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抵心安即是家：儒家心学一系“家”哲学的另一面向及其现代影像

来源：“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二月廿一日乙亥

          耶稣2022年3月23日

主讲人：陈立胜

1月5日上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于线上举行了2022年度首场“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也是本系列讲座的第26讲，题为“大抵心安即是家：儒家心学一系‘家’哲学的另一面向及其现代影像”，主讲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陈立胜。讲座由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建宝博士主持并评议。

陈立胜教授由1930年4月18日国民政府立法院亲属法修订会议中、时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有关“姓、婚姻和家庭的去留三问”生发问题意识，立足民国时期“家庭革命”中“毁家、破家、去家”等强烈的反传统思潮和传统儒家重视家庭中的断裂，试图通过回思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的沿革特征，解答“一个视‘家’如命的儒家文明，为何会出现革‘家’之命的现象”这一问题。

据此，陈教授将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循序渐进地介绍了近现代“家庭革命”的历史文献，儒学史中与其相映的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的特点，心学“家”观念和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的连续和断裂，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儒学“家”观念的安顿。

一、近现代“家为万恶之原”的思潮回顾

陈立胜教授介绍，近现代革“家”之命的思潮代表着“国家”与“世界”双重视野下的“家”之退场。对此，学术界已有系统的阐释，学者赵妍杰在《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中梳理道，家庭革命的总体格局在国家主义视野下突出“家有令子而国无公民”的“国民”和“家人”的身份对峙，在世界主义视野中表现为“去家界而为天民”（康有为）的“世界民”和“家人”的对立。毛主席将家庭革命的讨论精确概括为“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等研究问题。这一思潮也体现于当代新儒家学者的言论中，如熊十力称“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马一浮曰“儒者自大贤以下鲜不为家庭所累”。然而，陈教授补充，尽管近代“家庭革命”言及“毁家、破家、去家”之厉，但其实际影响是有限度的。

这种严厉的革“家”之思是如何形成的？陈教授归纳了两种通常解释：一，这是现代社会转型的现象。这种解释认为，任何一个普世的教会、跨越家庭的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突破家庭的限制，也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要求和表现，如基督教中亚伯拉罕献子与上帝、佛曰“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锒铛”。学者王汎森指出，近代知识分子认为家庭是阻碍迅速凝聚社会力量的“藩篱与隔阂”，“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汉一《毁家论》）。家庭作为传统社会的缩影，成为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现代性原罪”。二，这是生产方式变化使然。冯友兰先生归结，近代产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社会本位的机器生产取代了家本位的人工生产，使人之生老病死皆在社会中，“人虽无家、亦可生存”。

陈立胜教授认为，两种常见解释局限在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偏向中，正如余英时、张灏言“过渡强调西方冲击……可能会道治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根据儒家传统沿袭的独特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家庭革命的发展一定也依托于中国传统的内源性动力，儒学史中应当存在使中国摆脱过去，但又自相矛盾地存留了部分文化模式的思想渊源。

二、心学一系“家”哲学的另一面

为追溯家庭革命的思想渊源，陈立胜教授选择回溯到“家”哲学思想具有显著独特性的阳明心学一系。陈教授认为，阳明心学一大特点在于对“亲”的演绎。王阳明晚年时将“亲”系统性阐发为“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亲民”思想，如“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禽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亲民堂记》）、“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答顾东桥书》）、“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传习录》）。阳明心学的“亲”打破了先秦儒学中从亲亲、仁民、爱物中对客体仁爱的自然次序，不加区别地用于所有仁爱的对象，天地万物都成为了“一家之亲”的范畴；继承了程朱理学中对“私欲”的批判，认为天下之人用“私智”行“私欲”，遂致天下无序、民人陷溺、万物失所，而“致良知”使人“克有我之私，去无语之蔽，复心体之同然”。与程朱理学相异的是，阳明心学在强调私欲的时候，不仅将个人的血气作为私欲，同时把家庭也归为私欲的源头。

