔子墓上移植楷树于东京汤岛孔庙，此举被视为“圣裔连绵之曲阜孔家”同日本“儒教中心”之直接交流。[19]

田中逸平（1882-1934）

田中逸平的鼓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殖民当局对统治山东的共同认识。时任日军驻济南特务机关长贵志弥次郎对其执笔“论战”深表敬服。[20]1916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人员也来曲阜朝圣，并于离归后致信衍圣公府感谢其“招待礼意极为殷勤”。[21]1917年5月，为“敦笃中日两国睦谊”，日军参谋次长、后担任首相的田中义一来曲阜参拜。[22]10月，日殖民当局超出原德国租借地范围，于胶济路沿线要冲设民政分署，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引起民众强烈抗议。为缓和反日情绪，11月，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中将本乡房太郎甫上任，“第一位即参拜奉祀儒教本尊之曲阜圣庙”。其后，本乡又向孔庙献纳银鼎，并极力扩大其影响。首先，他要求规格必须超过末代德国胶澳总督瓦尔代克曾献之鼎；其次，在献纳之前示于恭亲王等居青满清旧臣；最后，于山东督军府举行献纳仪式，在日军参谋见证下，由督军张怀芝交与孔府。[23]通过这一举动，可以窥测其一举三得之意图，其一，彰显日军尊孔远超德国，为殖民统治制造文化正当性；其二，藉以收揽满清旧臣人心；其三，通过督军加持，增加鼎之权威、获得孔府重视。

左：贵志弥次郎（1873-1938，陆军中将）、中：田中义一（1864-1929，曾任内阁总理大臣）、右：本乡房太郎（1860-1931，陆军大将）

此外，1918年5月，贵族院议员、前大藏大臣阪谷芳郎（涩泽荣一女婿）亦在担任中国政府财政顾问之余前来参拜。[24]另一名日后在日本与孔府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汉学家、田中逸平内兄盐谷温[25]，亦曾于1915年7月30日率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旅行团来曲阜谒庙，因访衍圣公不遇，留赠荻生徂徕所著《论语徵》。[26]

日本官民的尊孔表达，客观上博得了孔府和中国尊孔人士的好感，以至10余年后，田中逸平仍称：“节山博士持赠之徂徕《论语徵》，孔家至今感谢。本乡栗洲（本乡房太郎号栗洲）大将参拜时所奉纳之银鼎，孔家自不必说，亦博得支那孔教会诸君极大之好感。”[27]本乡房太郎之举尤其被视为对华亲善的有效手段，如盐谷温赞其为“此诚大将重名教、尊先师之美举，亦为日支两国亲善极为有效之手段也”，并以军国主义口吻感叹道：“然大将未以总督之名祭泰山，立巨碑于山上，光被我皇之威德于东亚大陆，诚憾事也。”[28]

如上所述，自清末民初以来，日本朝野在对孔府旧有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对其特殊文化符号和现实政治功能的重视。故在政权鼎革之际，有拥立衍圣公为帝之舆论；在对华利益扩张、殖民统治的背景下，参谒孔庙、结交孔府成为宣扬同文同教、消弭反日情绪的重要手段。虽然两者初期之往来仅停留于拜观应酬程度，日本尚未有将孔府纳入具体对华政策设计之实践，常态化往来亦未形成，但却为日后与孔府的进一步交往奠定了基础。

二、斯文会对孔府求助的响应和倡议衍圣公留日

1918年，为对抗汹涌澎湃的“大正民主”潮流，与众多宣扬忠君尊皇的右翼团体相同步，近代日本最大的御用儒学团体——斯文会成立。因以维护绝对天皇制为己任，该会自诞生起即受到当局的格外青睐，所获圣眷与恩渥为同类团体所仅有：其核心成员均是皇亲贵胄和御用学者，伏见宫博恭王和公爵、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长期担任总裁和会长，涩泽荣一、阪谷芳朗、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名流是其骨干；文部省将东京汤岛孔庙划归其管理，其举办的年度祭孔大典，多有内阁总理及主要大臣致辞或亲临；日皇更数度下赐内帑金嘉奖，并从该会成员中选拔御前进讲讲师。

斯文会核心成员

御用团体之性质决定了斯文会将以儒学辅助日本对华扩张作为自身使命之一。早在1918年12月1日斯文会成立的“大讲演会”上，该会顾问、前司法大臣金子坚太郎即曾呼吁：“战后（一战后），支那为世界各国所瞩目，日本无论如何必须与支那亲善、提携，……为此，必须利用我祖先代代传承之汉学。”[29]加之，五四以后中国反日情绪高涨，严重影响了日本在华利益扩张，通过尊孔活动与中国儒界建立交往、展示“亲善”的呼声渐高。1919年，原敬内阁在郭春秧建议下确定以孔教作为对华文化政策。[30]1922年，适值孔子卒后2400年，斯文会及各地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前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前往曲阜朝拜[31]，斯文会副会长阪谷芳郎也借机呼吁中日共办祭典，以缓解五四运动后两国之“不和”[32]，鹿儿岛孔子祭典会甚至通过外交渠道将本国儒学复兴的“骎骎之机”通告给孔府[33]，反映出与中国儒林和孔府交往的强烈愿望。1925年3月，斯文会常议员、文部省在华研究员山口察常在日本公使馆介绍下来曲阜参加春丁祀孔典礼，“受到郑重接待”。事后，他撰文强调孔家对于统治中国的重要性，称“支那为家族制之国，像孔子家族般长久传承至今的家族，举世无二，仅此事实，即可成为支那民族统一之目标”。[34]1926年9月，日本前首相青浦奎吾赴曲阜祭孔，并于归国后大肆宣扬儒教对统治中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唤起了日本朝野对活用尊孔手段的注意。[35]

左：大隈重信（1838-1922）、右：清浦奎吾（1850-1942）

而此时，中国南方正在掀起反帝反封建之大革命，排孔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废止春秋丁祀孔孟典礼”。[36]面对道统危机，孔府忧心忡忡，积极寻求保全之道。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日人尊孔的认识[37]，孔府尝试借助国际尊孔力量维护儒家道统。为获得国际声援，曾留学日本的孔府奉卫官孔令俊等屡向田中逸平弟子、斯文会会员、在鲁日本教员马场春吉[38]表达希望日本儒林来华提倡尊孔的意愿。1927年9月，孔令俊通过马场向田中逸平提出在日本援助下设图书馆于孔庙奎文阁，以作为将来建立儒教大学之嚆矢。[39]

马场春吉（1891-1943）

作为以儒侵华论调的狂热鼓吹者，田中逸平于接信后连续撰文疾呼在对华政策中重视儒教手段和援助孔府。他说：“夫子之道为防止支那解体之一脉。支那统一之实力只在于此一脉之未绝。我对支政策只可以支持此一脉为宗旨。”[40]他批评“欧洲无足挂齿之会议，我国既派代表参加，而曲阜之丁祭，有全支那孔教会代表云集，却未闻派遣一人”的崇洋风气，提议“斯文会作为崇孔之好机关，应同支那全国之孔教会建立联盟，……对孔家之提议，应积极共谋，以作为日支斯文同盟之一端”，号召斯文会与孔府及孔教人士积极结交，并明确提出中日“斯文同盟”的理念。[41]也正是在此次呼吁中，田中提出中国绝不可为共和国，而要拥立孔子后裔为君主，实行所谓王道政治[42]，与日后伪满建国的口号如出一辙。

田中逸平的呼吁迅速得到斯文会的回应。1928年2月，其内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斯文会部长盐谷温向副会长涩泽荣一建议，由己借率外务省“专门教育视察团”赴华考察之机往曲阜祭孔。涩泽深表赞同，令其将“日本尊孔之徒之诚意致于孔夫子灵前”，并给予资金援助。[43]盐谷温出身名门，曾与大正天皇同窗，后又曾执鞭皇家学习院，傅育皇族，与皇室关系密切。加之，1月20日，他方作为候补讲师旁听了昭和天皇登基后的首次御前进讲，一时声名鹊起，故其中国之行被寄予“代表我学术界并在外交界投下巨弹”的厚望。[44]

