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泉书院：邓恩铭烈士成长的摇篮

作者：叶文举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廿五日己酉

          耶稣2022年2月25日

荔泉书院是贵州省荔波县历史上第一座书院，同时也是荔波县历史上最重要的书院。它创建于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年），当时的知县蔡元陵为了兴办教育，在城西街孔庙的左方动议修建书院，并先题其匾额为“荔泉书院”，书院由此得名。可惜因财力有限，荔泉书院在蔡元陵的手中并未动土开建，直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时任知县武占熊投入充足的财力方使荔泉书院修建正式提到日程上来，荔泉书院也有了基本的规模。道光八年（1828年），继任知县杨以增又扩建了五间魁星阁、五间讲堂、斋房九间，这个时期的荔泉书院就其建筑而言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规模。不幸的是，同治五年（1866年），荔泉书院毁于兵燹。5年后，新任知县钱壎移址城东县署旧基再建荔泉书院，重新修建了五间上房，十间厢房，正中有三间作为文昌阁，前门还有三间房屋。光绪元年（1875年），在任知县苏忠廷为之书写“荔泉书院”，并悬挂在正门之上。荔泉书院现在的建筑形态基本上是由此奠定的。

独特的运营方式

荔泉书院袭用了书院一般所采用的课试形式，开设有十课，在二月初一日开课，在十二月初二日封课。与其他规模较大的或级别较高的书院不同的是，荔泉书院属下没有学田（旧时官府拨给书院办学用的公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书院运行的经费）或岁修田（书院学田的一种类型，其田租收入作为书院每年院舍维修的专项基金），甚至没有膏火田（书院学田的一种类型，其田租收入用于支付书院肄业生徒的生活费），其用于生徒的膏火主要来自于地方官员、驻地军队人员，甚至是书院本身职员的捐赠，如职员黄玉墀、刘咏芝等曾捐钱一十至四十千文不等，通事杨万清、蒙学清、杨时清、朱树琪等捐钱二十千文，营兵屠兴贵、陈锦云等捐钱一十至二十千文不等。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书院建于晚清时期，商业气息浓厚，这些捐赠的数百千文钱一般交由斋长管理，由他负责“交商生息”，将每月产生的利钱来支付书院的膏火费用，且为了防止贪污或私人占有的可能性，书院将捐钱生息的事务不专门掌握在一人之手，“由斋长轮流经营，勿得擅动，以期久远。”这种膏火运营的方式在其他书院中较为少见。

荔泉书院虽兴建于清朝没落期，且又在较为僻远的县城，但其最初的动机仍然承继了传统书院的兴办宗旨，即以昌兴儒学、服务举业为目的，书院首倡者蔡元陵就说：“并以兴书院、迁学署同举为请”，他拟将代表官方的学署迁到文庙之右，而将代表民间的书院置于文庙之左，“拟构讲堂学舍，俾诸生得以肆业”，文庙、学署、书院，三者相互呼应，显然都是为了尊崇儒学。在蔡氏看来，这是所谓的“盖一举而三善备焉”“吾道可南，人文炳蔚”。大而言之，荔泉书院是建立在贵州水族、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集中的偏远区域，而书院教学内容主要是以中原儒学为主，这说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接纳了传统儒学的影响，尤其像杨以增等这样一批中原儒者主政荔波之后，他们实际上想通过书院的教育来教化地方的民众、淳正地方的风俗。

现代教育的母机

众所周知，书院以课考为主要的教学形式，其教学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科举考试服务的。建于清代晚期的荔泉书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的形势需要，其教育的理念也有所变化。后期的荔泉书院旨在提升生徒的人文素养，锤炼他们的意志品质，荔泉书院晚期的教育理念颇近似今日所言的素质教育。清代末期荔泉书院的教学活动有其独特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孕育了贵州荔波近现代学校教育新的因素。

