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反叛与洋洋自得

作者：斯蒂芬·卡塔纳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本文探讨三位革命思想家及其创造政治进步的观点。

17世纪18世纪见证了现代性的诞生，正如有关科学、理性、进步等启蒙观念开始传播到西方世界的思想圈子里。伴随着这个现象，现代观念逐渐等同于朝向改善和创新的进步。历史就是文明和民众朝着某种更好的方向，朝着某种值得向往的东西，和能够带来更多和平，远离战争和破坏的东西前进。但是，这样的希望破灭了，因为20世纪让所有这些理想一个个都变成毫无根据的空想。世界战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专制主义以及一波又一波的不自由主义统统成了启蒙的鲜明对立面。这鼓励了广泛传播的观念，即这些理想本身不过是空中楼阁白日做梦而已。

按照新反对者的说法，启蒙观念模糊不清，其实际应用受到限制，错误地将人性过于理想化（隐含性地也理想化人类历史），忽略了众多文化和多样化社会中不同生活体验的差异性。显然，理性和进步从来不是真实的情况。

因此，20世纪上半叶戏剧性地改变了后来发生的事。今天，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宣传、虚假偶像和不自由民粹主义已经从蛰伏中苏醒，所有这些迫使我们再次询问：我们真的启蒙了吗？是至少走在更美好世界的道路上，还是命中注定要重复上世纪的灾难？作为与国家有关的个体——尤其是当国家和周围人似乎不断令我们感到失望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三位拥有各自鲜明立场但影响力巨大的思想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思想工具帮助我们战胜当今恶魔。

马尔库塞、韦伯、马尔科姆X。（达伦·麦克安德鲁（Darren McAndrew）作，2022年）

马克斯·韦伯

1919年，就在欧洲沦为一片废墟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写了一篇文章反思国家的起源。首先。国家是什么？它怎么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而持续存在？他得出的结论是，让国家存在的因素是权力，或者它是“让一切运转正常”或确保稳定和秩序的终极工具。不是任何类型的秩序，而是一种不允许它沦落为多数派暴政的道路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况，推翻君主政权只是开辟了走向断头台恐怖政治之路。韦伯声称国家是“成功宣称在特定领土内合法使用武力的人类共同体” (p.1)。国家是唯一能够通过合法使用武力手段确保秩序的权威，是唯一能对居住在其领土内的人合理实施控制的实体。政治变成了实际上有手段获得一份权力，要么增加权力，要么将权力分配给民众或者民众中的某些群体。

韦伯说要维持其合法性，国家用下面三种方式论证其合理性：（1）“永久的过去”，这是镶嵌在习惯、文化和传统中的权威；（2）依靠其“迷人的”个性特征能召唤大批群众支持的魅力领袖；（3）坚守能控制日常生活众多法规的司法体系。

在韦伯看来，这套观点在现代背景下产生了不吉利的反响。一方面，资本主义一直能够吸收启蒙思想的某些要点形成一种给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经济制度，主要通过大幅度提高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有机会获得的资源，降低价格，增加国际间的相互依赖性，促进自由秩序的发展，有助于维持和平与安全。它已经让千百万人摆脱凄惨的贫困，带来技术进步，这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也帮助促成从封建制家长制威权主义政权转变为基于自由民主理想的政权。但是，韦伯也描述了该过程的副产品之一，即高度官僚化的组织机构和代理人，他们依靠政治生活、管理等级差异体系制订法律和政策时刻影响每个个体。但是，作为官僚机构导致的结果，我们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相信自己在取得进步并拥有更多自由，却没有必然质疑我们是否真的获得进步和自由以及如何获得了进步和自由。这种态度的可能后果是韦伯担忧的“启蒙危机”。危机包括越来越多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还有伴随着共享价值观的削弱而导致的不平衡地推崇个人利益，即便牺牲公共利益也在所不惜。那么，在我们已经假设获得越来越多自由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开始带来局势的变化呢？

韦伯本人鼓吹基于责任伦理学的政治，说那些把政治当作志业来对待的人应该谨慎地行动而不是革命。他说，这是对待政治的丑陋现实的唯一方法，这个环境中充斥着分歧、仇恨、权力和名望的激烈争夺。不幸的是，韦伯似乎同样落入了伊曼努尔·康德在其传单“什么是启蒙”（1784）中落入的死胡同（cul-de-sac）。康德的明显悖论是“自己独立思考，但是服从国家”并不能带来任何进步，因为人们没有力量改变现状。韦伯和康德提供了预防措施来反对采取绝对目的伦理学（即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正如共产主义者常常说的那样）。但是，正常人应该如何挑战权威？如果变得非常清楚的是，意识形态鼓吹者或者浅尝辄止者正在带领国家进入一种危险的道路？如果中间道路不再是吸引人的选择，这是否意味着革命成为唯一选择？

