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合写哲学论文点赞

作者：马蒂亚什·莫拉维克 彼得·韦斯特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本文写作时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换句话说，你将多次看到“我们”这个词，看到“我们的”思想和观点。如果你习惯于阅读哲学著作的话，刚开始可能觉得怪异得很。很可能你马上就注意到这一点了，我们打赌，这将影响你阅读此文剩余部分的方式。因为哲学通常都是个人论证和观点。我们常常被告知，研究哲学就是学习伟大的思想家。一个哲学文本往往被认为包含了单个思想家的思想、意见、例子、论证和观点；是认识此人看待世界的门厅，窥见这位思想家回答重大问题的尝试。

 本文不是这样的。它的两位作者是同事，拥有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在哲学写作上有大致类似的想法。我们一直在反思共与他人一起写哲学论文的好处，其中一位甚至建议我们可以写一篇有关合作写论文的论文。另一位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于是两人提出了问题，并思考了如何回答问题。几分钟之内，文章的大纲就出来了（就是本文）。这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我们能够对某些事充满信心，因为还有另一个人针对各种建议或点头同意或摇头反对。两人都觉得，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独自出去散步，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不过，虽然合著有这些看似明显的好处（不光是哲学几乎任何别的学科也如此），在当今哲学研究的著作中，合著作品仍然是少数。我们认为这是怪异的。

 在分析哲学---逐渐支配英语世界的传统中，这样的发展特别令人吃惊，因为该传统的创造者最初旨在将哲学转变成为他们认为的“真理探索的科学”。在科学中，大部分论文都是合著。随便浏览一下《柳叶刀》上有关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论文就会清楚地看到那些促成突破性的疫苗生产的研究都是合作成果，涉及到大量研究团队。与此同时，在很多人眼中，撰写哲学著作与艺术创作更类似，那是一种创造，源自聪明但通常很奇特古怪和挥霍铺张的作家，不大可能被局限在科学领域的那种实用性劳动分工。

 对若干可敬的哲学期刊《努斯》（Nous）、《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心灵》（Mind）、《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过去四期的粗略考察强化了这个印象。所发表的文章中不止一个作者的只占五分之一。在少数超过两位作者的论文中没有一篇超过三位作者。如果人们更深入地探讨20世纪的哲学史，合著的作品就更罕见了。那些哲学合著作品几乎都是与同一个同事一起完成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牢不可破的纽带。他们作为哲学原子的写作最终被广大读者当作单个哲学家来看待。如果在谷歌上输入“德勒兹（Deleuze）和-”，所有推荐意见都是“和瓜塔里Guattari”。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莱兹曼·斯坦普（Eleonore Stump）和诺曼·克雷茨曼（Norman Kretzmann）身上。其他人的隐蔽合作关系（或没有明确说明）如著名功利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不怎么出名的妻子哈莉耶特·泰勒·密尔（Harriet Taylor Mill）。再往前追溯，合作几乎全部消失了。除非人们愿意认为莱布尼茨和克拉克（Leibniz-Clarke）的通信视为合著作品或将柏拉图的对话视为是他和苏格拉底的合著，否则大部分哲学家都是受到狂热崇拜的独狼式人物。

当然，我们可能发现同样著名的独狼式科学家（如费曼（Feynman）、霍金（Hawking）、爱丁顿（Eddington）、布莱恩·考克斯（Brian Cox）。这样的人是因为其研究还是在公众场合露面或者其他科学普及活动而闻名天下是大有疑问的。这种情况与一些赢得全球声誉的哲学家类似， 这些明星并非因为学术著作而是因为其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如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或者因为其准哲学文学活动如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或者因为其政治立场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或者因为普遍的、滑稽的怪异性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哲学是1927年的伯格森和1950年的罗素）一直都只是授予个人，物理学奖则总是授予团队。这说明，说到科学研究，大众认为的独自进行科研的天才观其实没有抓住重点，科学进步需要的是多人合作。

