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哲】想要研究《周易》，这本《周易新注》一定不能错过

想要研究《周易》，这本《周易新注》一定不能错过

作者：钟哲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十八日辛丑

耶稣2022年4月18日

《周易》有“群经之首”的称誉，在既有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周易》作为最具核心性的经典，一直发挥着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历代学者均有校勘、注释与解说之作，构成了系统连贯的《周易》解释史，亦即易学史；并且广泛延展到学术的各个领域，奠定其基础世界观，造就其哲学思维模式。《周易》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枢纽以及思想观念生发之渊薮。

《周易》文本的制作与演变历史

迄今通行的《周易》文本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制作出来的，并一直有所演变。其中最显著的历史节点有殷周之际《易经》的制作，春秋战国时期《易传》的创作，两汉《周易》经传本的正定，魏王弼《周易注》与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奠定通行本。

殷墟甲骨卜辞

易为起源于上古的数字占筮术，它运用蓍草计算而成卦，根据所成卦的状态预言占问之事的吉凶悔吝。最早的易可以溯始到见于殷墟甲骨和周原甲骨上的数字卦，这一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而按照古史传说，易始于伏羲画八卦，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者，则有伏羲重卦、神农重卦、文王重卦三说。又按照史传记载，夏、商、周三代各有其易，夏代之易曰《连山》，商代之易曰《归藏》，周代之易曰《周易》。

伏羲八卦方位图

以《周易》文本论之，今本《周易》分经文部分（称《易经》）和传文部分（称《易传》），二者作成年代有前有后。《易经》作成于殷周之际，从经文中记事判断，其下限在西周成王时期。《易传》作成于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其中最晚的文本可能在汉初才写定。

在《易经》制作之前，易已经产生并运用了很长时间。按照文王重卦说，周人制作属于自己的易，肇始于文王，此后由历代掌易的筮人逐步完善而定本。现有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均不能确定文王之前易的更原始的面貌，零星的发现尚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形态。

《易经》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由六十四卦构成的文本系统，包括六十四卦及卦名，每卦下有卦辞，每卦六爻下有爻辞。这一制作过程可以统称为“系辞”，亦即系辞于卦、爻之下。这些辞的来源当是以往占筮积累下的记录材料，编纂者有所选择，且有适当改造。经过系辞的环节，远古流传的易被重新建构成专属于周代的易，并紧密地关联于周王朝的国家政教，卦爻辞文本中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和天命、人事观念。

六十四卦图

易作为占筮术，其基础在于筮法。而《易经》并没有记录周初系辞时的筮法。当时用某种筮法占筮之后，是以所得六个数字直接排列成卦，还是转写为阴阳爻再排列成卦，尚难以确认。成卦之后，还需要将占问之事与占问的结果相结合，从而做出预见性的解说，这一解说的基本原则也是未知的。故此仅仅通过《易经》，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结构与功能都完全的易的体系。并不是说周初的易是不完全的，惟其史料有阙，不足征也。

要得到一个结构与功能都完全的易，需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易传》的出现。在《易经》与《易传》合体后，明显的变化出现了。首先，由阴阳爻排列成卦，并且六爻之卦被分解成为八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单卦的组合；其次，《系辞传》给出了一种完善的、可运用的筮法，亦即大衍之术；再次，《彖传》和《象传》给出了解释卦与卦爻辞的各种易例。此外，《序卦传》还给出了一个六十四卦总体的排列次序。尽管《易传》中包含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观念，辨析其与《易经》的差异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借助《易传》，我们是无法让“周易”——一套占筮术及其相关的文本体系——完整地呈现的。如果把《易经》和《易传》切割开，不借助《易传》单独看《易经》，那么只能得到一些史料而已。就像出土一套车马，我们只知道它的形态，不知道如何让它重新运转起来，更不知道它应该发挥什么功能，达到什么实用的或非实用的目的。

自孔子晚年传习《易经》，到传经之儒作《易传》，《周易》被纳入“六艺”或“六经”的学术传统之中。按照《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初年传《易》学者，以田何传授为正统。五经博士中，《易》有施氏、孟氏、梁丘、京氏四家，民间有费氏、高氏两家。同时按照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汉初有个“正《易》传”的过程，战国时代产生的诸多《易》传，经过挑选，以《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序卦》、《说卦》、《杂卦》等十篇附于经本之后，有“十翼”之称。西汉末刘向校中秘书，所见各家《周易》均十二篇，即上、下经加十篇传。刘向还见到一部古文的《易经》，以之与今文各本相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刊刻石经，《周易》于是有石经本。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东汉古文经学家开始采用费氏的经本，其代表为郑玄的《周易注》。郑玄并没有传承费氏的易学，他只是采用了费氏经本，而费氏经本与古文经本相同，因此说郑玄转用古文经本也未尝不可。郑玄《周易注》对于经传文本的编排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即将《易传》的《彖》、《象》分拆，次列在六十四卦之后，《文言》次列乾、坤之后。此后王弼《周易注》又进一步将《彖》、《象》分拆，次列在六十四卦的卦辞下和爻辞下，遂成今通行本之文本形态。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因为《周易》未遭秦火，所以教授未绝，传承有序。西汉初年的易学都出自田何，其后传统中的各家文本，基本相同，只有少量文字差异，且这些差异也被持守家法、师法的学者忠实地保存了。东汉在今文各家之外，又有学者转用古文经本，但是今古文之间的文字差异也不算大。这些都是刘向校勘之后给予说明的。我们把这个最早出于田何，中经今、古文各家相互校正，曾刊刻于石经，经郑玄编排，最终亦为王弼所用的文本，看做是经过汉代正定的《周易》文本。经学史常常并用书、师两个标准来衡量其传授状况，这个汉代正定的《周易》文本——尽管不是单一文本——可以说一直有书、有师，尽管发展过程中有升有降，有断有续，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脉络是清楚的。

《周易新注》的解经原则及特点

《周易新注》是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新编新注十三经”系列之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锦民先生对通行本《周易》进行校注、解读的一部佳作。作者之所以将解释的对象定位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定型的《周易》文本，主要是这时的“周易”筮法、六十四卦、卦爻辞、易例等各项俱全，结构与功能均是完整的。

鉴于以往经传一体、经传分离两种解释模式各有其局限性，此次注解则融合二者，从双重视域进行阐发，首先使经和传的解释各自保有其独立性，然后把传视为最早的，也是必要的初始解经之作，尽力使之与经结合，以传合经，而非牵经就传。

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宋本王弼《周易注》为底本，以三种宋刻本、三种简帛本（上海博物馆楚简、阜阳汉简、马王堆帛书）为参校本，吸收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周易兼义》的校勘成果，参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以及历代注家所收异文，进行校注。

《周易新注》（新编新注十三经）

作者在书前对《周易》的文本形成、演变、内容构成、易学源流等进行了简洁而清晰的论述，对于初学者了解《周易》的产生、发展，以及厘清《周易》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帮助很大。

具体到经传文下，作者首先利用旧注、辞典等对文字做了最基础的训诂；其次，在解经的过程中，利用其他经传做旁证，以经证经，以传证传，并征引先秦至汉魏时期史传、诸子、文集等材料，进行补充完善；再次，对所列各家注释进行辨析和发挥，辅以诸多有见地的案语。除校注外，作者在上下经每一卦后还有“疏义”，在保持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又尝试设立新的方法论，即将“政教之所自”看作是通贯全书的基本观念，试图将卦爻辞的内容纳入到殷周之际广大的历史背景中，推天道而明人事，进而窥探其背后的国家政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