马尔科姆X

在其1964年的书《选票还是子弹》，马尔科姆X向美国黑人发出强大的信息，鼓励他所说的“黑人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这个词包括了黑人自决的手段。它指的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共同体做出自己的政治决定，比如它意味着黑人企业主维持经营权而不被更强大的白人公司收买或者因为白人企业进来而被迫赶出去的权利。

马尔科姆X提出的尖刻批评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他相信掠夺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历史上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不利于黑人的（谁能够不同意这个观点呢？）他进一步指出，政客往往拥有难以原谅的、公然的伪善虚伪，他们只会在寻求黑人选票以再次当选时才假装关心黑人社区的困境，但最终他们仍是旨在保护自身利益的精英群体成员，不会真心关心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他认为黑人听任自己上当受骗已经太久了，一直遭到只想要他们的选票的人的欺骗，参与到被人操纵的旨在系统性地反对黑人的政治游戏中，这样只能帮助延续不平等和种族主义。

注意到马尔科姆X不仅鼓吹政治的激进改变而且特别强调个人主义，这一点很关键。他提出的是“自我帮助项目”和“自己做”哲学（第5页），强调人们能自己思考并在没有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重要性。这是沿着启蒙思想路线，赞同康德要求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马尔科姆X并不赞同康德对权威的尊重。他知道他要应对的特定权威一直在虚假地许诺给黑人自由、平等、和机会，但这些都是虚构的假象，是政客捞取权力的花招。马尔科姆X说，终极来说是选民在选择谁来为他们做决定，因此，那些政客依靠民众投票支持他们——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他们就没有权力。一旦黑人自己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明白如何创造变革机会。他们将明白一切都是权力。如何积累政治权力，尽可能维持权力。唤醒民众是可改变处境的唯一方法。通过积极参与政治，通过登记投票和使用选票，如果选票不管用，那么唯一方法或许就是革命子弹了。

他的话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现在是要在更普遍的层次上说出来。

赫伯特·马尔库塞

德国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赞同马尔科姆X的观点，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很多政治概念是那些当权者以社会构建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

比如，马尔库塞拒绝承认理想化的西方进步概念。相反，他相信通过形形色色的大规模生产和机械化过程，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对个体产生了危险的影响。他在其著作《单面人》（1964）中开始就指出存在巨大的“民主不自由”；当今工业化社会是专制性的，因为它压迫所有真正自由的形式。存在真实和虚假的心理/情感需要，在保留后者时，付出的代价是前者被窒息和缓慢消灭。

不幸的是，让民众呆在原地，不解放他们以便追求自认为有意义的事，这将使其无法真正独立思考。尤其是，他们不能意识到让自己与压迫性的文化保持距离的必要性，这种文化推崇的除了维持现状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东西，但人们却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虽然实际上对当权者实施的影响其生活的政策和法律而言，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这样的制度是如此高效以至于个体甚至不去思考如何挑战它的权威性。对他们来说，反叛的概念——甚至想象他或她不依靠这个制度及其专制实践的世界——根本不存在。外部世界的机制已经被复制进入个人内心，让人变成了工业化机器中的螺丝钉。韦伯最担忧的可怕噩梦诞生了：

“我们再次遭遇先进的工业文明最令人恼火的方面之一：非理性的理性特征。它的生产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展舒服的潜力，将垃圾变成需要，将破坏变成建设的潜力，这个文明将客观世界变成人心和人身延伸的程度，所有这些都让异化观念十分可疑。人们在其商品中辨认出自己，他们在汽车、高保真音响、错层式住宅和厨房设备中发现自己的灵魂。将个体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机制已经发生变化，社会控制已经处于它产生的新需要之中。”（《单面人》第9页）。

