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独裁者：波普尔的柏拉图

作者：琴太嬿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1945年11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在伦敦出版。同一个月，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当选法国临时政府总统，印度尼西亚反对英国占领的独立运动到了紧急关头，纽伦堡审判开始在德国举行——卡尔和夫人亨尼·波普尔（Hennie Popper）准备启航前往英国。

这对夫妇已经在新西兰度过了几年流亡的岁月，现在动身前往英国，卡尔将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的新教职——该工作岗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的前景。亨尼在过去几年一直打印手稿，给朋友写信谈到“把过去几年打印手稿的噩梦般日子”留在身后。

经过一番折腾，波普尔最终成功地获得货运班轮上的两个床位（不是紧挨着）。从新西兰前往英国的长途旅行需要一个多月时间。直到次年元月之前，他忠实朋友，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在码头手拿一本第一版的书迎接他们，波普尔看见正是这本书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奠定了他的学术声誉。

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在公交车上，他的眼睛都像老鹰一样在看书。

哲学的假先知

今天，《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最被人牢记可能有两大原因：卡尔波普尔创造了两个术语“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其次是激烈攻击作为封闭社会的最初设计师的柏拉图。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是第一个和影响最大的专制主义思想家。（波普尔的类似指控还指向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和黑格尔，但这些指控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波普尔设想了开放和封闭社会的差别是他们各自知识文化的差别。开放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批判性的民主文化，这使得普遍拥有的信念有机会得到批评和修改，这样做就是在拥抱创新。相反，封闭社会缺乏这种“批判态度”。它们依靠“教条式”神话权力来维持，该神话维持现有权力结构同时窒息社会变革。1

对柏拉图的攻击占了该书前两卷的开头。焦点集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由一帮精英哲学家管理下的城市蓝图，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提出了封闭社会的场景。他指出，在柏拉图的理想城市里社会秩序分层，还有知识阶级和生产阶级之间的严格社会分工，社会流动性的缺乏，国家对大部分文化的审查，还有最要命的是公然编造的神话的传播，即所谓的高贵谎言来为现状辩护。波普尔注意到，所有这些都等同于哲学王的独裁专制，他们向臣民宣扬神话以便压制自由思考，并将其限制在严格的种姓体系之内。柏拉图的政治的整个程序简单来说就是维持这个框架：努力“阻止任何变化”。2

波普尔继续猜测，柏拉图的设想是对哲学家所处的雅典新兴民主做出的反应。因为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一群同胞公民审判和处决的悲剧痛心不已，柏拉图成为发誓与民主不共戴天的敌人。《理想国》是哲学家的反民主宣言——是他扮演哲学王角色的野心的宣言书。

波普尔认为，依靠《理想国》中表达的反民主观点，柏拉图不可撤销地为西方传统注入神秘的毒素。到了20世纪，那些观点在法西斯主义中复活了。波普尔写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基础神话——高贵谎言简直就是纳粹“血与土这个现代神话”的“准确翻版”。 3

神话的创造

我们很难从尖酸刻薄的攻击中猜测，波普尔开始沿着道路前进并最终写出《开放的社会》时，他实际上对柏拉图并没有特别的恶意。他也没有特别的资格表现出这样的怨恨。他的有限的希腊语知识是在中学时学的或自学的，他受到的专业训练是科学哲学而非思想史或政治哲学。

在他战前和流亡前的日子，年轻的波普尔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地维也纳圈子的边缘地带为他自己赢得了小小的名气。在1934年出版后来用英语重写的书《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k der Forschung）中，波普尔将科学定义为一堆“可出错的”知识，一套能够被实验证伪的假说。这本书在维也纳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中传播甚广，爱好者还包括一帮精心挑选出的英国哲学家，他们对欧洲大陆的发生的事非常好奇。

在接下来一个重大工程中，波普尔将《科学发现的逻辑》中的观点发展成为对社会科学的全面批判。《历史主义的贫困》主要在新西兰构想和写成的，这是对社会科学中“历史主义”倾向的批判，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喜欢的无法证伪的历史预言——革命即将到来——推崇自然科学的严谨性。（多年以后，甚至波普尔称这本书是其“作品中最枯燥乏味的著作”之一。4）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的诞生可以说是这部散乱的作品的越来越膨胀和偏离的结果。深入到文本之中，波普尔开始在历史主义的先行语加上旁白。他单独挑出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还有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将他们描述为开放的科学探索的敌人，认定嵌入到现实本质的固定观念。波普尔认为，他们有关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理论拥有令人担忧的政治隐含意义。他对柏拉图《理想国》中潜在的专制主义提出了若干评论。

