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的地方更好些

作者：大卫·伊根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在试图向学界之外的人介绍哲学是什么时，我有时候会讲个老掉牙的笑话。一个醉汉在路灯下跌跌撞撞地找钥匙。有个好心的过路人问他是否记得在哪里丢失了钥匙，他指向街道的远处。“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找呢？”过路人问到，“因为有光的地方更好些啊。”

11月初，大卫·布尔热（David Bourget）和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发表了2020年哲学论文调查报告，这是他们自2009年就开始进行的年度哲学调查的续集。该调查旨在提供该学科的总体研究状况，其采用的手段就是调查活跃的哲学家在一系列熟悉的哲学问题和辩论中的立场。该调查公开声明的首要目标具有社会性：获得哲学家所思考问题的实证性答案。两位作者猜测，调查结果或许还能提供真理所在位置的某些迹象：“如果哲学有向真理聚拢的趋势，那么哲学家的观点或许能提供某种指南让我们窥见哲学观点的真理。” 

2020年的调查包括40个“主要”问题还有60个专业性更强些的“补充”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提供两三种选择，让受试者表明他们接受、偏向接受、中立、偏向反对、和拒绝每个选择。比如，受试者能够说明自己更喜欢心灵的物理主义还是非物理主义，或偏爱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主义、自由意志论还是平等主义等，或偏爱古典逻辑还是非古典逻辑。有些调查问题询问特定的哲学两难问题如在纽科姆问题（Newcomb’s Problem）上你应该拿一个盒子还是多个盒子。其他问题是询问你有关哲学方法或哲学进步的更笼统看法。所有这些问题都容许替代性答案如“接受替代性选择”、“这个问题太模糊，无法回答”或者“没有重要事实”。该调查报告核查总结了1785名哲学研究者的回应，这些人都是在能授予学士学位的哲学院系工作并发表过英文论文的专业人士。

我对此工程有些疑虑，但我应该首先承认它的美德。该调查是以“哲学论文网”（PhilPapers）及其相关网站为代表的更大工程的组成部分。这些网站是该专业领域极其宝贵的资产，两位作者为建立和维护这些内容所做的工作值得每个人心怀感激。调查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文件。作者注意到，“今天的社会学是明天的历史，这些结果或许对未来的哲学史家有些用途。”对此，我想补充一句，调查本身是21世纪初期哲学社会学的有趣记录。存在这个调查，以及调查以这种形式存在，这些本身都很能说明问题，2020年调查的方式与2009年调查就有不同，比如添加性别哲学和种族哲学问题就显示了一种转变，说明哪些问题吸引了哲学主流的关注。

调查提出了强有力的假设，涉及哲学是什么和哲学如何进行等问题。当然，哲学是什么和哲学如何进行等是永恒的哲学问题，但调查征询了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问卷调查本身已经是对哲学实践的某些观点的编码。调查似乎暗示，哲学包含了一整套清晰的问题，其答案通常被绑在两三个选择之中。要辨认出哪个答案正确的会非常困难，但调查暗示，那正是哲学探索之所。哲学家们就在从事提出论证之事以支持一整套问题的这个或那个答案。

我发现最有意义的很多哲学探索其实并不采取这种形式。相反，它挑战这些问题本身。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认为，哲学上有关这个或那个主义的争论遇到压力之后就会分崩离析。比如，他在《逻辑哲学论》（第5章第64节）和《哲学研究》（第§402节）中都论证说，表达唯我论主题的尝试最终并没有说出使其区别于现实主义的任何东西。海德格尔（Heidegger）特别是在其后期的著作中暗示，竭力去寻找答案的冲动暴露了缺乏耐心的毛病，而这往往阻碍真正的质疑。海德格尔写到，各种主义的泛滥证明了这种期待，即所有观点都应该被轻易公开交流和沟通，这种期待要求我们将其拉平并包装起来供大众没有多大困难地消费。设想一下让维特根斯坦或海德格尔去填写哲学论文的调查问卷，你就明白我为何有些担忧了。