 说到科学研究，大众认为的独自进行科研的天才观其实没有抓住重点，科学进步需要的是多人合作。

本文是两人合作的成果。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想法是在沿着杜伦大学威尔（Wear）河边散步的时候产生的，这个过程很好玩儿。当然，享受这个过程并不说明它一定成功。但是，我们使用的方法（合作的普遍要求）提供了一些好处，很容易为众多作者或学界同行评审论文分享---尤其是跨学科的合作。首先，合写论文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合写论文能减少花费在写作上的时间，减轻找人评阅和反馈的负担。节省时间的好处对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研究者尤其宝贵，他们往往陷入时间不够用的困境，而且被期待科研成果丰硕，现在甚至是学界岗位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合作过程本身也要花费时间（有时候需要达成某种妥协和让步），但是至少，我们都感觉到了写作的困难大幅度降低了。当然，就像任何任务一样，这取决于你和什么人合作。

 但是，合写论文的好处也可以延伸到哲学领域之外。这些好处包括几乎立刻实现的同行评审、来自友好同事积极刺激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比课题申报时隐隐约约的截止日期压力仁慈多了）、“哲学劳动”（任务、专业知识和研究）很容易的权力下放。使用在线平台（如谷歌文件）让人能很容易抹去出自不同人手的各部分差异，实现无缝对接。实际上，在我们写本文时，都当场建议修改或改变对方写的话。如果我们做得好，你应该不知道具体这个句子到底是谁写的（你们永远也不知道）。

合著还允许意见分歧推动我们预先处理问题或注意到某些棘手问题，此时的适当回应就是承认这种窘迫困境（an aporia），即认定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状态。众所周知，柏拉图也承认这一点。17世纪哲学家玛格丽特·卡文迪许（Margaret Cavendish）做的是，因为没有弄清她和同代人的明确分歧（或任何交集），她写出在自己心里的两套思想的“对话”，出版了自己和虚拟的朋友之间的一系列书信，任由读者来评判。在找不到真实的合作者时，想象的伙伴就算是最好的办法了。任何优秀的哲学家都会告诉你，意见分歧是该领域的核心---那为什么不为写作过程也留下存在意见分歧的空间呢？

如果整个过程如此美好，人们肯定询问为什么合著不是主流现状呢？我们相信答案之一就在于上文提到的人们崇拜孤独的天才。认知科学家丹·斯珀伯（Dan Sperber）提到这种现象类似于“古鲁权威效应”（guru effect）。他2010年的论文（攻击他眼中的大陆反启蒙主义者德里达、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描述了这个过程，其中有些哲学知识分子就是依靠哲学晦涩难解的特征赢得权威身份和偶像地位。

这里出现了思想学派和派别中典型的集体动力学，受人尊敬的大师晦涩难解不仅是思想深刻的标志，而且是他们天才的证据。如果让崇拜者独自阅读，阐释一个又一个篇章或许缓慢强化他们的崇拜之情。现在，将其阐释和印象与其他崇拜者分享，读者发现其他人对大师的崇拜和信任，找到了理由去考虑自己的阐释没有充分展现文本的天才思想。因而，这些读者往往变成了弟子和新入教者。

 一个个体或许故意写出在他人觉得晦涩难解的东西，但在与人合写论文的时候很难做到，合作伙伴可能看破其花招，所以最终还是独自写作。当然，除非孤独的天才找到同样喜欢晦涩的伙伴，如斯珀伯（Sperber）可能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说的话。

即使人们不相信斯珀伯的主张，即有些哲学家故意晦涩难解，现有可能存在其他解释。其实，人们发现分析哲学中有类似的情况，合著作品同样稀缺---这个途径本来以积极回避晦涩难解的文笔而自豪的。分析哲学家常常竭力做到表达清晰，正如约翰‧卡丁汉（John Cottingham）所说，有时候到了连特定哲学分支领域之外的专家都觉得乏味无趣面目可憎的地步：

辩论已经变得如此深入，双方专家都投入巨额精力设计最微妙的论证和相反论证来支持其观点，以至于任何人若没有专业的或职业的动机都不大可能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在这概念糖浆中蹚浑水。

更笼统地说，罪魁祸首可能是阅读的困难，无论是因为晦涩难解引起还是专业性太强的缘故。毕竟，甚至分析哲学家都能在解析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找到满足。

