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西学

作者：王聪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

摘要：马一浮一般被认为精通多国语言、泛滥西学而后归宗儒家。但据资料显示，马一浮对外文的掌握远谈不上“精通”，对于西学也未达登堂入室之境。“学贯中西”之誉之于马一浮，很可能只是出于后学之附会或以讹传讹。马一浮对西学的轻蔑乃至敌视，与其对西学理解之局限性、片面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马一浮; 西学; 外文; “性”; “习”; “六艺”; 

作者简介：王聪，男，1992年生，山东聊城人，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儒学

马一浮先生是公认的中国近现代儒学大师，他兼收佛老，统于“六艺”，其学思历程经历了一个由中入西、沉迷佛学，最终又归宗儒家的过程。年轻时，马一浮曾游学美国与日本近两年，主动阅读西方典籍。但令人诧异的是，当他回国之后，对佛学做出了基于儒家立场的融汇与吸收，对西学却只是偶有提及，从未有正面与深入的讨论，晚年更是对西学表现出拒斥态度。如此看来，西学在其思想中可谓来去匆匆，看似醒目却又浮光掠影。而以往对马一浮的研究，都颇为强调其外文能力，以及游学时对西学的如饥似渴，俨然给人一种“出入西学，返于六经”的印象。那么，马一浮对数门外语的掌握是否确实臻于“精通”？其对西学的涉猎范围如何，有怎样的理解程度，是否真如传闻般“学贯中西”？对此，以往的多数研究都语有未及[1]。

本文首先考察马一浮的外文能力，即是否如流行所谓“精通多国文字”。其次，根据其日记中详细记载的旅美十个月期间读书与生活的行迹，考察其研习西学的经历，以及最终放弃西学的心理因素和线索，尤其是对西学的掌握程度。最后，通过总结马一浮回国之后对于西学的贬斥，展现他对西学的看法，使马一浮的学术轮廓得到更清晰的还原。

一、马一浮的外文能力辨析

正如一流的海外汉学家皆具有较高的中文水准，任何有志于西学的中国学者，亦理应具备相当的外文能力。更不必说，在马一浮所生活的时代，西籍的中译尚未齐全和完善，欲通西学就必须掌握外文。若既无良好译本，又乏外语能力，对异域文化的研究必定力不从心。被后世公认为学贯中西且擅长中西比较研究的儒学大师，例如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都具备高水准的英文翻译与写作能力。就连学术立场相对保守的钱穆，也同样自修英文，以求对西学能有较为深入的掌握。可以说，对西学的了解程度，直接取决于外文的造诣。

有关马一浮的不少研究，都高度评价了其外文水平，如“精通英、日、德等多种外文”[2]以及“精通英、法、德、日、西班牙、拉丁文等七国文字”[3]。杭州马一浮纪念馆对他的生平介绍中，也称他“精通七国语言”。若属实，马一浮自然掌握了入门西学的钥匙。但据考察，上述评价恐有夸大之嫌。

关于马一浮早年学习外语的经历，各版传记的表述不尽相同。较早的《马一浮年表》记录为：“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向日本友人乌隆谦三学习德文。”[4]稍后的《马一浮先生小传》提到其“游学上海，自习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向日本友人乌泻隆山学习日文、德文。”[5]最新的《马一浮先生年谱简编》[6]则记录说：“居虹口，习英、法语。……在美期间，……学习英语。……又东渡日本，……学日、德文。”[6]但是，马一浮就各语种的学习时间，以及达到何种掌握程度，这些记述均未有明确说明，更未提出充分的证据。

旅美期间，马一浮曾先后向两位美国人学习英语。但是，他所从学的老师似乎不够资质。据他自己的记载，第一位“所授皆三四岁小儿之教育法”[7]，第二位“教授法略胜前者”[7]。另外，马一浮曾回忆说：“意大利人某君著《政治罪恶论》Political Crime，余尝依日人译本重译之。”[8]由此可见，他能够阅读日文。不过，马一浮在此记忆有误，《政治罪恶论》[9]其实是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Louis Proal）所作，非出自“意大利人某君”。而在给舅父何稚逸的信中，马一浮还提到，“甥往岁留北美，稍习德意志文字。”[10]