把哲学当作对系列问题提出确定无疑答案的画面让批评者更接近英美主流哲学。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的论文“吃肉与吃人”并没有对是否允许吃动物或动物产品的问题提供新鲜的答案。非常清楚的是，戴蒙德对吃动物有很深的疑虑，但她的论文的主要冲击力在于反对吃动物的大部分熟悉论证基本上曲解了所谈话题。约翰·麦克唐维尔（John McDowell）的论文“非认知主义与遵守规则”攻击伦理非认知主义，但该文很难说是呼吁人们大力支持认知主义。这篇论文试图显示，这种设置问题框架的方式误入了歧途。你在电车难题中发现的那种使用抽象决策手法思考伦理学的方式已经遭到了很多哲学家的挑战，比如马萨·诺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和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都坚持认为，伦理学更多是观念问题而非决策问题。她们发现，真正的伦理工作在于敏感地看到一个处境，并做出回应。在这种观点看来，伦理学要求某种体现创造性的行为而非从固定的菜单选项中勾画选择。

该调查的作者承认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报道说，“来自非分析哲学传统的受试者常常汇报说，他们感到自己与这些问题格格不入，甚至来自分析传统的受试者有时候也说这些问题反映了一种相对传统的哲学观念，并不能充分代表2020年进行的哲学研究。”作者补充说他们“为带来这种疏离感表示道歉，并誓言要在下次调查时做得更好些。

但在我看来，我们并不很清楚他们是否抓住了这种疏离感的本质。他们写到“我们做了些尝试，要从非分析传统提出问题，但很难找到目标群体足够熟悉的候选对象。”首先必须指出，如果你排除边缘化传统问题的理由基本上是因为它们被边缘化了，这样的道歉听起来就非常空洞了。在我看来，关键问题是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已经扭曲了哲学是什么的画面。仅仅通过改变提出的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提出一系列问题有错吗？毕竟，调查的作者并不是试图告诉任何人他们应该如何研究哲学。虽然“哲学论文”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节点，它当然很难证明该调查积极地塑造了研究议程或招聘和晋升的决策。正如作者强调的那样，他们是在为哲学社会学做贡献，根本无意也没有暗示应该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哲学主张。

实际上，我甚至认为作者并不打算以特定方式概括哲学实践的特征。但是，这正是调查有趣和令人担忧之处。问题刺激了受试者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哲学---很多人---应该包括本文作者在内---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种轻推和鼓励。

那种轻推和鼓励与现代大学内哲学专业领域发挥作用的其他力量汇合了起来。为了找到工作和保住工作，哲学家们面临拥有一种“品牌”的强大压力。他们应该能够清晰表达出所在分支领域在做什么，或者他们从事的分支领域的问题应该采用什么研究途径。有些很优秀的哲学家能够很舒适地做这些事，我并不打算暗示对你自己的工作采取这种立场有什么错误，但我怀疑，让你在招聘委员会和课题评审委员会看来如此轻易可读的自我代表是否在任何意义上真的与优秀哲学家的要求相吻合。

调查让人想起据说是社会科学家丹尼尔·杨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的语录：

第一步是衡量任何容易衡量之物，只要能够运行就可以。第二步是忽略不能被衡量之物或者给予可任意量化的价值，这是人为制造的和误导人的。第三步是假定不容易衡量之物并不特别重要，这是盲目性的。第四步是说不容易衡量之物其实并不存在，这是自杀。

布尔热和查默斯并不打算忽略、假设或排除任何东西。但是，调查包括了哲学中的对齐到网格（snap-to-grid）的思维方式，鼓励实践者优先考虑可追踪之物而非有价值之物。调查让人看清了哲学学科的状态。但是，亮度不高的领域里的很多重要探索并不能为统计学衡量指标提供多少可描述之物。

所有这些存在一种风险，让人听起来像是那些在职业领域难以找到坚实立足点的人不断挣扎时的酸葡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观看调查报告也给我在观看网上约会小程序的推销广告时同样担忧的感受。还有极端复杂的事对我来说更加重要得多---其重要性与复杂性密切相关---令人担忧的是，我看到这种事已经被简化成为若干整齐划一的数值点。

译自：Where the Light Is Better by David Egan

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where-the-light-is-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