由此，心学一系“家”哲学渐而出现身家之私、身家之累、心安是家、友道第一、为“出家”辩护五个主要观点。第一，“身家之私”将个人家庭列入私欲范畴，认为“人心有私欲，只因有身有家……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为家，其心愈公，则其善愈大”（王龙溪）。第二，“身家之累”指家庭作为世情俗态的领域限制了为学，为己之学必须在一共同体才能完成，“男子以天地四方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王龙溪）。至阳明后学时，系统性描述了超越小家的观点，“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中国为一身，而不计自己之身”（罗近溪）。基于此，衍生了第三个重要观点“心安是家”：阳明《守岁诗序》中介绍弟子董萝石“年已七十，终岁往来湖山之间，去住萧然，曾不知有其家室……曰‘天地且逆旅，奚必一亩之宫而后为吾舍耶？’”。结合阳明心学兴于明末清初的特殊时代背景，其对家已有另外想象，谓“见满街都是圣人”“家在何处，孝为何物”。陈教授认为，心学一系衍生“家”的概念，究其实，阳明心学的终极关怀者方是“家”，此“心”安处方为心学之家。

根据对个人身家的突破和“心安是家”的延伸，心学提出了“友道第一”的观念，以期用“友道”调整、涵化“家庭”一伦，“君臣、父子、长幼、夫妇之伦，非朋友不尽”。甚或拔高友道的地位，“人之精神，屈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伸于朋友……人则朋友最耦也”（陈继儒）、“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何心隐）、“朋友之交贯于四伦之”（杨甲仁）。友道之重的变化其实寄寓着现实政治的关怀，由于晚明官场的混沌，大道之行在现有的政治网络中无法展开，惟有通过特殊的社会组织（讲会）方能落实。维系这种用以践道的社会组织，则必赖于游离在传统君臣父子等纲常外的友道。出于“择一地与同道践行心中大道”的愿景，甚至阳明本人也羡慕起了一种类似的社会组织——“佛教”，并提出“事有宗盟，朋友得以相聚相磨”的教会意识。因此，心学一系逐渐出现为“出嫁”辩护的声音，“吾中国之圣人，虽无出家之名，而有出家之实”（杨复所）、“（孔夫子）虽名为在家，实终身出家者也”（李贽），这与批佛“逃父出家”的程朱理学截然相反。陈立胜教授指出，心学一系中“孔子在家出家论”与中晚明三教合一思潮不无关系，更折射出中晚明商业文化崛起的时代背景；但其内在原因在于中晚明蔚然成风的讲学活动、因“共了性命”需要而建构的性命共同体、和由此透出的“成己、成人、成物”淑世使命感的空前高涨，呈现了如墨子刻所说的“儒家修行生活中的‘内在精神生活’与其强烈的宗教意义”。

对于心学中“家”哲学的特色论点，陈教授总结其均是由“一体不容己”的仁学情怀而来，要求突破身家私累的限囿，与同志结社为“会/孔氏家”，实现“道、学、政”三位一体的共同体。于此，学人方得到“心安”之感，彻底满足“成己、成物、成就”感和使命感。

三、连续与断裂

那么，阳明心学的“家”观念与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是如何关联，又在近代的时代变局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陈教授认为，阳明一系的家观念，不仅成为近代家庭革命的精神材料和文献凭借，而且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主题上的递进性与思维模式上的对应性：

主题上，近现代“毁家、破家、去家”思想是接续“万物一体”“天下一家”心学精神而演进的一个结果，如康有为《大同书》“吾人之身通天、通地、通人”、梁启超“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但其中也有微妙差别，阳明没有杀身破家的理念，近代新仁学论述更强调为了成全“大家”而不惜“杀身亡家”的面向。

思维模式上，二者都有“悟道”的现象，心学既有王艮“托天悟道”，又将“明明德”与“亲民”一体部分、自我拯救与拯救世界一齐，这与康有为“忽见天地万物皆成一体，大放光明”以追求精神动力、青年毛泽东“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在形式上都呼应。

思想意识上，阳明“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与谭嗣同“厄运就要到了！”的呐喊在“深刻的危机意识、迫切的心情、动的倾向”上也类同，岛田虔次称其为传道的使命感和近代革命的紧迫感的一致性。

同时，阳明心学与家庭革命中的家观点也存在四个显著的断裂：

其一，“仁”作为“异质的纵横之通”变为“同质的横通”，心学中“一体无间”的“一体”从未脱落“身-家-国-天下”的存有脉络，是“根着父母，连着兄弟，带着妻子”的儒家仁爱母体，由此无限延伸到“贯古今、联遐迩”的天地大身子，而近代新仁学的“通”是打破中外、男女、上下、人我的“无差别的横通”。