综合年谱和马一浮的回忆，其外文学习经历大致如下：1901年，马一浮在上海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时年十九岁；两年之后，他作为清政府雇员，于1903年7月到达美国，工作之余继续学习英语和德语；旅美十个月后，于1904年5月离开美国，回乡变卖家产后又东渡日本，在日半年间有学习日语和德语的经历；1904年底，马一浮回到中国，从此除曾在1912年随汤寿潜赴南洋考察约一个月外，再未踏出国门。

总之，从1901年算起，到1904年由日本返回，其间马一浮旅美十个月，旅日半年。虽然前后未必没有自学外文的经历，但他真正专门修习外文，不过在这三年之中。况且，马一浮在这三年中也并非只习外文。即便在旅美十个月期间，他也是作为清政府派驻圣路易斯的工作人员，只能在公务之外的闲暇时间从事修习。

那么，在这短短三年，马一浮的外文能力达到了何种程度呢？首先，就其旅美期间修习英文的经历来看，据其日记记载，两位美国教师的授教水平显然不高。至于旅日半年间向日本友人学习日语、德语的经历以及日本友人的德语水准，如今难以查证，且似乎也无文献能够证明他的掌握程度。

回国之初，马一浮依然在尝试译书。例如在1907年，他“重译……《政治罪恶论》，……又译俄国杜思退之《正艺》。”[11]这也是他译书的最后记录，而此一时间也几乎是他回归传统学术的分水岭。之后他是否继续研习外文以至臻于“精通”，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目前的文献，马一浮的译作中只有《政治罪恶论》[12]、《正艺》[13]和《英诗人谢客杂诗拾遗》[14]保存至今。另外，他曾作《社会主义考》[15]，分析了“社会主义”一词的英、法、德、拉丁语词源，而英文、拉丁文也偶见于马一浮的其它著述中。可以说，马一浮确曾学习数门外文，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日语，但似未学过西班牙语。毕竟在其全部著述中，皆未出现过西语文字。或许因他曾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而导致讹传。事实上，马译《堂吉诃德》来自英译本，《马一浮先生小传》和《马一浮年表》对此均有明确说明。

马一浮曾多次批评西方学者翻译的中国经典。他说：“西人所译中国经典，或纰缪百出，或俚俗不堪。吾人如能自译，庶几此学可明于海外。顾此亦大难。”[16]他显然非常期待中国能产生更多优秀的翻译学者，以便准确地将中国经典译成外文。但是，若他果真精通外文，为何没有自行翻译呢？据以上的考察，合理的推断就是：马一浮虽修习过数门外语，亦可读懂一些外文书籍，但既未达到在专业层面深入西学典籍的程度，距离严格的翻译标准也尚有距离。总之，是很难谈得上“精通多种外文”的。

二、马一浮的游学成效辨析

旅美十月，是马一浮学思历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日后对西学的整体看法。1903年，因清政府参加世界博览会，二十一岁的马一浮受雇为工作人员，于七月到达美国圣路易斯17。在此，他借机广泛阅读西学书籍。那么，马一浮是否因此达到了“出入西学”的程度呢？

从所读书目来看，统计其日记中提到的书籍，明显可见类别之庞杂[18]。他所列的书目超过八十种，其中大致以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类书籍为多，各有十几部；哲学类稍少，约十部。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赫胥黎、斯宾塞等西方知名学者的著作均有涉及。此外，还有少量自然科学类书籍。

然而，马一浮的阅读范围虽广，却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真正消化如此丰富的内容。事实上，他的日记曾多次提及因不能通晓文义而生苦闷之情。例如，对于文学类书籍，他曾说：

