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良教授谈“实践儒学”大师董仲舒 (视频访谈录)

来源：“董子与儒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乙巳

          耶稣2021年12月23日

李奎良教授：衡水学院原党委书记，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

各位同道，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实践儒学”大师董仲舒。

儒学无疑是一个入世的学问。所谓入世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人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儒学或学问“非为人而为己也”；第二，关注社会，即“群”，关注群的运行和群的治理。孔子总结三代以来的文化成果，创立儒学以后，孔子学以致用，既关注人生修养，更关注社会治理。但是孔子去世以后，儒分为八。“八”，也可能是个概数，因为是后人总结的，可是从历史事实来看，至少有两大学派是孔子逝世以后发展规模比较大的：一是孟子学派，所谓思孟学派；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学派，荀子之前有子夏。孟子学派，主要是发挥孔子核心思想的“仁”；荀子学派，主要是传承了孔子思想中的礼。所以，这就形成中国儒学史上“仁”和“礼”两大发展方向。孟子传承“仁”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人性善”。他认为人性是善的，“仁”的发展就是发扬善就可以了，发扬的渠道就是养心，养浩然正气。后世比较有成就的文化学者，从孟子以后，关学有张载，洛学二程，再就是朱熹和王阳明。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人自身的修养，尤其是到朱熹和王阳明，主要是讲究理、气、欲和心。到王阳明，就走到极致，心外无物，所以这一派姑且命名为“理论儒学”。而荀子这一派，关注的是社会，是社会治理和社会发育，可以命名为“实践儒学”。“实践儒学”的先驱性的人物应该说是子夏，他的学问通过弟子发展为法家。其实不要误会法家，法家的关注点也是社会治理，只不过经过秦朝的实践以后，证明法家的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社会。子夏、荀子都应该说是“实践儒学”先驱性的人物。而第一个“实践儒学”大师应该说是董仲舒，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即董仲舒在儒学史上的贡献。

董仲舒以后，“实践儒学”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是韩愈，他讲究道学，非常关注社会人生，韩愈反佛主要是因为当时佛学对于社会的冲击。再就是清代的康有为，尽管现在我们主要认为康有为是政治家，但事实上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儒学大师。当然康有为的一些观点还是有争议的，我们暂且不说。今天我们重点讨论董仲舒。董仲舒对“实践儒学”的贡献，我的评价或基本认识，是董仲舒的这种贡献是奠基性，我的理由有以下几点。董仲舒将“实践儒学”应用于社会治理当然有很多，我大概总结了七个方面：

第一，构建社会稳定的天人关系模式。大家知道，董仲舒做了一个天人感应的社会治理图示或范式。但是过去有个误解，认为这是一个神学范式，叫做“君权神授”。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所谓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实际上就是“天子”概念或对君王的定位，称为“天之子”。天之子的概念并不是汉朝之后才有的，三代以来，“天子”的概念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完善，一直到周代的时候，形成了非常完善的概念体系，所以董仲舒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对一个已经深入人心的“天子”概念再进行构建或解说，根本没有必要再重申天人关系中“天子”的所谓“君权神授”。那么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这样一个范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解决当时天人关系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即秦朝所造成的君王或皇帝、帝王无法无天，任意所为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也是当时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而且从当时的社会实践来看，秦朝二世而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皇帝无法无天。所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不是为了论证皇帝权力的所谓“神授”，而是为了限制帝王的权利。董仲舒说，天立君，非为君而为民（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这句话很经典，他之所以能这样说，看来董仲舒在这一点上非常清醒。用天人感应来限制君权，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效的。帝王既然是天之子，那么天对你是有制约的，你做得好天会奖励，就有祥瑞；做得不好天就会惩罚，就是所谓的天谴。而天谴和祥瑞的依据是什么?是社会治理得好不好，管辖下的百姓是否满意，这在《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中比比皆是。这是董仲舒的第一个贡献。