盐谷温（1878-1962）

日专门教育视察团名单

2月26日，在经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大仓财阀协助并周知北京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后[45]，盐谷一行10余人不顾南北战火冒险抵鲁，受到鲁督张宗昌的盛大欢迎。次日，在政府卫队奏乐托枪的大型仪仗下，盐谷一行抵曲阜祭孔，并代表涩泽荣一和大仓财阀头领大仓喜七郎献纳币帛与手抄《论语》《孝经》等物品。[46]

衍圣公孔德成（中立幼童）接见盐谷温一行

孔府设宴款待盐谷一行，以孔德成书法赠送斯文会会长德川家达和涩泽荣一，并表示愿为日本修复毁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东京汤岛孔庙捐资，积极结交域外尊孔力量。盐谷去后，孔令俊复致信感谢，表达了借助域外尊孔力量维护道统的迫切心情：

诸公此来，远在万里之外，竭诚尊圣致祭，捐书与币，与游览者性质不同。乃为尊圣而来，为提倡孔道而来，为孔道兴起能以救世而来。令人至感且敬，中心回环，实未能忘。由此悲观生焉。伏思孔圣为中国数千年所尊崇，及至现代，邪说横行，流入异端，道德沦丧，廉耻皆无，赤党兴起，盗匪披猖，几不知孔道为何物。今贵国文化之进步，人物之兴盛，知孔道为治世之要素，救民之大法，经营提倡，不遗余力，较之敝国，奚啻天渊。两相比较，能勿悲感！虽然如此，私心又为之一幸，敝国现代之况如此，得贵国诸贤不惮辛劳，来华提倡，观感之间，未尝无益。设使人心不死，亦可由此而重兴也。此后尚望诸公时匡不戴，俾敝国文化纳入正轨，不胜拜祷之至。[47]

盐谷一行的曲阜祭孔在中日两国反响较大，溥仪在天津接见盐谷一行时表示：“孔夫子之道是世界人道之公理，能统一中国者，毕竟除斯道以外无他，然南方竟废孔子之庙，代之以孙文之庙，在这种现状下，贵国学士前来曲阜参拜，祭祀夫子，感佩不已，我国人士亦应为之感奋。”[48]归国后，盐谷先后在东京放送局等多个场合密集报告祭孔详情，并呼吁斯文会将遣使与祭常态化，进而设立斯文会曲阜支部。[49]在斯文会祭孔的影响下，孔府的图书援助请求得到财阀和文教界的积极响应，除盐谷亲赍之古籍外，涩泽荣一及其麾下文化团体龙门社另行邮寄珍本古籍数十册经由马场春吉捐赠于孔府。[50]其后，安田财团、国民文库、育德财团、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武藏高校、立正大学、弘道馆等也陆续捐赠了大批书籍。[51]

马场春吉主观认为，盐谷的曲阜之行“使冲龄之德成明白儒教之正统在传入日本后始才结出硕果”[52]，促进了幼年孔德成对日本好感的养成。为建立更为巩固的“斯文同盟”，盐谷温开始策划孔德成留学日本皇家学习院。在东京放送局的广播演讲和斯文会欢迎会上，盐谷说：“鉴于支那之现状，使衍圣公居于兵乱之国实令人无限怜惜。从两国亲善上看，早日让衍圣公留学日本，接受优质之教育实为至当。”[53]马场春吉也认为：“设若衍圣公之学习院留学可得而实现，与我皇室藩屏之贵胄同室而学，从事东亚学术研究，非唯孔教徒之喜，亦为日支国交上之盛事也。”对日本来讲，在其本国皇室和和清皇室（溥杰、润麒）成员就读该院的基础上，如再添以衍圣公，则无异于握有儒教之正统。因此，盐谷温积极活动，除将孔德成相片上呈皇弟三笠宫崇仁亲王和皇族东久迩宫稔彦王外，还向学习院院长荒木寅三郎汇报了其计划，获荒木“大赞成”。于是，盐谷指示马场春吉向孔府展开劝说。[54]

左：三笠宫崇仁亲王（1915-2016，昭和天皇四弟）、右：东久迩宫稔彦王（1887-1990，皇族、昭和天皇妹丈，曾任战后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然而，当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日本对华文化工作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为表达对日军暴行抗议，孔教会会长陈焕章移檄天下声讨日军暴行，通过“尊孔”与孔府及孔教会人士建立起来的纽带濒于破裂，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衍圣公东渡几无可能。马场在给田中的信中说：“本次不祥事件使辛辛苦苦与中国孔教徒建立起的联络产生误解，阙里图书馆也不免停顿”。[55]田中也对军部提出隐晦批评，称“对外徒以武力从事，是国家之不祥，其归趋必然使日支遭遇意外之不幸”，并再次强调“救支那者依然是夫子之道，除此无他”[56]，反映了日本内部在侵华手段上的分歧。为消弭仇日情绪、维持与儒林交往，日人不惜将侵略美化为护孔。《顺天时报》记者辻武雄对孔教会会长陈焕章说：“此次敝国出兵，将以保护林庙也。”[57]马场春吉也一面请人与曲阜孔教会沟通，一面在济南屡会孔族成员，努力消除孔教人士和孔府对日本之“误解”。同时，他向盐谷温建议，在当前形势下，应缓议衍圣公留学，先由学习院派代表团来鲁与孔府建立交谊，再徐图将来。[58]

三、斯文会成员和军国主义分子对国民政府改革林庙的干预

虽然盐谷一行的曲阜祭孔在中日两国反响较大，但他提出的诸种计划还未及实施，中国的祭孔典礼即伴随国民党统一北方而走入历史。1927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两派“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民党政权形式上的中央政府。1928年2月，继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废孔通令后，蔡元培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又以“孔子学说不合党义”为由，通令废止春秋祀孔旧典。[59]向来尊孔的蒋介石对蔡元培的通令并不以为然，4月22日，他于北伐途中于亲至曲阜谒庙，以孔孟之徒自居，并亲诣孔府，对衍圣公孔德成礼敬有加。据当日之蒋介石《事略稿本》载，“衍圣公孔德成年九岁，甚聪慧，公礼敬之，甚愿其果能广衍圣德” [60]，似有将衍圣公纳入党国体系之期待。

自国民革命军北上，尤其日本出兵山东以来，斯文会对山东及孔府状况极为关切，在机关杂志《斯文》“汇报”栏中称，“自南军侵入山东以来，对曲阜圣庙之状况及衍圣公之安否颇为忧虑”。为打消日本儒林的担忧，斯文会将马场春吉报告的蒋介石曲阜尊孔举动刊登于《斯文》。马场乐观地认为，蒋介石的尊孔使“蔡元培所倡导之反孔子运动终究不能越鲁境而北上，虽支那新旧军阀之妄动使时局变化纷纭，然唯一不能动者即孔子之教也”。因此，他建议“唯愿以此不动之教为中心，谋日支之提携”。[61]

但是，受大革命余波及蔡元培废孔之影响，国民党内坚持反封建传统的年轻党员仍抱有强烈的反孔情绪。7月，丁惟汾领导的国民党内反蒋派系“大同盟”系青年党员于心澄等17人联名呈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要求取消衍圣公制度，将林庙府田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改革曲阜林庙案。[62]

林庙案甫一发生，《斯文》9月号即以大号加点标题（战前仅此一例）转载了“曲阜衍圣公取消问题”的新闻。[63]田中逸平亦根据马场春吉的来函撰文呼吁日本各界“援助中国尊孔志士”，并谓“排孔与排日为同一目标，断不可长此风气”。[64]随即，《斯文》10月号以“曲阜衍圣公取消问题和保护孔林孔庙之提案”为题介绍了林庙案的进展。[65]