揽摆伦诗，欲译之，苦不尽了了。读弥儿敦《失乐园》诗，亦苦难解，甚恨不早读十年书。[19]

读《英国文学史》《摆伦传》，甚艰，不可骤通解。[19]

对于社会学类的书籍，他曾说：

视斯氏《社会学》浅切可诵，前日以三小时半读斯氏书一页，以其难晓，遂置之。[19]

对于人文领域的其它书籍，马一浮写道：

得孟德斯鸠《万法精理》、黑格尔《历史哲学》、伯伦知理《国家论》、柏拉图《共和国》及斯宾塞最晚之著作《事实与评论》。他更得《亚剌伯一夕话》小说一册、《怀疑论》一册。甚欢喜，然惜不能尽解。[19]

而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书籍，他表露了同样的意思，所谓：

翻阅《种族起源》，不能尽解。[19]

显然，在日记中不断出现的“难解”、“不可骤通解”、“难晓”、“不能尽解”，反映出马一浮的英文能力尚未达到顺畅阅读的程度。根据其日记，到美国已五个月时，他甚至连报纸还无法完全读懂，例如：

昨晚得纽育克十一月十二号《太阳报》一纸，惜不能尽了了也。[19]

览纽育《太阳报》，论露、日、支那之事甚多，恨不能尽了解。[19]

此外，每当阅读外文书籍遇到困难，马一浮经常会转而翻看中文书籍聊以自娱，如下面这段所示：

览《加莱尔传》数行，竟厌倦，辄复置去。……无聊，复取皇甫谧《高士传》、葛洪《神仙传》览之以自遣。[20]

诸如此类的记录，在日记中还有多处。对于修习外文而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来说，相信并不会对这种体验感到陌生，这清楚地显示出马一浮英文阅读能力的不足。

除了受到英文水平的制约，旅美期间的马一浮在身心两方面都极不适应，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进度。首先，或许因水土不服，马一浮经常生病。每当生病，轻则“意殊不适，将感疾病，废书一日”[20]；重则“病未已，头痛发炎，厌苦欲死，……头痛甚剧，不食竟日”[20]，甚至于“痛苦迫临，殆必死矣”[20]。显然，频繁生病使他的读书与生活受到了极大干扰。其次，马一浮长期心情悲观，且起伏剧烈。每当许久未收到亲友来信，他都会躁动不安，所谓“月余不得故国一字，令人愁绝。”[20]马一浮三姐早夭，十一岁丧母，十八岁时二姐病逝，十九岁丧父，二十岁丧妻，赴美时也不过二十一岁。举目无亲，孤苦伶仃，产生种种悲观之情也是可想而知。正如其诗所记：“景物非殊国已分，形骸未灭心先死。微尘意劫尽狼烟，眼底唯存厌世观。”[20]悲国悲家，思友悯己，游学期间的种种身心痛苦始终如影随形，使马一浮心伤、厌世而难自持。

在英文不足、身体病痛以及心理纠结等因素的限制下，马一浮自然无法较为高效地学习西学。对此，他的日记中亦有清楚表达。初至美一个月，他就感慨，“无聊甚，开卷辄不能尽页，……盖不译文法于是三日矣，甚叹自治之难。”[20]且其自制力始终无明显改善。五个月后他自责说，“二十日来，未尝读书，不自振作，如是安可活耶？从今日起，发愿不懒惰。”[20]但仅十日后，他又“竟日无聊，不作事。”[20]于是他再次悔恨道，“来此忽忽七月多矣，曾无尺寸长进，何以自对。从今日起发愿自立课程。”[20]随即制定读书计划。但仅过五天，他却又感慨，“日来大不适，且病，甚懒惰，不克自治，可若何。”[20]想必，日记中所谓“无尺寸长进”，可能并非谦辞，而是反映了他当时修习西学的实情。