他开始给同事和朋友看相关章节，尤其是新西兰大学的一位古典学讲师。他们感到的困惑很多，足以让他觉得有必要扩展描述，这种描述变得越来越多，最终变成了完全独立的“伙伴论文”（companion essay）（波普尔的话），题目是“历史主义历史的边缘注释”。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德国1938年入侵他的家乡奥地利，1940年法国陷落——显然迫使波普尔将其长论文视为一种政治行为。当他设想柏拉图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契合性时，顿悟的时刻似乎出现了。很快，他将《历史主义的贫困》放在一边，将全部时间投入到新的课题研究中。“边缘注释”最终成长成为两卷本《开放的社会》，他明确无误地将其称为战争期间的努力。（他甚至担心这场战争在他还没有写完时就已经结束了。）他在194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认为消除对伟大名字和伟大思想权威的敬畏是人类痊愈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5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是《开放的社会》核心的火焰。这也是他为这本书找到出版社如此艰难的原因之一。波普尔首先安排将手稿——总共超过700多页——送给美国出版社。他曾经听说美国战争期间纸张紧缺不像英国这么严重，希望那里的出版社不会因为物质方面的原因而拒绝它。但是，他的美国熟人帮忙找出版社的努力也没有成功，部分是因为波普尔顽固拒绝删掉柏拉图的部分，也拒绝在总体上弱化辩论口吻。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出版它的理由是“一家大学出版社不该出版对柏拉图如此大不敬的著作。”6

波普尔向贡布里希（Gombrich）抱怨说，“情况真的很可怕。我觉得如果人们写了一本书，他就不应该被迫去求人来阅读和出版。”7实际上，此人已经成为他在英国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和秘书。

这本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波普尔迫切渴望找到一份新工作。他在新西兰的教职几乎肯定挽救了他在战争期间的生活，但是，他不愿意继续呆在那里，即“前往月球的半道上”。8一本成功的英文著作可能成为他返回地球的机票。

波普尔在学界求职的活动在他30多岁时就开始了。在奥地利，他作为犹太人的身份阻止了他在完成博士学位后继续完成教授资格（the Habilitation），在学界求职需要这个博士后资格才能获得教授职位。他在维也纳郊区找到在中学当老师的职位，这与夫人亨尼一样，人家为了支持他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随着中欧政治气候变得越来越糟糕，波普尔开始寻找在英国和美国的学界职位。在很多方面，他是这些就业岗位前途暗淡的候选人，因为有太多逃离法西斯主义的其他中欧知识分子也在觊觎这些职位。他从来没有在学界担任过适当职位，也没有出版过英语著作，而且他的英语口语也很蹩脚。

但是，在其他方面，波普尔也得益于他给维也纳圈子熟人留下的良好印象——关键是给英国崇拜者留下聪明和前程无量的印象。他开始和苏珊·斯特宾（Susan Stebbing）通讯，当他在巴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遇见年轻的艾耶尔（A.J. Ayer）时，也被介绍认识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和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

亨尼将房子抵押出去，用换来的资金支持他前往英国巡回演讲，他希望在演讲结束时能够手里拿到就业机会。但是，那是糟糕的体验。很多演讲——即使在应邀用德语演讲时，他坚持使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而且进展也不顺利。9 但是，这次巡回演讲包括在伦敦经济学院，他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一次命运攸关的会面，此人立刻受到他的吸引，并认定波普尔可能成为他的自由意志论的潜在盟友。

多年以后，在新西兰流亡期间，波普尔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而且竭力想出版《开放的社会》，于是他联系了哈耶克探讨出版此书的可能性。哈耶克喜欢他读到的东西，开始动用自己的关系。当他主动以波普尔的名义将《开放的社会》交给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后，终于被充满热情地接受。同时，《开放的社会》手稿也让哈耶克能够开始为波普尔谋求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职位招聘的申请资格。那里的唯一一位哲学家刚刚退休。