日本素来敌视国民党的文化激进主义。一则中国的反传统意味着西化、“赤化”，将导致日本丧失与列强竞争的“同文同教”优势、影响在华利益扩张，甚至引起连带反日；再则中国激进思潮有波及日本、动摇天皇制国体之虞。田中逸平的同道至交、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曾警告，中国之赤化“或将诱发日本意外非常之事变”。[66]这种忧惧、警惕之感突出体现在对中国儒教和孔府命运的关注上。

在舆论呼吁和各方力量推动下，大川周明等人尝试动员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阻止林庙改革。9月21—26日，日军第三师团参谋、中佐金子定一连续三次急电大川周明，通告孔家危机，请其设法救助。此时，金子定一正因济南惨案后日本增兵山东而随军驻扎济南，大川周明适在奉天策动张学良以所谓王道主义独立建国。在与日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商议后，大川要求张学良向国民政府抗议、将衍圣公迎入奉天，并以此作为试探张之政治立场和是否服从日人意旨的试金石。张当即表示“将直接质问蒋介石，如系事实将反对”，并承诺在情况危急时迎衍圣公于奉天。此外，张还明言“三民主义不过为过渡思想，……余奉儒教之政治理想始终如一”，请求大川为其组建中日“王道主义者”结社，令大川等军国主义分子大喜。[67]10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南京代表邢士廉向蒋介石进言：“顷闻鲁省党指委会议决将曲阜孔庙改为中山公园，并将孔子后裔驱逐出境，此事确否，虽不可知，惟保护孔庙，中央曾通令有案，党部果有此项举动，不但有失人心，且使外人方面疑中央命令不能实行，殊于威信有关。望陈之介公等查明制止为盼。”[68]

左：金子定一（1885-1960，陆军少将）、右：大川周明（1886-1957，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者）

张学良向蒋介石建言保护曲阜林庙

其时，为避免张学良倾向日方，蒋介石正积极争取其易帜。10月8日，为力谋统一、揭穿“日本阻碍东省归入中央之阴谋”，蒋介石在国民党第173次中央政治会议上力排众议推举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69]在此种背景下，蒋自然重视张之意见，他当即向邢士廉表示：“绝无将曲阜孔庙改为中山公园之事，然为防范起见，即电山东省党部制止。” [70]

在林庙案审查过程中，1929年6月13日，受蒋介石亲邀来华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日本民党首领、后担任首相的犬养毅来曲阜谒庙，并在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演讲中强烈谴责“打倒旧文明”的“好奇竞新玉石同焚之举”，以此声援孔府。[71]为增进“日本与孔家之亲睦”，马场春吉持续介绍日人来访。8月20日，斯文会会员、大东文化学院教授峰间信吉在马场陪同下到访孔府，受到投宿府内的礼遇，成为“世界人类中客宿孔家之第一人”。对此，峰间感恩戴德，将孔府与日皇的“万世一系”相提并论，称“世界上唯此圣贤之家与日本皇室，是人类之两大奇迹”“（吾人）千百年来沐浴孔夫子之教化，我日本民族最有为孔家之隆昌作出贡献之义务”。[72]

蒋介石会见来华参加孙中山葬礼的犬养毅（右二）、头山满（左一）

10月，奉命审查林庙案的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蔡元培、蒋梦麟等反孔派拟出《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建议即行撤销衍圣公名号，并将林庙田产尽数归公。[73]为挽回危局，马场春吉一面紧急约见《东京朝日新闻》驻济南通信员户冢易，请求舆论支持，一面与孔令俊、孔令燦等孔族成员商议对策。[74]在此基础上，马场还介绍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事务官伊集院兼清到访孔府[75]，此举无异于反孔声中之一大外交声援。11月7日，马场又向峰间信吉发出长文报告，请其设法挽救。1930年初，峰间携马场之报告遍访汉学家寻求对策，最终在斯文会会员、大东文化学院教授内堀维文帮助下“得以挽救事态”。[76]内堀是“中国通”，清末曾任山东师范学堂总教习，与前代衍圣公孔令贻素有交往。[77]面对孔家之事态，内堀同样求助于和张学良有“亲交”的大川周明，促其再次吁张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据峰间称，“张学良氏（接电后）迳发长电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抗议，事态终至平息”。[78]最终，在中外势力的共同干预下，改革林庙案于1930年初不了了之。

坪上贞二等致孔府感谢函

左：峰间信吉（1873-1949）、右：内堀维文（1872-1933）

马场春吉在给斯文会的报告中认为，日本的示好使“孔家并中国孔教之士与祖国孔教之士之提携融合如近来之密切者”前所未有。[79]故在林庙案渐趋平静时，斯文会再次邀请孔德成赴日，涩泽荣一和盐谷温尤其希望其能参加当年4月举行的祭孔大典。然而，3月23日，孔德成嫡母、衍圣公太夫人陶氏病逝，孔德成丁忧，东渡遂不可能。[80]但作为敦睦交谊之手段，在马场建议下，孔府仍借大丧之机向日本相关方面10余处发出讣告，驻济南总领事、斯文会、大东文化学院、盐谷温、犬养毅等团体和个人纷纷致唁电或奠仪。[81]

犬养毅唁函

1930年7月，曲阜林庙在中原大战中受损，引起日本尊孔人士对中国军阀混战的大肆挞伐。斯文会在《斯文》连续发布林庙受损详情，抨击军阀混战使“世界之圣人孔子之庙竟罹兵燹，岂非以中华自夸之支那人之一大耻辱邪”，号召日本孔教徒向民国当局抗议。[82]斯文会副会长服部宇之吉致函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警告“万一破坏之事实成立，将对儒教及我国国民思想影响巨大”。西田一面将报载林庙受损详情报告外务大臣和斯文会，一面令马场春吉向孔府询问情况。[83]该会另两位副会长涩泽荣一和阪谷芳郎翁婿在请求前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呼吁保护的同时，还要求西田耕一以外交手段寻求保护孔庙。[84]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朝鲜儒者金宇景也上书朝鲜总督斋藤实和蒋介石、阎锡山，呼吁保护圣地，全鲜儒学团体还组织了“曲阜圣庙慰安团”来曲慰问。[85]

在抨击中国军阀混战的同时，日本朝野继续邀请孔德成赴日，并敦促中国政府尽速修复孔庙。1931年4月，服部宇之吉对马场春吉表示：“孔德成君如有东游之意向，本人可多少提供便宜。”[86]5月23日，日本前文部大臣水野鍊太郎在马场陪同下来曲拜谒时，亦劝说孔德成赴日留学，接受“完全之教育，于人格学识庶无愧于孔子之后裔”。水野在济南访问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时，告以“圣迹孔子庙之修理保存事关东亚文化之振兴”，要求中国政府对修复孔庙“尽相当之力”。[87]7月13日，内堀维文与马场到访孔府，代表涩泽荣一献纳照片、手写《论语》及币帛，并邀请孔德成东游参加当年10月举行的朱子诞辰800年纪念活动，被孔府婉拒。7月14日，涩泽又致函韩复榘，敦促其早日修复孔庙。韩对涩泽“尊孔重道，具有同情，至深佩仰”，但同时也表示“惟曲阜圣庙规模宏大，虽已募款兴修，未敢自信即日观成”，流露出向日本求援之意。然而，韩之信函却被涩泽之翻译野口米次郎误译为“曲阜圣庙规模宏大，虽已募得资金，但尚未完成修复，然自信不日即可落成”，与本意南辕北辙，失去了获得涩泽资助的最后机会（11月11日，92岁高龄的涩泽荣一病逝）。[88]

衍圣公孔德成（中立幼童）接见水野鍊太郎（孔德成右）一行

从日人在林庙改革和孔庙受损中的反应可以窥见，其对孔府的示好，除彰显尊孔护道形象的目的外，已有将衍圣公纳入对华统治秩序之意图。大川周明要求张学良迎衍圣公入奉天，实为侵略满蒙、建设“王道国家”之准备。其对孔府之“援助”不过为欲加利用之伪善，相较于儒林的文化活动和衍圣公留日倡议，增加了现实主义侵略色彩。