但是，斯珀伯的解释指向正确的方向。无论古鲁权威（如果用语正确）是如何产生的，其存在本身都强化了这样的印象，即开创性的哲学是哲学家个人做出来的。反过来，很多哲学大腕（如斯拉沃热·齐泽克和约旦·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公众形象又强化了这种印象。就像音乐界的大腕明星一样，哲学的展现降落在极富创造性的个别天才身上。我们上文提到的大思想家几乎总是与同一个同事合作，正如吉他手往往坚持留在同一个乐队里而非转到另一乐队去敲鼓。流行音乐乐队中的创造精神被认为转向单一方向，可以说（当乐队中一个成员离开，乐迷们哀叹音乐“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而不是不同音乐人在该乐队的不同时段表演不同乐器的集体成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凯文·帕克（Kevin Parker）的温驯高角羚（Tame Impala）乐队。

 我们认为哲学处于风气心态大为改观的时刻；“孤独天才”的神话被抛弃，转而鼓励和承认合著。

 我们认为哲学处于风气心态大为改观的时刻；“孤独天才”的神话被抛弃，转而鼓励和承认合著。尤其是，我们认为尤其是职业生涯初期的哲学家（无论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或者在市场上求职）都应该积极大胆地相互合作---不是加入“课外活动”小组如读书小组或者研讨班组织，而是加入写作过程本身。至少在欧洲和美国，大部分哲学训练都涉及到学习做自己的研究和写自己的哲学作品---这体现在传统的独立撰写学位论文的模式。我们认为，哲学学生应该被鼓励和伙伴一起研究---或许合作完成课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本科生常常合作宣讲论文，但这种合作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就消失了）而且，我们认为，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哲学家不应该过分担忧合作发表的作品“不算数”或者被严格审查究竟在合作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哲学专业整体上应该竭尽所能承认合写论文是得到完全承认的论文。

看到哲学领域开始严肃看待合著真的前景光明。最近，若干同行评审论文已经在探讨合写哲学论文的好处了。有人注意到合著带来的如何标明何者做出什么工作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一篇论文需要罗列千名作者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的科学领域。在真正的哲学风格方面，约书亚·哈伯古德·库特（Joshua Habgood-Coote）最近的论文提出了作者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还有作者署名历史的有趣讨论）。但是，应该注意到，很多讨论仍然集中在科学合著问题---给人感觉合著仍然仅仅是科学界的现象。有迹象显示，哲学家们在哲学领域也渴望合著，如约书亚·米勒（Joshua A. Miller）和埃里克·施莱瑟（Eric Schliesser）四年前的博客文章中呼吁更多合著，并提供了合作写论文的建议，包括模仿法庭争议风格的合著作品。其他人如乔·马扎尔（Joe Mazor）建议并置“双方观点”的写作途径可能提供一种单个作者无法实现的客观形式。不过，不幸的是，合著仍然远非常态。

 我们并非要推动激进的变革。我们注意到，合著在科学界是主流，但哲学家们只是高唱合作赞歌而已。其实，专业哲学领域最高水平的合著的确开始出现了。正如我们暗示的那样，情况可能在慢慢改变（在我们上文提到的《努斯》期刊上，过去四期中25%的作品是合著。）但是，笼统地说，从专业角度看，哲学作为孤独天才的研究领域的认识也应该改变，合著不应该被视为新颖的或需要辩护和解释的东西。换句话说，与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相反，哲学家们应该习惯于阅读“我们思”而不是“我思”。

作者简介： 

马蒂亚什·莫拉维克（Matyáš Moravec）杜伦大学博士后副研究员。研究领域集中在亨利·伯格森的哲学、分析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之间建立联系上。他也对20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对伯格森的接受感兴趣。 

彼得·韦斯特（Peter West）杜伦大学早期现代哲学教学研究员。研究兴趣是有关心理表现的早期现代理论（尤其是伯克利（Berkeley）、卡文迪许（Cavendish）和阿莫（Amo）。他也有兴趣研究哲学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尤其是苏珊·斯蒂宾（Susan Stebbing）的著作。

译自：IN PRAISE OF CO-AUTHORING by Matyáš Moravec and Peter West https://www.thephilosopher1923.org/essay-moravec-w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