总之，若通过其日记来仔细考察他最久的海外游学经历——十个月的旅美经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马一浮的英文能力尚未达到通畅阅读的程度，他的身心状态也使其不能充分、有效地迅速进入西方学术思想的世界。

除上述因素之外，马一浮对西学的态度从当初的渴慕一转而为拒斥和批评，或许也和他旅美期间接触到一些西方世界内部自我批判的思想有关。例如，他当时非常看重《政治罪恶论》这本著作，不仅在日记中有多达十次提到购买和翻译此书的记录，且回国后还重新进行了翻译。这本对其早年思想颇具影响的书，也曾被晚年的马一浮专门向学生提及：

意大利人某君著《政治罪恶论》Political Crime，……彼意直以为政治便是罪恶。又如罗素对于现代国家亦深致不满，托尔斯泰亦然。[21]

这里的关键在于，《政治罪恶论》强烈批评了马基雅维利主义，暗合儒家的道德倾向，对马一浮产生了重要影响[22]。且这段语录是由其学生王培德、刘锡嘏所记，彼时他已回国多年，其思想相当确定。由此可见，马一浮旅美期间所接触到的西方思想的自我反思之作，竟成为日后他借以抨击西学的助缘。

马一浮对于西学的拒斥，与其旅美期间的窘迫状况恐怕也有一定的关系。马一浮自幼颖悟过人，对于知识的学习必有自信。但在游学期间，外文能力的限制，异域文化的隔膜，想必令其自信心大受打击。他的身心状况，与这种挫折感应是大有关联。而这显然又会反过来影响其外文能力的提高。外文能力不能迅速提高，自然又直接制约他对西学的领会。如此一来，马一浮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隔阂，自是可想而知。在这种心理挫折之下，较之赴美之前的满腔热情，他对待西学的态度就很容易一变而为严重的拒斥。结果，由于对西方学术并未真正登堂入室，马一浮便开始回归中国的传统，将世界以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西学的先天不足，试图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谋求救世之道。就此而言，马一浮的作品中少有西学因素，即使提及也唯有抨击，其中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马一浮对中西学术差异的分判

正是在旅美十月及旅日半年回国之后，马一浮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较之出国前的如饥似渴，迅速展现出明显转变[23]，“成为20世纪初中国涌现的众多的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学子中的早早回归传统的一位。”[24]随着对儒学的回归，他开始了对西学的强烈批评。

马一浮曾用“性”与“习”来分判中西学术，并据此来抨击西学。在他看来，这两者足以概括中西学术的本质特征，且这一对概念不只是描述性的，本身即是一种价值判断。他说：

东方文化是率性，西方文化是循习。西方不知有个天命之性，不知有个根本，所以他底文化只是顺随习气。[25]

那么，“性”与“习”各自是何所指？他说：

性为人所同具，是公共之物；习为后天所起，则人各不同。又曰：性是真常，习是虚幻，真常不变，虚幻则随时可以变易。[25]

在这段话中，“性”的观念体现了马一浮会通儒佛的思想特色。在他看来，“性”既可以是儒家的“天命之性”，也可以是佛教的“真常”，是不变的根本；而“习”则是虚幻的，是后天所形成，“经验即自习气中来也。”[25]既然西学“循习”而中学“率性”，那么中学显然远远优于西学。

据此判断，马一浮认为，西学“循习”的后果，必然是对物质欲望的过度追逐。他说：

西方学者以满足欲望为人生之最高境界，故贪求物质享受而至于争夺残杀。中土圣贤教人则以行仁由义为人生之最高境界，故不重视物质。[25]

进而，马一浮从源头和根本上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优劣比较，对作为西学根源之一的希腊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

希腊之文化，海盗商人之文化也。酒色歌舞，好勇斗狠，故其政治只尚力。中国则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25]

中土圣贤之学，道理只是一贯，故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二之则不是。西方自希腊以来，其学无不以分析为能事，正是二体之学。[26]