四、日本儒道大会邀请圣裔赴会和国民政府之因应

1931年9月，在大川周明等人屡次策动张学良独立建国未果后，大川之同道板垣征四郎等策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于1932年3月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伪满的建立，尤其是“王道乐土”的口号，极大地刺激了斯文会为侵略鼓吹的热情。5月3日和17日，半月之内，日皇两次召盐谷温进讲“王道”，令斯文会感戴莫名、誓死效力。进讲次日，盐谷亲赴伪满“朝贺”，代表斯文会向溥仪献上刊有“大满洲国肇建志喜”系列汉诗和军部、财阀和儒林名流鼓吹王道之文章的《斯文》“王道号”特辑以及明治天皇御制书籍[89]，充分暴露了日本儒林军国主义鹰犬的本质。与此同时，为缓和因日军侵华而激化的中日民族矛盾、巩固侵略成果，斯文会再次打出儒学这一“同文同教”旗号，为日本侵华效犬马之劳。

《斯文》所载“大满洲国肇建志喜”系列汉诗

1931—1932年之交，贵族院议员、斯文会副会长阪谷芳郎“深鉴于时势，为团结同文同种之东亚民族，并有所资取于世界和平”，向斯文会会长德川家达进言“以东亚诸国共有之儒学思想为中心大兴会议”，获前后两任外相内田康哉、广田弘毅赞同，广田并指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研究实施方法,是为儒道大会（此时尚称儒学会议）倡议之始。[90]时斯文会正大修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焚毁的东京汤岛孔庙，阪谷芳郎专董其事。1932年1月，在向文部大臣鸠山一郎请求拨款修复的信中，阪谷强调，“作为此次满洲事变善后之策，必须以日支两国民亲善之恢复为最要”，他推断伪满之“王道”建国必然带动“支那全国多数儒者及其他老成势力之复兴”，利用这一“大势”修复孔庙，开展对华儒教交流“至为恰当”，并将其《意见书》提交给内阁诸大臣。[91]

邀请圣裔来日不仅是斯文会久有之计划，亦是日本外务当局之愿望，外务省“中国通”岩村成允曾言：“我国人敬慕孔子之念最深，曾屡屡希望其远裔渡日。”[92]尤其在剑拔弩张的时局下，借助圣裔这一特殊文化符号展示“亲善”，无疑更具象征意义。职是，斯文会和外务省将儒学会议视为实现圣裔来日的绝佳机会。1932年1月30日，外务省邀马场春吉就其受外务省资助研究山东文化的成果作专题报告[93]，其演讲稿《孔孟之遗迹及其后裔》被印发给外务大臣、省内各部局及驻外各使领馆[94]，为外务当局认识孔府地位提供了重要参考。为确保圣裔参会，自1933年初斯文会即要求马场春吉与孔家私下沟通，惟因此时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极度恶化，孔府“终究未有允诺”。[95]对此，日本当局转而动用外交力量加以推进。1934年5月10日，基于东京汤岛孔庙将于次年4月竣工的预期，斯文会正式向外务省提出，将儒学会议与孔庙落成典礼合并举办。[96]6月13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训令驻华（含伪满）各使领馆秘密调查各该地区出席学者与圣贤后裔，并强调儒学会议“作为联络东方民族精神之文化事业实有意义”。8月3日，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将包含孔德成、孔令燦在内的鲁籍代表15人名单报外务大臣转斯文会审定。[97]

然而，就在筛选工作秘密进行时，9月21日，日本联合社却根据对斯文会副会长服部宇之吉的采访，发布了一则“孔孟子孙悉数来朝”的消息，将儒道大会计划公之于世[98]，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舆论咸认为“日人愚弄溥仪之余，再来愚弄一个孔德成”[99]，对日本利用儒教和拉拢孔家高度警觉。为表明立场，9月25日，孔府以孔德成名义登报声明绝不赴日。[100]

面对极为不利的舆论环境，9月27日，西田耕一会见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强调邀请圣裔是“超越国际关系的尊崇儒教发扬东方文化”之举，不含“任何政治意味”。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事务官岩村成允亦为此专程来鲁交涉。10月15日，西田和岩村分别往访韩复榘和孔府。韩表示“此举诚有意义之事”，但也说明“孔德成尚年幼且学业在身，不可能出席”；另一边，对于岩村的到来，孔德成称病未见。10月17日，日治朝鲜银行总裁加藤敬三郎携西田耕一介绍信到访孔府，孔德成仍以病中为由未予接见。出于外交礼节，次日，孔德成致函西田表达对未接见岩村与加藤的歉意：“鄙人亟愿竭诚接见，藉亲贵国时贤，不料天不假缘，适抱采薪之疾，不可以风，心殊愧歉。”此信令西田重返乐观，在给外务大臣的报告中，他重申“绝对不出席之声明不过为时事所迫之不得已之举”，孔家“甚至感谢我方之好意”，并建议今后充分动员韩复榘。[101]

日本驻济南总领事函请孔德成接见加藤敬三郎

为抵御日本的文化侵略，加强文化上之国防，国民政府一举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走向全面尊孔。

第一，恢复祀孔。自1928年大学院废止祀孔以来，恢复祀孔之声即不绝于耳。在蒋介石、孔祥熙、李宗仁、鲁涤平、何键等实权派的压力下，大学院不得不作出让步，于当年9月规定以孔子诞辰日为纪念日，但纪念范围仅限于各学校[102]，作为国家典礼的祀孔仍付之阙如。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动员民族精神、重树政权合法性之需要，国民党实权派掀起尊孔复古之风（如新生活运动、各地尊孔读经活动等），但因党内外文化分歧巨大，祀孔始终未能得到恢复。

1934年5月，根据赴日考察归来的江苏省教育考察团团长周厚枢提供的情报，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向蒋介石报告“日本政府正在建一座庄严华丽之孔庙，准备完成后迎接孔德成赴日”，并强调作为应对“日本文化侵略之准备，中国不能不加强文化上之国防”，建议政府恢复纪念孔子。[103]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亦十分重视该考察团的日本之行，并为其考察报告《江苏教育——考察日本教育专号》题写了书名[104]，5月25日，他电请督师南昌的蒋介石联名提案恢复祀孔，获蒋首肯。[105]5月31日，经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联名提案，国民党第123次中常会议决以孔子诞辰日为国定纪念日。[106]至此，长期饱受争议的祀孔典礼得以恢复。嗣据陈果夫称：“下一星期中央政治〔常务〕会议开会，当即通过蒋先生所提恢复祭孔案，决定自当年起，即以八月廿七日为国定孔子诞辰。此时各同志大半均了解中央的用意，少数年轻的同志颇有责难，经我解释之后，就无人反对了。”[107]可见，正是在民族危机的外压下，尊孔才超越内部文化分歧，获得广泛理解与支持，连青年党员之“责难”亦不得不在国家整体利益面前选择服从。换言之，若无日本文化侵略之外因，恢复祀孔或仍将待以时日。

第二，大修孔庙和优待圣裔。自1930年年初没收林庙案胎死腹中后，曲阜林庙复于中原大战中受损。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战事甫一结束，国民党当局即着手筹划修复孔庙和优待圣裔。1930年7月，蒋介石等要员20余人联名募款[108]，国民政府亦决议拨款10万元用于修复。[109]1931年4月，戴季陶表示，孔裔之存在是“中国民族莫大之荣光”，提出制定《奉祀官条例》以传久远。[110] 但以上计划均在喧嚣一阵后不见下文，孔庙修复甚至因中央拨款迟不下发而于1933年2月停止进行。[111]