1910年，因新式教育的影响，荔泉书院被改称为“荔波公立两等小学堂”，可以说荔泉书院已经由封建时代的传统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过渡。1912年，荔泉书院又被改名为“荔波公立两等小学校”，由书院之名到学堂之名，再至学校之名的改易，反映了荔泉书院已经正式进入到现代教育的发展阶段。其后，荔泉书院多次改名，如1923年，改名为“荔波县立初高两级小学校”；1936年，又改名为“荔波县立安涛小学”；1937年，又易名为“荔波县立城区小学”。新中国成立后，荔泉书院改称为城关一小，现在为玉屏第一小学。这些变化说明荔泉书院已经踏入现代教育不断发展的进程。当然，无论荔波现代教育如何发展，它都是基于荔波县最重要的书院——荔泉书院的久远影响，换而言之，荔泉书院是荔波现代教育的母机。

邓恩铭烈士求学之地

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也是最年轻的代表，同时又是唯一中学生的代表邓恩铭烈士1913年来到荔波县县级小学两级高级部（前身即为荔泉书院）读书，度过了近5年的学习生涯。邓恩铭在这里学习了国文、地理、历史、修身等课程，高小的教育开阔了邓恩铭的学习视野。邓恩铭天资聪慧，学习勤勉，又多才多艺，成绩与同班同学蒙庆安不相上下，常常互为一、二名。尤为重要的是，邓恩铭在此遇到了青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为深刻的高梓仲老师，高梓仲是清代光绪年间贵州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之一，在日留学期间，受到了孙中山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濡染，拥护辛亥革命，回国后来到了邓恩铭的母校任教，可以说是荔波县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将科学、民主的精神渗透到课堂教学，使得邓恩铭的眼界不再局限于僻远的县城，而能投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对苦难的民众，目睹饱经沧桑的家园，邓恩铭在高梓仲的启蒙下，应当说在高小读书期间就有了济世安民的远大抱负，在校期间就写过“甲午战役丧海军，辛亥革命推满清。勾通外国那拉氏，直捣皇陵李自成”这样充满战斗激情的诗歌。1915年6月，作为学生，只有15岁的邓恩铭带头参加了荔波县城反日讨袁的爱国运动，抵制日货，焚烧日货，初现革命斗士的风采。

1917年9月，邓恩铭投奔济南的二叔黄泽沛，继续求学。远赴千里之外的齐鲁大地，邓恩铭固然是因为有升学的直接需求，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其在高小学习阶段就已生成的“救国”与“自救”的愿望。邓恩铭离开家乡学校前所作的多首诗歌业已抒写了他兼济天下、安国兴邦的宏伟抱负与捐躯赴国难、不得中顾私的奉献精神，如《前途》诗云：“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述志》诗又曰：“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这些诗歌悲凉之中透着高亢，为了黎民社稷，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情怀力透纸背。邓恩铭临行前与弟弟邓恩荣、邓恩光话别时曾说道：“抬头望家园，河山依然，背井离乡，鹏程远大。改造旧面貌，我着先鞭”，充分体现了心忧黎民、改造社会的担当感与责任感！可见在荔波高小读书的邓恩铭已经是一位志存高远、心怀天下的英雄少年！

当然，荔波书院毕竟是一个县级书院，书院的教学人员数量不会太多，水平也未必很高，格局难免有所拘囿。即使后来被改造为荔波县级小学，其对知识的教育、素养的提升，已远远不能满足少年邓恩铭的求学愿望。邓恩铭在1920年9月14日给父母的来信中就曾慨叹道：“前几天男（即我自称）代表本校出版部上天津参观南开，见人家的学校这么样大，学生这么多，功课这么好，回头想想我的小学母校怎么样？……我的功课怎么样？简单答起来，小学、中学都不好。至于我的功课呢，读了十来年的书，还是一个‘依然故我’。想起来前途茫茫，真叫男伤心呵！”不过，前身为荔泉书院的荔波高小毕竟成就了邓恩铭的少年求学经历，尤其培养了他深沉的爱国情怀，邓恩铭自己也说过：“但是放开眼看一看荔波的青年，能有几个像我所处的地位？不禁我又转悲为乐了”，这也让邓恩铭感动终生。

荔泉书院正门有楹联曰：“百年孔庙泉水绿，卅代弟子荔枝红”。诚如其言，荔泉书院对荔波的儒学传播功不可没，也为荔波近现代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还培养了邓恩铭烈士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播撒下了红色文化种子。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