这里，马一浮直接将希腊文化贬为“只尚力”的“海盗商人之文化”，将源自希腊的西方学术评价为割裂体用的“二体之学”。他还曾批评西学说，“虽亦言真理，终是心外有理，不知自性本具。”[26]对他而言，西学既然无以见“性”，也就难以“求仁”，而“任何哲学、科学，任何事功，若不至于仁，只是无物，只是习气。”[27]

可见，通过分判“性”与“习”，马一浮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中学是体认“性”的学问，向内探求人人固有的仁、义、礼、智，不以外在的物质、经验以及过度的私欲为转移；西学则建立在“习”之上，促使人向外驰求物质、功利和私欲的满足，“人之好战、好利、好为人上，决非其性然也，习为之也。”[27]

既然认为中西学术有如此霄壤之别，马一浮遂在方法和内容上严格划分中学与西学的界限，提倡传统儒学“反求诸己”的治学方法，即所谓“一于义理，重在体验，不轻未学，不贵多闻。”[27]他对“用科学方法研究儒学”[26]深为排斥，强调“但好以义理之言比傅西洋哲学，似未免贤智之过。”[26]尤其是，他坚决反对视儒学“为过去时代之一种哲学思想而研究之”[26]。

可在当时，西学已不可避免地被引入中国，并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下，马一浮虽并未对西学毫无余地加以排斥，但他始终不以西学的引进为“先”、为“重”。这一点，在他1939年给熊十力的一封书信中有清楚的流露，所谓：“书院所讲当自有先后轻重，并非拒西洋哲学不讲，以西洋哲学学生当以余力治之，亦非所亟也。”[27]他坚定地认为，“吾国固有特殊之文化，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27]若毁坏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正是“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26]尤其在日本侵华时期，马一浮随浙江大学一路西迁，颠沛流离，更加痛惜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失。在他看来，中国自近代开始师从西方之时，便已埋下祸根。他说：

今天下大患，惟在徇物肆欲而不知率性循理。此战祸之所由来，……吾昔尝为诸子言，言富强者必极于不仁。……从变法自强递变为科学救国，为革命抗战，只是魏源流派所衍，不能出其范围。言师夷已自沦为夷，言制夷卒为夷所制。[27]

由此可见，思想成熟后的马一浮不仅否定西学，更对百年来引自西方的任何救国思潮和行动嗤之以鼻，认为其皆是“徇物肆欲”的体现。用他的话说，“凡言改造社会，救国救人，皆是习气语。”[27]不仅如此，马一浮还提出，“中国行夷狄之道，则夷狄之；夷狄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26]向西方学习，即是“自沦为夷”。而马一浮之所以认为“言富强者必极于不仁”，是由于在他看来，逐物尚利的西学是导致暴力与侵略的温床，所谓“今世界方有暴力哲学，故国际间恒以侵略为患。”[27]至此可见，马一浮对西学的批评，已到了无以复加的敌视地步。

马一浮坚信建立在“心性”之上的中国文化终可复兴。他信心满满地提出：“中国文化是建树在心性上，心性不会亡，中国文化自然也不会亡。即使现代的文化全被毁坏，心性却不能毁坏，则中国文化终有复兴之日也。”[26]以至于他在为浙江大学所作校歌中的最后一句“树我邦国，天下来同”[26]，虽当是指儒家立场的“和而不同”之“同”，但若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人士的角度来看，这又未免会予人以民族主义的观感。

四、据“六艺”之学批评西学

1938年，马一浮避寇泰和，借为浙江大学诸生作毕业讲演之机，正式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所谓“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他提出，“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28]显然，以“六艺”之学来分判学术门类，实际上是以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为出发点和归宿。关于“六艺”之学与西学的关系，马一浮认为，“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28]具体而言，自然科学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统于《春秋》，哲学则视流派而分别近于《易》《乐》或《礼》。