衍圣公东渡风波发生后，国民政府重启孔庙修复和优待圣裔。10月3日，韩复榘急派何思源赴南京面见汪精卫，敦促修复孔庙和优待孔裔。10月4日，国民党第141次中常会通过《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规定中央拨款20万元，各省参照总理陵寝例分担费用，将孔庙修复提升为国家工程，首批拨款10万元亦于当月汇抵。关于孔氏嫡裔待遇，《办法》规定由政府协助其整理田产，以法定形式否定了改革林庙案以来喧嚣多年的收归公有论调，保障了孔氏财产安全。同时，国民政府内定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112]，继于11月15日由国民党147次中常会议决通过，畀以特任官待遇，正式将孔氏嫡裔纳入国民政府体系。[113]

1934年11月15日国民党第147次中常会议决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由是，长期延宕不决的尊孔悬案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外压下得以一举解决，这不仅是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重要标志，在近代中国尊孔史上亦具有象征意义。

中国的尊孔转向无疑鼓舞了日本举办儒学会议的积极性，为利用这一趋势，斯文会与外务省加速推进会议计划，并于9月20日正式确定会议名称为儒道大会。然而，受中日关系影响，出席人选的邀请工作处处受挫，除梁鸿志、董康等少数日后沦为汉奸的亲日派外，受邀人员多拒绝出席。在此情形下，圣裔出席之重要性凸显。随着会期的临近，自1935年2月起，外务省就圣裔来日问题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展开密集交涉，不仅直接要求“汪院长怂恿孔德成参加”，更每日面催韩复榘加速办理，至4月底，双方外交折冲达10余次之多。[114]

面对日本的外交压力和蛮横强邀，国民政府采取了灵活务实的策略，在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同时，试图借助文化外交改善中日关系。

一方面，国民政府不使孔德成赴日，避免日人对其政治利用。1935年1月30日，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永泰将管翼贤发来的密电呈报蒋介石：“日使馆消息，日文部省在东京修建孔庙，已派员来平购买古物及孔庙用器。日方拟必要时挟衍圣公孔德成东渡，作将来对华北军事上傀儡。”[115]如孔德成重蹈溥仪之覆辙，将极大地助长日本对华侵略的文化优势，不可使其赴日殆无疑义。为防止日方直接劝诱孔府，3月12日，山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和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访孔德成，得到“决不赴日本，来访日人均拒绝”的承诺。[116]

管翼贤之密报

另一方面，遴选孔氏旁裔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赴日参会。3月30日，内政、教育两部电令山东省政府，儒道大会不必使孔德成亲往，应由民政、教育两厅遴选圣裔及儒者代表，开具履历报部审核后派出。[117]4月5日，省政府派员通知日本驻济南总领事：“各后裔皆正式代表，均由中央给资、中央派遣，且出发前须赴南京，由中央派适当人员带领赴日。” 最终，国民政府派出孔德成代表孔昭润等5人抵东京参会。[118]

复建完成后的东京汤岛孔庙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前左一）在官邸宴请孔昭润（前右一）等

国民政府此举有着深刻的外交背景。自1935年初以来，面对日军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蒋汪当局积极从外交上寻求与日妥协，1月22日和25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国会贵众两院提出“不威胁、不侵略”外交原则后，国民党当局密集采取了一些列亲日举措回应：1—2月间，蒋介石破例接见日公使、蒋汪数次发表亲日谈话、密集发布禁止排日令、撤换党内反日派等。作为“回报”，5月17日，日本政府将两国外交等级提升至大使级，国民政府与日本之“亲善”达到高潮。[119]中日儒道大会交涉恰在这一“亲善”背景下展开，对正积极媚日求和的蒋汪当局而言，尽量满足日本之要求无疑是展示亲日“诚意”的良机，且外交上的弱势姿态也不允许其断然拒绝。派官方代表出席儒道大会，实则服务于这一外交需求，有通过文化交流改善中日关系之意图。

五、日本的圣裔拥戴论调与蒋介石的对应

如前文所述，令中国高度警惕的圣裔拥戴论调久已存在于日本朝野之间，并非空穴来风。溯其源头，当为康有为、梁启超于1911年11月提出的衍圣公虚君论。时康梁避居日本，与日本学者往来频繁，其学说在日本儒林颇具影响。据斯文会常议员、早稻田大学教授牧野谦次郎回忆：“往年随康有为亡命前来之王尚曾告余曰，全世界最尊严最安全，且其尊严和安全永保不衰者有三，日本之皇室、我国之衍圣公，……以及罗马之教皇。”[120]1919年，汉学家结城蓄堂也曾回忆：“在东京有盛倡其议者，然万一失败，容或暂时成功，使衍圣公就帝位，百二百年后一旦有失政，其帝位连同二千五百年之名家将至毁灭，故决定将孔家置于神圣不可侵犯之位置。……曲阜圣林地域甚广，如日支共起一大学，开展以孔子教为基础之教育，将于两国亲善奏效甚大。”[121]

结城蓄堂所谓的“盛倡其议者”，已无法考证其具体所指，但田中逸平、井上哲次郎当在此列，且井上确曾提议中日共设儒教大学于青岛，与结城之说相合。此二人的圣裔拥戴论调理论内构基本相同，即中国绝不可实行共和，必须在日本援助下以儒家“王道”主义立国，拥立孔子后裔为皇帝。1927年，田中撰文妄称“支那断然成为共和国，为天理所不容”，并引用其同道之人共奉之纲领，鼓吹武力拥立圣裔，他说：“应如吾等多年倡导——‘奉夫子之圣裔为万世之天子，建设真正王道国家。日本之对支政策只可限此一途。我皇道援助彼王道，此乃天命，谁敢妨碍者，我国不惜动武护道。征讨灭道之贼，何错之有！大本定于兹，其余皆枝叶也’，为支那百姓计，斗胆劝请建设新的王道国家，希望我朝野人士为善邻之大义发挥大勇大仁。”[122]田中还将溥仪与圣裔并列为推戴对象，1928年7月，他曾说，“支那之所以成为支那的‘道统中心势力’依然存在”——“前清之宣统帝健在，孔子之圣裔血食七十七代。”[123]1934年4月20日，井上哲次郎在纪念汤岛孔庙竣工的演讲会上公开主张：“支那如欲学习日本，即不应丧失尊崇圣人贤者之精神，然后立孔子之子孙为君主，政治亦本于孔子理想之王道。”[124]

此等言论，清楚表明了日人对孔府欲加利用的政治企图。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孔府的笼络一直是有增无减。

1935年6月28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冈田兼一到访济南，何思源带孔德成前往拜访。当晚，日领事馆举办宴会，韩复榘、孔德成等受邀参加。事后，总领事西田耕一专门向外务大臣报告了“冈田部长来济时与孔子后裔交欢情形”，并称之为“遂行了有意义之交欢”。[125]

此时，日军正在加紧推动“北支五省自治运动”，并密集拉拢中国要人，以为未来统治之准备，孔德成是其重要对象。国民党当局对此高度警觉，10月6日，左舜生再次报告蒋介石：“日方绝对不作溥仪入关之想，如必欲另建傀儡国，则孔德成亦为日所属意。”[126]

为加快侵略步伐，1936年6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派员秘密拜会孔德成，欲以月俸两万元聘其为“孔圣传教使”，赴日宣扬孔教，为孔德成拒绝。当时，“曲阜连日均发现日人行踪，携卷要求孔颜曾孟各族圣裔签字，用意不明”。为表明民族立场，孔德成将上述情形公诸舆论并报告韩复榘。[127]10月6日，为接近孔府，新任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有野学在济南宴请孔德成。[128]当年12月，孔德成大婚，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指示驻华大使川越茂和文化事业部部长冈田兼一致电祝贺。事后，有野学将婚礼情况详报外务省，并称“韩复榘对我方之好意表示感谢，称赞此举于日中文化提携意义深远”。[129]1937年3月28日，为答礼孔德成派代表出席儒道大会兼祝贺新婚，在外务省资助下，斯文会部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田真治一行13人携带会长德川家达等人所赠礼品到访孔府，孔德成称病未予接见。代其接见的家庭教师、前清翰林庄陔兰在致辞中强调儒道“以侵略为大戒”，隐晦地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评。事后，孔德成作诗寄赠高田，表达歉意和对中日和平的期盼。[130]