伦敦经济学院——是社会主义者组织费边社在20世纪初创立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在战争期间逃到剑桥大学的彼得豪斯学院（Peterhouse）。现在，正小心准备返回到伦敦——-需要新的聘任来提升其战时的暂时停滞。

虽然哈耶克已经为波普尔找到了机会，但他仍然需要说服同事们其奥地利同胞对社会科学有“积极兴趣”，毕竟他的若干著作都是关于科学哲学的。10哈耶克做了充满热情的游说，将其手稿交给同事们阅读，想以此作为波普尔社会科学研究资格的证据，其中包括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亚历山大·莫里斯·卡尔-桑德斯（Alexander Carr-Saunders）。哈耶克成功地说服老板将兼职岗位改变为专职岗位。哈耶克本人也在该研究委员会，他不停地给波普尔和贡布里希（Gombrich）提供内部消息。

哈耶克成功地为波普尔争取到这个职位，也成功地让《开放的社会》出版。波普尔感谢了他“拯救了我的人生”——-可怜的贡布里希，他做了一切，甚至包括校对所有错误的乏味工作。 11

适当时间的适当批评

有点出人意外的是，《开放的社会》一下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古典学者马上对波普尔描述的柏拉图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种批评攻击性太强（在他们看来，从本子上说，作者根本没有能力以不偏不倚的立场去走近柏拉图，更不要说带着同情的精神去理解他了。12）他好不隐晦地努力将古代材料塞进现代范畴之中（“他看到的柏拉图完全被扭曲了，因为他总是蹲在角落里以便在背景中的某个地方瞥见希特勒的影子。”13）以及他对柏拉图撰写《理想国》的政治动机的猜测“应该受到谴责”。14

但是，这些抗议也淹没在非同寻常的大众赞同和来自波普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打入的圈子里的若干著名哲学家的认可。曾经在1945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形而上学哲学教授的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在《心灵》（Mind）杂志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贬低《理想国》的“上瘾者”，他们肯定要抗拒波普尔解读的优势。15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帮助波普尔谋得新西兰的教职，写文章赞同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很快注意到他本人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疑虑。罗素写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一边应该得到体面人的称赞，这种观点或许是历史上文学界势利眼的最惊人案例。”16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尤其是在大众读者中间显然引起了共鸣。读者已经非常厌烦一本正经乏味无聊的柏拉图半身像，这是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等学者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所塑造的理想化柏拉图形象。人们马上接受了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即他们被教导要崇拜的高尚观点最终来说是是被误导了的错误观点，甚至是赤裸裸的、公然的危险论调。

当然，波普尔很难说是第一个攻击柏拉图的人。长期以来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业余爱好者传统，从早期启蒙运动前后到尼采时达到最近的高水位。甚至在波普尔这一代人中，很多不很知名的学者也通过当代政治的棱镜重新评估过柏拉图。

但是，波普尔某些描述引起了共鸣。在一个人们并不迫切要求微妙差别的时代，它提供的信息具备让人耳目一新的简洁和清晰。波普尔推倒一切的途径非常适合大众要求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怎么就能发生的理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人们有个大规模的长时段（longue-durée）反思的欲望，一种思想文化不能再简单地这样下去的意识。公众渴望获得答案——需要找到应该谴责的罪魁祸首。波普尔的书清晰地告诉他们，其敌人是谁。

这本书写作背后的迷人故事也助长了这种热潮。《开放的社会》跻身流亡犹太思想家的著作万神殿，它们提供了对西方传统的涵盖一切的描述。德国文学批评家埃瑞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论》（Mimesis）——据说是根据作者自己的记忆还有少数资源写成的，是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少量欧洲语言藏书——是另一个著名例子）依靠他们个人的痛苦和离开家乡的遥远距离，这些作者就像先知预言家，获得了一种特殊视角，从中可思考西方文明的轨迹。波普尔当然鼓励了这样的神话。

波普尔本来打算将《开放的社会》作为对当时世纪中期政治的一种干预，但意料之外的是，读者发现了它可以成为探索新出现的冷战的指南，正是这个功能赋予该书持久的吸引力。本来写出来是作为西方传统原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新奇辩论，现在却成了更大的东西。通过黑格尔，马克思成了崇拜柏拉图神坛的最近的假先知，这样的思想谱系传承似乎规定了人们应该如何用怀疑主义的视角看待战后风景中的共产主义政权。