其二，新仁学中“友道”从五伦中的友道变为一伦独大的友道。心学“友道”根本上在于“成全”而不是“取代”其他四伦，但谭嗣同“新友道”将友伦递进为社会组织的唯一之伦，传统儒家的人伦社会被同质化、清一色、纯洁的友道共同体取代，“新天道”中传统儒家的“天地位、万物育”被“能自主者兴，不能者败”的物竞天择取代。

其三，弹性伸缩的公私观变成硬性的大公无私观点：阳明心学中，团体、国家、天下的公利价值的优越性色彩不断递进，独善其身依然可以是士人的选择；但在现代公私论中，“大公无私”成为基调，一家之私与大群之公义是零和关系，截断了传统儒家独善其身、守道不回的隐退之路，拔去了人在家中自足存在的合理性。

其四，近现代认为齐家和治国没有必然关系，“家虽至齐，而国仍不治；家虽不齐，而国未尝不可治”，“齐家”正当性的丧失意味着“修齐治平”链条的断裂。

四、如何在现代社会安顿儒“家”

基于对心学一系“家”哲学的梳理和其与近现代社会的演进的探讨，陈立胜教授从“家”出发反思全球视野下的现代性。陈教授认为，现代性的隐忧在于现代个体作为“无负担的自我”出离自身，本质上是“无家可归”，个体丧失了与他者的可靠联系造成了“失序”。

对此，金耀基先生指出儒家可作为“第三条路”的文化设计，用修齐治平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人间秩序。但这一设计因“家”和“公共领域”的调和困境而矛盾：尽管“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共同基调是批判传统中国的“家”，但家之内的个人是去自我中心化的依存者，家之外的个人是不具有公共意识的狭隘个人主义者，个人自由和公共治理形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必须将个人从“家”成员身份扩展为社会公民身份，一方面从传统的家的集体中找回孔孟儒学所强调的个体的尊严与独立性，一方面将传统家的亲和的人际间纽带扩大到社会的陌生人上去。这种诠释的方向与杜维明先生的“儒家社会”设想也相应和。杜先生认为，需在“信赖社群”中达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之路，建立一个“以‘为己之学’的价值观和不断‘自我实现’的道德律令为基础，又形成基于自由和权利观念发展保障公民隐私的法制”的儒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为一切关系之中心而非孤立个体。

金耀基教授

陈教授指出，回顾心学一系的在社会变革中的烟花，欲践行“儒家社会”的理想化设计，需要恢复“齐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激活“齐家”在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回归阳明心学中“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观念，在“身-家-国-天下”的存有脉络中重建一种既能安顿个体自尊与自由，又能保障人际和谐的社会秩序。具体实践中，需要系统深入的理论阐释工夫。讲座中，陈教授举例介绍了两个向度的设想：一，重新联通私域的“家”与公域的“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关联性，重新激活杜维明先生“信赖社群”指下的资源；二，重新阐述“家”存在向度的深刻精神内涵，进一步阐释作为人伦纽带的“孝”的作为爱和信赖原型的“慈”。

2020年“嵩山论坛”主题对话现场：

“如何重建信赖社群”

主持人王建宝博士总结认为，陈教授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立意深刻的发问和资料细腻的证论，精读了心学一系的哲学面向，并试图基于此打通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底层逻辑。其中，与精神人文主义契合处有三，一来契合了当代新儒家对于儒学宗教性的研讨，二是通过存有的延续性汇通东西方哲学的分疏，三是通过精神人文主义转化发展儒家仁道。陈教授基于白居易“无论天涯与海角，大抵心安即是家”的文学表达，发于哲学深度，涵纳宗教超越，最终回到了伦理安顿，呈现了一场层次分明的“家”哲学和社会演变的深思。同时引出了对于人伦日用中的修身，政治哲学中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以及信赖社群和三期儒学发展的进一步的讨论。

此外，现场观众也积极参与问答，与陈教授就阳明心学“教会”的广义解读、“家庭革命”的时代性、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方案和婚姻制度的存续等细节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陈立胜教授回应问题同时，再次点出传统儒家齐家之道需要经历现代性的转化，厘清“家”到底是信念之家，政治之家还是人伦之家；其中，儒家的“家”是人伦重要的、可以进退的场合，也可成为弥合、消解现代社会观点差异的根据地。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