第二，构建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格局。董仲舒专治公羊学，公羊学开篇一句话，“春王正月”，涉及历法和天文的非常普通的概念，但是公羊学做了引申，涉及到当时的授时授历，皆由周天子发出。不能政出多门，由此引申出“大一统”的概念。而董仲舒把“大一统“的概念具体化，提出大一统有两个含义：一个叫做政治上的大一统。诸侯王不能各自为政，必须服从朝廷管理；第二是文化的大一统。因为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各种学说在社会上流行，当时主要是黄老之学，法家在秦以后已经消亡，墨家由于其神秘性也消亡了，道家演化成黄老之学存在于社会。正因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不统一，所以”人异说，师异道”，导致“上无所定，下无所从”，所以董仲舒提出，除六艺之科和孔子之说外，其他学术“勿使并进”，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后世的总结，董仲舒的原话并非如此。“勿使并进”，并不是说把其他的学派都消灭掉，而是不能把它和儒学，和孔子之说并列的意思。那么孔子之说就成为国家的主流学说，成为治国的学问。所以这是董仲舒在儒学史上最大的一个贡献。没有董仲舒，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就不可能以后有儒学成为国家社会主流学说的地位，也不可能流传这么多年，影响这么广，以至于现在影响到全世界，这是第二个。

第三，察举制度。汉朝建立以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官吏的来源非常复杂，大概有三个来源：一是“官二代”；二是靠武功或资历，三是靠买官和捐资而授官。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社会治理，所以董仲舒完整的设计了察举制度。察举制度的设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培养管理资源，也就是教育。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庠和序，而且地方上每年要向朝廷举荐两名贤良；第二部分是选拔。由朝廷选拔，对各地举荐的贤良进行考核，考核以后量才而授官，由此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朝廷以及各地方上的官吏，逐步成为以儒生为主体。因为太学和庠序的教育内容都是以儒学为主，使儒生成为官员的主体；第二个变化是，通过这些官员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文官制度，使得儒学思想遍布于全社会，成为社会的真正的指导思想。察举制度到隋朝时发展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比察举制度更为妥当一些，并且给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上升的渠道。这种制度到15世纪的欧洲，英国议会建立文官制度的时候，明确表明，他们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所以察举制度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完整的设计察举制度的就是董仲舒。这是董仲舒的第三个贡献。

第四，“调均”的经济政策。董仲舒认为社会上太富的人多了不行，因为会出现骄横；太穷的人多了也不行，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因此董仲舒所设计的社会管理的理想模式就是“调均”，即不可有太富有，亦不可太贫穷，经济均衡，比之于小国寡民的社会管理模式更进一步。

第五，设计“不与民争利”的官吏管理模式。董仲舒以公仪休为例，他认为，官吏既然有俸禄，就不要置产业，与民争利。董仲舒自己也做出表率，一生不置产业，史书上有明确记载。这种官吏管理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今天的公务员制度全世界通用，只要为官，就不允许经商。

第六，教化的社会治理思想。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有两方面：一方面，地方官员的重大责任就是教化百姓、民众。当然官吏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地方官员品德不好，还将如何教化百姓；第二方面，对百姓重点是教化，而不是管理，这是董仲舒“教化为先”的思想。

第七，“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原则。董仲舒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基础是阴阳学，而五行到底是不是董仲舒的学说，现在还未定论，有学者说，五行也是董仲舒学说的基础，有的说不是，是后人加到《春秋繁露》里的，但是阴阳学肯定是董仲舒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以阴阳学为基础，认为刑是阴，德是阳，若要阴阳协调、平衡，就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主刑辅”的思想有两个意义：一是通过教化使民众明白是非，同时辅助于律法，这样能使社会稳定；第二，是社会的向善。集体向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达到集体向善的唯一途径就是教化，树立良好的榜样，让民众懂得是非道理等，这就是教化的基本内容。“德主刑辅”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各国通用。

第八，确立人际关系的原则，即“仁者爱人，义者正人”。仁和义的关系问题，在董仲舒之前都有论述，但是都是语焉不详，讲得最清楚或比较清楚的是孟子，但是孟子说“仁为门，义为路”，这种比喻有其合理性，但是并不能清楚得说明仁和义的关系。而董仲舒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他说仁是向外的，仁不仅是爱这个生物学上的人，是爱一切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春秋繁露》中提出的“博爱”，就是今天我们用的“博爱”一词，这或许是最早或比较早的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博爱”。董仲舒说，如果仁不是对待别人为“仁”，而是只对待自己是“仁”，那就是独夫民贼，只对自己好，不对别人好。“义”是什么？“义者正我”，义是对自己的，不是对别人的。“义”是对约束，对自己的一种自我管理，如果以“义“约束别人，则是非常错误的。

总之，这八个问题就足以说明董仲舒在社会治理，包括社会治理的方法、原则和举措，是一整套一系列的思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董仲舒是实践儒学的奠基者，开创者，大师。

今天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

（根据访谈记录整理，内容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近复