随着冷战的加入，自由派和保守派双双拥抱了《开放的社会》，前者受到波普尔充满热情地为个人自由辩护的吸引，后者则欣赏它提供的谴责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弹药供应。后来几十年《开放的社会》的影响力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西欧社民党领袖的写字台到苏联和中国的异议者圈子，这本书被地下印刷和秘密传播，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还成立了开放的社会基金会——波普尔的柏拉图作为傀儡也走进读者的心里，成为一种被认定应该抗拒的思维方式的有效的和永不磨灭的标志。

去神秘化的神话

今天，波普尔的极权主义柏拉图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中，伴随着他试图要推翻的更仁慈的柏拉图形象，两种形象放在一起极其不协调，也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在一定程度上，柏拉图继续作为理性思想传统的创始人而得到推崇，他将哲学从神话和迷信这种毫无批判精神的力量中解放出来。但柏拉图也暴露出这样的程度，即我们不可能臣服于这种必胜主义叙述，同时接受《理想国》中字面意义上的政治描述，尤其是严肃看待柏拉图使用神话作为其写作和政治思想的核心思想。

古典学者或许不屑一顾地坚持认为，当今没有人认真对待波普尔描述的柏拉图。但是，事实仍然是《开放的社会》的成功几十年来一直让他们处在被动防守的境地。波普尔解读中的很多更微妙细节，如对柏拉图个人政治野心的详细猜测当时显得古怪奇特，现在有些过时。但是，攻击的更广泛要点——《理想国》中的理想城市拥有令人担忧的政治特征——仍然难以否认。

如果可以说什么的话，波普尔立场的极端性可能产生一种相反作用的效果，即窒息对柏拉图政治的众多维度的、更进一步细腻研究的热情：极权主义要点已经被彻底提出来。波普尔的描述继续影响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文献——或许只是作为在书籍的绪论部分或论文的开头段落中需要抛弃的稻草人——但它仍然是阅读书目和课程参考书目中的支柱，是可靠的、清晰的对立面观点。

波普尔的成就的确是实质性的。他冲击了人们对柏拉图的阐释，让人看到他对当今政治的相关意义，展示出完全有可能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将古代观念与当今事件联系起来。这样做，波普尔显示对于像柏拉图这样备受推崇的经典作家的解读未必是单向度的，他打开了新解读的可能性。他或许没有证明皇帝什么也没穿，仅仅扯着嗓子大声喊叫。但是，他的确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个皇帝有可能赤身裸体——-毕竟，他是埋藏在历史服装烟尘下的赤裸者。

但是，即使波普尔在其对思想文化的认识方面是真诚的，有必要消除人们对英雄的敬畏，但是，终极来说，他的课题是不完整的，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有缺陷。

虽然波普尔一再声称其努力要把柏拉图从神坛上拉下来，但他仍然接受了这个前提——人们可能说，那是哲学的基础神话——柏拉图是西方思想传统的奠基人。波普尔敦促其读者怀疑经典，但柏拉图在经典中的地位都没有遭到质疑，无论是作为原初善或原罪的创始人。

只有少数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讽刺：他对柏拉图的攻击帮助将波普尔提升到当代经典的地位。毫无疑问，波普尔没有能够达到《开放的社会》中列出的理想的种种情况并不缺乏。他的同事们常常发现他并非感到愉快的人，缺乏宽容之心——很难说他是对批评和不同意见持开放态度的典范。伦敦经济学院里他的学生开玩笑地宣称，《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就是其中一个敌人写成的。17

在进一步论述由单一创始人开启的哲学传统的叙事中，波普尔并没有竭力将柏拉图推下神坛，反而更进一步强化了哲学真正本质的更深层叙述，据此任何求助于神话都构成对该工程的背叛。在波普尔以及很多在他之前推崇柏拉图的阐释者看来，哲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神话的模糊思维放在一边，更加偏爱更透明、更严谨、更善于反思的认知形式。波普尔简单地接受了哲学进步的故事——-作为从神话离开的线性轨迹——低调地重新讲述背叛理想的故事。