然而，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人愈发正视西学的影响，西式学术分科和研究范式逐渐被更多学者所接受。而一些自然与社会科学学科，则是中国传统学术本不具有的内容。但马一浮依然高呼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自然引起了许多非议。如1939年，叶圣陶就曾在给王伯祥的信中评价道：“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29]而马一浮自己也深知这一观点会招致怀疑。他说：

今人受科学影响太深，习于分析，于六艺内容一无所知，而轻视渐甚，故于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必不肯信。[28]

于是，当有学者就科学与六艺的统摄问题与他争执时，马一浮也不过多解释，而是回应说，“足下既不以为然，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可矣。”[30]他认定，西学是不知“性”的“习气”之学，且可被统摄进“六艺之学”的框架内，所以若只向外务于西学而不向内体究“六艺”，则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可谓枉费工夫”[28]。但显然，近现代以来，各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愈发专门、精细。传统的“六艺”之学，已不再是专治某些特定学科的学者所必须措意和精研的核心内容，至少已不再一定作为某种学问的内在之“本”。对此，马一浮殊为不满。在《马一浮全集》中，曾被他提到过的“西来学术”，包括了文学、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等。其中，马一浮对西方的古典文学较为肯定，“浪漫主义失之浅，古典文学多有可观。”[28]除此之外，其它所有的“西来学术”，都遭到了他的严厉批评。

关于哲学，马一浮的解读和批评多是立足佛教唯识学而展开。对于“哲学”的译名，他指责说，“哲学译自泰西，意云爱智，爱智即是执见，执见即是法执，应在破除之列，故其为名不妥。”[28]他还以唯识学来分判西方哲学，所谓“西方哲学如以唯识判之，则唯物论一边是相分，唯心论一边是见分。康德之评判哲学还是见分。至于自证分、证自证分，西方学者皆未曾悟到。”[28]字里行间，都显露出马一浮对西方哲学的学术规模和内涵的轻视。而且在他看来，西方哲学的这些不足，究其缘由依然是中西学术中“性”与“习”的根本差异。他评论说：

哲学家可与析名，难与见性。[30]

若欧洲哲学，不论古近，悉因习气安排，故无一字道着。[30]

据他判断，以“析名”见长的西方哲学仅落于“习”的层面，始终无法体究天命之性，故难有真正的价值可言。

关于社会学，在游学北美时，马一浮尚对其表彰甚力。他赞叹道，“社会学者，科学中之最高者也。”[31]且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代表人物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非常钦佩，阅读了大量斯氏著作。但在思想逐渐成熟后，马一浮对社会学的态度由崇拜急转而为贬斥。他说：

治社会学者，动言家族起源，由于掠夺；中土圣贤所名道德，悉为封建时代之思想；经籍所载，特古代之一种伦理说。……而不知其失之诬也。[32]

在马一浮看来，传统的心性之学绝不仅是有待被发掘的古代伦理思想，反而是一切学术的根基。从评述中，他似乎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社会学的全部内容，对社会学的学科规模和内部谱系缺乏足够的了解，而这与他旅美期间的阅读经历亦不无关系。从早年的推崇，到后来的反感，此过程正暗合了他在仓促涉足西学之后彻底回归传统的思想轨迹。

关于西方科学，马一浮同样表示了排斥。照他的看法，科学执着于向外逐物，必然无助于彰显天命之性，“科学极旨，谓能尽物之性，而不知尽己之性。”[33]因此，在1917年，当马一浮见晚辈欲出国留学，便回信劝道：

今日所谓科学，大都艺成而下之事。求之异国，既勤苦难成，欲归而施之实用，又于道鲜适。……窃谓林君始冠之年，似不必以居夷留学为亟，且当研求义理，修之于家。[33]