1937年5月孔德成寄高田真治诗：余病未能延国宾，云涛万里聚风萍；江川洙泗源流合，况是同洲岂异人。

此外，据孔府奉卫官孔令俊之女孔德深回忆，七七事变前，日本曾三次派说客怂恿孔令俊劫持孔德成，以担任未来政权之傀儡，为孔令俊所拒。[131]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华北岌岌可危。为避免孔德成落入敌手，1938年1月2日，国军将领孙桐萱奉蒋介石之命将孔德成送至汉口。对孔德成来汉，蒋介石颇感欣慰，他在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孔德成衍圣公不愿附倭来汉，甚欢也。”其后，蒋又分别于1月6日和9日两次召见孔德成，优加关怀。[132]

孔德成否认日方扶持其为中国皇帝

各国舆论对孔德成来汉和拥立传闻亦颇为关注。1月8日美联社自汉口发往纽约的消息显示，孔德成在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是否被日本当局要求做新支那皇帝”。此消息被日本同盟通信社摘取后提供给内阁情报部，该部批示“不发表”[133]；美商华美出版公司《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1938年1月栏也收录有“不愿做中国皇帝孔德成由鲁到汉”消息[134]；1月17日之《南华早报》报道，“孔德成拒绝日本将其扶持为华北伪政权皇帝之劝诱”；2月19日之《密勒氏评论报》亦报道，“孔德成拒绝侵华日军扶持其当中国皇帝的建议，前往武汉面见蒋介石”。[135]

日本对蒋介石携孔德成南下表现出计划落空后的极大悲愤。1月4日，曲阜陷落当日，日本同盟通信社记者即发出通讯称日军将探查孔德成之去向并加以“充分保护”。[136]当确认孔已南下后，日本舆论如丧考妣，半月之间主流报纸连篇累牍登载孔德成夫妇的“受难详报”，谴责“蒋以暴力挟持孔德成夫妇南下”。[137]自称孔德成“日本父亲”的马场春吉在接受采访时更夸张地表示：“德成氏被绑架之消息传来，我五内俱裂，日夜难眠，恨不能即刻飞往当地”。[138]斯文会也谴责蒋介石“明知孔家不干预政治，支那军阀仍有如此暴行，丝毫不容于人道”，并称“皇军在对孔德成氏之安否采取万全对策的同时，已承担起保护圣庙、圣墓以及孔家于万无一失的大任”。[139]

日本《盛京时报》报道“孔德成夫妇被架颠末”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寝中绑架孔子子孙：孔德成夫妇受难详报”

确如舆论所渲染，日本从未放弃寻获孔德成的努力。据孔德成在193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日人有至家中惇惇问余重庆住址者。”[140]1940年9月8日，盐谷温来孔府时用中文故作悲情地说：“万一奉祀官不回到曲阜来，我不能死！我们请日本军队保护奉祀官，一定要奉祀官携宝眷平安快些回来。”[141]1942年，国民党在日情报人员赵一明向情报系统报告，日军大本营有人主张利用大轰炸之机，派空降兵劫持孔德成出川，立为皇帝，取代蒋介石统治中国。[142]

虽无证据证明圣裔拥立曾上升为日本政府之方针，但在一定条件下，拥孔执政并非绝无可能。首先，圣裔在日本久具神圣化色彩，甚至被与天皇的“万世一系”相提并论，御用文人的长期呼吁极有可能成为当局决策之参考；其次，儒道大会前后，军方人员和外交当局拉拢孔德成为己所用的企图已昭然若揭，高薪礼聘、策划劫持更显示了将其纳入未来统治秩序之考量。日军占领华北后，井上哲次郎更赤裸裸地宣扬：“如建设北支五省为一帝国，则除拥立孔子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为皇帝，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外，别无他途。”[143]1942年的冒险劫持计划则进一步印证了该企图的根深蒂固。

结    语

日本与孔府之交往贯穿于近代中日关系之始终，这可为认识近代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之外因以及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提供一新视角，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日本与孔府之交往，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政治需要。日本处于儒家文化圈的边缘，对孔圣的仰慕是其与孔府结交的远因。同时，为辅助在华利益扩张，通过发扬以儒学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引起中国人对“同文同教”之共鸣，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主线。而作为儒家道统重要象征的孔府，自然成为日方积极拉拢的对象。孔庙参拜、援助孔府、迎衍圣公入奉天、邀请衍圣公渡日，甚至呼吁拥立为傀儡政权首领，无不在客观上服务于其对华侵略扩张的现实政治需求。

第二，日本的尊孔和拉拢孔府举动直接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和借助文化外交改善对日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反孔运动中，大川周明等两次运动张学良，促使蒋介石表态压制林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民政府走向尊孔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儒道大会和圣裔拉拢等文化侵略活动，直接推动了国民政府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和优待圣裔，成为其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在抵御日本文化侵略的同时，国民政府响应日本儒道号召，以官方名义派圣裔代表赴日参加其儒道大会，欲借文化外交改善对日关系，辅助了1935年上半年之中日邦交调整。

最后，日本对孔府的长期活动乃至对华文化政策整体存在严重的二律背反与时空误判，最终全面破产。虽然日本的尊孔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孔府和尊孔人士的好感，但日军的一系列侵华举动，又引起国人对日感情的全面恶化。孔府的拒绝赴日，典型地代表了文化阶层的反日情绪。另外，五四以后，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文化之潮流，日本对具体反孔事件的干涉和儒道号召，难以唤起新生代的共鸣，而其固执“王道建国”“支那断不可为共和国”之陋见，是对中国社会最大之误判，注定不会取得成功。

注释：
 
[1]刘岳兵主编：《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2]参见吉林大学中文系三结合编写组：《鲁迅杂文选讲》（2），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5页；蔡渊洯：《抗战前国民党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1年，第296页；李俊领：《“文治”与圣裔: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5页。
 
[3] 島田三郎「孔夫子の政治観」、斯文会『斯文』第5編第4号、1923年８月、12—3頁。
 
[4]平田篤胤『平田翁講演集』、東京、法文館書店、1913年、45頁。
 
[5]竹田柳吉『支那漫遊』、神戸、竹田龍太郎出版、1919年、183頁。
 
[6]「清国名門の来朝」、『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03年7月8日、第1頁。
 
[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642500（第246頁）、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清国事変緊急報告（1-6-1-46-1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竹田柳吉『支那漫遊』、183頁。
 
[9]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32巻、東京、渋沢栄一伝記資料刊行会、1960年、491、495—497、518、514頁。
 
[10]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32巻、542頁。
 
[11]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東京、渋沢栄一伝記資料刊行会、1962年、145—146、153頁。
 
[12]勝田主計『遇戦閑話』、東京、非売品、1915年、21—32頁。
 
[13]井上哲次郎（1856—1944），号巽轩，日本福冈县人，哲学家、教育家。188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同年入文部省编纂《东洋哲学史》。1882年任东京大学助教授，1884年奉派赴德留学，1890年归国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1891年奉命为明治天皇所颁《教育敕语》撰写解说书《敕语衍义》，被誉为“明治理论家”。自1895年起，任帝国学士员会员、斯文会副会长、贵族院议员、大东文化学院总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曾为伪满建国和日军侵华疯狂鼓吹，是拥立衍圣公为君主的主要倡导者。
 
[14]服部宇之吉（1867—1939），号随轩，日本福岛县人，汉学家、教育家。189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同年进入文部省。1899年9月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1902年10月受清廷聘请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1909年1月回东京帝国大学本任，10月被清廷授予文科进士称号。1918年后，任斯文会教化部长、总务、副会长，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委员，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总长，东方文化学院理事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曾为伪满建国和日军侵华疯狂鼓吹，并实际参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政策的制定。
 