坦率地说，这个场景令人恐怖，但一点儿都不觉得陌生。

马尔库塞声称工业化社会已经变得现代和先进，这也强化了一种认知，即它是理性本身的体现，因而需要持续下去而不受任何挑战。令人悲哀的是，人们接受了这种观念，因为技术的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最终，任何人都不再去挑战这个工业技术体系，整个人类将陷入瘫痪状态，一种无意识的怠惰，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随着我们现在觉得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信息和物质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包括电话、平板电脑、手提电脑——达到全球性规模，当人们都相信生活的目的就是工作、赚钱之时，向群众灌输观念的任务就宣告完成了。当一切都商品化变成生活方式之后，单面维度就占据支配地位。这就是制度最终控制人的方式。

虽然这个系统认为它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代表了理性，但它也获得了另外一个武器。任何不符合当今标准的观点——实际上一切不同于通常期待的东西——都被当作不切实际的、晦涩难懂的、怪异的、邪恶的而被摈弃或者遭到排斥。这个系统能够通过将其他思考方式归类为若听任其存在将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的东西而将自己的理想永久化。冷战提供了制造恐慌的首要案例。

这些是马尔库塞针对实证主义、启蒙甚至理性本身发起激烈攻击的理由。他的社会批判与马尔科姆X的理论一致，因为两者都认为社会接受的政治真理的社会构建本性一直被当权者用来让民众和少数群体呆在原地，来论证他们的低人一等以及遭受压迫是有合理性的。马尔库塞的批判也让人想起韦伯的论述，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技术革新和大规模生产虽然提供了自由和自主意识，增加了财富，但这些其实不过是支配的新形式：他写到“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消除奴隶的主人”（第7页）。政治关系基于个人对他人实施权力。这在现代工业社会并没有发生改变，甚至因为技术而更加恶化和更加严重了。

马尔库塞建议我们该怎么解决控制处境呢？他的解决办法涉及到与工业社会的系统性压迫保持距离，所采取的方式是拒绝当权者强加在民众身上的权力动态关系。那是将卖给我们的东西都当作赝品的尝试，无论是商品还是意识形态。首先，马尔库塞认为，个体需要采取一种所谓的“伟大拒绝”——拒绝以商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转而偏爱艺术性的自我表现。在此，他奠定了拒绝一种未来运动的基础，即现代生活的消费主义者本质，相反去拥抱一种新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更看重我们作为个体所珍视的东西而非电视或广告商告诉我们要看重的东西。这是用个人的主观价值观替换资本主义主观性（工业化社会所兜售的客观性和进步性）。如果我们能够与那些内在价值观结合起来，我们将理解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与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未必是一样的。这种认识将带领我们进入更好、更干净、更平等的世界，利润不再凌驾于人们的幸福生活之上，而那些当今被忽略和压迫的人将被纳入到社会大家庭之中。

走向革命的道路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成为机器中的螺丝钉，我们该如何找到走向自身主观性的道路呢？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是正确的，人们更喜欢受到控制，如果这意味着他们能享受日常的安逸生活的话。

那么，我们如何将残酷和暴力的革命精神与现代社会提供的安全的生活（单调乏味、没有成就感）达成和解呢？我认为，这正是三位作家的汇合之处。他们都对读者讲述了实现个人自我的个体，而非社会创造的自我。他们盯着你的眼睛看，然后询问：你要什么？你想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你想怎么做？比如，是在处理政治和权力时，要采取在革命精神和谨慎之间保持平衡的“责任伦理学”？还是认准“绝对目标伦理学”，不考虑已经取得某些成果的方式，只关心实现目标——即便要求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也在所不惜。

如何最好地实施必要的社会变革是困难的，可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问题。韦伯或许更喜欢第一个选择——谨慎的发展——而马尔科姆X和马尔库塞则可能喜欢第二个选择：“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进行革命。但是，我逐渐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步必须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我们决定要遵循的伦理学时，最好明白在这高度复杂的世界里，我们自己的条件和自己的目的。

革命精神能够非常容易地传播开来，但是它也能很容易地沦落为混乱无序，导致整个社会陷入瘫痪。但与此同时，洋洋自得让人很容易忽略存在的腐败和不平等。作为单纯的信使，人们允许不公平和永生的列车在平坦的道轨上继续行驶。变化是及时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在我们急匆匆做出世界未来形状的决定时，最好让自己超脱一些，与社会动态变化保持一定距离，让我们处在政治冷漠循环的灵泊状态。首先明白我们是谁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自己必须是什么，能让我们知情地参与限制我们的社会动态辩论。或许只有到了那时，我们才能明白现代社会是什么，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简介：

斯蒂芬·卡塔纳（Stefan Catana），最近刚从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毕业。

译自：Revolt & Complacency by Stefan Catana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49/Revolt_and_Complac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