马一浮试图说明，西方科学溺于器物而无涉道德，青年学人若不以“义理”为先，即便“彼发明家亦精思以得之，但是一偏一曲之知耳。”[32]而强调科学的艰辛而不实用，又何尝不是源自他游学北美时修习西学的亲身体验？曾经短暂地博览西学群书，却终究未能使马一浮深入西学之堂奥。想到自己的这番“无用功”，无怪乎他会在这封信中格外赞赏友人“恪守程朱”[33]。

马一浮还曾对西方心理学提出批评。他说：

西方心理学，或以知觉、作用言心，或以刺激与反应言心，更是粗不足道。[32]

这里的“刺激与反应”，显然是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马一浮能注意到这一观点，固然体现了他学术涉猎的广泛。但心理学的“心”乃是经验或生理意义之心，指人的生理或精神意识；而在儒学传统中，“心”虽然可以指示生理之心，但也有作为本体的最高实在，以及天地万物的主宰。马一浮以儒学的“心”评判西方心理学的“心”，就必然导致认识上的疏离，反映出他对西学之理解的先入为主，失之表面。

平心而论，马一浮对西方哲学、社会学、科学与心理学的指责都有失偏颇。而类似的批评言辞，在其著述中还有很多。总体上，对待“西来学术”，马一浮均严守中学立场，将其纳入“六艺”的统类下，并予以边缘化。在他看来，由于西学在立学宗旨上不能以“尽性”为本，在治学进路上执着于向外驰求，故在研究内容上必然为“习”所染，因此是舍本逐末、无甚意义。

总之，马一浮对中西学术的分判以及对西学的拒斥是耐人寻味的。熊十力也难以接受马一浮对西学的敌视态度，两人以相知而始，以分途而终，背后的原因之一恐不能不归结于双方对待西学态度的差异。1947年，熊十力在给胡适的信函中说，“绍兴马君谨守程、朱，颂其精华，亦吸其糟粕。在川时有复性书院一段关系。论教法各异，竟以亲交而成水火。”[34]这正是对马一浮在文化观及西学观上所持保守态度的批评。曾有留洋经验的马一浮对西学的态度从早年的汲汲以求转变为后来的全面排斥，而从无留洋经验的熊十力反而始终对西学抱有开放的襟怀，本文之作，正是试图对这一问题的前半部分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答。

五、结语

从马一浮的学思历程来看，他早年一度钻研西学，可惜的是，虽曾修习数门外语，但却未至“精通”。短暂的海外经历和西学涉猎，也没能使他达到深入西学而登堂入室的境地。马一浮后来以“性”与“习”来分判中西学术，对西学的各领域都充满轻蔑乃至敌视，既是缺乏平等与开放心胸的表现，也反映了他对西学之理解的局限和片面。

在西学传入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情况下，马一浮对西学态度的变化及其成因，很值得深入思考。青年时曾“欲唱个人自治、家族自治”[35]的马一浮，年长后竟提倡父母之命，所谓“今少年喜言婚姻自由，斯实夷狄之道，不欲贤更蹈此失，宜一禀父母之命。”[35]游学时因听闻家乡绍兴“办女学堂”[36]而欢欣鼓舞的马一浮，后来讲学复性书院时竟以“妇学实礼中之一目，今尚未能设置”[35]为借口，婉拒了女性学者的求学之请。这种现象及其背后原因，很难仅以“回归”二字来解释。一方面，这也许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执着和留恋；另一方面，由于外文能力等诸多限制，对西学只能浅尝辄止而无法深入堂奥所造成的内心纠结，恐怕也不能不是需要留意的因素。

当然，无论马一浮对西学的掌握如何，也无论其局限的缘由何在，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造诣是毋庸置疑的。正由于早年即奠定了深厚的国学素养，他最终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回归绝非流于姿态。“诚”与“真”是儒家和中国文化尤为注重的崇高价值，本文之作，即在马一浮与西学这一问题上力求发乎“诚”而得其“真”。在本文看来，消除附会在马一浮身上的虚誉，还其真实，才是对其更好的铭记与致敬。