[15]「青島に儒教大学 日支共同の経営 井上文学博士談」、『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15年7月10日、第4頁。
 
[16]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3(日本論)、東京、拓殖大学、2003年、12頁。
 
[17]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2（中国論）、東京、拓殖大学、2003年、401頁。
 
[18]上田万年「精神的日支親善と孔子廟問題」、朝鮮及満洲社『朝鮮及満洲』第120号、1917年5月、21頁。
 
[19]田中逸平「曲阜の孔令叔氏より我が崇孔の諸君子へ」、斯文会『斯文』第9編第11号、1927年11月、47頁。
 
[20]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イスラーム日本の先駆』、東京、拓殖大学、2002年、351頁。
 
[21]《天津日本驻屯军军司令部致衍圣公函》（1917年1月9日），曲阜市文物局藏，未编号。
 
[22]《日本要人游历鲁省纪》，《大公報》（天津版）1917年5月15日，第3版。
 
[23]本郷房太郎『精神的に復興せよ』、斯文会『斯文』第12編第10号、1930年10月、3—4頁。
 
[24]《阪谷氏之行踪》，《大公報》（天津版）1918年5月27日，第3版。
 
[25]盐谷温（1878-1962），号节山，日本东京都人，汉学家。自幼在皇家学习院接受初等教育，与大正天皇是同学。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此后长期专、兼任学习院教授，教育皇族子弟（包含溥杰、润麒）。1920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23年起任斯文会编辑部长、教化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为伪满建国和日本侵华疯狂鼓吹。父盐谷时敏为汉学家，妹夫为军国主义理论家田中逸平。
 
[26]高田眞治「謁曲阜文廟遂遊鄒県記」、斯文会『斯文』第17編第6号、1935年6月、106頁。
 
[27]田中逸平「曲阜の孔令叔氏より我が崇孔の諸君子へ」、斯文会『斯文』第9編第11号、1927年11月、49頁。
 
[28]本郷大将記念期成会『陸軍大將本郷房太郎伝』、東京、本郷大将紀念事業期成会、1934年、724—725頁。
 
[29]金子堅太郞「日本の発展と漢学の勢力」、斯文会『斯文』第1編第1号、1919年2月、14—15頁。
 
[30]高莹莹：《一战后日本的对华文化政策——以郭春秧提倡的孔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73—78页。
 
[31]牧野謙次郎「大聖孔子」、斯文会『斯文』第5編第5号、1923年10月、18頁。
 
[32]阪谷芳郎「支那古代の文明」、斯文会『斯文』第4編第1号、1922年2月、6—7頁。
 
[33]鹿児島孔子祭典会『孔子二千四百年祭典略誌及講演録』、鹿児島、孔子祭典会、1922年、9—10頁。
 
[34] 山口察常「孔子教の現代的意義」、斯文会『斯文』第8編第4号、1926年7月、12-19頁。
 
[35]清浦奎吾「親日的な北方支那と警戒すべき南方支那」、事業之日本社『事業之日本』第6(1)号、1927年1月、34頁。
 
[36]《党政府废止祀孔 今年由鄂首先实行》，《晨报》1927年3月14日，第3版。
 
[37]当时，中国保守人士之间普遍存在对日本尊孔的好感，如1924年6月王树枏、康有为、柯劭忞等在修复孔庙募捐启中称：“最近日本举行祭孔典礼，全国学校印经建学，随在讲演，不遗余力。东京本乡汤岛之孔庙，地震毁陷，今年募巨金修复，日皇颁赐最古之圣像，系历朝库藏所宝蓄者，士林皆踊跃汴感。呜呼，观外人之传其经典、隆其仪式犹若此，吾侪儒生其感想当如何也！”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600（第524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8]马场春吉（1891-1943），号子温，日本千叶县人，山东文化研究者、斯文会会员。1925年毕业于东洋大学伦理哲学科。1918年起执教于济南私立东文中学（后改为东鲁中学，孔族近支孔令燦曾任该校教务长）。1926年经孔府奉卫官孔令俊介绍首次见到幼年孔德成，与孔府建立交往。在其介绍下，大量日人来访孔府，成为孔府与日本交往的重要纽带。
 
[39]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谷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東京、菁莪書院、1940年、139—140頁。
 
[40]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5（随想・時論）、東京、拓殖大学、2005年、20頁。
 
[41]田中逸平「曲阜の孔令叔氏より我が崇孔の諸君子へ」、斯文会『斯文』第9編第11号、1927年11月、49頁。
 
[42]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2（中国論）、505頁。
 
[43]塩谷温「孔夫子と我が国体」、斯文会『斯文』第11編第9号、1929年9月、10-11頁。
 
[44]斯文会「塩谷節山博士送別会」、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3号、1928年3月、59頁。
 
[45]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谷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35頁。
 
[46]塩谷温「孔夫子と我が国体」、斯文会『斯文』第11編第9号、1929年9月、13—14頁。
 
[47]塩谷温「孔夫子と現代支那」、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6号、1928年6月、11頁。
 
[48]塩谷温「北支より鶏林を経て故山へ」、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5号、1928年5月、33頁。
 
[49]斯文会「塩谷博士一行歓迎会」、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6号、1928年6月、61頁。
 
[50]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154—156頁。
 
[51]参见斯文会「曲阜聖廟の近況」、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8号、1928年8月、568頁；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谷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39頁。
 
[52]「薄倖の孤児に日本の父」、『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38年1月12日、第11頁。
 
[53]塩谷温「孔夫子と現代支那」、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6号、1928年6月、8頁。
 
[54]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谷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41頁。
 
[55]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5（随想・時論）、89頁。
 
[56]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2（中国論）、516-519頁。
 
[57]许衍董编：《广东文征续编》第2册，香港：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87年，第295—297页。
 
[58]斯文会「曲阜聖廟の近況」、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8号、1928年8月、63—64頁。
 
[59]中华民国大学院：《令各大学各省教育厅及各特别市教育局为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由》，《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卷第3期，第22页。
 
[60]《蒋中正电冯玉祥激励河北诸将士并随时示知战况等》（1928年4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00009-022。
 
[61]斯文会「曲阜聖廟の近況」、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8号、1928年8月、63—64頁。
 
[6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函国民政府为于心澄等呈请取消衍圣公并将孔林孔庙收归国有等情经议决先交国府调查请查照办理》（1928年7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001-051821-00002-001。
 
[63]「東亜学術思想界」、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9号、1928年9月、77頁。
 
[64]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5（随想・時論）、131頁。
 
[65]斯文会「曲阜衍聖公取消問題と保護孔林孔廟之提案」、斯文会『斯文』第10編第10号、1928年10月、68—69頁。
 
[66]呉懐中『大川周明と近代中国:日中関係の在り方をめぐる認識と行動』、東京、日本僑報社、2007年、141頁。
 
[67]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4巻、東京、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1962年、589—603頁。
 
[68]《张学良关心孔庙》，《兴华》1928年第25卷第38期，第38页。
 
[69]《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张学良加入国府委员等》（1928年10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60100-00014-008。
 
[70]大川周明全集刊行会『大川周明全集』第4巻、589—603頁。
 
[71]清水銀蔵「木堂先生隨遊記」、木堂雑誌発行所『木堂雑誌』第6号、1929年9月、17頁。
 
[72]横山健堂『峰間鹿水伝』、東京、峰間氏還暦祝賀会記念刊行会、1933年、281—283頁。
 
[73]《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申报》1929年10月6日，第17版。
 
[74]横山健堂『峰間鹿水伝』、287—289頁。
 
[75]1938年，马场春吉在接受采访时称曾介绍坪上贞二访问孔府。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1929年9月16日，外务省命坪上贞二和伊集院兼清来华“调查对支文化事业之实状”，并于11月14日离沪归国。1930年2月，坪上曾致函孔德成感谢其接见以及其后复通过马场转赠书法。参见「薄倖の孤児に日本の父」、『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38年1月12日、第11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4091426500、本省並在外公館員出張関係雑件／本省員及在外公館員海外出張ノ部（租借地、委任統治地域ヲ含ム）　第一巻（M-2-2-0-1_3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坪上贞二等致孔德成函》（1930年2月7日），曲阜市文物局藏，未編号。
 