波普尔对那个更深层叙述的依恋或许阻止他以更清醒的眼光看待柏拉图及其神话创造。柏拉图构建神话和将神话纳入其哲学对话的小心翼翼暗示出对哲学家的另一种描述：认定神话作为补充——不是对立的途径的贡献。那种批判性推理被波普尔认为是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的定义性特征。通过借用希腊神话传统创造自己的哲学神话，柏拉图可能在提出一个主张，即这样的故事与我们的世界观联系起来甚至重新塑造其若干方面的威力，不让它们很容易地接受更喜欢论证的理性审视形式。

柏拉图的神话常常出现在对话中的特定时刻，此时，对话者不知不觉地抓住自己陷入的某些和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的想象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波普尔知道的东西——在他看来《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却是重新塑造现有一套有关事物秩序的认识的努力——-除了受到操纵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但是，柏拉图写自己的哲学神话的要点是从哲学上参与支撑我们世界观的想象框架，不能仅仅依靠批判将其打垮就行了，还要求更多内容。他在神话中看到不仅是补充逻辑论证的哲学表现的独特建设性形式潜力，而且是一种可以容纳永久性地再创作和再评价的动态的体裁。

哲学的起源故事

《开放的社会》出版75年之后，它在当今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本书，既展示了干脆的起源故事的诱惑力又探讨了难以驾驭的棘手难题，因而在哲学界一再被讲述。这些故事或许在随后的讲述中改变颜色，就像波普尔的描述充当了令人担忧的提醒，长久以来被神圣化的经典人物最终可能代表了不同的东西。但是，它也是这样的故事，哲学家们似乎在危机时刻都会依赖经典，这些思想权威的经典地位或许正是让他们成为人们叙述中随时可用的人物，在危机时刻哲学家被继续重新拜访和重新想象。

从新西兰遥远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远离家乡11000英里——波普尔寻找到了熟悉的故事中熟悉的人物来帮助弄明白导致他远走异国他乡的全球事件。可以论证的是，经历此变故之后，人和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是理解这个困境的催化剂，而困境帮助改变了我们对柏拉图的理解。随着波普尔的年纪越来越大，他本人与《开放的社会》的出版经历的年份越多，他承认并非所有内容都能很好地步入老年。他写到“在我当今看来，有些批评不过是情感宣泄，现在感到有些难为情，不过，现在不是切碎词语的时刻——-至少我当时是这样的感受。”18

注释：
 
1. Karl R.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962), 50;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first published 1945.
 
2.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86.
 
3. Ibid., 273.
 
4. Karl Popper, 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2002), 130. First published 1976.)
 
5. Popper to Fritz Hellin, June 29, 1943, cited in Malachi Haim Hacohen, Karl Popper: The Formative Years: 1902–1945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54–55.
 
6. Ernst Gombrich to Popper, October 13, 1943 cited in Hacohen, Karl Popper, 457.
 
7. E.H. Gombrich,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pen Society,” in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xxvi.
 
8. Ibid.
 
9. 或者如马拉奇·哈伊姆·哈科恩（Malachi Haim Hacohen）在其权威性的波普尔思想传记中尖刻地总结的那样，“他曾经和爱因斯坦合作，与薛定谔（Schrödinger）和玻尔（Bohr）合作，但仍然没有工作。”Hacohen, Karl Popper, 320.
 
10. Friedrich Hayek to Gombrich, July 12, 1943, cited in Hacohen, Karl Popper, 496.
 
11. Popper, Unended Quest, 137.
 
12. R. Hackforth, “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 Classical Review 61, no. 2 (1947): 55–57, 56.
 
13. G.C. Field,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By K.R. Popper,” Philosophy 21, no. 80 (1946): 271–76, 274.
 
14. Hackforth, “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 56.
 
15. Gilbert Ryle,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By K.R. Popper,” Mind 56, no. 222 (1947):167–72, 169.
 
16. Bertrand Russel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Unpopular Essays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2009), 7. Essay first published 1947.
 
17. Alan 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Open Society, xxi.
 
18. Popper,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The Open Society, xxxix.

译自：The First Authoritarian Popper’s Plato by Tae-Yeoun Keum

https://hedgehogreview.com/issues/political-mythologies/articles/the-first-authoritarian 

作者简介：

琴太嬿（Tae-YeounKeum）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政治学副教授。著有《柏拉图与政治思想中的神话传统》（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