注释
 
1 专门研究马一浮思想的著作，大都介绍了他游学北美的经历，并由此展开推论，如“其知识与学问的收获与拓展可是不小”（刘梦溪：《马一浮与国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1页）。有很多研究充分认可马一浮的西学造诣，如称赞他“谙熟西方学术文化”（毕养赛：《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序第1页），“学贯中西”（吴光：《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小传》，载《马一浮全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05页），“中西学养皆高深博厚”（罗义俊：《“从习气中解放出来”——马一浮儒学的系统性格及其旨要》，收入吴光：《马一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页）。也有学者谨慎地对马一浮的西学掌握程度表示疑问。例如，“不能认为马一浮对西方 有过相当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刘乐恒：《马一浮》，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页），“对西学的研究只能说是泛观博览，……远不是通透。”（滕复：《马一浮和他的大时代》，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2 吴光：《马一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2页。
 
3 丁敬涵：《马一浮交往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3页。
 
4 毕养赛：《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第200-201页。
 
5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页。
 
6 丁敬涵：《马一浮先生年谱简编》，《马一浮全集》第6册，第1-93,5-9页。
 
7 《马一浮全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8 《马一浮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8页。
 
9 今译本即[法]博洛尔：《政治的罪恶》，蒋庆、王天成、李柏光、刘曙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马一浮的译本已由于文博整理完毕（布诺德鲁易：《政治罪恶论》，马一浮译，《中国文化》2015年第1期）。
 
10 《马一浮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4页。
 
11 《马一浮全集》第6册，第10页。
 
12 据学者研究，马一浮翻译的《政治罪恶论》确有价值，见孙宏云：《〈政治罪恶论〉的早期中文译本》，《政治思想史》2016年第2期。
 
13 今译本即[俄]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丰陈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马一浮的翻译只有三章，是译自英文，其称作者为“杜思退”，载《马一浮全集》第4册，第437-450页。
 
14 这是马一浮翻译的一首莎士比亚（“谢客”）诗作。载《马一浮全集》第4册，第451页。
 
15 载《马一浮全集》第4册，第313-315页。
 
16 《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655页。
 
17 《马一浮全集》第6册，第6页。
 
18 林桂榛曾详细列举了马一浮在北美期间的阅读书目，并将其日常活动概括为五方面：第一，担任清政府公职；第二，外出休闲游览；第三，学英文和钢琴；第四，购书、读书、译书；第五，写信给亲友。参见林桂榛：《马一浮游学北美述略》，载《马一浮全集》第6册，第400-428页。可见，马一浮用于学习的时间未有太多，恐难对西学产生突飞猛进的掌握。
 
19 《马一浮全集》第5册，第13,13,11,25,27,24,28页。
 
20 《马一浮全集》第5册，第15,38,49,49,29,27,5,35,38,38,39页。
 
21 《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678页。
 
22 参见于文博：《〈政治罪恶论〉与马一浮早期思想》，《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23 马一浮的前后期思想比较，可参见柴文华：《论马一浮的中西文化观》，《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
 
24 滕复：《马一浮和他的大时代》，第37页。
 
25 《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738,738,602,725,675页。
 
26 《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730,691,418,406,425,20,735,745,80页。
 
27 《马一浮全集》第2册，第491,412,903,496,514,845,413,679页。
 
28 《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6,17,575,740,655,573,728页。
 
29 叶圣陶：《致王伯祥》，《马一浮全集》第6册，第354页。
 
30 《马一浮全集》第2册，第963,476,414页。
 
31 《马一浮全集》第5册，第46页。
 
32 《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77,600,732-733页。
 
33 《马一浮全集》第2册，第728,375,376页。
 
34 熊十力：《致胡适》，《熊十力全集》第8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8页。
 
35 《马一浮全集》第2册，第248,769,914页。
 
36 《马一浮全集》第5册，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