[76]横山健堂『峰間鹿水伝』、286—287頁。
 
[77]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160頁。
 
[78]横山健堂『峰間鹿水伝』、286—287頁。
 
[79]馬場春吉「曲阜より」、斯文会『斯文』第12編第6号、1930年6月、454頁。
 
[80]斯文会「衍聖公太夫人の訃」「颜承浃氏題匾寄贈」、斯文会『斯文』第12編第6号、1930年6月、56—57頁；
 
[81]参见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谷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41頁；《在济南日本总领事致衍圣公府唁函》（1930年12月3日）、《犬养毅致衍圣公府唁函》（1930年11月12日），曲阜市文物局藏，未编号。
 
[82]斯文会「支那の戦禍曲阜の聖地に及ぶ」、斯文会『斯文』第12編第8号、1930年8月、53—54頁。
 
[83]参见馬場春吉「惄焉擣つがごとし」、斯文会『斯文』第21編第9号、1939年10月、53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121177500、各国ニ於ケル陵墓関係雑件（G-3-2-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4]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160頁。
 
[85]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121177400、各国ニ於ケル陵墓関係雑件（G-3-2-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朴淵祚『曲阜聖廟慰安事実記』、京城、非売品、1931年、1—3頁。
 
[86]馬場春吉「惄焉擣つがごとし」、斯文会『斯文』第21編第9号、1939年10月、53頁。
 
[87]水野錬太郎「曲阜孔家の邸に宿りて」、東洋協会『東洋』第393号、1931年９月、40—46頁。
 
[88]竜門社『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41巻、第160—163頁。
 
[89]参见斯文会「敬告」、斯文会『斯文』第14編第4号、1932年4月、巻頭；塩谷温「我国体と漢文」、斯文会『斯文』第19編第9号、1937年9月、20頁。
 
[90]斯文会『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東京、斯文会、1936年、7頁。
 
[91]聖堂復興期成会編『聖堂復興略志』、東京、聖堂復興期成会、1935年、78—79頁。
 
[92]斯文会『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298頁。
 
[93]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61200（第177—178頁）、在華本邦人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選定関係 第一巻（H-5-7-0-2_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91652400、外務省報　第十七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033700、寄贈品関係雑件 第十一巻（H-6-2-0-26_01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5]馬場春吉「山東に於ける塩谷博士」、川上栄一『礫荘雑話』、141—142頁。
 
[9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500（第465—469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135—137、144—152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8]「孔子や孟子の子孫打ち揃って来朝」、『東京日日新聞』、1934年9月21日、第11頁；《日伪也要祭孔》，《新闻通讯》第19期，1934年10月1日，第10页。
 
[99]《孔德成不愧为圣人之后》，《申报》1934年10月1日，第28版。
 
[100]《孔族登报启事否认有东渡意》，《申报》1934年9月27日，第3版。
 
[10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200（第164、172—174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02]《国民政府代秘书长吕苾筹函内政部等为鲁涤平等请明定孔子祀典一案奉谕交内政部及大学院》（1928年8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001-051610-00001-002。
 
[103]陈果夫：《祭孔》，陈果夫先生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编：《陈果夫先生生活回忆遗著选辑》，台北：陈果夫先生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1979年，第196页。
 
[104]《江苏教育》1934年第8期，封面。
 
[105]《汪兆铭电蒋中正拟与戴传贤联名提议中央请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及联名至祷盼复》（1934年5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166-040。
 
[10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国民政府为本会决议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请明令公布并拟定纪念办法》（1934年6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001-051616-00002-001。
 
[107]陈果夫：《祭孔》，陈果夫先生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编：《陈果夫先生生活回忆遗著选辑》，第196页。
 
[108]参见《鲁省府募捐兴修孔庙》，《申报》1931年3月28日，第4版；《修葺孔庙》，《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4月2日，第6版；《募捐修复曲阜林庙》，《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4月26日，第4版。
 
[109]《国民政府文官处函行政院为国府委员戴传贤等提议请中央拨助十万元修复孔庙经决议照办录案函达行政院查照办理》（1931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001-051800-00004-007。
 
[110]《戴传贤刘纪文修孔庙意见》，《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4月16日，第5版。
 
[111]《修復孔廟停止進行》，《申报》1933年2月22日，第2版。
 
[112]《修复孔庙 何思源入京结果圆满 中央已拨到经费十万》，《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0月13日，第12版。
 
[11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国民政府为本会常会决议改赠衍圣公名义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等五项函请查照并令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办理》（1934年11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001-051610-00003-001。
 
[11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18—20、26、29、36、47、49、65—66、69—70、76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5]《管翼贤电蒋中正日军在察哈尔东南强迫民众修筑汽车路每日运输汽车往来不断及日机仍不断四飞侦察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46-124。
 
[116]《鲁两厅长视察曲阜》，《申报》1935年3月13日，第8版。
 
[117]《日本斯文会邀请圣裔赴日》，《申报》1935年4月4日，第10版。
 
[118]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100（第49、69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9]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4—157页。
 
[120]牧野謙次郎「大聖孔子」、斯文会『斯文』第5編第5号、1923年10月、18頁。
 
[121]竹田柳吉『支那漫遊』、183頁。
 
[122]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2（中国論）、505頁。
 
[123]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田中逸平』その5（随想・時論）、82頁。
 
[124]斯文会『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会誌』、第132頁。
 
[125]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400（第379—380頁）、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関係一件（H-6-2-0-1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26]《左舜生函蒋中正中央政治学校讲课心得观察时局所得日祸决无缓和可言又义阿纷争及华北工作计划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10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58-210。
 
[127]《侵略方式无孔不入 日人想利用圣裔孔德成》，《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06月27日，第2版。
 
[128]《时人行踪》，《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10月7日，第4版。
 
[129]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6156700（第108—122頁）、参考資料関係雑件 第四巻（H-7-2-0-4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30]高田眞治「聖廟及び亞聖廟に謁するの記」、斯文会『斯文』第19編第6号、1937年6月、46—47頁。
 
[131]孔德深：《我和我的家庭》，《曲阜文史》第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曲阜市委员会编印，1989年，第104—109页。
 
[13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5、6、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3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974900、各種情報資料・支那事変関係情報綴（国立公文書館）。
 
[134]美商华美出版公司：《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上海：美商华美出版公司，1938年，第1页。
 
[135]“Confucian Spirit: Duke Kung Makes Appeal to Nation Japan’s Puppet Show Hank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ong Kong),1938-1-17,p.13; “Men and Event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8-2-19,p.28.转引自李俊领：《“文治”与圣裔: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5页。
 
[136]「孔子生誕の地曲阜占領」、同盟通信社『同盟旬報』第2巻第1号、1938年1月、第5頁。
 
[137]「寝込を襲って孔子の子孫拉致 孔徳成夫妻受難の詳報」、『読売新聞』第二夕刊、1938年1月9日、第2頁。
 
[138]「薄倖の孤児に日本の父」、『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38年1月12日、第11頁。
 
[139]斯文会「孔德成氏拉致さる」、斯文会『斯文』第20編第2号、1938年2月、69頁。
 
[140]孔德成：《孔德成先生日记》，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18年，第81页。
 
[141]塩谷温「燕齊遊記」、斯文会『斯文』第22編第12号、1940年12月、29—30頁。
 
[142]《赵一明：潜入日本的抗日谍战将军》，凯雷、白林淼主编：《致敬：不能忘记的抗战老兵》，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年，第54—57页。
 
[143]井上哲次郎『東洋の文化と支那の将来』、東京、理想社出版部、1939年、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